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朴
白朴（1226～？年），字仁甫，号兰谷，祖籍澳洲（今山西河曲），元代著名文学家，杂剧家。剧作多取材于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其剧作《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鸳鸯间墙头马上》，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出身官僚世家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白华为金宣宗三年（1215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仲父白贲为金章宗泰和间进土，曾做过县令，叔父早卒，却有诗名。白家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
白朴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本应优游闲适，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遭逢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只得同家人在惊恐惶惑中苦熬光阴。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军的包围之下，位居中枢的白华，整日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无暇顾及妻儿家室。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树炮攻城，哀宗决计弃城北走归德，白华只得留家人于汴京，只身随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军纵兵大掠，城内士庶残遭杀戮，财富遭到空前洗劫。战争中，白朴母子相失，幸好当时元好问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来，在乱兵和饥荒中救了他的性命。四月底，元好问携带白朴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于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幕府。元好问虽也是亡国奔命之臣，生活至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姊弟犹如亲生，关怀备至。白朴为瘟疫所袭，生命垂危，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竟于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朴聪明颖悟，从小喜好读书，元好问对他悉心培养，教他读书问学之经，处世为人之理，使他幼年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白朴的父亲白华于金朝灭亡后先投南宋，做了均州提鲁。然不久，南宋均州守将也投降元朝，白华遂北投元朝。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白朴12岁时，白华偕金朝一些亡命大臣来到真定，依附在世守真定的蒙古将领史天泽门下。同年秋，元好问由冠氏返太原，路经真定，遂将白朴姊弟送归白华，使失散数年的父子得以团聚。父子相见，白华感到极大的快慰，他有一首《满庭芳·示列子新》词，表述当时的心情：“光禄他台，将军楼阁，十年一梦中间。短衣匹马，重见镇州山。内翰当年醉墨，纱笼支高阔依然。今何日，灯前儿女，飘荡喜生还”。他也十分感激元好问代为抚育儿女之恩，曾有诗谢之曰：“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
随着北方的安定，白朴父子也就在真定定居下来。从此，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写作诗赋，学习科场考试的课业。他对律赋之学颇为上进，很快即以能诗善赋而知名。其时，元好问为修撰金朝历史书籍，也常出入大都，从而往来于真定，关心着他的学业，每至其家，都要指导他治学门径，曾有诗夸赞白朴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勉励他刻苦用功，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平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
寄情于山水
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扩大，白朴的学问更见长进。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白朴36岁。这年四月，元世祖命各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考者，以听擢用，时以河南路宣抚使入中枢的史天泽推荐白朴出仕，被他谢绝了。他既拂逆史天泽荐辟之意，自觉不便在真定久留，便于这年弃家南游，更以此表示他遁世消沉，永绝仕宦之途的决心。然而，眷妻恋子的情肠终不能割断，他也经常为自己矛盾的心情所煎逼，感到十分痛楚。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远离那车马红尘之地。他先到汉口，再入九江，41岁时曾北返真定，路经汴京。此后，再度南下，往来于九江与洞庭之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金陵定居下来。这前后，可能因为他的真定原配去世，他曾为妻丧而回到过真定，逢着这个机会，又有人建议他去朝中做官，却被他谢绝了。此后不久，他即返金陵。从此，主要在江南的杭州、扬州一带游历，直到81岁时，还重游扬州。而后，他的行踪就无从寻觅了。
白朴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却并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而今被兵火洗劫变为的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白朴游至九江，再入巴陵。九江昔日的繁华，却被一扫而光，留在他眼底的是萧条冷落，他不禁无限伤感地叹息道：“纂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至于金陵怀古，杭城“临平六朝禾黍、南宋池苑诸作，”处处抒发遗民的心情，“伤时纪乱，尽见于字里行间。”其感物伤情从笔下款款道出。
白朴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为江山异代，田园荒芜而感伤、而悲戚，但他更多地是为自己一生九患的身世伤怀。一部《天籁集》，可以说处处倾诉着他对怆凉人生的感慨。他除了用词曲表达他的意志情怀外，还写下了不少杂剧，为元代杂剧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才华。
杂剧创作
在元代杂剧的创作中，白朴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白朴写过15种剧本，这15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唐明皇游月宫》、《韩翠颦御水流红叶》、《薛琼夕月夜银筝怨》、《汉高祖斩白蛇》、《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崔护谒浆》、《高祖归庄》、《鸳鸯间墙头马上》、《秋江风月凤凰船》、《萧翼智赚兰亭记》、《阎师道赶江江》。加上《盛世新声》著录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16本。现在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一书中。
白朴的剧作，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现存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写得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鸳鸯间墙头马上》，描写的是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名教，自择配偶的故事。前者是悲剧，写得悲哀怛侧，雄浑悲壮；后者是喜剧，写得起伏跌宕，热情奔放。这两部作品，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戏曲史上，宋、金两代已有了纯粹演故事的戏曲，但没有剧本流传下来，我们无从说清楚这些戏曲的情况。元代的杂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发展到相当娴熟的地步，为我国的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保留下来的剧作中，可知其情节曲折，主题突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剧中人物，无论是因享乐而坏江山的唐明皇，冰肌玉骨、一身娇娆之气的杨贵妃，还是爽朗果敢的闺秀李千金，都塑造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以至于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唐明皇，还可见到白朴塑造的这一形象的遗风。
与关汉卿相比，白朴的生活圈子比较局限，因此，他不可能从社会下层提炼素材，写出象关汉卿那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然而，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情意深切绵长，又是关汉卿所不及的。他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剧作的艺术成就，早已成为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研究课题。
