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蒙古旧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认为中国的君主，但他同时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疆域的统治者。过分强调汉人的特点会减损他作为辽阔蒙古疆域的统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避免被中国文化所吞没。最终他制定了用来保护蒙古特性和内部统一的政策。总的来讲他不鼓励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忽必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汉人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后才重新恢复科举考试，一度使受过教育的汉人失掉一种过去最普遍最传统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汉人手中。整个帝国安置了对官员进行暗中监视的御史，显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控制。同样，军队的地位仿佛要比在传统的中国朝代中更为重要。一些学者认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在宫廷增加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时代，但是这种责备难以证明是有根据的。看来不能说中国传统中的暴政少于蒙古传统。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时代中突然出现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统的仪式。每年8月，在他离开上都到大都渡过秋天和冬天之前，他举行洒马乳的祭祀仪式，据说这样会保证一年的好运气。这项祭礼包括奉献一匹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祷，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后挥洒专门喂养的牝马的乳汁。以这种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们保佑即将来临的冬天。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帐幕里并且每天祭供两头羊，直到病人康复。在忽必烈参加战斗之前，他倾倒马奶酿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帮助他打败敌人。
忽必烈同样赞成世俗的蒙古习俗。不像汉人妇女，蒙古妇女没有缠足的习惯，忽必烈不把这条强迫汉人妇女遵守的限制强加给蒙古妇女。大部分蒙古人继续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举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无节制地豪吃狂饮，这使人想起游牧部落的庆典。在这些盛宴上，宾客大量饮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在忽必烈的统治中继承下来。
大汗对打猎的迷恋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证明。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带着驯化的狮子、豹和山猫打猎，它们追逐并且经常捕获野猪、野牛、熊和野驴。他还带着大约500只大雕（猎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鸟类。打猎中，由驯鹰人、猎人和士兵组成的大批随从陪伴着忽必烈。
忽必烈在制订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接受汉人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钦佩地获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人面前。对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传统的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参加打猎，和蒙古妇女结婚，并且自觉保护她们的权力。对于汉人，他承担起艺术的保护人的角色，他资助汉人画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并且允许汉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自由创作。在其他的领域里，他对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对在中国的外国工匠的鼓励和支持，产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作为一名疆域超出中国的统治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为他增添了光辉。
1279年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风暴。在他统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
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在《元史》中把阿合马划归为“奸臣”中的一个，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责骂他。根据他自己的辩护，我们应该认识到阿合马知道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为宫廷聚敛的税收额而定。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专权纳贿，但是必须记住，他的指责者（那些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是对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员。
从1262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418499户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户。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史料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自己致富。另外，他们指责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责备好像不那么严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人，办事奸诈。13世纪70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1282年四月十日，当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时，一个汉人阴谋小集团把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杀。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他多次发动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13世纪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和王鹗；他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他越来越多地放弃了统治者的责任，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国史料指责另一位称为奸臣的卢世荣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左丞，管理财政。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一种更容易地偿还政府债务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1285年五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致的价格不足是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润。
尽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损害着忽必烈的经济计划。有好几次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1281年忽必烈的军队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这是由陈桂龙率领的起义，如果中国历史学家正确的话，有2万名造反者被斩首。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场更严重的造反，朝廷调动了10万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持续不断。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汉人不采取这种暴力手段。一些人认为“北人”对中国文明和思想不感兴趣，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另一些人找到专门的学术领域追求自己的知识趣味，干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牵连。这种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丧失他们急需的专门人才，而连续不断的骚乱迫使他们在南方驻扎军队并造成很大的开销。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因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1282年他们的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超过90%的粮食到达北方，在沿岸的变化莫测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大约有四年时间朱清和张瑄独揽运送极端需要的粮食的海运，因此他们变为“中国南方两位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但是，13世纪80年代中期，台风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需要另辟一条替代的运送粮食的途径。
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这项工程需要在山东省开凿135英里长的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商品可以从临清通过卫河上转运到离大都不远的直沽。这样，粮食可以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1289年2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300万劳工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250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地是13世纪80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3世纪80年代忽必烈在对外事务中总遇到挫折。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察必于1281年去世，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儿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真金于1285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养成中国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继承人。真金四十多岁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击忽必烈并且使宫廷沮丧。为了寻求安慰，他越来越多地转向酒和食物。过度饮酒，使他的健康成为问题。在他的余生中，过于肥胖和痛风折磨着他。汉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丧和抑郁。在1293年～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年二月十八日，他在宫中去世。
