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初期，社会经历了政治秩序初步完善的过程，《尚书·吕刑》这样描述当时的历史：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坏常，鳏寡无盖。
民人相欺，社会纷乱，信义沦丧，盟誓也往往被背弃。蚩尤以严刑镇压民众，民众向上帝申诉无辜受罚的冤屈。上帝了解到蚩尤不用德政、滥施刑罚的情形，同情民众的不幸，也用严酷的手段惩治蚩尤的暴行，取缔扰乱秩序的苗民，又命重黎“绝地天通”。此后历代帝王也都意识到以往弊政之害，于是政治清明，连鳏寡孤独也不再有忧患。
对于所谓“绝地天通”，曾经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国语·楚语下》录观射夫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又说：“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主，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山海经》所谓“献”“邛”，可据韦昭注《国语·楚语下》“重寔上天，黎寔下地”所谓“重能举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远，故不复通也”得到解释。“邛”当作“卬（抑）”。
显然，令民“无相侵渎”，而终于导致“明明棐常”的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是通过“绝地天通”，即某种社会集团被“举上天”，而某种社会集团被“抑下地”这类分化过程而实现的。可能正是经过这一过程，开始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相远”而“不复通”的历史。夏商周各代，均以重黎氏作为政治安定的旗帜“以取威于民”，是颇能发人深省的。《尚书·吕刑》不以重黎为二人。《国语·楚语下》也说：“故重黎氏世叙天地。”《史记·太史公自序》：“故重黎氏世序天地。”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匈奴谓天为“撑犁”，应当也与“重黎”有关。“重黎”这一神话形象，实际上是早期政治权力的象征。
按照龚自珍的见解，“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当时或以为“民将能登天”，“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所谓“绝”“通”，所谓“世叙天地”或者“世序天地”，都说明以某种分化隔绝为特征的新的政治体制，取代了远古“民神杂糅”，权威观念淡薄的军事民主制度。
贾谊在《治安策》中说，君臣上下等级之形成，“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以此而“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帝王之尊犹如殿堂，群臣好比台阶，而众庶如地。台阶层次越多，就距离地面越远，殿堂于是高伟。相反如若没有台阶，殿堂靠近地面，则势必低卑。而“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于是帝王“制为等列”，以求“尊不可及”。
在基本可以反映先秦官制的《周礼》一书中，中央政府的官吏徒属为2.4万余人。秦汉时代大一统的****主义帝国建立之后，官僚制度进一步健全起来。汉初，儒士叔孙通导演诸侯群臣试习朝仪，使汉高祖刘邦由等次的严明意识到皇权的尊贵，史籍中这样写道：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尊卑等次明确的官僚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低卑者对尊贵者的“振恐肃敬”，托举起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威。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官吏这一统治阶层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西汉王朝“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已经超过西汉人口59594978人的0.2%。这一数字，自然还不包括地方基层政权的公务人员。汉墓壁画中标志人物身份的题榜多见所谓“食太仓粟”。“食太仓粟”者，是列入国家编制的正式官吏，此外，还有大量更为众多的低级行政人员，如地位相当于《周礼·地官司徒》中“乡大夫”“党正”“闾胥”“里宰”一类的乡、亭、里的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续汉书·百官志五》说，里的首长，称作“里魁”。汉印中多有“某某里唯”印，有的学者指出“里唯”即“里魁”，可见这些不“食太仓粟”的行政人员也是肩负某种政治责任的****政治的基础力量。
在中国封建时代，官制往往“交侵纷乱”，初则可以精密简易，终而不免繁而益冗。
《新唐书·百官志一》说：
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然是时已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则罢，或遂置而不废。其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中世已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矣。
宋王朝在集中权力的同时，官僚机构变得空前庞大。宋太宗时，一科进士可以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最初吏员不到300人，真宗时10数倍于初，达4200余人，仁宗时又2倍于真宗，达到1.1万余人。地方州县官吏也可以额外暴增，仁宗时，宋祁上疏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因此“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官，就多达195500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更多。而真宗以后，冗官继续增溢，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中国封建官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等级的纷繁。
《宋史·职官志一》说，当时“凡文阶官之等三十，武选官之等五十有六，幕职、州县官之等七，散官之等九，皆以左右高下分属于四选。”《明史·职官志一》说，明代“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从，为级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又“文之散阶四十有二，以历考为差”。皇帝还可以随时增设官职，或者根椐政治需要，削减或增益官吏法定的职权。即使在常规下，官吏的选试、拟注、资任、叙复、升移、荫补、酬赏、封赠等等，也是极其繁重又极其复杂的行政工作，吏部所以在六部中位列第一。
以官僚体制为基本结构，形成了帝王居其顶端君临天下，而百官僚佐作为紧密叠砌的基石，万民则“莫不虚心而仰上”的政治权力的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