白朴的词作，在他生前就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到明代已经残佚，字句脱误。清朝中叶，朱彝尊、洪升始为整理刊行。全集收词二百余首，除了一些应酬赠答、歌楼妓席之作外，多为伤时感怀的作品。赖有这部作品，我们才可以了解白朴的生涯。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详，天然古朴。
姚枢
姚枢（1203年～1280年）元初政治家、理学家。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世自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入居内地。窝阔台（元太宗）同志国家的时候，蒙古军攻宋，姚枢奉命与杨惟中随军延揽儒道释医卜之士，姚枢少时学习勤奋。金朝末年，父姚渊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徙家于许。1232年，蒙古军破许州城，姚枢到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引荐北觐窝阔台汗。1235年，皇子阔出统兵攻南宋，诏姚枢从杨惟中随军访求儒、道、释、医、卜等类人才。蒙古军陷德安（今湖北安陆），姚枢从俘虏中访得名儒赵复，力劝其北上讲学授徒，此后理学在北方传布渐广。姚枢从赵复处尽得程朱传注诸书，始攻习理学。1241年，出任燕京行台郎中，旋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忽必烈召姚枢至漠北访问治道，姚枢上书陈述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深受器重。忽必烈受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姚枢建议在与南宋接壤地区屯兵，积谷守边，徐图灭宋，被采纳。后从忽必烈攻大理、鄂州（今湖北武汉），咨谋军中，屡谏屠戮。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姚枢以藩府旧臣预议朝政，参定一代制度，任东平宣抚使、大司农、中书左丞，出为河南行省金事，入拜昭文馆大学士，终于翰林学士承旨职位。
姚枢是忽必烈的开国元勋！并且为保护和继承中原传统文化，恢复宋代程朱理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他1238年在辉县的百泉扩大了当时已经衰落的太极书院，联合赵复等人，成了理学传播的先驱者。姚枢隐居在辉县百泉的太极书院里著书讲学，传经送宝，倒也自得其乐。可是，南征北战忽必烈不会放过这样一个人才，终于将姚枢招至麾下，姚便一直辅佐忽必烈到元朝的建立，姚枢也被任命为中书左丞。后来，他告老还乡，但并没有回到他的祖籍辽宁去，而是又选择了辉县，在辉县的城北有一座山叫韭山，山似雄鹰展翅的模样，山后是绵延的太行群峰，山前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姚枢选择了这里作为他最后的归宿。1280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按照夙愿被葬在了韭山之前，元世祖忽必烈还给他加封了许多美名，陵墓很是排场，还派大小官人专门为他守墓。几百年过去了，姚枢的历史功绩渐渐被人遗忘。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姚枢墓还是一片郁郁苍苍，翠柏掩映，墓前的石马石羊整齐地排列在墓道的两侧。可是后来，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姚枢墓被湮没在了钢筋水泥之中，以至于后来，当城建部门测绘县城的北环路时，完全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当姚枢墓赫然惊现于北环路正中央的时候，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爱薛
爱薛（1227年～1308年）元朝的基督教徒。叙利亚西部操阿拉伯语的拂林人，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祖名不阿里，父名不鲁麻失。爱薛又译海薛或也薛，均为阿拉伯语Isa的音译，与今天译自西欧语的耶稣（Jesus）同名。1246年，叙利亚聂思脱里教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Simeón Rabbanata）东来参加贵由即位大典，盛称不鲁麻失的才能。蒙哥之母唆鲁禾帖尼笃信基督教，奏请贵由汗遣使邀请，不鲁麻失以年高推辞。爱薛继承家学，通晓西域多种语言，擅长星历、医药之术，代父应召，入侍贵由汗及唆鲁禾帖尼母子。爱薛娶唆鲁禾帖尼同族侍女为妻，夫妻俩曾当过蒙哥汗公主的傅父和傅母，故深为蒙哥一家所亲信。忽必烈即汗位后，爱薛仍当侍从，建议设西域星历、医药的官署。至元十年（1273年），爱薛所创的京师医药院改为广惠司，仍由他管领，附带为有残疾的穷苦人治病施药。爱薛从基督教徒的立场出发，谏止忽必烈大作佛事。十六年，往八刺忽、火里、吉利吉思等地捕鹰隼的回回人，所过之处，羊非自杀者不吃，骚扰百姓。忽必烈下诏，禁止回回于自家杀羊，违者定罪，奴仆首告者释为良人，犯禁者财物都赏给首告人。爱薛等支持下达和推行这一禁令，回回受到沉重打击。
爱薛因通晓多种语言，曾多次以怯里马赤的身分出使。二十年，奉诏随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于次年冬会见伊利汗阿鲁浑。二十二年，阿鲁浑致书教皇，提到爱薛等人的到来。孛罗被阿鲁浑所留用。爱薛备尝艰险，历时两年返回大都，以阿鲁浑汗所赠礼物进见。忽必烈认为他“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倍加器重。二十四年，爱薛被任为秘书监卿，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二十六年，元廷置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十字寺（基督教堂）礼拜等事，爱薛兼崇福司使。三十一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加授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元年（1297年），遥授平章政事。十一年，武宗即位，封爵秦国公。至大元年（1308年），卒于上都。皇庆元年（1312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追封他为拂林王，谥忠献。其子孙多人，继承家学，分任掌宗教、文字、星历、医药的崇福司、翰林国史院、司天台和广惠司等部门的官员。
八思巴
八思巴（1235年～1280年），吐蕃萨斯加（今西藏）人，西藏喇嘛教萨迦派（花教）的法王，元代第一代帝师，学者。公元1269年，八思巴完成了一藏文字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后人称为八思巴字）的创制。公元1270年八思巴生号帝师，大宝法王。公元1274年返回萨斯迦，统治吐蕃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元中统元年（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卫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六年（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十三万户。
至元十三年（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用，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守敬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元代水利专家，数学家。修治西北河渠，裨益至今。与人编制《授时历》。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圭表等天象仪器。著有《推步》等天文历算著作。
良好教育
邢台地方本来属宋朝，1128年（宋高宗建炎二年）被金朝夺去，到1220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又为后来建立元朝的蒙古贵族占领。所以郭守敬是在元朝统治时期出生的。后来元朝在1234年灭金，到1279年又灭了宋，统一中国，郭守敬也逐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早些时候，金朝北边的蒙古人还过着游牧的生活，处在奴隶社会阶段。那时他们在金朝北方一带骚扰，进行的战争具有极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当地的农田水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生产急剧下降。这种状况对于元朝的建立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以元世祖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觉察了这一点，于是在华北地区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支持下，逐步进行了一些改革，改变了一些野蛮的杀掠方式，实行了一些鼓励农桑增产的措施。因此，在元世祖的时代，华北一带的农业生产才逐渐恢复起来。农业生产必须适应天时，农田排灌需要水利建设，于是对天文历法和水利工程的研究，就成为迫切的要求。同时，国家统一了，中外交通范围比以前扩大了，更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因素。因此，元朝的天文学和水利学，在金、宋两朝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郭守敬正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两门科学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郭守敬父亲的名字，从现有的历史记载中已查不出来。他的祖父倒还留下名字，叫郭荣。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他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郭守敬就是在他祖父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老祖父一面教郭守敬读书，一面也领着他去观察自然现象，体验实际生活。郭守敬自小就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器具。有人说他是“生来就有奇特的秉性，从小不贪玩耍”。其实，由于他把心思用到制作器具上，所以就不想玩耍了。郭守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科学才能。那时他得到了一幅“莲花漏图”。他对图样作了精细的研究，居然摸清了制作方法。