忽必烈统治的成就是显著的。与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继续从事军事征伐。他最辉煌的胜利是征服中国的南宋，把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具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领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比起更早的许多次蒙古人的战争来，这场战争需要更缜密的计划和后勤，从而确保忽必烈作为蒙古人中一位伟大统帅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汉人相信他日益汉化的同时，本民族同胞仍对他信任。他设立了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在中原建设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为朝廷设计出合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他并未抛弃蒙古传统，保持着大量的蒙古习俗，在政府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废止科举制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职位上受制于汉人。尽管在统治的最后十年中面临着困难与失误，忽必烈留给他的继承者的是一个稳定和大体上繁荣的国家。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二月十八日，忽必烈病逝。在位三十五年，年80岁。有子11人。谥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成宗铁穆耳
铁穆耳（1265年～1307年），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又称完泽笃皇帝。世祖之孙、父皇太子真金，母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1285年元朝太子真金去世。按照嫡长子继位的传统观念，忽必烈把希望寄托在铁穆耳身上，并派他统兵讨伐叛王哈丹，接着又派他镇守蒙古汗国故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掌管北方防务。在玉昔贴木儿请求之下，忽必烈将原来属于真金的印玺“皇太子宝”授给铁穆耳。1294年即位，在位13年成宗，忽必烈的孙子，皇太子真金的第三子。被称为“善于守成”之君。至元三十年（1293年）受皇太孙宝，总兵镇守漠北，次年，即皇帝位。停止对外战争，专利整顿国内军政，是社会矛盾暂时后所缓和，死于1307年，时年42岁。庙号成宗。
忽必烈未给他的后人解决的比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帝位继承，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中，它总是引起不安和紧张的因素。忽必烈无力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是因为蒙古人的帝国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相抵触；还部分因为在忽必烈时期的一些偶发事件。忽必烈不能将家产封建制的蒙古国家完全改变为君主专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没打算这样做，当出现帝位继承问题时通过忽邻勒台在皇子中选择新的大汗的传统做法不能被否定。
忽必烈为维持他的皇帝特权，试图用中国方式来确定他与正后的长子为正式的继承人，他选定了真金（1243年～1285年）为正式的继承人，但真金在1285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9年，忽必烈的尝试中途夭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后忽必烈时代，经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继承人和要求通过“选举”即位的人之间为争夺帝位产生激烈的抗争。
后忽必烈时代的帝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
第一，竞争者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特别是几乎清一色的真金后人。因为在蒙古人中有这样的共识：元朝是忽必烈创建的，其他皇族成员能够在各次帝位之争中作为支持者参加新皇帝的选举，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参加帝位的竞争。真金的后人最有帝位继承资格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并且是他指定的继承人。
第二，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员的作用日益降低，在传统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诸王和王妃来决定“选举”的进程。官员（那颜）作为皇族成员的属下参加忽邻勒台，但从不允许他们独立发表意见。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然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官僚化的结果，也是元政府的家产封建性质因而削弱的结果。
第三，帝位继承经常引起纷争，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正常情况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们的支持；另一种立足于草原，常常统率着强大的驻边军队。这两种利益关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时间很短，导致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摇摆，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无常。
公元1294年二月忽必烈去世后立刻爆发了第一次继承人危机，因为忽必烈并未正式册立他的孙子、真金第二子铁穆耳（1265年～1307年）为继承人。在真金1285年去世之后，年迈的忽必烈在确定继承人上显然一时犹豫不决。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说法，是铁穆耳之母、真金的正妻阔阔真（亦名伯蓝也怯赤，1300年去世）在积极促成儿子即位。但是，虽然在1293年七月铁穆耳被授予皇太子印，当时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镇宗王统管草原的全部军队，但是他并未得到像他父亲那样的正式的皇太子册立。这可能反映了忽必烈在他的孙子是否合适做未来的大汗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相当清楚铁穆耳是个嗜酒者。这样，在忽必烈去世时继承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铁穆耳的帝位竞争对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年～1302年）。作为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与铁穆耳一样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祖父的继承者。因为甘麻剌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挥官并于1292年被封为晋王，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样坚实。但是，铁穆耳显然比他的哥哥有优势：他不仅被忽必烈指定为继承人，还得到了阔阔真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阔阔真以其贤淑得到忽必烈的喜爱并且很有影响。虽然甘麻剌的母亲还难以确定，但从阔阔真站在铁穆耳一边的事实，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同样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铁穆耳即位。忽必烈为他去世后指定了三个辅政大臣：玉昔帖木儿（1242年～1295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当博尔术（死于1227年）的孙子，枢密院知院；伯颜（1236年～1294年），八邻部人，曾领军灭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诸军的统帅；不忽木（1255年～1300年），受儒学影响的康里政治家，中书省平章政事；这三个大臣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铁穆耳或他的母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除了这三个大臣外，中书省右丞相完泽（1246年～1303年）曾以重要辅臣身份陪同铁穆耳前往蒙古本土。忽必烈是否为铁穆耳即位做过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这些朝廷重臣显然都在向这一方向努力。
公元1294年四月在夏都上都举行忽邻勒台时，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人。但是他们被铁穆耳的支持者所战胜。实际上，据说玉昔帖木儿曾说服甘麻剌带头推动铁穆耳即位。同时，战功显赫的伯颜为使铁穆耳即位采取了更强硬的姿态。据说他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显然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威望和他们背后的强大军事和官僚机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操纵了忽邻勒台。这些首要大臣在决定谁将成为新大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示着未来将产生许多推动新君即位的官僚。
铁穆耳13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1294年五月十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规。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完泽还担任右丞相并且是独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孙（1257年～1308年）为左丞相。铁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泽，主要是因为他谨慎和宽厚而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而成为朝廷重臣。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纳儿部的哈剌哈孙则不仅以他的才干和正直著称，还以雅重儒术而闻名，在完泽1303年去世后，他成为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铁穆耳朝初期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木。不忽木成长于宫廷中并在国子学中受到理学大师许衡（1209年～1281年）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汉人儒士官员。他先任平章政事，后任御史中丞，在铁穆耳朝主要起为儒学辩护和规范朝政的作用。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汉人官员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汉人官员包括何荣祖、张九思（1242年～1302年）、梁德珪（1259年～1304年）和何玮（1254年～1310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财者中，麦术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马和桑哥手下的官员。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赛典赤赡思丁（1211年～1279年）的曾孙伯颜，拉施特说他是“极尊贵、有权势的大臣”，任撒希伯底万，撒希伯底万在波斯语中通常指财政大臣。显然铁穆耳是在继续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员的种族和思想平衡政策。完泽和哈剌哈孙掌管下的行政机构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在财政方面，废除理算欠税是桑哥失势之后已经采用的政策。铁穆耳朝继续施行这一政策，并且几次免除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差发和赋税。铁穆耳汗强烈反对为增加收入向民众征收任何额外的赋税，他于1302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赋税定额以外的任何东西。
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
