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诗人主要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等，史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其中陆机、左思成就最高，潘岳次之。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是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父亲陆抗是东吴的大司马，他20岁时，晋武帝灭吴，他退居旧里，闭门勤学，并做《辩亡论》2篇，论述吴国何以衰亡及他祖父的功业。直到太康末年，才与其弟陆云一起去洛阳，造访时任太常的张华，张华与其一见如故，说伐吴之役获得了两位俊才。后被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他却说：“我祖父名播四海，宁不知邪！”“八王之乱”时期，陆机任成都王司马颖的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后因兵败，被司马颖所杀。
陆机的诗歌讲究词藻和对偶，模仿多于创新，《长歌行》、《猛虎行》和12首《拟古诗》都流于此弊较好的作品有《赴洛道中作》、《门有车马客行》等。有人评价他的诗作“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省益都县）人。他出身于小吏家庭，其貌不扬，口讷，不好交游。待妹妹左芬被司马炎选为皇妃后，移居京师。他自以为所见不博，求作秘书郎。他与秘书监贾谧交好，曾被请讲授《汉书》。贾谧被杀后，他退隐不仕，专心于典籍。后病死冀州。晋武帝选其妹为妃，是因其妹好学善文，名亚于左思，武帝闻而纳之。
左思的诗作今仅存14首，其中8首《咏史》较为有名。像《咏史》之二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等意象，是以比的手法去暗喻怀才不遇的人和无才得志的人，控诉了当时的门阀制度，对南朝的范云、初唐的王勃、中唐的白居易都有所影响。王夫之在《古诗选评》中评价左思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谁太冲者焉归？”这一评价大体上说还是公允的。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省荥阳县）人。祖父潘瑾为安平太守，父亲潘芘为琅邪内史。潘岳少年时代以敏慧见长，乡邑号之为“奇童”。泰始中年，晋武帝躬耕于藉田，潘岳做赋对此大加赞美。晋武帝亲事农桑，当然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潘岳做此赋竭尽过誉以至吹捧之辞，足见其属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辈。对此史有所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贾谧是贾充的外孙，因其母未婚先孕，为遮羞，贾充遂将贾谧作为贾门之嗣。贾谧在其母贾后弄权时，势力熏天，骄横无忌，穷奢极欲。潘岳与陆机、陆云等附会贾谧，是贾谧的24友中的名列前茅者。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潘岳才名冠世，也被人疾恨。当山涛、主济、裴楷等都被晋武帝亲近而做大官时，他才是个县令，因此心中也常郁郁不得志。不过在职守上，潘岳还是勤于政的。他任怀令时，曾上奏议案，颇在理，为朝廷采纳。他因勤于政而升任廷尉，可是最终也只做到给事黄门侍郎。晋惠帝时，他被人诬陷谋反罪被杀，夷三族。
潘岳在诗歌创作上以《悼亡诗》见传。像他悼念亡妻的诗作就写得相当感人。其中写道：“望庐思其人，人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诗句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写来，犹如情思愈重；加之所捕捉的意象都是极普通却又极具典型性，使人读来自然不失深切，对亡妻沉重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后人评价“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仅就其辞藻华丽而言，自然有所溢美，但其诗作有些的确可称上乘。
在太康诗人的创作中，还有诸如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张华的《情诗》；张协的《杂诗》；郭璞的《游仙诗》；刘琨的《重赠卢谌》、《扶风歌》等受人称道，为传世之作。
太康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赋，而且赋的成就比诗歌大。
前面曾提及潘岳为晋武帝躬耕农日而做赋，其实那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赋，只是颂辞之类的东西，谈不上是什么文学创作，所以文学史上鲜有提及。
赋的创作，以左思的《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成就最高。左思创作《三都赋》，构思10年，门庭、花园以至厕所里都摆有笔纸，遇得一句，立刻写下。赋写成之后，张载、刘逵为其作注、序，张华则称赞其“使读之者尽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当初陆机至洛阳后也曾想写些赋，听说左思在作，他拍着手掌取笑说等左思赋成，用它来盖酒瓮。可是左思写出，他一看叹服，认为己所不及，遂停笔不写。
《三都赋》不仅承袭了汉赋文辞华丽，铺排壮观的特征，而且独具自身写实的特点，去掉了汉赋极饰夸张的做法，可以从中得知三国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故而独成一家。
除了左思的《三都赋》外，陆机还做有《文赋》。该作实质足以赋的形式阐述作文为章的方法，颇多精当见解，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著述。
潘岳有《闲居》、《秋兴》二赋，写出了清悠闲适的格调。又有《射雉》、《笙》二赋，状物抒情，细致精巧，文辞俊美，属风流洒脱之作。
书法艺术在西晋亦有重要发展。晋武帝极为重视书法艺术，专门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两人为标准。范文澜先生评述说：“东汉末后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攘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人。少时靠族父供给费用，得以专学。不久任廷尉正、黄门侍郎。汉献帝时李催、郭汜作乱，他因进言保护了曹操，晋官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自此，他成为魏国的朝廷重臣，曾在曹氏统治集团中先后任相国、廷尉、太傅，他亦为魏国的建立及强大立下汗马功劳。魏文帝曾称他为后世再难有继的一代伟人。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他去世，曹叡身着素服，亲临凭吊。
他的书法吸取了曹喜的篆隶、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等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兼善各体，尤其精于隶书和真书（楷书）。唐人张怀瑾在《书断》中称他：“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胡昭，字孔明，颍川（在今河南省）人。自小重养志，不仕官，先后辞袁绍、曹操所任命的官职，自居山中，躬耕乐道，以博览经籍为娱。他以贤者高名闻达远近，贼寇亦约誓不犯其居住之地，相邻百姓因此得安。他和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等书法家齐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高士传》还载他与布衣时的司马懿有交情，时有人谋害司马懿，他以诚心感人，阻止了谋害行为，却始终缄口不言，司马懿本人都不知此事。魏邵陵厉公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他以89岁高寿终。