莲花漏是一种计时器，是北宋科学家燕肃在古代漏壶的基础上改进创制的。这器具由好几个部分配制而成。上面有几个漏水的水壶。这几个水壶的水面高度配置得经常不变。水面高度不变，往下漏水的速度也就保持均匀。水流速度保持均匀了，那就在一定时间内漏下的水量一定不变，不会忽多忽少。这样，就可以从漏下的水量指示出时间来了。燕肃留下的莲花漏图，就画着这样的一整套器具。配制这套器具的原理不很浅显。燕肃所画的图，构造也不很简单。仅仅依据一幅图就想掌握莲花漏的制造方法和原理，对一般成年学者来说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才十几岁的郭守敬居然把它弄得一清二楚，这就足以证明郭守敬确是一个能够刻苦钻研的少年。在邢台县的北郊，有一座石桥。金元战争的时候，这座桥被破坏了，桥身陷在泥淖里。日子一久，竞没有人说得清它的所在了。郭守敬查勘了河道上下游的地形，对旧桥基就有了一个估计。根据他的指点，居然一下子就挖出了这久被埋没的桥基。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石桥修复后，当时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元好问还特意为此写过一篇碑文。这时候，年青的郭守敬已经能对地理现象作颇为细致的观察了。那一年，他刚刚20岁。
郭荣为了让他孙儿开阔眼界，得到深造，曾把郭守敬送到自己的同乡老友刘秉忠门下去学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当时他为父亲守丧，在张有读书。郭守敬在他那儿得到了很大的教益。更重要的是，郭守敬在他那儿结识了一位好朋友王恂。王恂比郭守敬小四五岁，后来也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一对好朋友后来在天文历法工作中亲密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兴修水利
郭守敬在刘秉忠门下学习的时间不长。1251年，刘秉忠被元世祖忽必烈召进京城去了。刘秉忠离开邢台之后，郭守敬的行踪如何，史书上没有明白的记载。只知道后来刘秉忠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老同学张文谦。1260年，张文谦到大名路（他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等地作宣抚司（管理地方行政的官署）的长官，郭守敬也跟着他一起去了。在那儿，他把少年时代试作过的莲花漏铸了一套正规的铜器，留给地方上使用。后来，元朝政府里的天文台也采用了这种器具。
郭守敬跟着张文谦到各处勘测地形，筹划水利方案，并帮助做些实际工作。几年之间，郭守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更丰富了。张文谦看到郭守敬已经渐趋成熟，就在1262年，把他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说他熟悉水利，聪明过人。元世祖就在当时新建的京城上都（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召见了郭守敬。郭守敬初见元世祖，就当面提出了六条水利建议。第一条建议修复从当时的中都（今北京）到通州（今通县）的漕运河道；第二第三条是关于他自己家乡有地方城市用水和灌溉渠道的建议；第四条是关于磁州（今河北磁县）、邯郸一带的水利建议的意见；第五第六条是关于中原地带（今河南省境内）沁河河水的合理利用和黄河北岸渠道建设的建议。这六条都是经过仔细查勘后提出来的切实的计划，对于经由路线、受益面积等项都说得清清楚楚。元世祖认为郭守敬的建议很有道理，当下就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等工作，下一年又升他为银符副河渠使。
1264年（元世祖至元元年）张文谦被派往西夏（今甘肃、宁夏及内蒙古西部一带）去巡察。那里沿着黄河两岸早已修筑了不少水渠。宁夏地方（今银川一带）的汉延、唐来两渠都是长达几百里的古渠，分渠纵横，灌溉田地的面积很大，是西北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当年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时候，不知道保护农业生产，兵马到达的地方，水闸水坝都被毁坏，渠道都被填塞。这种情况，张文谦当然是知道的。他巡察西夏，一方面要整顿地方行政，另一方面也想重兴水利，恢复农业生产。所以他带了擅长水利的郭守敬同行。
郭守敬到了那里，立即着手整顿。有的地方疏通旧渠，有的地方开辟新渠，又重新修建起许多水闸、水坝。当地人民久旱望水，对这样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大事自然尽力支持。由于大家动手，这些工程竟然在几个月之内就完工了。开闸的那一天，人们望着那滚滚长流的渠水，心里都十分喜悦。修完了渠，郭守敬就离开了西夏。在还京之前，他曾经逆流而上，探寻黄河的发源地。以往史书上虽也有些河源探险的记载，但都是些将军、使臣们路过这个地区，顺便查探，写下的一些记述，并不是特意进行的科学考察结果。有些记载只是从传闻得来，还不免失实。以科学考察为目的，专程来探求黄河真源的，要推郭守敬是第一个人。很可惜，郭守敬探查河源的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后来到了1280年，又有一位探险家都实奉元世祖之命专程前去考察河源。这次探索的经过记录在一部《河源记》的专著里，其中有着不少有价值的结果。毫无疑问，作为先驱的郭守敬考察对于都实是有相当影响的。
1265年，郭守敬回到了上都。同年被任命为都水少监，协助都水监掌管河渠、堤防、桥梁、闸坝等的修治工程。1271年升任都水监。1276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他被任为工部郎中。
巧制仪器
我国是天文学发达的国家之一。西汉以后，国家天文台的设备和组织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编制历法。我国古代的历法，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包括日月运动及其位置的推算、逐年日历的编制、五大行星的位置预报、日食月食的预推等等。历法关系到生产、生活甚至政治活动等很多方面。因此，历来对这项工作都是相当重视的。一种历法用久了，误差就会逐渐显著，因而需要重新修改。跟着每次重大的历法修改，总带来一些创造革新的进步，像基本天文数据的精密化、天文学理论的新成就或计算方法上的新发明等等。历法的发展可说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中的一条主线。
元朝初年沿用当年金朝的“重修大明历”。这个历法是1180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年）修正颁行的。几十年以来，误差积累日渐显著，发生过好几次预推与实际现象不符的事。再一次重新修改是迫切需要的事了。
至元二十年（1276年），元军攻下了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就在这一年，元世祖迁都大都，并且采纳已死大臣刘秉忠的建议，决定改订旧历，颁行元朝自己的历法。于是，元政府下令在新的京城里组织历局，调动了全国各地的天文学者，另修新历。这件工作名义上以张文谦为首脑，但实际负责历局事务和具体编算工作的是精通天文、数学的王恂。
当时，王恂就想到了老同学郭守敬。虽然郭守敬担任的官职一直是在水利部门，但他的长于制器和通晓天文，是王恂很早就知道的。因此，郭守敬就由王恂的推荐，参加修历，奉命制造仪器，进行实际观测。从此，在郭守敬的科学活动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章，他在天文学领域里发挥了高度的才能。
郭守敬首先检查了大都城里天文台的仪器装备。这些仪器都是金朝的遗物。其中浑仪还是北宋时代的东西，是当年金兵攻破北宋的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后，从那里搬运到燕京来的。当初，大概一共搬来了3架浑仪。因为汴京的纬度和燕京相差约4度多，不能直接使用。金朝的天文官曾经改装了其中的一架。这架改装的仪器在元初也已经毁坏了。郭守敬就把余下的另一架加以改造，暂时使用。另外，天文台所用的圭表也因年深日久而变得歪斜不正。郭守敬立即着手修理，把它扶置到准确的位置。
