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韩擒虎传》说，韩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声名”，率军灭陈，实现一统，“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55岁死于“恩礼殊厚”之时。关于他的死，有这样的记述：“无何，其邻母见擒门下仪卫甚盛，有同王者，母异而问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忽然不见。又有人疾笃，忽惊走至擒家曰：‘我欲谒王。’左右问曰：‘何王也？’答曰：‘阎罗王。’擒子弟欲挞之，擒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因寝疾，数日竟卒。”忠义之臣死后主持阴界的传说极普遍，最著名者有寇准、范仲淹、包拯等等。《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玉格》说：
夏启为东明公，文王为西明公，邵公为南明公，季札为北明公，四时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终皆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圣之德，命终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三官之五帝，复一千四百年，方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又有为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易世练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命终当道遗脚一骨以归三官，余骨随身而迁。男左女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处地仙之道矣。
《池北偶谈·谈异四》中，说到这种迷信观念在清代仍广为流传：“世传赵定宇、冯具区皆为阎罗王。近闻比部张屏公四维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梦至一官署，堂庑宏壮，见有官府衣冠坐于堂上披览文书，视之，乃先兄西樵也。张与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问：‘此何地？君所览是何文书？’先兄笑曰：‘此非人间。我已死为神，主此文书，察世人善恶耳。’”“倏而梦觉。张时未闻先兄之讣，特至京师问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殁时，遍体作种种香，当已证菩萨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阎罗王理亦有之。《释典》谓阎罗是嗔相报身，先兄以悲愤殁，岂其征乎！”
忠义之神为阴间主宰的传说，体现了期求在另一世界看到公正的政治的愿望。缺乏政治抗争力量的民众，自然会产生对死后“冥报”的期待心理，他们幻想主持冥司者奖善惩恶，使自己在人世间久久埋藏在心底的冤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都得到洗刷和偿报。可见，“地下主”身份的获得，并不是什么“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并不完全是什么“嗔相报身”，即由于易于激愤的性格。这种传说之所以产生并广泛流布，更为重要的基础是民众对“平生忠厚正直”的“至忠至孝之人”的崇拜。他们是理想政治形态的人格代表。
世间的政治伦理秩序，同样影响着神界。
有许多忠义之神在神鬼世界中居于备受尊崇的地位，例如：伍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越绝书·德序外传记》：“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子贡曾评价说：“胥执忠信，死贵于生。”《论衡·书虚》：“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王充说：“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立祠立庙，无非寄托着某种思情。《后汉书·张禹传》：张禹“拜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度，吏固请不听。禹厉言曰：‘子胥如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楫而过”。《三国志·吴书·孙砲传》：孙砲“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伍子胥作为“民神”的声威，至于唐宋仍不衰。元成宗大德三年二月，又加封伍子胥为“忠孝威惠显圣王”。
屈原
所谓“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自沉汨罗之后，世代奉祀不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义：“（罗城）县北有汨水及屈原庙。”又引《续齐谐记》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汨罗之遗风。”《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历代都多有题屈原庙、屈原祠、三闾庙的诗作。如苏轼《屈原塔》：“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陆游《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范成大《早发周平驿，过清烈祠下》：“三呼独醒士，傥肯釂吾觞”等等。正所谓“相传历千祀，哀悼延八区”，“傩鼓咚咚匝庙门，可怜楚俗至今存”。宋神宗元丰六年“封楚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朱熹曾作《修三闾忠洁侯庙奉安祝文》：“遗祠锡号，帝有愍书。吏惰不供，神用弗宇。乃今修奉，亦既迄功。敢屍灵神，敢陈椒醑。惟神降鉴，永奠厥居。”张孝祥《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
伍君为涛头，妒妇名河津。
那知屈大夫，亦作水主神。
以屈原为江神，又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及《月令广义·岁令一》。
颜真卿
安史之乱时颜真卿为平原太守，起兵平乱，附近17郡响应。后唐德宗时，李希烈反，陷汝州，颜真卿受命前往劝谕，持节不屈，被害。颜德学俱高，兼以忠义，为世人祀为神。传说死后归罗浮为仙道，或说任为“北极驱邪院左判官”。
岳飞
岳飞死后，也多有降神显圣的传说。如“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书其名，众已惊愕，请其花押，则宛然平日真迹也”，“伯颜兵至，是夕大电雷，伯颜望见四山旌旗闪烁，皆作‘精忠岳家’字”等等。《涌幢小品》还记述安陆州岳武穆祠故地“见一伟丈夫跃白马冉冉乘云而上”直入天门，“众欢呼以为武穆露形”的故事。《三柳轩杂识》中，还有“太学守土之神，岳侯也”的说法。
《集说诠真》还说到，民间有以“岳鄂王”作门神者。近代民间流传最广的武士门神，则是秦琼和尉迟恭。
忠义之神声名最为显赫者，莫过于“关圣帝君”了。关圣帝君，或称关公、关帝，其原型是三国时蜀汉名将关羽。关羽受君恩知效报，曹操曾称誉其“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关羽死后，追谥为壮缪侯。千百年来，“关壮缪之祠，至遍于天下，封为帝君”，世人崇奉之虔敬，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五中谈到关羽殁而为神，先则冷落，后则显扬的情形：
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县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于是，赵翼提出这样的疑问：“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其实，关圣帝君之祀由衰而旺的事实，正说明越来越强化的****政治对于“忠义”的要求越来越急切了。执政阶层人为地抬高关羽在神界的地位，是要为全社会树立一尊作为政治道德楷模的偶像。
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关羽香火之盛，又是以一定的民间意识基础为条件的。民众倾向的形成甚至未必与官方的尊崇同步，前者或许可以先于后者。赵翼就注意到“宋时关王庙亦已多”的事实。吴仰庵《小匏庵诗话》也发现早在明万历年间关羽“进爵为帝”之前，元诗中已有“关帝”二字，以为元代诗人“不应用后世事，疑必元代先已封帝，今不可考矣”。
通过这些现象，或许也可以察见我们民族传统政治心理的某些特征。例如“忠”的传统意识之根深蒂固，显然又可以得到新的补充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