李光辉
一个周末的上午，在主任的带领下查过房后，我和几个同事在医师值班室内低头写着病历。如果没有新病人入院，一个上午就会这么平静的过去，这是我们每个值班大夫心中都希望的，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这样，我们下午就可以结伴放心自在的去逛街，购物或者看电影，做任何期盼了一周的开心事。
但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打破了我们的幻想。一个乡下中年男子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冲入了我们的平静，跟在他身后呼啦啦涌进七八个壮年男子。女人被放在靠门的椅子上，眼皮耷拉着，脖子软软的斜在一边，除了张着的口，剧烈起伏的胸口让人感到她还在努力的活着，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好像已攥在死神手里。她让我想到菜市场被顾客从水池里挑选出的挣扎在案板上的鱼。也许为了抵抗死神强大的力量，她的左手腕上系着一条鲜红的线，这也许是她从哪座神庙请来的，也许是哪个爱她的人为她系上的。
背着她的男子是她的丈夫，他身材很高，并且膀大腰圆，在乡下应该算是上好的劳力，但此时他看上去几近力竭。然而他的神情却不乏严厉，用命令的口气对一屋子惊诧的目光说，“你们快给她安排住院，她快不行了”。
主任立刻被请来了，全科上上下下都开始忙碌起来。他焦急的望着医师和护士为他妻子体检，输氧，抽血，……偶尔，他妻子发出一两声不适的呻吟，他就立刻冲医生和护士斥责，“你们轻一点！”我们虽然对他的妻子深为同情，但是对他的粗鲁和无礼却从心里厌恶。
和他同来的七八个男人聚在病房门外默默的望着发生的一切，有时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走到女人床旁看看她的气色，然后回到他那一堆人中通报一下近况。他们和女人的丈夫也不言语，好像是对立的两个帮派。
因为他只同意做维持她生命的治疗，反对进行必要的检验，我们很难弄清她究竟是什么病。尽管全院知名的专家都被请来为她会诊，女人的危重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她干燥的嘴唇日渐苍白，只有她手腕上永不解下的红线，闪着生命的火光。
很快，他交上去的住院费就用完了，护士长开始一遍遍的催他再去交钱，不然任何治疗都要停止，已经付出的努力也白白浪费了。
他开始抱怨收费不合理，拖着不肯去交钱，甚至怀疑我们乱用药物，浪费他的钱。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差了，心里都为那个可怜的女人鸣不平，嫁了这样的丈夫真是倒霉。
另一个帮派和他的距离似乎更远了，看着他时，每个人的目光都很冷峻。
最终，他决定回家了。因为女人贴着他的耳朵说，不管怎样，她都要再看家里的孩子一眼，看乡下的家一眼。
回家也是个难题。女人已经离不开氧气袋，并且随时都可能死去。必须借助急救车，才有一丝希望载着她活过4个多小时，见到等在家中的一双儿女。而，车费又是一笔钱。好心的主任亲自出面联系，将原本600元的费用，降到了200元。这已是那个男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而原本要收取押金的氧气袋，也在护士长的担保下免去了，和女人一起上了回家的车。
女人和男人一起走了，还有那个怪异的帮派，给我们留下最初的寂静，以及收费通知单上欠下的300元。我们知道这又是一笔永远要不回的债。
主任后来告诉我们，男人的父亲去年刚得癌症去世，家里为他做手术欠了两万的债，房子也卖掉了。女人的病已经拖了半年多，她从未提过要男人为她治病，身体梢好一点的时候，还到田里继续干活。直到最近，她病情加重到下不了床，她的娘家亲戚派人来给男人施加压力，要他带女人来大城市治病。他们说，“女人嫁过去，就是你们家的人了，不能亏待她。如果不为她治病，就小心有麻烦”。男人背起女人来治病了，娘家人派出了监督团，但钱，他们是不会出一分的。
一个星期后，男人送回了氧气袋，上面系着熟悉的那根红线，还象第一眼看到它时那么鲜亮。男人说，她坚持回到了家，看蓟了儿女，看到了亲切的家，她很高兴。她让他一定要把氧气袋送回来。她把红线解下系在袋子上，说虽然它没能救她的命，但她的心愿都帮她完成了，它还是能带给人好运的一根线。男人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忧伤，只有平静。
男人走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对他微笑。
护士长说，他临走前补上了欠的300元。
我们谁也没有解下系在氧气袋的那根红线，尽管知道，那只是一根普通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