这些仪器终究是太古老了，虽经修整，但在天文观测必须日益精密的要求面前，仍然显得不相适应。郭守敬不得不创制一套更精密的仪器，为改历工作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古代在历法制定工作中所要求的天文观测，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测定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冬至和夏至的确切时刻；用的仪器是圭表。一类是测定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应用的主要工具是浑仪。圭表中的“表”是一根垂直立在地面的标竿或石柱；“圭”是从表的跟脚上以水平位置伸向北方的一条石板。每当太阳转到正南方向的时候，表影就落在圭面上。量出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冬至、夏至等各节气的时刻。表影最长的时候，冬至到了；表影最短的时候，夏至来临了。它是我国创制最古老、使用最熟悉的一种天文仪器。这种仪器看起来极简单，用起来却会遇到几个重大的困难。首先是表影边缘并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越淡，到底什么地方才是影子的尽头，这条界线很难划分清楚。影子的边界不清，影长就量不准确。使用圭表时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测量影长的技术不够精密。古代量长度的尺一般只能量到分，往下可以估计到厘，即十分之一分。按照千年来的传统方法，测定冬至时表影的长，如果量错一分，就足以使按比例推算出来的冬至时刻有一个或半个时辰的出入。这是很大的误差。还有，旧圭表只能观测日影。星、月的光弱，旧圭表就不能观测星影和月影。对这些困难问题，唐、宋以来的科学家们已经做过很多努力，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现在，这些困难又照样出现在郭守敬的面前了。怎么办呢？郭守敬首先分析了造成误差的原因，然后针对各个原因，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首先，他想法把圭表的表竿加高到5倍，因而观测时的表影也加长到5倍。表影加长了，按比例推算各个节气时刻的误差就可以大大减少。其次，他创造了一个叫做“景符”的仪器，使照在圭表上的日光通过一个小孔，再射到圭面，那阴影的边缘就很清楚，可以量取准确的影长。再其次，他还创造了一个叫做“窥几”的仪器，使圭表在星和月的光照下也可以进行观测。另外，他还改进量取长度的技术，使原来只能直接量到“分”位的提高到能够直接量到“厘”位，原来只能估计到“厘”位的提高到能够估计到“毫”位。郭守敬对圭表进行了这一系列的改进，解决了一系列的困难问题，他的观测工作自然就能比前人做得更好。
郭守敬的圭表改进工作大概完成于1277年夏天。这年冬天已经开始用它来测日影。因为观测的急需，最初的高表柱是木制的，后来才改用金属铸成。可惜这座表早已毁灭，我们现在无法看到了。幸而现在河南省登封县还保存着一座砖石结构的观星台，其中主要部分就是郭守敬的圭表。这圭表与大都的圭表又略有不同，它因地制宜，就利用这座高台的一边作为表，台下用36块巨石铺成一条长10余丈的圭面。当地人民给这圭表起了一个很豪迈的名称，叫“量天尺”。
圭表的改进只是郭守敬开始天文工作的第一步，以后他还有更多的创造发明，现在就来描述一下他对浑仪的改进。浑仪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由我国天文家发明了，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发展。它的结构完全仿照着当时的人们心目中反映出来的那个不断转动着的天体圆球。在这圆球里是许多一重套着一重的圆环。这些圆环有的可以转动，也有不能旋转的。在这些重重叠叠的圆环中间夹着一根细长的管子，叫做窥管。把这根细管瞄准某个星球，从那些圆环上就可以推定这个星球在天空中的位置。因为这个仪器的外形像一个浑圆的球，所以称为浑仪。它是我国古代天文仪器中一件十分杰出的创作。在欧洲，要到16世纪左右，才有与我国北宋浑仪同样精细的仪器。但是，这种浑仪的结构也有很大的缺点。一个球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在这里面大大小小安装了七八个环，一环套一环，重重掩蔽，把许多天空区域都遮住了，这就缩小了仪器的观测范围。这是第一个大缺点。另外，有好几个环上都有各自的刻度，读数系统非常复杂，观测者在使用时也有许多不方便。这是第二个大缺点。郭守敬就针对这些缺点作了很大的改进。
郭守敬改进浑仪的主要想法是简化结构。他准备把这些重重套装的圆环省去一些，以免互相掩蔽，阻碍观测。那时候，数学中已发明了球面三角法的计算，有些星体运行位置的度数可以从数学计算求得，不必要在这浑仪中装上圆环来直接观测。这样，就使得郭守敬在浑仪中省去一些圆环的想法有实现的可能。
郭守敬只保留了浑仪中最主要最必需的两个圆环系统；并且把其中的一组圆环系统分出来，改成另一个独立的仪器；把其他系统的圆环完全取消。这样就根本改变了浑仪的结构。再把原来罩在外面作为固定支架用的那些圆环全都撤除，用一对弯拱形的柱子和另外四条柱子承托着留在这个仪器上的一套主要圆环系统。这样，圆环就四面凌空，一无遮拦了。这种结构，比起原来的浑仪来，真是又实用，又简单，所以取名“简仪”。简仪的这种结构，同现代称为“天图式望远镜”的构造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欧洲，像这种结构的测天仪器，要到18世纪以后才开始从英国流传开来。
郭守敬简仪的刻度分划也空前精细。以往的仪器一般只能读到一度的1/4，而简仪却可读到一度的1/36，精密度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这架仪器一直到清初还保存着，可惜后来被在清朝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署）中任职的一个法国传教士纪理安拿去当废铜销毁了。现在只留下一架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的仿制品，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郭守敬用这架简仪作了许多精密的观测，其中的两项观测对新历的编算有重大的意义。一项是黄道和赤道的交角的测定。赤道是指天球的赤道。地球悬空在天球之内，设想地球赤道面向周围伸展出去，和天球边缘相割，割成一个大圆圈，这圆圈就是天球赤道。黄道就是地球绕太阳作公转的轨道平面延伸出去，和天球相交所得的大圆。天球上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就是地球赤道面和地球公转轨道面的交角。这是一个天文学基本常数。这个数值从汉朝以来一直认定是24°，1000多年来始终没有人怀疑过。实际上这个交角年年在不断缩减，只是每年缩减的数值很小，只有半秒，短期间不觉得。可是变化虽小，积累了1000多年也就会显出影响来的。黄、赤道交角数值的精确与否，对其他计算结果的准确与否很有关系。因此，郭守敬首先对这沿用了千年的数据进行检查。果然，经他实际测定，当时的黄、赤道交角只有23°90′。这个是用古代角度制算出的数目。古代把整个圆周分成1365 度，1度分作100分，用这样的记法来记这个角度就是23°90′。4换成现代通用的360°制，那就是23°33′23″。3.根据现代天文学理论推算，当时的这个交角实际应该是23°31′58″。0.郭守敬测量的角度实际还有1′25″。3的误差。不过这样的观测，在郭守敬当年的时代来讲，那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另一项观测就是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我国古规代在测量二十八宿各个星座的距离时，常在各宿中指定某处星为标志，这个星称为“距星”。因为要用距星作标志，所以距星本身的位置一定要定得很精确。从这一宿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相距度数叫“距度”。这距度可以决定这两个距星之间的相对位置。二十八宿的距度，从汉朝到北宋，一共进行过五次测定。它们的精确度是逐次提高的。最后的次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进行的观测中，这二十八个距度数值的误差平均为0°。15，也就是9′。到郭守敬时，经他测定的数据，误差数值的平均只有4′。5，比崇宁年间的那一次降低了一半。
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成绩。在编订新历时，郭守敬提供了不少精确的数据，这确是新历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改历过程中，郭守敬创造了近20种仪器和工具。我们再介绍一件郭守敬独创的仪器，来看看他的技术成就。这件仪器是一个铜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状像一口仰天放着的锅，名叫“仰仪”。半球的口上刻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半球口上用一纵一横的两根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上开一个小孔，孔的位置正好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象，映照在所刻的线格网上，立刻可读出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人们可以避免用眼睛逼视那光度极强的太阳本身，就看明白太阳的位置，这是很巧妙的。更妙的是，在发生日食时，仰仪面上的日象也相应地发生亏缺现象。这样，从仰仪上可以直接观测出日食的方向，亏缺部分的多少，以及发生各种食象的时刻等等。虽然伊斯兰天文家在古时候就已经利用日光通过小孔成象的现象观测日食，但他们只是利用一块有洞的板子来观测日面的亏缺，帮助测定各种食象的时刻罢了，还没有像仰仪这样可以直接读出数据的仪器。王恂、郭守敬等同一位尼泊尔的建筑师阿你哥合作，在大都兴建了一座新的天文台，台上就安置着郭守敬所创制的那些天文仪器。它是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完善的天文台之一。由于郭守敬的建议，元世祖派了14位天文家，到当时国内26个地点（大都不算在内），进行几项重要的天文观测。在其中的6个地点，特别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的时间长度。这些观测的结果，都为编制全国适用的历法提供了科学的数据。这一次天文观测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人的集体努力，到1280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春天，一部新的历法宣告完成。按照“敬授民时”的古语，取名“授时历”。同年冬天，正式颁发了根据《授时历》推算出来的下一年的日历。很不幸，《授时历》颁行不久，王恂就病逝了。那时候，有关这部新历的许多算草、数表等都还是一堆草稿，不曾整理。几个主要的参加编历工作的人，退休的退休，死的死了，于是最后的整理定稿工作全部落到郭守敬的肩上。他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把数据、算表等整理清楚，写出定稿。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元史·历志》中的《授时历经》。在《授时历》里，有许多革新创造的成绩。第一，废除了过去许多不合理、不必要的计算方法，例如避免用很复杂的分数来表示一个天文数据的尾数部分，改用十进小数等。第二，创立了几种新的算法，例如三差内插内式及合于球面三角法的计算公式等。第三，总结了前人的成果，使用了一些较进步的数据，例如采用南宋杨忠辅所定的回归年，以一年为365.2425日，与现行公历的平均一年时间长度完全一致。《授时历》是1281年颁行的；现行公历却是到1576年才由意大利人利里奥提出来。《授时历》确是我国古代一部很进步的历法。郭守敬把这部历法最后写成定稿，流传到后世，把许多先进的科学成就传授给后人，这件工作，就称得起是郭守敬的一个大功。