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心智和身体活力，而这些对继续领导帝国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计定额是2600人，御史台于1294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1万人，在各行省则更多。实际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书省淘汰所有冗员。官府冗员的大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行政效率的改变。郑介夫在1303年上书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5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7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10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铁穆耳汗亦对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误政务问题深恶痛绝，他在1294年曾为此严厉申斥中书省臣，甚至表现出对臭名昭著的桑哥时期行政效率的怀念。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的影响，铁穆耳汗朝发生了一系列腐败丑闻。政府高层的最大丑闻发生在1303年。在前一年，朱清（1237年～1303年）和张瑄（死于1303年）被控有罪。他们曾是海盗和贩私盐的盐徒，在宋亡时率领大量船只叛宋降元。他们利用为元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没收全部财产。对此案的调查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几个高官行贿。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里浑萨里和另外四名中书省官员因为受贿在同一天被撤职。甚至完泽亦因接受朱、张贿赂而受到弹劾。为清除腐败，盛怒的大汗诏定赃罪为12章，并在1303年春季派遣官员调查国内7个地区的案情。他们调查出贪官污吏18473人，获赃45865锭。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但是，大汗没有坚持消除腐败的努力。不仅完泽在这起贿赂丑闻中全然无损，大多数因受贿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也在后来的两年中又被起用。官府冗员和官僚腐败只是造成贯穿元朝中后期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的部分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对贵族尤其是皇室成员的慷慨赏赐。忽必烈慎于赏赐，对他的家族成员尤为“吝赐”。但是从铁穆耳开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赐额之外，还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的慷慨赏赐。如此慷慨赏赐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劳皇室成员和勋臣，也要继续保证他们的支持。在1294年铁穆耳即位时，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额金多4倍，银多2倍。此外，铁穆耳还为不同原因给予一些皇亲巨额特殊赏赐，如1294年给三个驸马赐银的总数就超过了12万两。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1294年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简而言之，由于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成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铁穆耳的政府反对增加税额，除借用钞本银之外无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元廷乃于1294年下令诸路平准库作为钞本贮藏的银936950两，除留192450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显然是支付日常开支。四年之后，又借用了20万锭钞本。到1299年，元廷的财政形势更为恶化，花费的一半借自钞本。借用钞本又转而极大地削弱纸钞制度的信誉，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其程度远比13世纪80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剧烈得多。
铁穆耳朝是持续不断的征伐和大致和平两个时期之间的有意义的过渡期。忽必烈朝后期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铁穆耳改变祖先的扩张政策，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更多的征服将无任何成果并且耗费巨大。他即位后立刻取消了忽必烈在位最后几年规划的对安南的征服，代之以将安南作为纳贡国。1298年，铁穆耳否定了再次入侵日本的建议，并在第二年派遣一名僧侣作为和平使者前往这个岛国。铁穆耳朝的对外征伐，只有1300～1301年的征缅之战和1301年～1303年征八百媳妇之战，八百媳妇是在今天泰国北部和缅甸东部的一个小国。虽然这两次战役都以失败告终，但其原有目的亦不在于征服二国。发动征缅之战是因为缅国人废黜了奉元廷为宗主的国王而要对其惩罚，征八百媳妇则是由于该国侵蚀元朝领土而采取的征讨行动。
铁穆耳汗最大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是成功地结束了与窝阔台后汗海都（约1235～1301年）、察合台后汗笃哇（1282年～1307年在位）的耗时和耗力的战争，他们从1268年或1269年开始对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提出挑战。但是，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尽管忽必烈在1/4世纪中经过持续不断地努力将他的中亚敌手阻挡在生产粮食的定居地区之外，海都和笃哇在忽必烈去世时又卷土重来，把他们的控制区延伸到畏兀儿地区并不时侵入蒙古本土。
铁穆耳在位的大多数时间不得不为保卫内亚地区耗费大量资源，实际上在他当政的初期在蒙古本土就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1298年的一个冬夜，笃哇突袭合尔哈都由宗王阔阔出（死于1313年）指挥的驻守漠北的元军主力，阔阔出是铁穆耳的叔父，代铁穆耳统军于漠北。此战的结果是铁穆耳女婿高唐王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被俘，在漠北的元军伤亡惨重。海山（1281年～1311年）重建防卫体系后，元在漠北的地位才得以恢复。海山是铁穆耳长兄答剌麻八剌（1264年～1292年）之子，于1299年受命统军于漠北，取代无能的阔阔出，其时年方18岁。除了诸王统率的蒙古军和驻守漠北多年的宿将床兀儿（1260年～1322年）统率的钦察军外，海山手下还有来自各卫的汉军和新从汉地调来的蒙古军。再次得到加强的元军在次年秋季转入攻势，在阿尔泰山南将海都击败。1301年9月，海都和笃哇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于是在阿尔泰山之东的铁坚古和合刺合塔爆发了更具历史性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本身可能是未分胜负，所以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对战役的结果有截然不同的记载。重要的是该战役的间接结果，笃哇在作战中负伤，而海都死于战后不久，可能也是在战斗中受了伤。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诸汗国媾和的主要障碍。恰是海都的同盟者笃哇首倡和议。笃哇已倦于无望的挑战大汗权威，他更关心的是在中亚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设法使海都之子察八儿在1303年夏季成为窝阔台汗国的统治者。当年秋季，笃哇说服察八儿与他一道向铁穆耳表示他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并且承认铁穆耳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铁穆耳对这一建议很快做出了积极反映。虽然笃哇提议的为媾和召开的忽邻勒台并未举行，停战的和约还是达成了。由铁穆耳、笃哇和察八儿共同派出的使者于1304年年初抵达伊利汗完者都（1304年～1316年在位）的汗廷，请求完者都同意和平并重建全体蒙古人的统一的建议。和约对完者都及其他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完者都在1305年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信中骄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并且鼓励欧洲诸王以蒙古人为榜样。
虽然1303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暂的，但它不仅重新确定了元廷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宗主关系，还为元朝通过离间察合台后人和窝阔台后人的关系彻底解除来自中亚的威胁提供了机会。在外部压力减轻后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笃哇和察八儿之间为疆域问题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铁穆耳支持笃哇。1306年秋季，铁穆耳派遣海山率领一支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南麓去支援笃哇。海山从背后向察八儿发起进攻，俘虏了察八儿家族的几个成员，并远进至也儿的石河。察八儿别无选择，只得向笃哇投降。察八儿后被笃哇所废，可能是在1307年；他的幼弟养吉察儿被笃哇立为窝阔台汗国的傀儡汗。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察八儿于1310年海山在位时向元廷投降，这就标志着困扰了元廷近40年的窝阔台汗国的完结。笃哇及其继承者绝大多数时间承认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续地向大都派出贡使。此后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间除了1316年～1320年间的短暂冲突外都维持着和平关系。这样，忽必烈未能达到的确立元廷对整个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标，终于在铁穆耳朝后期得以实现。
铁穆耳晚年患病，委任皇后卜鲁罕和色目大臣，朝政日渐衰败。1307年正月初八，成宗去世。葬起辇谷，谥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针对铁穆耳之位，惯称“成宗守成”。死后谥钦明广孝皇帝。
武宗海山
武宗海山（1280年～1311年）第三位统治中国的元朝皇帝，乃元世祖之曾孙，元成宗侄。1307年的一场宫廷斗争中，中华文明面对一场大危险。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Ananda）倾向于伊斯兰教。他能熟悉《古兰经》，并擅长于阿拉伯文，是宁夏的长官（达鲁花赤），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伊斯兰教热情宣传者。他的父亲元成宗为了使他转而皈依佛教，曾一度囚禁过他。元成宗死时，阿难答企图夺取帝位，但是他的侄儿海山获得了帝位，并处死他。中华文明避免了一场将会是很彻底的改变的危机。元武宗虽然在位只得四年，但元朝内部的矛盾得到舒缓，元朝统治稳定而顺利，全国歌舞昇平，国力犟大，是元朝的一位明主。
孛儿只斤海山，又称曲律皇帝。武宗即位前多立战功，受封怀宁王，赐金印。1307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唯一太子德寿早卒，储位虚悬，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夺帝位的冲突。当时，诸王之中以坐镇和林的皇侄怀宁海山最具实力，又是支系最近的皇族。成宗皇后伯要真氏在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章、赛典赤伯颜等人帮助下，企图阻止海山南下争位，拥伯要真氏垂帘听政，安西王阿南达辅政，进而推阿南达为帝。于是海山之母弘吉剌氏及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应召速返大都，将图谋政变者赐死。五月，海山即位，是为元武宗。
武宗即位后，大量更换了成宗晚年的宰执，并封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同年下诏恢复尚书省，专管财政。因财政困难，武宗不得不暂停给诸王的赏赐。年底，又因开支过大，民贫岁歉，下诏省并佛事，停止一些土木工程。1308年正月初一，下诏宽大处理关押在御史台的贪官污吏，仅以追赃革职之事。初九，因江浙六路大饥荒，饥民有46万户之多，下诏拍卖过去没收的朱清等贪官的货物，得锭30万锭赈济饥民。二月初五，中书省因再次财政困难上奏，说库存不敷所出。请求暂借钞本710余万锭救急。同时请求不是急需的开支尽量缩减或缓办。武宗一方面答应，一方面却继续大修华佛寺和行宫。1309年八月，正式成立尚书省。九月初一，颁行至大银钞，并在各路、府、州、县设常平仓平抑物价，禁止私自买卖金银和运金、银、铜钱、绵丝和布帛出海。随即拨至元钞本百元锭以给国用，开铸铜钱，将中书省宣敕、用人权划归尚书省。1310年正月，定税课法。设立专门的征税机构。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葬起辇谷，谥曰武宗仁惠孝皇帝。五月，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有些史籍将武宗和仁宗兄弟的相继统治，称作“武仁授受”。
