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是假托神意的政治预言；纬，则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谶纬，是谶语与纬书的合称。作为秦汉时代兴起的政治神学的标志，谶纬迷信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突出特征。
谶纬同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正统的儒学之间有相互沟通、相互融汇的关系。谶纬显著影响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为封建皇权的合法性和封建王朝的法统提供了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理论依据。谶纬作为一种主要以社会下层为文化基础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影响和引导着极其广阔的社会层面上的民众心理，有时甚至也成为下层群众反抗现世皇权的一种思想武器。
有人认为，秦始皇时代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及“********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等等传言，就是见于史籍的年代较早的谶语。《史记·陈涉世家》说，陈胜吴广起义起初也曾借助神权进行宣传鼓动：“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已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汉高祖刘邦起义，也有夜经泽中斩蛇的故事。明人杨循吉说：“斩蛇事，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乌、跃舟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之计所由设也。”刘邦即皇帝位后，有人就利用谶纬宣传所谓“汉为尧后”的说法，例如：
《尚书中候》：“尧之长子监明早死，不得立，监明之子封于刘。”“卯金刀帝出，复尧之常。”
《诗含神雾》：“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也。”
《春秋握成图》“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
《帝王世纪》说：“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颜师古则批评“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盖无取焉”。
《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时，有齐人公孙卿持札书，“其书不经”，自称“受此书申公”，“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大约在汉武帝之前，谶纬之学还基本处于“无书”的初级阶段。然而自此之后，“纬候稠叠”，“篇条滋蔓”，所谓“时历二汉，朱紫腾沸”，形成谶纬盛炽一时的文化奇观。谶纬成为文化正统，甚至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也满身方士气息，被称作“神人大巫”。
汉成帝时，河决东郡，泛滥兖豫四郡三十二县，没官民屋舍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以不忧职致河决，自杀。汉史案图纬，以为“当有能循禹之功”，于是在犍柯之资阳求之，得资中人王延世，征拜河堤谒者，治河，“三十六日堤防成，帝嘉之，改年曰‘河平’，封延世关内侯，拜光禄大夫，仍赐黄金百斤。”于是伪作图谶谋取富贵形成风气。《汉书·王莽传上》：“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王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乘机下书宣布改制。哀章就封“国将，美新公”。王莽时，卜者王况为李焉作谶，有“荆楚当兴，李氏为辅”语，李通后来就利用这一谶语宣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鼓动刘秀起兵。刘秀平定天下后，李通以“布衣唱义，助成大业”而“特见亲重”，引拜为大司空。
利用谶纬思想取得最高政治权力的典型代表是王莽与刘秀。《汉书·王莽传上》这样记述王莽宣布改制时的虚伪表演：
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枴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灶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借皇天上帝之威，宣示新皇朝统治的合法性。王莽在称假皇帝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十二道符命，又造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及其亲信热衷于符谶的制作，还曾网罗天下通“图谶”的所谓“异能之士”，于是伎数之人，附以诡术，掀起了呼唤王莽“受命”代汉的舆论高潮。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崛起，也得力于谶纬迷信。王莽末年，有道术之士蔡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有人说：“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刘秀决意起兵，直接原因是“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而李通“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这样记述刘秀称帝经过：“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告天祝文中还说到民间流传的谶语的作用：“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刘秀以谶纬兴，即位之后，似乎更崇信不疑，甚至用谶语来决定嫌疑。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中说：“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撰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