王恂去世不久，郭守敬升为太史令。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又继续进行天文观测，并且陆续地把自己制造天文仪器、观测天象的经验和结果等极宝贵的知识编写成书。他写的天文学著作共有百余卷之多。然而封建帝王元世祖虽然支持了改历的工作，却并不愿让真正的科学知识流传到民间去，把郭守敬的天文著作统统锁在深宫秘府之中。那些宝贵的科学遗产几乎全都被埋没了，这是件令人痛惜的事！
开凿水道
从800多年前的金朝起，北京就成了国家的首都。元朝时候，它称为大都，更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大都城内每年消费的粮食达几百万斤。这些粮食绝大部分是从南方产粮地区征运来的。为了便于运输，从金朝起，在华北平原上利用天然水道和隋唐以来修建的运河建立了一个运输系统。但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它的终点不是北京，而是京东的通州，离开京城还有几十里路。这段几十里的路程只有陆路可通。陆路运输要占用大量的车、马、役夫；一至雨季，泥泞难走，沿路要倒毙许多牲口，粮车往往陷在泥中，夫役们苦不堪言。因此在金朝时候，统治者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的地势比大都低，因此要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这样，就非在大都城周围找水源不可。大都城郊最近的天然水道有两条：一条是发源于西北郊外的高梁河，另一条是水源从西南而来的凉水河。然而这两条河偏偏都水量很小，难以满足运河的水源需要。大都城往北几十里，有清河和沙河，水量倒是较大，却因地形关系，都自然地流向东南，成为经过通州的温榆河的上源。水量最大的还数大都城西几十里的浑河（今永定河）。金朝时候，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把浑河河水引出西山，过燕京城下向东直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这条运河容纳了浑河水中携带来的大量泥沙，容易淤积。到夏、秋洪水季节，水势极其汹涌，运河极易泛滥。这样，运河对于京城反是一个威胁。开凿之后只过了15年，就因山洪决堤，不得已又把运河的上游填塞了。这是一次失败的经验。然而，陆运耗费的巨大，始终在促使着人们去寻求一条合适的水道。这个任务，到郭守敬的时候才得到完成。郭守敬的开河事业也不是一开始就顺利进行的。他也经过了多次的失败，最后才找到了正确解决的办法。金朝开挖的那条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城墙的南面。利用这条被废弃的运河，当然是最经济最简捷的办法。至少，大都城以东的那一段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因此，摆在郭守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段运河的水源。
郭守敬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就是他在1262年初见元世祖时所提出来的六条水利建议中的第一条。在大都城的西北，有座玉泉山。玉泉山下迸涌出一股清泉。这股清泉流向东去，并分成南北两支。南面的一支流入瓮山（今万寿山）以南的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又从瓮山泊东流，绕过瓮山，与北面的一支会合，再向东流，成为清河的上源。郭守敬的计划是使进入瓮山泊的这支泉水不再向东，劈开它南面高地的障碍而引它向南，注入高梁河。高梁河的下游原已被金人拦入运河。这样，运河的水量就得到了补充。
当时，元世祖接受郭守敬的建议，下令实施这个计划。但是结果并不合于理想。因为引来增加水源的究竟只有一泉之水，流量有限，对于数额巨大的航运量仍难胜任。事实上，引来的泉水只够用来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川流的水量，对于恢复航运没有多大帮助。这又是一次失败的经验。郭守敬仔细研究了这次失败的原因。显然，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水量不足。他想：京郊河流中水量最大的是那条浑河，为什么不利用浑河的河水呢？3年以后，就在他从西夏回来以后的那一年，他提出了开辟水源的第二个方案。他认为可以利用金人过去开的河道，只要在运河上段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中去；当浑河河水暴涨而危及运河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以减少进入运河下游的水量，解除对京城的威胁。这算得是个一时有效的办法。所以说“一时有效”，那是因为这里还有个泥沙淤积问题，日子一久还是要出岔子的。看来，郭守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在运河上建立闸坝，因为闸坝会阻碍泥沙的冲走。但是接着又发生了一个他所估计不足的问题。原来从大都到通州这段运河的河道，虽不如大都以上一段那样陡峻，但那坡度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河道坡度大，水流就很急，没有水闸的控制，巨大的粮船自然无法逆流而上。结果，这条运河在1276年开成以后，只能对两岸的农田灌溉以及从西山砍取木材的顺流下送，起相当的作用；至于对大都运粮，还是无济于事。
两次工程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郭守敬并没有灰心，却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两次失败的原因。他认识到过去的设计思想带有颇大的片面性，今后的计划必须把水量、泥沙及河道坡度等种种因素结合起来，作一个通盘的考虑。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仔细地勘测了大都城四郊的水文情况和地势起伏。只是后来他被调去修历，才把运河工程的规划搁了下来。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有人建议利用滦河、浑河作为向上游地区运粮的河道。元世祖一时不能决断，就委派正在太史令任上的郭守敬去实地勘查，再定可否。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发觉这些建议都是不切实际的。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同时向政府提出了许多新建议。他这许多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大都运粮河的新方案。
这个经过实地勘测、再三研究而提出的新方案，仍然利用以前他那个试行方案中凿成的河道，但是要进一步扩充水源。扩充的办法是把昌平地方神山（今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并且让这条引水河在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汇合在一起，滚滚而下。这样一来，运河水量可以大为增加。这些泉水又都是清泉，泥沙很少，在运河下游可以毫无顾虑地建立一系列控制各段水位的闸门，以便粮船平稳上驶。这是个十分周密的计划。元世祖对它极为重视，下令重设都水监，命郭守敬兼职领导，并且调动几万军民，在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克日动工。这条从神山到通州高丽庄，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在内，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到1293年秋天就全部完工了。当时，这条运河起名叫通惠河。从此以后，船舶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中。那时大都城里作为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今此潭还在，只是已经淤缩成一个小池潭了）上，南方来的粮船云集，热闹非常。这样，非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南货北销，进一步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从科学成就上来讲，这次运河工程的最突出之点是在于从神山到瓮山泊这一段引水河道的路线选择。
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是60多华里。白浮泉发源地的海拔约60米，高出大都城西北角一带最高处约10米。看起来，似乎完全可以沿着这条最短的直线路径把水引来。但实际上这条直线所经地区的地形不是逐渐下降的。由沙河和清河造成的河谷地带，海拔都在50米以下，甚至不到45米，比大都城西北地带的地势都低。如果引水线路取直线南下，泉水势必都将顺着河谷地带一泻东流，无法归入运河。郭守敬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所选定的线路就不是直通京都的。他先把白浮泉水背离着东南的大都引向西去，直通西山山麓，然后顺着平行山麓的路线，引往南来。这样，不但保持了河道坡度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可以顺利地截拦、汇合从西山东流的众多泉水。从后来通航的事实证明，舍弃那条直线，采取这条迂回西山下的线路，确是十分合理的。要知道，在60多华里长的路程上，仅仅几米的高低起伏，那实在是非常微小，不是人眼所能直接看出的。从这取舍之间，可以看出郭守敬对大都城和它四周地区的地形测量，是下过很深的功夫的。通惠河开通以后，郭守敬一直兼任天文和水利两方面的领导工作。