铁穆耳的继承者海山是在许多皇族成员和高官卷入的武力冲突之后才登上帝位的。铁穆耳去世时没有明确的继承者，贵族和大臣立即分成了两派，每派支持一个帝位候选人。一派由卜鲁罕皇后本人控制，得到了以中书省左丞相阿忽台（死于1307年）为首的一批中书省大臣和中政院官员的支持。他们企图先以卜鲁罕皇后摄政，然后推举安西王阿难答（死于1307年）即位。另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得到了宗王秃剌（察合台重孙，死于1309年）和牙忽都（拖雷后人，死于1310年前后）的支持。他们谋求以答剌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帝位。
两派力量各有有利的方面。按照蒙古帝国的传统，卜鲁罕在丈夫死后采取摄政行为合乎蒙古政治传统。她提出的帝位继承人阿难答是真金弟忙哥剌（死于1278年）之子、铁穆耳汗的堂弟；阿难答作为长辈在帝位继承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是，帝系问题一旦提出，阿难答就处在弱势地位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支持者以“旁系子孙不能继承帝位”为由强烈反对阿难答，因为阿难答是后忽必烈时代惟一的非真金后人的帝位争夺者。此外，虽然阿难答出镇唐兀之地，统有一支大军，并且在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京城是一个新客，缺乏当地大军对他争夺帝位的支持。阿难答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这同样有损于他，当时元皇室中佛教徒居多，这使阿难答明显处于不利的政治地位。
另一派的不利方面是在铁穆耳汗去世时没有一个帝位候选人在京城。海山还在西蒙古，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他的封地怀州。但是，这兄弟俩人比阿难答更有理由继承帝位，因为他们毕竟是真金的孙子。此外，俩人有作为帝位候选人的足够资历。海山是内亚之战中的英雄并且依然指挥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在另一方面，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有好儒的名声，在汉人中颇得人心。但是，没有哈剌哈孙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夺得帝位；哈剌哈孙不仅控制着中枢机构，还在铁穆耳患病以后掌握着帝国卫军。作为右丞相，他能用暗中拖延的办法拒绝副署卜鲁罕皇后发出的诏旨，并且拒不让卜鲁罕一派使用所有的印信和动用国库款项；同时，他派出使者催促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尽快赶回京城。
爱育黎拔力八达赶到大都后，于四月率领哈剌哈孙交给他的军队突袭宫廷，杀死阿忽台，囚禁了宗王阿难答和皇后卜鲁罕。反对势力就这样被消灭了，但是两兄弟间面临困难的选择。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因为控制了京城而居于有利地位，但海山不仅是年长者，还握有超过弟弟实力的军事力量。在他们的母亲答己（死于1322年）仲裁之下，兄弟二人达成协议，爱育黎拔力八达取消宫廷政变后的摄政举动。作为回报，海山在即位后封他的弟弟为皇太子。海山随即带领3万士兵从蒙古本土赶来，1307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在上都的即位是以忽邻勒台的方式举行的。但是，很清楚，1307年的继承危机没有就此解决。此外，是在京城的以哈剌哈孙为首的大都官员的支持及海山本人控制的强大军队使他夺取了帝位。忽邻勒台不过是海山一派在以武力夺取帝位的事变后为取得必要的合法权威举行的一次仪式而已。
改革机制
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风方面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一方面，铁穆耳汗尽力保持忽必烈的统治模式。另一方面，海山则对这种模式不大尊崇。1310年，汉人监察御史张养浩（1270年～1329年）在上书中尖锐地指出，皇帝的每一项政策都与忽必烈时不同，他质问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时期的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
从海山早年的经历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倾向。虽然他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样曾师从于儒者李孟（1265年～1321年），但是时间很短，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很少。他成年后即成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军的最高统帅，并且总是军务缠身。海山显现的是标准游牧骑士的鲁莽和朴实，对他的曾祖父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官僚统治和政府管理机制感到不耐烦。出于对大都现设机构的不信任，虽然哈剌哈孙在新帝即位中贡献颇大，海山在即位后仅两个月就把哈剌哈孙调到漠北任新建的岭北行省的右丞相。此后，海山依靠的主要是他从漠北带来的侍从和将领。
漠视现存制度导致了海山滥授贵族及官吏官职，以致资格不符的冗员充斥官府。显然是为了赢取对其权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就加封了19个王号，其中14个是“一字王”。在这14个一字王中，只有两个是大汗的儿子，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时期的不成文法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只有大汗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一字王。海山还更无节制地滥授爵号和随意任用高级官员。正如张养浩所言，甚至演员、屠夫、佛教僧侣和道士都被授予中书省臣的名号，工匠被授予国公和丞相的名号。这一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它可以从现存史料中得到证明。
除了滥授官职和爵号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机制败坏的另一个举措是近侍为牟取私利不通过政府的正常途径，擅自颁布有关人事、财政及司法的诏令。此处所说的近侍，显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后答己的内廷官员和担当官廷侍卫的怯薛成员。在海山即位后的两个月里，“内降旨”给官的有880余人，得官者300人。尽管中书省不断提出异议，这种做法还是持续不断，因为这些内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亦是得到皇太后答己的同意，她经常干预政府事务。
官僚机构的迅速扩大在高层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据1307年的报告，中书宰臣已达14人，御史大夫4人。一年之后，枢密院在上书中指出忽必烈时期枢密院长官只有6人，而现在已增至32人。为节省支付迅速膨胀的官员队伍的开支，海山于1307年颁诏按照铁穆耳汗于前一年确定的官员员数裁减官员。但是，这一诏令显然没有得到实际效果，两年后海山本人也承认“员冗如故”。
官僚机构的膨胀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海山本人的花费更加剧了财政紧张局面，在赐赉方面他甚至比铁穆耳汗还慷慨。海山按照铁穆耳时的定例向参加他即位大典的诸王和官员颁发赏赐，但是由于储蓄告罄，到当年秋季应赐的350万锭钞只赐出170万锭。此外，为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圣地修建佛寺，为政府官员建宅，为购买珠宝，亦有巨额的花费。更大的花费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张北县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两都巡幸时有一个舒适的中间停住地点。
由于从前任者继承的府藏不足，加上无节制的花费，海山在他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财政困难。在他即位后仅四个月，中书省汇报的政府财政状况是这样的：常赋岁钞400万锭，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开支的实际只有280万锭。但是，从皇帝即位以来，已经支出420万锭，应求而未支的还有100万锭。1307年的政府开支共计纸钞1000万锭，粮300万石。面临如此严重的财政亏空，海山用挖掘货币储备的方法来为应付开销。至1310年秋季，借用钞本10603100锭。此外，还预售盐引，以弥补财政亏空。在现有财源全耗尽之后，海山政府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已达危机程度。
实施“新政”
海山汗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为增加税收而设立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有过两次，是在色目理财大臣阿合马和桑哥的领导之下，但是都因为采取高度剥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被撤销。
海山即位后不久就接受了老侍从、宣政院使脱虎脱（畏兀儿人，死于1311年）建立尚书省的建议，但是御史台坚决反对。由于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乐实（死于1311年）和保八（死于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书省以推动财政改革，并终于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书省。
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尚书省的主要官员是左丞相脱虎脱，平章三宝奴和乐实，右丞保八。脱虎脱和三宝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从。乐实是忽必烈朝的官员，曾因贪污而被撤职。保八在此之前的经历不详，估计是因为他有理财经验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至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中统钞和至元钞。纸钞的兑换额是新钞与至元钞以一当五，而1287年发行的至元钞比1260年发行的中统钞已经贬值了5倍：这是半个世纪中通货膨胀的一个生动标志。为强化新钞的价值，金、银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铸造了两种铜币，称为“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并且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1310年发行的纸钞总量是145万锭，等于旧中统钞3630万锭，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纸钞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纸钞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钞量的3.5倍。
为增加税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国家垄断的盐引的出售价格比铁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解除了产酒的禁令，并专设了酒课提举司负责征收酒税。铁穆耳朝取消的欠税，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户每年收粮超过5万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粮税2%。
为了更有效地征收赋税，征税者根据其征收的赋税超过1307年赋税限额的比例论赏。为了稳定粮价，在各地建立了“常平仓”；从长江流域海运的粮食额在1310年则增加到293万石。为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是有限地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员的员数和裁减了各机构的冗员。
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的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充分证明了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因而尚书省自始即遭受强烈反对。右丞相塔思不花和御史台官员曾反对尚书省的设置。海山的老侍从、右丞相亦纳脱脱以及出身汉儒的官员敬俨、张养浩、高昉（1264～1328年）和御史台的官员都对尚书省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有些受命到尚书省任职的汉人官员拒绝履任。此外，尽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税收，纸钞的过量发行和盐引价格的急剧提高，势必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并使物价涨幅更高。
