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绝对避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为自己的错误留下开脱罪责的余地。尤其是在有人想陷害你时，你必须要有所准备，使保你的人，特别是上级领导有话可说。
却说纪晓岚，十年含辛茹苦，修成旷古未有的《四库全书》之后，又在皇上60岁的千叟宴上，为皇上的宴会增色生辉，于是就在千叟宴这天，皇上降下谕旨，提升纪晓岚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纪晓岚高兴不迭，上疏恭谢。
清代都察院是全国的最高监察机构，专司考察官吏，整饬纲常。最高行政长官，便是这左都御史一职，官级为从一品，皇上对纪晓岚的器重，可谓非同一般。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也。”到了这年四月，出了一件麻烦事儿，叫刚上任不久的左都御史纪晓岚碰上了。员外郎海升的妻子吴雅氏死于非命，海升的内弟贵宁，状告海升将他姐姐殴打致死。海升却说吴雅氏是自缢而亡。案子越闹越大，难以做出决断。步军统领衙门处理不了，又交到了刑部。经刑部审理，仍没有弄出个结果来。原因是吴雅氏之弟贵宁，以姐姐并非自缢，不肯画供。
经刑部奏请皇上，特派大员复检。
这个案子本来事并不大，但由于海升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怕得罪阿桂，有意包庇，判吴雅氏为自缢，给海升开脱罪责。没想到贵宁不依不饶，不断上告，一时轰动全国，终致惊动了皇上。这回皇上派左部御史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带同御史案崇泰、郑澂和东刑部资深历久、熟悉刑名的王士棻、庆兴等人，前去开棺检验。
纪晓岚接了这桩案子，也感到很头痛。不是他没有断案的能力，而是因为牵扯到阿桂与和珅。他俩都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并且两人有矛盾，长期明争暗斗。这海升是阿桂的亲戚，原判又逢迎阿桂，纪晓岚敢推翻吗？而贵宁这边，告不赢不肯罢休，何以有如此胆量，实际是得到了和珅的暗中支持。和珅的目的何在？是想借机整掉位居他上头的军机首席大臣阿桂。而和珅与纪晓岚积怨又深，纪晓岚若是断案向着阿桂，和珅能不借机一块儿整他一下吗？怎么办？纪晓岚这时断案，只有圆滑了。
打开棺材，纪晓岚等人一同验看。看来看去，纪晓岚看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心中明白，口中不说，他要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景禄、杜玉林、崇泰、郑澂、王士棻、庆兴等人，都说脖子上有伤痕，显然是缢死的。这下纪晓岚有了主意，于是说道：“我是短视眼，有无伤痕也看不太清，似有也似无，既然诸公看得清楚，那就这么定吧。”于是，纪晓岚与差来验尸的官员，一同签名具奏：“公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这下更把贵宁激怒了，他这次连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一块儿告，说因为海升是阿桂的亲戚，这些官员有意袒护，徇私舞弊，断案不公。
乾隆看贵宁不服，也对案情产生了怀疑，又派侍郎曹文植、伊龄阿等人复验。这回问题出来了，曹文植等人奏称，吴雅氏尸身并无缢痕。乾隆心想这事与阿桂关系很大，便派阿桂、和珅会同刑部堂官及原验、复验堂官，一同检验。这样纸里的火炭包不住了，只能将真相奏明：吴雅氏被殴而死。
于是讯问海升，海升见再也隐瞒不住，只好供出真情，是他将吴雅氏殴踢致死，然后制造自缢的伪象。
案情完全翻了过来，原验、复验官员几十人，一下子都倒了霉！乾隆发出诏谕：“此案原验、复验之堂官，竟因海升系阿桂姻亲，胆敢有意袒护，此番不严加惩儆，又将何以用人？何以行政耶？”阿桂革职留任，罚俸五年；叶成额、李阔、王士棻、庆兴等人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皇上在谕旨中一一判明。
唯独对于纪晓岚，乾隆皇上恐怕军机大臣和珅会借机报复，便有意开脱，在谕旨中这样写道：“朕派出之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且他于刑名等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议严加论处。”皇上都原谅了他，那叫别人还说什么？只给了他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官复原职。和珅本想借机把立足未稳的纪晓岚赶下台去，如今看皇上有意袒护，只好作罢，没敢挑起什么事端。
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往往喜欢争取第三者的支持，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可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今天的对头，可能明天就会成为盟友，特别是对立双方都是自己的领导上级的时候，做下级的千万要当心切不可因为一时头脑发热而拥护一方，反对另一方，最好的办法是两边谁也不得罪。
清末陈树屏做江夏知县的时候，清朝著名大臣张之洞在湖北做督抚。张之洞与抚军谭继询关系合不来。有一天，陈树屏在黄鹤楼宴请张、谭等人，座客里有个人谈到江面宽窄问题。谭继询说是五里三分，张之洞就故意说是七里三分，双方争执不下，不肯丢自己的面子。陈树屏知道他们明明是借题发挥，是狗扯羊皮，说不清楚的。他心里对两个人这样闹很不满，也很看不起，但是两人都比自己官大，自己谁也得罪不起。于是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词谦恭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落潮时便是五里三分。张督抚是指涨潮而言，而抚军大人是指落潮而言。两位大人都没说错，这有何可怀疑的呢？”张、谭二人本来都是信口胡说，听了陈树屏这个有趣的圆场，自然无话可说了，于是众人一起拍掌大笑，不了了之，停止了“争辩”。
试想，如果陈树屏附和张、谭二人中的某一位而反对另一位，那一定会惹恼另一位。都是上级，谁给他一点颜色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在上司之间采取“等距离外交”的态度，可能是最保险的。如果说陈树屏在小事上采取这种态度还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范文程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等距离外交”的态度都是明智之选。
被康熙皇帝誉为“元辅高风”的清初大臣范文程历经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官至大学仕兼太子太师，在建立和巩固清王朝中屡出奇谋，是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谋略家。其在清廷任职二十多年，参与军国机密要事，极受皇帝重用。朝廷每次议政，以及草拟各种文书最后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并按他的建议进行修改删订。他谋略过人，上下左右的人都很看重他。太宗皇太极死后，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很多人成为皇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惟有他巧妙地避免了皇族内部的派系之争，最终得到保全。
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病死，因为皇位继承问题事先没有安排，满洲贵族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一时间杀人流血，势不两立。在这场斗争中，作为政治谋略家的范文程可以说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但是出于保身的目的，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没有向任何一方倾斜，并且在任何一方向他请教斗争策略时，他都以臣是朝廷之臣，只为朝廷尽忠，立君乃皇上家事，臣下不便干预为理由，巧妙地回避了，没有得罪任何人。
实际上这就叫英明。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参与这场竞争，在上司的眼里，不论哪一方，你也只是他们利用的工具。假如你一旦站错了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相反，如果你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他们的竞争结束后，你照样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所以，你没必要为没有把握的未来去冒险。而这时候，最为明智的手段就是不轻易表态。
古今一理，虽然说职场不是官场，现在不比往昔，但在领导与领导之间保持平衡，范文程的处世不能不说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