在晋武帝时代，则出现了索靖、卫瓘及稍后的卫瓘之子卫恒等书法家。
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肃省敦煌）人。他在少年时代即出类拔萃，与乡里的其他四人一起进入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傅玄、张华等名臣和索靖见了一面，都跟他结交甚厚。他曾官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太子仆张勃上表晋武帝说索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晋武帝果然采纳，擢任他为尚书郎。许多年后，他才出任酒泉太守。
索靖和尚书令卫瑾在当时都以擅长草书而知名，晋武帝很喜、爱他们。
就两人的特点而言，卫瓘书法的笔功胜于索靖，索靖则在楷法上远胜于卫瓘。
卫瑾的儿子卫恒，字巨山，曾任尚书郎、秘书丞、黄门郎等职。他擅长草书和隶书，并撰有《四体书势》，历述书法发展的过程，为书法理论的名篇。
晋武帝倡导书法艺术之功，最主要的兴许是在承前启后上面：它上承钟繇、胡昭，下启“书圣”王羲之及王献之，从而使东晋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最灿烂的时期之一。
史学也是晋武帝司马炎较为重视的一个学科。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盗挖战国时魏襄王墓，得竹简古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13篇，记夏朝以来至魏襄王事。另还有《穆天子传》5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各种书数十篇。竹书文字奇特，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下令非其莫属的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去世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于是得传于世。
司马彪则根据《竹书纪年》驳斥谯周的《古史考》。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所记周秦以上事多与正经不合，特做《古史考》25篇纠《史记》的谬误。
司马彪还撰写了《续汉书》80篇，以详实见称。其中八志余述东汉制度，梁刘昭分八志为30卷，并为做注，附宋范晔《后汉书》。《后汉书》因此有“志”，和《史记》、《汉书》相配。
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少年时代好学，可是贪色薄行，受父斥责，失去王位继承叔。司马彪由此不与人事交往，专心学习，博览群书，后成著述。初拜骑都尉，泰始中年，任秘书郎，转丞。曾注《庄子》，做《九州春秋》。他写《续汉书》，是感于“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泰始初年，晋武帝祠南郊，他还曾上疏定议。晋惠帝司马衷末年，司马彪去世，享年60岁。
陈寿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开始编著《三国志》。《三国志》是我国重要的一部史籍，记载了许多三国时期和以前的人物、事件。北魏的崔浩评价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陈寿本是蜀国人，蜀亡后仕晋。处在司马氏的统治下，他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难免要触及司马氏夺权的史事，这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灭族之祸。他虽然有所颓忌，但还是“微而显”地写出了司马氏取曹氏而代之的过程，写出了司马氏成员的一些缺陷。如他记载夏侯玄等改革法度时，是借夏侯玄与司马懿讨论的机会将夏侯玄的观念详录下来的，使后人从曲折中看到了曹爽集团改革法度和司马懿不赞成的史事。
《三国志》的缺点是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作了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几十种；注、补首尾完整，并考订异同，补足了陈寿的简略，使《三国志》在正史中获得一流地位。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少好学，他的老师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学者谯周。成人后任蜀国的观阁令史。因不屈于黄皓专权，屡遭贬谪。晋灭蜀后，受司空张华喜爱，出任阳平令等。撰写《蜀相诸葛亮集》，上奏晋武帝，旋迁任本郡中正。待撰《三国志》，时人夏侯湛正著《魏书》，冻寿见，作罢。张华见书亦善之，再举任中书郎。后迁任长广太守，陈寿辞母老不就。杜预再向晋武帝举荐，由是被授御史治书。于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卒，享年65岁。
作为一部杂史、杂记、杂考之书，张华的《博物志》也值得赞举。该著述的特点是记载了不少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传说，大大超出了《山海经》、《神异经》等所载的内容范围。书中所记的杂考、杂说、杂物、杂事以前多散见于已佚失的各类古籍里，经该书采撷得以流传，可补正史之不足。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南）人。年少贫孤，牧羊为生，但学业优异，见闻广博；勇于赴义，救人之急，曾作鷦鹩赋》寄托志怀，名士阮籍见后叹之为王佐之才，自此声誉渐起。司马昭将其任为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被施用。晋武帝登位，拜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晋武帝甚异其才，几年后又拜张华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后来几乎拜张华为相，因人进谗未得。晋惠帝即位后，张华又有作为，但时宫廷已乱，张华最终被诛，夷三族。这是后语，容当别述。
在西晋时代，其他文化门类如佛学、哲学、绘画、物理、天文、医学、地图学和地理学等，都有重要发展。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寺的大量兴建，其实始于西晋，当时全国有42处，仅洛阳就有白马寺、东华寺、菩萨寺等名刹10处。这时还有著名的佛学家康僧会。哲学有名家杨泉及其著述《物理论》。绘画则有苟勖、王协、张墨等人，上承曹不兴，下启顾恺之。物理学有张华对共鸣现象的发现和苟勖对音律的研究。天文学方面，虞耸著有《穹天论》。医学有王叔和与他的《脉经》。皇甫谧与他的《针炙甲乙经》。在地图学与地理学领域，裴秀于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创制《禹贡地域图》18篇，结束了以往制地图的原始状态。又做《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属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地图。
总之，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行较为疏松的礼法，以他的亲身倡导或予以重视，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对承传和开启其前与其后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