欲解决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势必大量削减宫廷和政府开支。但是，这不仅与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亦会引起贵族和官僚的强烈不满并遭到他们的反对。海山为解决财政困难选择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货膨胀方法实际上恶化了他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如何，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海山于1311年一月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当年初春即位，废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年～1320年），元武宗弟，元朝第四代皇帝，蒙古语称普颜笃皇帝。早年从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典籍。大德九年（1305年），出居怀州。十一年，成宗死，回大都奔丧，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元武宗）为帝。元武宗封他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至大四年（1311年）即位后，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取消尚书省，停用至大银钞，减裁冗员，整顿朝政。延元年（1314年），开科举取士。曾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地进行田产登记，史称「延经理」。出兵西北，击败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后毁约将武宗子和世徙居云南，立己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在位十年，庙号仁宗。
早年生活
1311年四月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兄长海山的皇位，是元朝历史中第一次和平与平稳的帝位继承。按照先前的约定，海山在1307年将他的弟弟封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时确定真金为继承人后的做法一样，任命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中央各机构名誉上的最高首脑，这些都为帝位的平稳转移创造了条件。从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情分和兄终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两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连续性。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初年的表现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数政策都被废止。这些作为，可以追溯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他与兄长间的复杂政治关系。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强的影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任宗王及后来身为海山的皇太子时期先后在身边任用的汉儒有陈颢（1264年～1339年）、王毅、王约（1252年～1333年）、赵孟頫（1254年～1322年）、王结（1275年～1336年）、张养浩、尚野（1244年～1319年）、姚燧（1238年～1313年）；艺术家有商琦和王振鹏；此外还有色目学者板勒纥人察罕（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和畏兀儿散曲作家小云石海涯（贯云石，1286年～1324年）。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不仅能够读、写汉文和鉴赏中国绘画与书法，还非常熟悉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在儒家政治学说的强烈影响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反对海山所建尚书省的各项聚敛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兄长之间固然具有手足温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关系。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实际上为他的兄长夺得了帝位，海山总是怀疑他有自己篡夺帝位的图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在海山即位后立即弃官而去，因为他被指控曾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政治上不便为李孟辩护。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地位考虑，东宫詹事丞王约不断劝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让态度。尽管如此，尚书省平章三宝奴和主要的宦官李邦宁还曾建议以海山之子和世束（1300年～1329年）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太子位置。爱育黎拔力八达似乎对他兄长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对这些政策的反对直到他自己即位后才显示出来。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兄长政策的反对和热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后很快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废除了兄长的绝大多数政策。1311年一月三十日，海山去世后仅三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逮捕并处死。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数裁减到1293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朝廷中加强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师李孟和出身于显赫汉军世家的儒帅张珪（1264年～1327年）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给予他们管理政府的极大权力。爱育黎拔力八达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时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学者李谦（1234年～1312年）、郝天挺（1261年～1317年）、程钜夫（1249年～1318年）和刘敏中（1243年～1318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职，其他人则成为顾问。爱育黎拔力八达还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贤院。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儒化的改革。
恢复科考
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恢复科举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特权，所以会遭到反对。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
因为没完没了的争论，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改善官员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此时因为理学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明显的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反对就被采纳了。
1313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旅社会的特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75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人。此后元廷举行了16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这个数字，只比同时期文官总人数的4%稍多一点。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意味着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子弟利益的严重损害。
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
编撰法典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此后铁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1316年完成。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剌即位后两年的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宋人真德秀（1178年～1235年）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627年～649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年～749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年～1086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为天子有倡导大众道德和增加物质福利的责任，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目标。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尝试削弱诸王权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因。
1311年冬季，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撤销诸王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由于札鲁忽赤代表诸王处理他们领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务，撤销札鲁忽赤显然意味着取消了诸王直接审理他们属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权力。皇帝的这一命令似乎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已知晋王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1323年～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束（海山之子，后来的明宗，1329年在位）两人在1316年被允许在他们位下设立了几个札鲁忽赤。
爱育黎拔力八达削弱诸王行政权力的尝试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败告终。在右丞相铁木迭儿（死于1322年）的建议下，1315年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诸王分地的达鲁花赤由中书省任命的“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一年以后，甚至连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也被取消了。由于达鲁花赤是诸王分地内的主要长官，常由宗王的亲信侍从充任，这样的做法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评，他们指出这样做既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弟们共享天下的约定，也破坏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面对这些责难，元廷不得不在1317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许领主自辟达鲁花赤。