1294年，他升知太史院事。但是关于水利方面的工作，当时政府仍经常要征询他的意见。1298年（元成宗大德二年），政府决定在上都附近开一道渠，元成宗召郭守敬去商议。郭守敬就去当地查勘了地形，了解了雨量情况，发现这条河道近山，所经地区的年雨量虽不多，却很集中，大雨连日的时候山洪非常凶猛。他认为，纵然河道平时的流量不大，河道本身也一定要宽达50～70步。当时主管其事的官员目光短浅，认为郭守敬把雨季的流量估计得太大，处理这事太小心了，竟把郭守敬所定的宽度消减了1/3.河渠开通的下一年，一到大雨时节，山洪顺河直冲下来，河身狭窄，容纳不下洪水，两岸泛滥成灾，漂没了人、畜、篷帐不计其数，几乎冲毁了元成宗的行宫。元成宗被迫北迁避水时，想起了郭守敬去年的预言，不由得对左右感叹：“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从此以后，郭守敬的声望更加高了。1303年，元成宗下诏，说凡是年满70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独有郭守敬，因为朝廷还有许多工作都要依靠他，不准他退休。
元成宗之后，元朝政权迅速腐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剧烈，生活上穷奢极欲，荒唐到极点，把元世祖时代鼓励农桑的这点积极因素抛弃净尽了。在这种情况下，郭守敬的创造活动自然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同他当时不断提高的名望相对照，他晚年的创造活动不免太沉寂了。除了在1298年建造了一架天文仪器——灵台水浑以外，就再没有别的重大创制和显著表现了。可以设想，如果他晚年能够有较好的社会政治条件，可能还有更大的贡献。
1316年（元仁宗延祐三年），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辛劳了60多年的郭守敬去世了，享年86岁。为了纪念他，目前邢台市最主要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郭守敬大街”。
邱处机
邱处机是金、元时道士，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字通密，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登州栖霞人（今属山东）。世为显族名姓，敏而强记，博而高才。年19，出家于宁海，执弟子礼于王重阳。师卒后，入磻溪穴居，历时6年。后又赴陇州龙门山（今宝鸡市东南），隐居潜修7年，创全真道龙门派。大约在（1188年）年，世宗召见至燕京（今北京）问以至道，并主持万春节醮事。明昌元年（1190年），金章宗以“惑众乱民”为由，下诏禁罢全真道等教，邱处机即东归山东栖霞。后居莱州昊天观。南宋及金朝先后遣使来召，俱不赴。兴定四年（1220年），偕弟子18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里，历时2年，到达西域，晋见成吉思汗。太祖深信其言，赐号神仙、大宗师尊号。弟子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经历颇详。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返归燕京，太祖赐以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院和道众的一切赋税差役。后道侣云集，玄教日兴，于各地建立宫观，设坛作醮，从而扩大全真道的影响。元太祖二十二年，诏改太极宫为长春宫，赐邱处机金虎牌，主领道教。七月，卒于宝玄堂，殡于白云观处顺堂。至元六年（1269年）诏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邱处机传承全真道法，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主张修道者应出家，断绝一切尘缘；主张清心寡欲即为修道成仙之本根。其著述有《大丹直指》，书中用图、诀、诀义等详述9种炼丹的方法。根据天地生成，人体禀生的经过，阐述人的先天真气和后天之气可以通过修炼而相互交接作用结成大丹的原理。另著有《鸣道集》、《玄风庆会录》、《摄生消息论》、《磻溪集》等。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面，邱处机成了一个喜好武术、济困扶危的道士。曾与江南七怪在嘉兴烟雨楼比武，引发了后来郭靖的故事。
董俊
董俊（1185年～1233年）字用章，元代藁城人。出身农家，长大习读史书，尤善骑射。
金帧格初年，王室衰微，边事紧急。县令设靶招募兵土，以最佳射中者为将。众人盖莫能弓，唯独董俊一矢中的，于是派董俊带兵前去迎敌。恢姑三年（1215年），蒙古大帅木华黎挥兵南下攻金，董俊率部响应，为元朝统一，勇猛征战，因功提升中山府知府，佩金虎符，多次与金将武仙交战。兴定三年（1219年），大战武仙子黄山，使武仙窘迫而降。董俊被授予龙虎卫上将军，屯驻泰城，升藁城为永安州，他所率军队亦被称为匡国军。金正大二年（1225年），武仙据真定而叛，围董俊于永安州（今泰城），董俊以兵上不满于人与武仙相持一年之久。武仙见永安州难以攻取，遂纵兵践踏田稼，董俊输斥武仙：“汝欲得民，而夺之食，无道！贼不为也。”武仙羞惭而去。董俊遂率军攻入真定，武仙大败而逃。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会集诸路军马围困沛京。翌年围金生于归德。金兵夜出，逼董俊于河边，他奋力出击，战死疆场，时年48岁。
董俊忠勇慑众，临阵，不为夷险所移，每战必身先士卒。有人劝止，他说：“我人臣也，敌在前，不死，乃趋安脱危乎！”。董俊见诸将在朝廷献户口，增数而要利，他说：“民实少而欺以数多，他日上需求无应，必重敛以承命，是我独利而民 日困也。”董俊善战而不妄杀，为政鼓励农桑。他管辖的地方，百姓家给人足，人皆拥戴。死后，赠“诩运效节”功臣、太傅、开府议同三司、上柱国，封寿国公，溢“忠烈”。加赠推忠诩运效节功臣、太傅、开府议同三司、上往国，改封赵国公。
许衡
许衡（1209年～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祖籍为怀州河内（今沁阳）人。宋元之际学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世称“鲁斋先生”。
许衡自幼勤好读学，因家贫无钱购书，常涉百里借书抄书。他天资聪颖，攻读中常向老师提出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先后有三位老师以“吾非其师”而辞教。金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兵临新郑县（许衡出生地），许衡同众人从洛阳渡河经河阳（今孟县）返乡，时值盛夏，人们又饥又渴，见路边有一梨园，都争着摘梨吃解渴，唯独许衡独自静坐树下乘凉。有人劝他说：乱世梨园无主，摘几个梨吃有何妨。许衡说：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不久，许衡赴河北大名府讲学，由于恭谨执教，求学的人很多，并匾其斋为“鲁斋”，从此号称“鲁斋先生”。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忽必烈出王秦中，任命许衡为京兆（今西安市）提学，许衡让各郡县创办学堂，民生8岁，上至王公，下至庶民子弟，皆令入小学，15岁俊秀者入大学。在教学中，他提倡启发式引导学生勤思考、多钻研，并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教育学生通晓礼义，懂得荣耻。
至元二年（1265年），许衡受命议事中书省，任职期间“不为利回”、“不为权屈”，有元代“魏征”之称。他通过对历代和当代社会状况的分析，先后给忽必烈上疏五道奏章，主张实行汉法，对维护其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至元六年（1269年），许衡受命同太常卿徐世隆拟定朝仪，接着又同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等一起议定官制，定出了中央集权机构的设置及其朝仪，减掉了一些不必要的“冗长增置的台院”。至元七年（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唯许衡执意反对。许衡说国家事权无非是财、民、兵三项，今父典财民，子再掌兵权，不可。阿合马父子因野心未达，遂对许衡怀恨在心，挟嫌报复。许衡忿然不屈，以辞职表示抗议。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正式改国号为元，元世祖开太学，召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主持国子监。世祖亲自选择蒙古族子弟到国子监深造。至元十年（1273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许衡从政受阻，再次辞职相抗。至元十三年（1276年），许衡主持太史令郭守敬等人修定历法，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修成新历法，元世祖授名为《授时历》。这部历法确定一年为365.2435天，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所经历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颁布的当代世界上通行的《格里高利历》是一致的，但却比它要早300年。
许衡一生以从事教育为乐，在其27年仕途生活中，刚直不阿，不附权势，八次被诏入朝作官，又八次辞归故里，躬耕桑农。至元十八年（1281年）三月，许衡在家乡病故，终年73岁。
搠思吉斡节尔