《孔丛子·连丛子下》说：“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内学，即谶纬之学。《后汉书·方术列传上》：“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李贤注：“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后汉书·苏竟传》：“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李贤注：“秘经，幽秘之经，即纬书也。”谶纬政治，往往是通过一种不光明的方式来达到不光明的目的，同时，又采取极力强化其神秘性的手法来增益其效应。所以范晔在分析其特点时指出：“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谶纬之隐秘，是与政治的非公开性与****性相联系的。谶纬恰恰在大一统的****主义政治逐渐健全的汉代兴起，绝不是偶然的。
谶纬，很容易成为阴谋政治的手段，当然也可以为反正统的政治活动家所利用。汉昭帝元凤三年，“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眭弘“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匹夫为天子者。”“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檀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弘以“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而伏诛。汉宣帝时，盖宽饶又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于是也以“大逆不道”论，被迫自杀。“汉为尧后”之说，本来是谶纬制作者宣传汉家受命于天的基本论据，被眭弘、盖宽饶更换一个角度，就解释为宜禅让贤人的依据了。甄寻积极为王莽篡权制造符谶，后来竟然伪造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侵夺至于王莽的女儿，于是激怒王莽，下令收捕。“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甄寻手纹据说有“天子”字，王莽则认定是“一六子”，谓父子当戮死。可见，谶语的制作与解释，本来就具有随意性，其本质的谬妄无稽，自然也由此暴露无遗。与甄寻类似，后来公孙述也曾经刻其掌，文曰“公孙帝”，遂自立为天子。
在两汉之际的社会****中，很少有政治领袖不利用谶纬的。最初利用图谶起事，终于取得成功的刘秀，在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而标志着谶纬正统化、法典化、定型化的意识形态改造过程终于完成。张衡说：“《河洛》《六艺》，篇录已定”，李贤注：《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据说即《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还有假托从伏羲到孔子演绎的三十篇，另外加上所谓“七纬”三十六篇，合计八十一篇：《文心雕龙·正纬》说，“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汉明帝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汉章帝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以谶纬释经，制定官颁政治理论教材《白虎通义》，其中仅现存所见的内容中，引述谶纬就达20余处。谶纬之学，已经成为汉王朝以政治法律权力加以维护的正宗神学。
谶纬的最初意义，在于证明政治权力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宣示“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在得到最高政治权力的肯定与崇信之后，这种政治迷信影响政治生活的程度更愈益强化。当时，不同经学流派的歧见也必须按照谶纬的尺度来统一。凡私作图谶及私改谶记者，都受到严厉惩处。汉明帝永平年间，楚王刘英“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以“招聚奸猾，造作图谶”，议为“大逆不道”之罪，终于自杀。淮阳王刘延也因与谢弇、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犯“大逆”之罪，“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促者甚众”。
可是，人们看到，在谶纬迷信甚嚣尘上时，仍有一些清醒的政治学者表现出反迷信的识见与勇气。《后汉书·桓谭传》说，“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光武帝刘秀听纳谶记，桓谭书奏明言其误，以为“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并曾当面向刘秀“极言谶之非经”。刘秀以尹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时，尹敏也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张衡也曾经“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上疏建议“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魏晋开国，都曾附会符命。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等帝王即位，也都曾假托图谶。然而他们似乎仅仅是利用谶纬迷信，并非信而不疑，在巩固政权之后，往往立即严禁图谶，以防他人重演故伎，成为现政权的威胁。曹魏曾“科禁内学”。《晋书·武帝纪》记载，晋武帝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魏书·孝文帝纪上》说，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发布诏书：“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南朝宋大明年间，曾禁止图谶。梁武帝也禁藏谶纬文字。特别突出的是隋代统治者对谶纬态度的急剧转变。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曾宣称：“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朕应箓受图，君临海内。”杨坚受禅后，著作郎王劭数次上表言符命，以为“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并引述纬书一一印证，鼓吹“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杨坚大悦，“以劭为至诚，宠锡日隆”。然而《隋书·高祖纪上》记载，当隋王朝的政权刚刚巩固，就于开皇十三年下令“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据《隋书·经籍志一》，“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此后，虽然仍有查禁图谶史事，但谶纬迷信作为政权力量支持的神学正宗的地位已经改变，图谶已经不再作为“经国之典”，而更经常被下层民众所利用，作为反抗封建政治权力的武器，即所谓“徒为妖邪所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