海山时期对诸王的赏赐相当靡费，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在缩减岁赐额方面未做多少努力。在海山去世的当月，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诸王朝会普赐金39650两，银1849050两，钞223279锭，币帛472488匹。岁赐和海山朝的特殊赏赐依然照颁不辍，爱育黎拔力八达没能做出大幅度削减赏赐额的举动。这样的赏赐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爱育黎拔力八达需要确保诸王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要支持他违背与兄长的约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的举动。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亦是必要的。根据1319年的统计数字，领主收入所依赖的“五户丝户”的总额只占窝阔台汗（1229年～1241年在位）1236年初建分封制度时封户总数的1/4.爱育黎拔力八达如进一步减少诸王的收入便会破坏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
财经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无力削减赏赐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财政机能的一个因素。主要的原因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没有任何可行的经济—财政政策，他也不能坚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他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遂其生。实际上，除了废止海山的聚敛政策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政府还试图以停止海山时期开始的公共建筑计划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冗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适度增加赏赐的数额。假如他们能使之制度化，这些政策确实能够减少政府的开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削减冗官和减少赏赐额都没有持续进行。爱育黎拔力八达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实行劝农外，没有其他的增加国家税收的计划。
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年和1315年出台，是时铁木迭儿第二次出任右丞相。这些新举措使人想到海山时的政策，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举措出自皇帝之手。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所述，铁木迭儿是皇太后答己的宠臣，爱育黎拔力八达很难控制他的举动，而在《元史·铁木迭儿传》中，把这些举措全归在他的名下。铁木迭儿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包括重将对外贸易置于市舶提举司之下和预卖盐引及官府监造的铁制品。但是他最重要的计划，是要重新进行早年桑哥时推行的“经理”。
经理的建议最早是由忽必烈时期留下的中书平章政事张驴提出来的，目的是通过核实田产来增加税收。该计划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报告田产的实际情况，报告不实者要受到处罚。假如施行得当，这次经理不仅能够大大增加国家税收，还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税收机制。确实，在宋旧境内的有田富民经常有田而不交税，而贫民甚至在卖了土地之后还要纳税。
当经理于1314年冬季正式实行时，由于官员的上下其手导致的执行不当，引起了广泛的困扰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结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宁都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起义的领导者蔡五九自号为蔡王（1315年在位）。虽然起义在两个月中就被镇压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停止经理，甚至在1316年免除了自实田的租税。结果是铁木迭儿偏离爱育黎拔力八达政策主线的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突然终止。此后，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其财政。
派别之争
爱育黎拔八达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仅是因为遇到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扰。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成为他的家族乃至宫廷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答己及其属下的强烈限制。出身于与皇室保持世婚关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个擅权和道德有问题的女人。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她干政。这样，在她的保护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亲信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对抗中书省的权力中心。在答己的亲信中，铁木迭儿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初期权力最大的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最后两年，围绕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瘫痪。
虽然铁木迭儿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后的庇护下得以生存并得到了权力。他发迹于宣徽院，该院是管理宫廷宴享饮食事务的机构。从海山即位时始，铁木迭儿任宣徽使，他赢得了皇太后的信任并与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他后来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资本。1311年2月，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前两个月，皇太后即任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这可能违背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意愿。在1313年春季铁木迭儿第一次去职之前，他任中书省的最高职务达两年之久。在被迫离开中书省之后，铁木迭儿加强了与徽政使失列门及皇太后其他宠幸的联系。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铁木迭儿又在1314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
据说铁木迭儿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后，更加腐败和专横，“以憎爱进退百官”。不久就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铁木迭儿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张珪、中书平章政事契丹人萧拜住（死于1320年）、以唐兀人杨朵儿只（1279年～1320年）和汪古部人赵世延（1260年～1336年）为首的御史台官员等组成，双方的冲突在1317年夏季达到顶点，是时监察御史40余人以奸贪不法弹劾铁木迭儿。由于证据确凿，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逮捕铁木迭儿。但是，由于铁木迭儿还在皇太后的保护之下，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只解除了他的宰相职务。
另一次冲突发生在1319年初夏。由于铁木迭儿被委任为太子太师，在御史中丞赵世延的率领下，四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辅导东宫，并且列举了他的十余条罪状。尽管如此，在皇太后的坚持下，铁木迭儿的任命依然保留。中书平章张珪因反对铁木迭儿任职，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遭到杖责。至此时，铁木迭儿的主要对手都被强行去职或放逐。作为太子太师，铁木迭儿得以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剩下的最后六个月控制着整个政府。
表面上，铁木迭儿与他的对手之间的冲突，是邪恶、腐败的宰相对抗忠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但是，深入研究就会看出这是在政府高层进行的带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权力之争。一方面，铁木迭儿及其在宫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铁木迭儿与后来图帖睦尔（1328年～1332年在位）和妥欢贴睦尔（1333年～1370年在位）时的权臣不同，燕铁木儿（死于1333年）和蔑儿乞部的伯颜（死于1340年）都享有凌驾皇帝的个人权力，铁木迭儿的权力则来自皇太后，而且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撑。铁木迭儿本身权力的增长，就意味着皇太后对政府作用的增长。皇太后的对立面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他即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支持行动，他的存在对铁木迭儿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就是鼓励。实际上，爱育黎拔力八达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亲不间断地干预政务并经常违背他的意愿将她的亲信委以要职。
虽然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员组成的铁木迭儿一派，关心的显然是保留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因此，他们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铁木迭儿尽管不是一个阿合马、桑哥式的理财家，但还是采用了被他的反对者视为聚敛手段的财政政策。铁木迭儿的对手虽然是一个种族混合集团，但绝大多数是由于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士，他们把铁木迭儿及其同伙视为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障碍。
儒士一派没有扳倒铁木迭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皇帝对他母亲的软弱。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孝顺不仅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式政府的基本准则。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和触犯他的母亲。第二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为既成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和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特权。于是，儒士在与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于1320年三月一日，终年35岁。葬于起辇谷。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谥为圣文钦孝皇帝，庙号仁宗，蒙古语为普颜笃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朝以极大期盼和果斯行动开端，所以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延祐儒治”。它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
英宗硕德八剌
