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经济和商业的迅速发展。选一发展，集中地体现在商业都市的繁荣上。
全国大中小城市星罗棋布，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颇为富庶，各地经济互通有无，贸易频繁，交通便利。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四通八达的几条重要交通干线，要道上设立了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驿站。陆驿备马，水驿备船。这是专供官方所用，招待商旅则另有私人开设的客店。杜佑记述当时情况说：“东至束汴，西至岐州，沿路设店肆待客，酒食丰盛。每店均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述太原、范阳，西抵蜀川、凉府，皆备店肆，以供商旅，远出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道路通畅，交通发达，社会秩序稳定，一片太平。
唐朝的商业都市，其繁华程度超过隋代。京都长安的东西二市，行铺林立。东市市内财货有二百二十行，四面设有邸店；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
在唐朝，最大的商业都市是扬州，其次为成都，即所谓“扬一益二”。扬州的繁荣，一是位于东南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二是它又为国际贸易的商埠，与水（长江、大运河）陆交通的枢纽城市有关。作为国内外商人和海内外商品聚集（散）地的扬州，实为唐朝商品经济繁荣的窗口与缩影。唐朝留下的文献其中包括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对唐朝扬州的繁荣程度多有生动的记载。
益州（成都）作为唐朝的第二大商业城市，其繁荣程度不下于扬州，故人称“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官之多，扬州不足以侔其半”。唐朝的大商业都市，还有江南的苏、杭二州。当时人称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诗人杜牧称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在扬州和广州之间，最大的商业城市是洪州（今江西南昌）。海外和岭南的货物，大多由广州越过大庾岭，取水道到达洪州，然后沿长江东下，到扬州。在长江中游的荆州（今湖北江陵），也是一大商业都会，人称有30万人口。岭南地区最大的商业都会，是著名的国际商港广州。此外，作为对外贸易的商港都市，还有浙江的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等。
乡村集市特别是草市的繁荣与遍及乡镇各地，也是唐朝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唐朝商业都会和大型草市上从事商业活动的是商人阶层。这一阶层，就他们所拥有的资金和经营规模而言，有大、中、小之分。在经营方式上，仍有行商与坐贾之别；有的商人又兼营手工业。唐朝的商业繁荣，便是同商人阶层的活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大商人阶层的空前活跃，是唐朝商业繁荣的集中表现之一。
中国至先秦以来，统治阶级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然而，每当在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时期，大商人便会成为社会上的活跃人物。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大商人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由于商业利润高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即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从事商业的人数日趋增多。正如诗人姚台的诗篇所描绘的那样：“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大商业都会是大商人最为集中的地方。在扬州，“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当时大商人的活动，在唐朝诗人如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张籍的诗篇中均有所反映。例如，张籍《贾客乐》的诗句“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既写出了富商大贾在社会上的受人青睐，也描绘出大商人为获取利润而日夜谋算的惟妙惟肖的形象与情景。在元稹的《估客乐》中，描写商人为追逐利润而长途贩运，不避艰难，写道：“估客无住处，有利身即行”。“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当时大商人为得到官府势力的依托和庇护，无不通过行贿的方式同豪门权贵相勾结，以便牟取暴利，这便是元稹《估客乐》中所写的“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木精。”在大商人牟取暴利、经商之风盛行各地的情况下，不少王公贵族和中外官吏，并不以接受大商人的贿赂为满足，朝廷和地方官吏中直接参与或同商人合伙经营商业活动的，已成为一种风气。他们借职权之便，争先在各地设置店铺、牟取暴利。唐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官吏经商，无奈收效甚微，最后只得承认现实，允许官吏在乡镇及坊市开设邸店，同百姓一样照章纳税。
唐初沿用隋代五铢钱，但流通中由于劣币充斥，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隋五铢钱，铸造并发行“开元通宝”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这种新货币的推行，基本上获得成功，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钱文均以“开元通宝”为定制。流通过程中，也时有铜钱成色不足问题的发生。为此，唐玄宗在天宝年间对铜钱的成分从制度上做出明文规定，这无疑是铸钱制度上的明显进步。开元通宝创制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此后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谓“通宝”、“元宝”，使铜币脱离了量名钱体系，发展成为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从此，开元钱的形制往往成为后世制钱的模本。当时，全国共设置99炉铸钱，每年铸钱达327万余贯。
开元通宝钱对中国的衡法亦有蓐大的影响。此外，铜钱以“通宝”命名，反映出人们对货币的实质与作用的认识已有进一步的加深，反映出货币地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增强。在开元年间，也曾出现过私铸铜钱、“恶钱”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出现钱重物轻的“钱荒”（流通中铜币的相对不足）问题。人们积蓄铜币，更使钱荒问题加重。为此，政府一方面禁止蓄钱和铜钱出境，一方面奖励采铜而增加铸钱，同时鼓励铜钱与绢帛兼行，明令以绢帛为合法货币。待至盛唐时期，绢帛开始逐渐被铜钱的流通所排挤。铜钱的匮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有唐一代。
唐朝同周边民族的互市贸易，有着多方面的目的与意义。周边民族从互市中得到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茶叶。自唐王朝建立以来，同周边突厥、吐谷浑、回纥、吐蕃等周边民族，时而有战事发生，但彼此间的互市贸易却相当频繁。互市贸易加强了唐王朝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既得到了国防上的用马，而丝、茶的输出也刺激了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互惠互利的。
唐朝的对外贸易，除了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或西亚的贸易外，更主要的是以与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为大宗。经海上来中国贸易的国家有日本、新罗、南海诸岛国、印度、波斯、大食（阿拉伯）。其中，以大食最为重要。西亚各国商人由海上来华，要由波斯湾经印度，绕过马来半岛，抵达广州，广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海港贸易中心。到达广州的外围商品，一部分经南岭由河道经洪州到达扬州，再分散到各地；一部分经海运运抵福州、明州、温州等通商口岸。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唐玄宗设立“市舶使”专门管理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自开元年间始呈现出日趋发展的势头。
丝绸之路的兴盛和海上贸易的增加，开元年间来华的各国商人日趋增多。唐政府对外商来华予以种种优待，在经营和生活上为外商提供诸多方便，允许他们在京城、商业都市和通商口岸定居，自由经营，不予限制和歧视。有的城市还为外商专门划出居留区即“着坊”，为他们按照本国习俗生活、信仰本国宗教提供方便。因此，在一些城市的外商居住区中，建造了许多具有多国建筑风格的殿堂栋宇，包括不同宗教的庙宇教堂。在唐朝的商业活动中，外国商人的活动是一支颇为活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