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倚重的人物，由他负责经理赈抚局事务。
胡雪岩负责经理赈抚局事务，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收殓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因战乱而一度中止的“牛车”。牛车是因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从前，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达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却又阻淤泥。贫穷妇女没钱雇轿，只好艰难地迈着小步在泥沙中踉跄而行，时常还有陷踝没顶之患。此时，胡雪岩恢复工捐设牛车，迎送旅客于潮沼之中，大大便利了百姓。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推三阻四，结果只捐1万两。
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说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陷绍兴时死去的署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递禀，告发廖子成之死是因为张广川集乱民戕害所致。结果，京城来了谕旨，着浙江巡抚查问。行文传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处，吓得他托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获免。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张广川被罚捐是否冤枉，因旁无佐证而无从考释，然而当时为富不仁的富商豪绅确也不少。还在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在一次上疏中就指责浙江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人“身拥厚赀，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胡雪岩罚捐，锋芒毕露，少不得要得罪这样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难处，1864年（同治三年），胡雪岩具禀杭嘉湖捐务情形后，左宗棠对捐务有起色殊感欣慰，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对不法富商无疑是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自个儿心中也会掂量，与其当罪犯，不如多捐钱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上述事务，入城后的胡雪岩仍代理藩库，各地解省银两非胡经手，省局不收。胡雪岩为什么要代理藩库为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固然不错，可是只有老杭州才晓得。那时他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信得过他，还有啥靠不住的？
牌子做出来了，生意自然源源而来。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军官将掠得的财物，从数十两到十数万两不等，都存入胡雪岩的钱庄，胡雪岩借此从事贸易，设商号于各市镇，每年获利数倍，不过几年，家资已逾千万。
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是历代良贾应有的道德风貌，古代就有：“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这类包含着辩证法的商谚，胡雪岩在饶有资财之后，也热心慈善事业，实在难得。
1871年（同治十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1.5万件，并捐牛具、籽种、银1万两，由于天津一带积水成涝，籽种不全，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
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干旱，饥民急需粮食充饥，胡雪岩初拟捐银2万两、白米ｌ.5万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考虑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3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5万两解陕备赈。
此外，胡雪岩还曾捐输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3万串；捐输山东赈银2万两、白米5000石、制钱3100串，劝捐棉衣3万件；捐山西、河南赈银各1.5万两。
以上仅是胡雪岩捐输赈灾的荦荦大端，据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泽篇》根据胡雪岩呈报捐赠各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他捐运西征军的地道药材。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棠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砝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的财富，足令今人感佩，引以为鉴。
士农工商四大行业，自古就有地位高下之分，光从排列顺序上就可看出，商人居末，地位实在不怎么样。尤其商人头上常被冠以一个“奸”字，是为“奸商”，更为“无商不奸”之语。可是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也有不从孔方兄看世界的，也有义举不断的。最起码，胡雪岩就很对得起杭州城老百姓。胡雪岩发迹于杭州，对杭州城一土一木，极具感情。他花大把银子买10万石白米，筹措10万两白银赈济攻城湘军，换取杭州满城百姓的平安，这正是他“富不忘本”的表现。20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第二个类似的例子。生意人往来贸易，不外为的是将本求利，赚取银两，可是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带来的满足感。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好施，为民造福，追求的正是这种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