搠思吉斡节尔，有人译为却吉·斡斯尔，是十四世纪初的著名蒙古语文学家。十四世纪初，搠思吉斡节尔在古维吾尔字母的基础上拼写蒙古语，用来记录“扎撒”、“青册”、对“老蒙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改革，史称“新蒙文”。它对蒙古语文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经搠思吉斡节尔改革而成的“新蒙文”，是一种竖写，由左及右的拼音文字，共有7个元音字母和24个辅音字母。它目前仍为我国蒙古族人民所通用。对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通过这种文字，保存下来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搠思吉斡节尔精通蒙古语、维吾尔语和藏语。著有《蒙文启蒙》一书。对蒙古文的拼写法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后人对蒙古语文的论著多引用其书。可惜此书早已失传，但是我们从十八世纪中叶拉布金巴·丹金达格巴编写的《蒙文启蒙注释》和格西·毕力根达赖简述的《蒙文启蒙》中，还可以窥见到《蒙文启蒙》原著的大概内容。
林灵真
林灵真（1239年～1302年）为元代东华派主要传人。俗名伟夫，字君昭，灵真为其法名。自号水南，人称水南先生。世为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宦世家，既长，博通经纬史传、诸子百家及方外之书，而于四辅、三奇、阴符、毕法之旨，尤加精究。累举不第，乃弃儒为道，舍宅为观，投礼提点戴煟为师，匾其宅曰丹元观。尝自谓：“予学道于虚一先生林公，东华先生薛公，于兹有年矣。幸造道域，参玄律，讵可韫所学而不济于世。”“乃绍开东华之教，蔚为一代真师。以度生济死为己任，建普度大会者不一”。所列东华派历代宗师中，林灵真之前，有“东华先生薛真人，讳熙真”，当即林灵真所谓之“东华先生薛公”，故知林灵真之师为薛熙真（其所谓“虚一先生林公”，尚不明）。此系谱已将林灵真列为一代宗师，证明其后之清微派道士确已承认其为“绍开东华之教”的“一代真师”了。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慕其学，表荐其为温州路玄学讲师，继升本路道录。时当至元二十八至三十一年（1291年～1294年）。此后，闭门著述，撰成《济度之书》十卷，《符章奥旨》二卷。正一教主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命雕板印行，以广其传；并授以灵宝通玄弘教法师、教门高士、住持温州路天清观事。
《正统道藏》所收署宁全真授、林灵真编之《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三百二十卷，已非林灵真《济度之书》十卷之旧，是明代道士据上书增补扩充而成。林灵真是元代东华派的主要传人，弟子甚众，“在州里不下百余人”，正一龙虎宗的董处谦，玄教大宗师吴全节都曾投其门下，“可谓一时授受之盛”。
张留孙
张留孙（1248年～1321年）为元代龙虎宗支派玄教创始人。字师汉，信州贵溪（今属江西）人。幼从伯父张闻诗学道于龙虎山上清宫，继师李宗老。后以所学游江淮间。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赴阙，选其从行。第二年，张宗演返龙虎山，张留孙留侍阙下。据传其能请祷止雨、疗疾，世祖命为上卿，铸宝剑，镂其文曰：“‘大元赐张上卿’，敕两都各建崇真宫，朝夕从驾。”至元十五年，赐号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次年，奏复宫观，令自别为籍。此后，“宠遇日隆，比于亲臣”，或奉命外出祠名山大川，或奉旨到江南访求逸遗，又相继受命为武宗、仁宗取名。至元二十八年更以卜筮之术，参预任命宰相的重大决策。此后历经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等朝，“朝廷每有大谋议，必见咨询”。随着政治宠遇日隆，皇帝赐予道教职衔与权力也逐步上升。由道教都提点到玄教宗师、玄教大宗师；由上卿到特进上卿；由法师到真人、大真人；由知集贤院（元代管理儒、道的机构）道教事，到领集贤院道教事，位大学士上，再加开府仪同三司。爵位也由三品到二品，再到一品。至仁宗延皊二年（1315年），所得头衔多达四十三字，曰：“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既有勋号，又有实际职掌，其政治地位之高，道教权力之大，居当时道教诸派首领之冠。
张留孙在其政治地位日益显赫、道教权力日益扩大的过程中，陆续从江西龙虎山征调道士到两京崇真宫（后升崇真万寿宫），或委以京师道职，或派至江南各地管理教务，从而在他周围集合起大批道士，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道教派别，即龙虎宗支派玄教。这个道派是元代龙虎宗的核心，其组织规模和社会影响，不仅超过了江南诸道派，而且较之北方的全真道也毫不逊色。
张留孙除领导玄教外，又在整个道教事务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如元初集贤与翰林院同一官署，张留孙向元世祖建议分置两院。世祖即专设集贤院，掌管提举学校，征求贤良、隐逸，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皆隶属之。此后他和他的继任者即受命知集贤院道教事，参与管理全国道教。又如至元十八年，全真道在与佛教斗争中失败，道教经书面临全被焚毁的厄运，张留孙密启裕宗（太子真金）云：“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裕宗启奏世祖，乃“集儒臣论定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从而减少了焚经的损失。
张留孙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领导玄教四十余年。除宗教活动外，并参预不少政治活动。赵孟瞓《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称，张留孙“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赖公（张留孙）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及以过失获谴，敕公救解，自贷于死者，亦如之”。可见张留孙在襄赞朝廷政治与调和官吏矛盾方面，曾作过不少工作，起过不少作用。因此，一方面更加取得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另方面在大臣和士人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与开府（指张留孙——引者注）有深契焉”。从而使他领导的玄教能盛极一时。
延皊四年（1317年），张留孙年满七十，仁宗为之大举祝寿。“上使国公画公像，诏翰林学士承旨赵公孟瞓书赞进入，上亲临视，识以皇帝之宝，以赐公生日”。并以之永“镇崇真宫”。“是日，赐宴崇真宫，内外有司各以其职供具，宰相百官咸与焉。”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张留孙逝世，皇帝又为之大办丧事，将其遗体送至龙虎山安葬，“自京师至其乡，水陆数千里，所过郡县，迎送设奠，不约而集。比葬，四方吊问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丧致客，未有若此盛者。”天历二年（1329年）加封“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
刘玉
刘玉（1257年～1308年）为元初净明道的革新者。字颐真，号玉真子。南康建昌（治所在今江西南城）人，后随父迁隆兴新建（今江西南昌）。弱冠父母相继亡故，居丧尽礼，家贫力耕而食。后厌弃尘世，笃志于神仙之学。
南昌西山盛传许逊净明忠孝大法。至元十九年（1282年）秋，刘玉自称在西山泻油冈遇洞真天师胡慧超，告之曰：“龙沙已生，净明大教将兴，当出八百弟子，汝为之师。”据说，次年，于玉隆禁山再遇胡慧超，向其传许逊之旨：“可寻西山中黄堂山乌晶原建玉真坛以栖隐。”此后道学愈益精进，在孝行里立腾胜道院，开始传道。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刘玉自称遇郭璞教以经山纬水之术，遂游黄堂山乌晶原寻访，果得昔日许逊修真之所，建玉真坛。据教内传说，元贞三年正月，许真君降临黄堂山乌晶原玉真坛，面授刘玉真言：“中黄大道，八极真诠，子当敬受，吾八百弟子，汝为首。”刘玉假托许逊、郭璞、胡慧超等众真降授道法后，遂“开阐大教，诱诲后学”，弘扬净明道法，遂开新的净明道。
刘玉的净明道，“其法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为事，简而不繁。”弟子问：“昔何真公所传稍繁，今先生所授极简，何其不同？”刘玉曰：“昔绍兴之时，仙期悬隔，权以救世，以法弘教，故繁。今龙沙已生，仙期迫近，急于度人，以道弘教，故约。”刘玉时期，净明道十分隆盛，相继兴建了隐真、洞真等靖庐。相继向弟子授受诸品秘要，为人祈禬禳解。刘玉虽声名日隆，而益自韬晦。
刘玉在何真公的净明道的基础上，对净明忠孝道法进行了改革。何真公时期的符咒较为繁琐，动辄百十道符。刘玉仅存炼度一符。何真公所传斋醮之法也十分繁琐，刘玉以为不当，倡行修斋贵在和淡，和而躁心释，淡而欲念平，方才正心诚意，合乎无为，与天地同一。刘玉还对告斗（即向星辰祷告）之法进行改革，革除设斗灯这一程序。刘玉又将修炼放在次要地位，认为何真公所传法术都是后天之学，主张要返后天而复先天，返真还元，同归太极，而归无形。认为净明大道是先天之宗本，净明大道“欲使学者从博而约，从修而证，回后天而先天，复有名而无名，符净明无为，一也。”经刘玉改革之后，修炼、斋醮、符法等方术已降居次要地位，修习的中心是封建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念。
刘玉认为，“净明”主要是指心性。《净明大道说》曰：“净明者，无形大道，先天之宗本也。在上为无上清虚，在天为中黄八极，在人为丹元绛宫。此三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明此理者净明也。清则净，虚而明，无上清虚之境，谓之净明。”刘玉还强调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事尽时，天理自见，故净明之道不废人事。刘玉斥责出尘绝俗、抛家舍业而修炼者为名教罪人，声称净明道士，“或仕宦或隐游，无往不可。所贵忠君孝亲，奉先淑后，至于夏葛冬裘，渴饮饥食，与世人略无少异。只就方寸中用些工夫，非比士俗所谓修行，殊形异服，废绝人事，没溺空无。所以此学不至洁身乱伦，害义伤教。”故净明道士同正一派道士一样，可居家修行。
