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宇文融的括户举措，其成就与意义有如下几点：开元九年开始括户的成绩与意义，主要不在于“得伪勋亡丁甚众”，而在于作为括户工作的“试验”阶段，它使唐玄宗、宇文融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制定出第二阶段括户的正确方针。
括户的结果，使户口增加80万，即所谓“诸道收没户八十万”，而开元十四年全国户口总数707万。同隋开皇三年括户164万（合30万户）相比，“得客户八十万”应是历代括户的最高数字。括户与括田并举，即“收没户八十万，田亦称是”，解决了“籍外羡田”的问题。括户与括田的直接效果，是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大为增加，即所谓“岁终，羡钱数百万缗”。在中宗神龙年间至开元初年，唐王朝的编户一直在六百余万左右，而到括户结束后的开元十四年（726年），全国户数达到七百余万，这不能不说是括户的功劳。编户齐民的增长，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王朝毫无疑问是社会安定，走向盛世的标志之一。
因为括田为自首逃户带来好处，括田官员所到之处，才出现了“老幼欣欢，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王命”的动人场面。唐玄宗的诏书也表明，他的检括户口绝不只是为着增加赋税收入。在括户获得成效后，唐玄宗诏令“以客赋所在，并建常平仓”；“官司劝作农社，使贫富相恤”；农忙时“州县常务一切罢省”；对新归逃户，官府要予以“存抚，使遂其功”；对“复业”逃户，州县需按时申报，“不须挟名”。可见，唐玄宗是把括户同落实静民劝农、体恤百姓的治国方针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为着安民富民，强国兴邦。
诚然，庸玄宗、宇文融的检括户口，在推行过程中也有其弊病，如“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以至于加重了某些“实户”的赋税负担。此外，有些土著户为获得政府优惠政策，也离乡逃亡，国家虽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仍未能制止住户口流散的问题。但是，同括户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上述弊病和遗留问题，不过是次要的支流而已。
括户的同时，垦田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在隋唐时期，开垦荒田一直受到政府的鼓励，特别是从人多地少的“狭乡”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开垦荒地，更是如此。按照《唐律》，废弃耕地和占田超过规定限度者要受到处分；然而属于开垦荒地而占田超过限度者，则不算犯罪。在宇文融括户括田时，就采取了鼓励返乡逃户开垦荒地的王朝从贞观至开元、天宝年间，垦荒数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平原地区荒地日见稀少的情况政策。唐下，向山地垦田的数量日渐增加。元结的《元次山文集》卷七曾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末耜亦满。”此外，在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在一些荒山僻野增置新的县治，也反映了这一期间因人口增殖、土地兼并而大批流民开垦山地的历史实际。《元和郡县志·江南道下》所记载的因流民开山洞所设置的县，属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置的，有福州所属的古田、尤溪，渝州（今重庆）的壁山县，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铜梁县。与此同时，江南地区围水造田的数量也有明显的增加。垦荒（包括开山造田）和围水造田而导致的耕地面积的扩大，对于开元、天宝年间农业生产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户口垦田的增长，就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可以说，盛唐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的稳定，与括户是分不开的。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群臣在请求封禅的表章中称：“年谷丰稔，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这一称颂，虽不乏阿谀的成分，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玄宗主持括户括地、发展农业的功绩。在整个开元时期，玄宗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基本上是前后如一的。一直到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还在强调统治者应不误农时，劝课农桑。“农桑之时，不得妨夺，州县长官，随时劝课。”
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建设。据有关专家统计，开元年间兴修水利工程达三十八处；其数量超过了此前此后的各个帝王。具体分布如下：
开元元年（713年），杭州盐官县重筑捍海塘堤。开元二年（714年），华州刺史姜师度在华阴县修敷水渠；太原府文水县令戴谦修造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
开元五年（717年），华州刺史樊忱在华阴县治理渭漕；衙州西安县修造神塘。开元六年（718年），充州莱芜县令赵建盛修普济渠；冀州堂阳县修造漳水堤。开元七年（719年），同州刺史姜师度在朝邑县修通灵陂；会州刺史安敬忠在会宁县修黄河堰。开元十年（722年），沧州刺史姜师度在清池县修东未名渠、衡漳东堤，又在景州刺史任上在南皮县修未名渠，治理毛河、临津、清池；越州会稽县令李俊之修防海塘。开元十四年（726年），海州刺史杜令昭在朐山县修永安堤。开元十六年（728年），沧州清池县治理无棣河、阻通河，修浮河堤、阳通河堤、永济北堤。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孟州河阴县令李杰修粱公堰。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剑南长史章仇兼琼在成都府温江县治理新源水。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采访使齐浣在濠州虹县修广济新渠；郎州刺史李迸在武睦县修北塔渠。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魏州刺史卢晖在贵乡县修西渠。修建于开元年间但具体时间不详的水利工程还有：蔡州新息县薛务增修玉梁渠；赵州柏乡县令王佐修千金渠、万金堰；景州东光县治理靳河；明州酆县县令王元玮修小江湖，玄宗时期修造的这些水利工程和设施，遍布全国，其中以关中渭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居多，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水利系统，极大地增强了防止自然书害的能力。
从水利工程分布的地域来看，以山东最多，其次是山西、河北、河南、陕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在开元年间形成高潮，这同唐玄宗贯彻静民劝农的治国方针有关，对开元年间农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开元年间在兴修水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开元盛世的一个侧面。
在中国古代，运输问题是经济与财政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古代的赋税以实物为主，没有健全的运输体系，国家财政就不能运转。特别是输送物资到京师的漕运，历代都是经济与财政的保证重点。唐朝京师长安的物资供应，在玄宗以前一直是政府财政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唐朝前期，保证长安供应的基本渠道，是洛阳到长安的黄河与渭河水运，而这一渠道的运量过小，代价过高，无法保证首都的实际需要。在高宗永徽年间，每年的漕运数量只有20万石左右。武后定都洛阳，长安的物资需要随之下降，使黄、汴、渭水系的运输体系弃置失修。到玄宗即位时，不仅渭河的航运已经尢或问题，而且大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大坝和水闸已不能使用，由南方各地向洛阳的转运由洛阳向长安的转运都受到了一定影。玄宗即位后，对这一运输体系进行了改造与重建。
开元初，河南尹（治所在洛阳）李杰着手整修黄河漕运，他以陆烙拉纤的方式改进洛阳与陕州（今河南陕县）之间的运输，并重建汴渠与黄河之间的梁公堰，使每年漕运到长安的粮食达到100万石，长安的物资供应得到大大改善。“先是，河、汴州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杰奏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刊石水滨，以纪其绩。”。但是，如果遇到水旱灾害，依然有一定困难。所以，从开元到天宝年间，玄宗以及他的辅政大臣们一直十分重视改进黄河和谓河的水运体系。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中地区秋雨连绵，庄稼歉收，京师谷价腾贵。玄宗一方面“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面不得不沿袭高宗武后时的老办法，巡幸东都洛阳以缓解长安的供应困难。京兆尹裴耀卿上书建议进一步兴修漕运术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说：“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获不多，倘通水旱，便郾匮乏。往者贞观、水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只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玄宗深以为然，拜裴耀卿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负责改革漕运。到开元晚期，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常平仓和义仓制度的健全，封建国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