英宗硕德八剌（1320年～1323年），元朝第九代皇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长子。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延祐三年（1316年），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仁宗死，即帝位。时仁宗母答己太后任过去被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权倾朝野。硕德八剌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立太祖功臣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十月，立拜住为右丞相，表示要“励精求治”、“一新机务”。此后数月，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王结、宋本、韩镛等人一时均得擢用；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这些措施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三年八月初，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五日，硕德八剌、拜住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南坡之变”。也孙铁木儿闻讯后称帝，是为泰定帝。
和平即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18岁儿子硕德八剌于1320年四月十九日继承帝位，这是元朝仅有的一次按照汉人长子继承原则的和平帝位移交。和平的帝位继承主要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早已注意到可能发生的争执。有的史料记载在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约定中，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应由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但是，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因为有关帝位继承的记载在1328年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后肯定被修改过。以硕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长子和世束（1300年～1329年）为皇太子的想法，按照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出自皇太后答己、铁木迭儿或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
可能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宫廷中的普遍看法是应该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子继承帝位，而不是让他兄长的儿子继承帝位，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海山去世后，马上对海山的大臣进行了血腥清洗并改变了海山的所有政策。不管怎样，硕德八剌在1316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并在一年后被任为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名义上的最高长官。为了保证硕德八剌顺利即位，他的潜在对手和世束于1315年被封为周王，送出京城。有一次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戏称要禅位给他的儿子。这些精心安排的结果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三个月硕德八剌没有遭任何反对继承了他父亲的帝位。
铁木迭儿在爱育黎拔力八达1320年三月去世到1322年十月他自己去世之间，得到了比他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还大的权力。按照已是太皇太后的答己的旨意，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仅三天，铁木迭儿就第三次被任命为右丞相。由于铁木迭儿有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亦由于皇帝本人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并被身为太子太师的铁木迭儿在前两年中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铁木迭儿轻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自己的族人和亲信委以要职、打击报复那些攻击过他及在过去不与他合作的人。在铁木迭儿的亲信中，黑驴、买驴和赵世荣被授以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职务，黑驴和买驴是铁木迭儿最倚重的亦列失八的儿子。木八剌和张思明（1260年～1337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和左丞。此外，铁失（死于1323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通过他，铁木迭儿可以控制多年操纵在政敌手中的御史台。铁木迭儿还让他的几个儿子担任了重要职务。
为彻底清除反对者，铁木迭儿针对他的政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多次指出铁木迭儿贪赃枉法的杨朵儿只、萧拜住和上都留守贺胜（伯颜，1264年～1320年），被用捏造的罪名处死。尽收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的封拜制命，降授为集贤侍讲学士。于1319年率领监察御史攻击铁木迭儿的赵世延，平章政事王毅，中书省右丞高昉（1264～1328年），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1260年～1333年），都被铁木迭儿诬为有罪，幸由皇帝本人出面干涉才被免予处死。由此，在硕德八剌朝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已达到近乎独裁的地步。
开始亲政
年轻的皇帝硕德八剌并没有坐视不管。皇帝不久就成为与强权的铁木迭儿斗争的儒士效忠的核心。硕德八剌准备推行儒治，因为他与他的父亲一样，都受到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朝廷官员不断向他的父亲建议选择耆儒对他进行教育。硕德八剌的老师有汉儒王集和周应极，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和鉴赏家柯九思（1290年～1343年），畏兀儿诗人小云石海牙。在儒学和佛学的极深影响下，硕德八剌能够背诵唐诗，并擅长书法。
从即位初年，硕德八剌就显出了超出他年龄的政治独立性和决定意志。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违抗祖母的旨意，拒绝以她的亲信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的大臣。太皇太后确实为他的独立性而怒气冲冲，发出过“我不拟养此儿耶”的感叹。为遏制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权力扩张，硕德八剌于1320年夏季任命22岁的拜住（1298年～1323年）为左丞相。
这一任命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了两点政治好处。第一，拜住的得天独厚的家族背景有助于他得到蒙古旧贵族的支持。拜住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统帅木华黎（1170年～1223年）的后人，是忽必烈时期颇有影响的丞相安童（1245年～1293年）的孙子。第二，拜住是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的人。安童曾以反对忽必烈的色目理财之臣和坚持政府的儒治原则而享名天下。拜住本人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在1315年就任太常礼仪使后，他与许多儒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样，硕德八剌和拜住组成了一个年轻和有力的联盟，能够从不同方面限制铁木迭儿的影响，并且保护儒臣不受铁木迭儿的迫害。
两个集团的冲突在硕德八剌即位后仅两个月就达到了高潮。是时，以硕德八剌之弟兀都思不花取代他做皇帝的阴谋败露。由于参与谋划废立的都是太皇太后的幸臣和铁木迭儿的亲信，皇帝拿不定主意如何处置他们。恰是拜住鼓励皇帝在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插手之前采取果断行动，将其全部处死。但是铁木迭儿本人未受到处罚，甚至没收的谋逆者家产还有一部分被赐给了铁木迭儿。
健康因素亦对年轻的皇帝有利。铁木迭儿的身体每况愈下，皇帝因此能给拜住更大的权力。铁木迭儿死于1322年十月，此后一个月太皇太后亦去世，硕德八剌终于得以亲政。第二年的前半年，御史台官员指斥铁木迭儿及其同伙私吞公款和贪赃，全面清算铁木迭儿于此开始。在宫廷中未受挑战长达10年以上的这一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覆灭。
整动吏治
没有了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阻碍，硕德八剌现在完全自主了。铁木迭儿死后他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在1322年十二月任命拜住为右丞相。作为硕德八剌朝后期的独相，拜住起到了宰执、道德启发者和规劝者的作用。他在政府中任用大批汉人儒臣，其中不少是在铁木迭儿擅权时去职的人。儒臣的首要人物、前中书省臣张珪，重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并成为拜住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在前朝大臣中，吴元珪（1251年～1323年）和王约两人被封为集贤院大学士，韩从益被封为昭文馆大学士。这三位年长的学者都被指定参议中书省事。赵居信、擅长写作的孛术鲁翀（1279年～1333年）和已经年过七十的吴澄等有名的年长儒者则在翰林院任职。这样一来，儒臣在硕德八剌的宫廷中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产生了影响。
在拜住和这些儒臣的倡导和辅助下，硕德八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些不过是再次采用或延伸他父亲时的政策。他重采他父亲裁减冗官的政策，试图压缩官府的规模。他重申他父亲的原则，忽必烈朝以后的冗官全部罢除，随后又罢免了皇太后、皇后属下机构的大量官员。1323年二月，他又申命振举台纲，要求御史台官员纠察官员的各种不法行为。
恰在此时，为了行政合理化和司法公正化，《大元通制》的校定完成。在财政方面，于1323年五月采用了“助役法”以减轻人民的差役负担。官府规定居民按资产多少各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产补贴应役者。这一制度的目的显然是减轻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负担，因为并不要求他们出田助役。
虽然硕德八剌决心继续他父亲的改革，但在情感上他并不成熟，思想上也不能一贯到底，因为到他1323年去世时才只有20岁。虽然他大胆尝试削减政府开支，他还是喜好浮华和铺张。最大的铺张是他对佛寺的施舍。
硕德八剌对佛教的热情不亚于对儒学的热情，他有一次甚至问拜住是否能够依靠佛教来治国。他亲自造访山西的佛教圣山五台山，遣派僧侣去海外取经，并且对缮写金字经文不断给予资助。此外，他还下令各州为忽必烈朝的帝师、吐蕃高僧八思巴（1235年～1280年）建立帝师殿，规模大于孔子庙。花费最大的工程是在大都西面的寿安山修造的大昭孝寺，用了三年时间，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士兵从事工役。硕德八剌对这项工程异常关注，为此有四名上书反对该工程的监察御史被处死或贬出朝廷。
可能是因为硕德八剌笃信佛教，伊斯兰教在他在位期间颇受歧视。上都的回回寺被毁掉，改建成帝师殿。负责传授波斯语言的回回国子监被废罢。回回散居郡县者，每户岁输包银二两，而在以前他们是享受免税待遇的。
南坡之变
延佑七年（1320年）正月二十一日，仁宗去世。二十四日，大子硕德八刺奉皇太后答己之命罢免中书右丞相伯答沙，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立即着手报复政敌。
他先是诬谄中书省参议韩若愚有罪，请求处以极刑。太子知道韩若寓冤枉，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慑于答己大后和铁木迭儿的淫威，不得不将韩若愚革职。二月，又先后把不依附于自己的中书平章赤斤铁木儿，御史大夫脱欢、中书平章李孟、兀伯都刺、阿礼海牙等罢官、夺爵、降职。四川行省平章赵世延曾弹劾过铁木迭儿。这时，铁木迭儿便唆使人诬告他有罪，同时又暗示他只要“咬”出同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赵世延严辞拒绝。铁木迭儿便给他加上“违背诏书”、“大不敬”等罪名，拟处死刑。英宗明知冤枉，但也只敢说赵世延犯罪是在大赦之前，应该有所宽大。铁木迭儿要求追究当年和赵一起弹劾过自己的人。英宗仍以这些事发生在大赦之前，不应该追究来搪塞。铁木迭儿一再要求处死赵世延，英宗就是不同意。于是，负责审讯的官员为了讨好铁木迭儿，千方百计地折磨赵世延，企图使他因不堪凌辱而自杀。不料赵世延即不招供，也不自杀。铁木迭儿只好将他长期关押狱中。英宗救下了赵世延。铁木迭儿在诛除政敌的同时，大批提拔亲信，把江浙行省左丞相哈律（一写黑驴）、陕西行省平章赵世荣提升为中书平章。他的党羽、宜徽院使失列门以答已太后的名义要求太子大规模更换朝臣。太子以“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为理由加以拒绝。中书左丞张思明也劝铁木迭儿不要闹得人心惶惶，引起诸王、驸马们的不满。这样，铁木迭儿才稍加收敛。