刘玉倡儒释道三教同源之说：“何谓一？太上之净明，夫子之忠恕，瞿昙之大乘，同此一也。”他认为三教并立相辅，化人归善，缺一不可。但主要是会和儒家，将其忠孝思想作为净明大道之本。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刘玉以教事付黄元吉。二月，逝世。有其弟子所辑《玉真语录》传世。
吴全节
吴全节（1269年～1346年）为元代著名玄教道士。字成季，号闲闲，饶州（今江西波阳）人。13岁学道于龙虎山上清正一宫之达观堂，师李宗老。闻空山先生雷思齐深明《周易》《老子》，遂往师之。后李宗老延请雷思齐至龙虎山，全节等多人同受其业。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张留孙征之至京师崇真宫，成为倚侍留孙左右的大弟子。曾多次奉诏出祀岳渎山川，又数次奉诏去江南访求遗逸。成宗即位，奉敕每岁侍从行幸，并继续奉命外出祠祀。元贞元年（1295年），制授冲素崇道法师、南岳提点。
大德二年（1298年），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此后，或奉诏设醮，或被请祷雨，或奉旨降御香于江南。大德十年，制授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次年，武宗即位，制授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崇文弘道玄德真人，佩玄教梁师印，视二品。
至大三年（1310年），封赠其祖及父，奉命归乡荣亲。至治二年（1322年），继张留孙之后，任玄教掌教，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佩一品印。他在掌教前后，一如其师张留孙，参与宫廷政事，举荐贤能，疏解朝臣之间的龃龉。特别是自金以来，孔子之嗣失统，吴全节于延皊（1314年～1320年）中力言于朝廷，遂以其五十四代孙孔思晦袭封衍圣公；元统（1333年～1334年）初，思晦卒，有乘间觊觎者，吴全节复言于朝，乃以思晦之子克坚袭封。另一方面，由他参与政治活动，既得元室之信任，又广交大臣显贵，为其玄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吴全节儒道兼修。其师张留孙在向皇帝奏对或与廷臣议论时，必曰：“臣留孙之弟子全节深知儒学，可备顾问。”元代大儒吴澄称：“吴真人全节寄迹道家，游意儒术，明粹开豁，超出流俗。”许有壬曾奉敕给吴全节的画像写赞语，其中有两句：“人以（公）为仙，我以（公）为儒。”吴全节善诗，有诗文集《看云录》若干卷，《代祠稿》诗二百余篇。吴澄赞其诗曰：“其诗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李存谓其诗“和而庄，丰而安，婉而不曲，陈而不肆，其正始之遗音乎！”吴全节对道教各种方术兼收并蓄，他出身龙虎宗，熟知符箓斋醮，在燕京崇真宫期间，又向南宗道士陈可复学雷法，向东华派首领林灵真学道法，又向南宗道士赵淇学内丹。他鉴于灵宝斋法，授受既久，渐失宗旨，乃集诸家所传，手为删定，类为二十四门，总为十卷，题曰《灵宝玉鉴》。这是玄教道士仅有的一部道教著作。
黄元吉
黄元吉（1271年～1355年）为元代净明道士。字希文。在净明道系谱中称净明嗣教、旌阳三传。出身豫章丰城（今属江西）望族。12岁入西山玉隆万寿宫师事清逸堂朱尊师，朱尊师死后，又得朱师王月航之教。王卒，复得刘玉器重。黄元吉事刘如父，刘玉临终前嘱其嗣教，乃于西山择地立玉真、隐真、洞真三坛以授弟子。
至治三年（1323年），黄元吉游京师，极得公卿士大夫赞誉。泰定元年（1324年），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朝京师，向元廷推荐黄元吉并称“宜表异之”。元廷因之赐号“净明崇德弘道法师、教门高士”，为“玉隆万寿宫焚修提点”。未行，玄教大宗师张留孙挽留其住崇真万寿宫。次年卒于京师。遗嘱火葬，弟子负遗剑归西山，由徐异嗣教，为第三代传人。
黄元吉毕生以阐扬刘玉学说为己任，其阐释发挥净明忠孝学说的言论，由弟子陈天和编集为《中黄先生问答》，收入《净明忠孝全书》卷六。他认为“只要除去欲念便是净，就里除去邪恶之念，外而便无不好的行检”；并认为居处端庄、斋戒沐浴、以崇香火，仅是外貌之净，应内外交养，以达真净。“学者但当行持能净、能明、能忠、能孝，久久至于真净、真明、真忠、真孝”。他对修道之士崇尚的“真人”。阐释为：“净明教中所谓真人者，非谓吐纳按摩休粮辟谷而成真也，只是惩忿窒欲，改过迁善，明理复性，配天地为三极，无愧人道，谓之真人。”认为十二真君皆慕孝道之教而成真，说明道由心悟，关键是内心的修炼。弟子问及有无罪福因果之事，则答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凡人作善者，譬如下五谷种子，分明是春种秋收，作恶者譬如弯弓入阵，决定有报箭来。”黄元吉继承和弘扬刘玉的净明忠孝思想，并将刘玉生平言行，辑为《玉真先生语录》（分内集、外集、别集）三卷。由黄元吉编集，净明道第三代传人徐异校正的《净明忠孝全书》，是净明道的基本经典。
张雨
张雨（1277年～1348年）为元代茅山派道士。又名天雨，字伯雨，法名嗣真，别号贞居，又号句曲外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年二十弃家，遍游天台、括苍诸名山。后去茅山礼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弟子周大静为师，受大洞经箓。又去杭州开元宫师玄教道士王寿衍，命名嗣真。皇庆二年（1313年），随王寿衍入京，居崇真万寿宫。由于素有诗名，京中士大夫和文人学士，如杨载、袁桷、虞集、范梈、黄潽、赵雍等，皆争相与之交游。延皊（1314～1320年）初离京返杭之开元宫。至治元年（1321年），开元宫毁于火，次年回茅山，主崇寿观及镇江崇禧观。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辞主观事，日与友人饮酒赋诗以自娱。
张雨多才多艺，能诗文，善书，工画，尤以诗享盛誉于元末文坛。徐达左称：“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钱塘来句曲，负逸才英气，以诗著名，格调清丽，句语新奇，可谓诗家之杰出者也。当是时，以诗文名世者，若赵松雪（孟瞓）、虞道园（虞集）、范德机（范梈）、杨仲弘（杨载）诸君子，以英伟之姿，凌跨一代，谐鸣于馆阁之上，而流风余韵，播诸丘壑之间。贞居以豪迈之气，超然自得，独唱于丘壑之间，而清声雅调，闻诸馆阁之上。诸君子亦尝与其唱酬往还，虽出处不同，而同为词章之宗匠，譬如轩轾，讵知其孰先而孰后耶？”姚绶评其诗文曰：“诗宗杜（甫），惟肖古选，类大历间诸子；文学韩（愈），而冷语类汉。”张雨又善书法，姚绶称其“饮酣伸纸作大草，尤妙；小楷变率更（欧阳询）家数，世称二绝”。但却谓张雨“独于画未工”。此评似不确，张雨好友倪瓒《题张贞居书卷》曰：“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可见画亦未必不工。
著有《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岩玄会灵》二卷，《寻山志》十五卷，皆不存。又著《玄史》，即《玄品录》五卷，现存于《正统道藏》中。此为道士传记之书，除有张陵以后至两宋众多方士、道士之传记外，又有老子、尹喜等人之传记。收于《正统道藏》之《茅山志》十五卷，署名刘大彬撰，而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二所著录《茅山志》十五卷，则署为张天雨撰，尝屏居修《茅山志》，因号句曲外史。故今人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称，现《正统道藏》中署名刘大彬之《茅山志》，“实为张天雨所修，刘大彬窃取其名而已。”张雨又有诗集《句曲外史集》若干卷，收于《四库全书》。
郝经
郝经（1223年～1275年）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未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的时候正赶上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他的父亲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他的母亲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
1232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当时，郝经的父亲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这样一干就是五年时间。
郝经开始读书时非常喜好诗文。1238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上溯诛泅，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
郝经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年，他21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
其次，郝经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衰字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懦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1252年，郝经喜欢上了儒术和他们的衣冠，当时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他们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玉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 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蠢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被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