三月十一日，太子硕德八刺即位，是为英宗。英宗一面和太后、铁木迭儿周旋，加封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甚至下诏禁止官员非议铁木迭儿。尊答己太后为太皇太后。一面积聚力量，提拔自己的亲信。四月十一日，英宗将木华黎后裔、安童之子、太常礼仪院使拜住提升为中书平章，以牵制铁木迭儿。拜住素来主张以儒学治天下，与英宗一拍即合，成为他的主要助手。以英宗、拜住为一方与太皇太后答己、铁木迭儿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四月十三日，铁木迭儿请求禁止各大臣越级上奏，企图阻塞言路。英宗同意了这一要求。五月初三，铁木迭儿诬陷上都留守贺伯颜穿便服迎接诏书，以“大不敬”之罪处死，抄家。英宗仍不动声色，但在贺伯颜死后不到十天，便将拜住提升为中书左丞相，地位仅次于铁木迭儿。五月二十日，英宗又根据拜住的建议，以“阴谋废立皇帝”的罪名将阿散、哈律、脱忒脱、失列门等人处死并抄家，沉重打击了太皇太后、铁木迭儿这一派的势力。于是，铁木迭儿又一再要求处死赵世延，被英宗拒绝。至于铁木迭儿一再陷害拜住，英宗更是置之不理，反而对拜住更加信任。
至治二年（1322年）八月二十五日，铁木迭儿去世。九月二十二日，太皇太后答己去世。英宗真正掌握了大权。十月二十五日，英宗升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元代尚右），并决定不再设左丞相，以示尊荣。英宗、拜住着手革除弊政，推行新政。
英宗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减轻赋役，重农抑商，裁减冗官，启用儒臣等。例如十一月，英宗诏示天下，凡流民重操旧业者，豁免三年赋税。驿站户因贫苦而典卖妻子者，官府出钱为之赎还。凡有劳役先征发商贾富贵之家，以扶植农业。豁免陕甘明年差税的十分之三和各处官田田租的十分之二，而江淮地区的创科包银则全部免除。同月，还下令裁减世祖以后设置的冗官。又如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启用前枢密副使吴元，王约等人，让他们参加中书省的决策，并根据拜住的建议，启用了一批“有德老儒”。同月，还将赵世延释放出狱。二月，颁行《大元通制》，统一了法令规章。四月，实行助役法。派使节考察各地税籍，划出若干亩田地，让应该服役的人轮流耕种。然后再用这些田地的收成作为雇人服役的费用。
英宗在实行新政的时候处理了铁木迭儿专权乱政的罪行，却没有很好地清理铁木迭儿的党羽，导致了后来的政变。先是在至治二年（1322年）十二月，英宗下令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宣徽院使八思吉思，罪状是贪赃枉法。接着，在至治三年（1323年）六月，下诏追夺铁木迭儿一切官爵，抄没家产，并将其罪状公布于大下。又以贪赃罪罢免铁木迭儿之子知院旺丹。这些举动使铁木迭儿余党震恐不安，于是，铁木迭儿的义子，禁卫军将领铁失等人阴谋发动政变。
八月初二，铁失派人前往土拉去见抚军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甘麻刺长子），告诉他政变计划，并说若能成功将拥戴他为帝。初五，英宗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北）起驾南返大都（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驻跸离城30里的南坡。铁失等以阿速卫亲军为外应，发动政变，入皇帝行帐，杀害了英宗和拜住等人。铁失等当夜驰往大都，收封省部印信，遣使奉玉玺至漠北晋王镇所。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这一事件，史称“南坡之变”铁木迭儿一派的残余势力与不满的蒙古诸王结盟，终于演出了南坡之变。探视其更深的背景，硕德八剌的被杀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冲突的极点，而这种冲突至少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在汉化的蒙古大臣和汉人儒臣的支持下，做了多种努力使元廷更加儒化，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另一方面，以皇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铁失为首的一派似乎不只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们还在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员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贵族和官员对有损于他们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改革自然是持反对态度。虽然硕德八剌在答己和铁木迭儿死后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他的进一步行动却激成反叛，并导致了他自己的悲惨死亡。
泰定帝也孙贴木耳
泰定帝也孙贴木耳（1323年～1328年），元代皇帝。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也孙贴木耳病逝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武宗亲信燕铁木儿（闯兀尔之子）凭借所掌怯薛（京城卫戍部队）发动兵变，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上都方面，梁王王禅（泰定帝侄）、丞相倒剌沙则于同月奉泰定帝年幼的皇太子阿拉吉伯即位于上都，改元天顺。上都分诸道进兵，攻打大都。这时，图帖睦尔已从藩所江陵北上，武宗藩邸旧臣、河南平章政事伯颜（篾里乞氏）亲自带兵护送图帖睦尔至大都。伯颜还邀截途经河南解往两都的国赋，用以充军资。九月，图帖睦尔即位大都，改元天历，并宣布待长兄和世剌归自北边让位与之。时辽东、关陕、川蜀等地先后起兵响应上都。两都之战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内战。大都政权控制南方，当时国家财赋的收入多出自南方，故大都政权在经济实力上占居优势。十月，大都所部军队乘上都守备空虚，从辽东出兵袭围。倒剌沙以城降，被诛，磔其尸于市。阿拉吉伯去向不明。王禅兵败被俘后赐死。马某沙、纽泽、撒德米施、也失铁木儿等皆被诛，这就是两都之战。
硕德八剌的继承者也孙铁木儿不仅仅是谋杀硕德八剌的主要受益者，很可能也是密谋的参与者。从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历史，很容易看出也孙铁木儿有谋求帝位的野心。如前所述，他的父亲真金的长子甘麻剌，在1294年是帝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1302年，也孙铁木儿袭封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成为当时真金的孙子中地位最高的人。因此，在1307年他与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样具有继承帝位的资格。在其后几朝皇帝在位时，也孙铁木儿凭借在漠北的广大封地和强大的军队，不仅成为朝廷最为尊崇的宗王中的一个，享受各种优待，还成为不服从朝廷约束的草原诸王的领袖。毫无疑问，对硕德八剌采取的针对诸王的限制措施，他与诸王一样不满。
没有也孙铁木儿的默许，假如不是积极支持的话，铁失和其他谋叛者可能不敢贸然行事，这毕竟是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刺杀皇帝。据称也孙铁木儿的王府内史倒剌沙（死于1328年）与谋叛者有密切的联系，后者在谋杀发生的前两天告诉也孙铁木儿他们准备发难，事成后推立晋王为新皇帝。《元史·泰定帝纪》称也孙铁木儿得知这一阴谋后马上派人去向硕德八剌发出警报，但是在他的使者到达上都之前谋杀事件已经发生了。这段记载，可能是也孙铁木儿即位后他的手下为洗刷罪名而写上去的。1328年从也孙铁木儿的儿子手中夺走帝位的图帖睦尔（1329年～1332年在位），指斥也孙铁木儿与铁失潜通阴谋，杀死硕德八剌。他的指责，可能不是无稽之谈。
政治清洗
不管与谋叛者的关系如何，也孙铁木儿在接到谋叛者送来的玉玺后不久，于硕德八剌被刺杀后整一个月的十月四日，在漠北的克鲁伦河畔正式即位。他的即位虽然是血腥事变的结果，也孙铁木儿还是在即位诏书中郑重宣布自己是真金的长孙，受到汉地和漠北诸王、大臣的拥戴，具有继承帝位的合法性。
可能是根据原来与谋叛者达成的协议，也孙铁木儿在即位的当天即以也先帖木儿为中书省右丞相，铁失为知枢密院事。但是，这一协议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个月后，也孙铁木儿的手下实际控制了两都，新皇帝立即在大都和上都对以前的同盟者进行了血腥的清洗。也先帖木儿、铁失和参与事变的其他官员都被处死，与逆谋有关的五王都被流徙远方。清洗谋叛者是也孙铁木儿加强他即位合法性的妙举。通过这一举动，他把自己和弑君事件完全划开，因为这一事件以蒙古人和汉人政治伦理观点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出于报复心理，汉人臣僚不断请求新皇帝清除铁木迭儿和铁失的所有同党及其家庭，但是被也孙铁木儿拒绝，因为在官场中完全依赖一派并清除其他派别对他并不有利。
观察也孙铁木儿本人和他的主要宫廷官员，可以看出在忽必烈朝之后历朝中，也孙铁木儿的机构是最“非汉化”的。1293年出生于漠北的也孙铁木儿，即位时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人。他有很深的草原背景，没受过汉式教育。他的主要官员大多数是从漠北带来的王府高官，包括相继为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约死于1335年），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后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左丞相的朝廷灵魂性人物倒剌沙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
倒剌沙是回回人，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回回人在也孙铁木儿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任中书平章政事的有两个回回人：乌伯都剌（死于1328年），曾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两次出任同一职务，但都被铁木迭儿撤职；伯颜察儿，赛典赤伯颜的弟弟。在枢密院中，倒剌沙之兄马某沙和阿散火者出任知枢密院事。甚至参与谋杀硕德八剌的阿散，亦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在也孙铁木儿的蒙古和回回大臣中，没有人对汉文化有很深的了解。
与回回人相反，汉人在政府中所起作用甚小。中书省右丞张珪是前朝留下来的惟一高官和惟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但是他的影响显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1325年，张珪因年老多病辞去中书省的职务，成为地位崇高但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翰林学士承旨。其他的汉人中书省臣，如杨庭玉、许师敬（许衡之子）、史惟良（1273～1347年）和王士熙，官职都不高。这样，也孙铁木儿的朝廷明显不同于以前的朝廷，确立了有漠北草原和伊斯兰教背景的人占优势地位的格局。
调和政策
也孙铁木儿本人及其主要大臣的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继续进行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改革。但是也孙铁木儿一朝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的草原帝国制度。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也孙铁木儿不能使历史时钟倒转。作为通过阴谋和暴力夺得皇位的统治者，他需要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因此，也孙铁木儿的朝政的主调是调和，以赢得所有关键性政治集团和宗教集团的支持。为取得官府机构的支持，也孙铁木儿对受到铁木迭儿不公正待遇的官员做了慰抚。被枉杀的官员杨朵儿只、萧拜住和贺胜都被恢复了名誉。被流徙的御史李谦亨、成珪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王毅、高昉，都在也孙铁木儿即位后几个月被召回和重新任职。为补偿拜住的被杀，他的儿子答儿麻失里被任命为宗仁卫亲军都指挥使，该卫原来就是由拜住管领的。
为强化他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和遏止诸王的反抗，也孙铁木儿做出了极大努力以赢得皇室各系诸王的赞誉。他对答剌麻八剌的后人最为关照，因为帝位是从他们手中夺去的。海山的两个儿子图帖睦尔和阿木哥，前者被硕德八剌放逐到海南岛，后者被放逐到山西大同；1324年，也孙铁木儿下令将他们召回。图帖睦尔的哥哥和世束亦于1327年遣使来贡，他已在起兵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失败后逃到察合台汗国境内。察合台汗怯别（1320年～1327年在位）、燕只吉台（1327年～1330年在位），伊利汗不赛因（1317年～1335年在位）以及钦察汗月即伯（1312年～1341年在位）与元廷的通贡确实比以前频繁得多。为进一步巩固皇室成员的支持，也孙铁木儿新封了24个王，而硕德八剌在位期间只封了7个王。也孙铁木儿也推翻过去降低军事结构封建色彩的趋向而指派宗王统军出镇汉地和草原。
硕德八剌停发或削减的岁赐和特殊赏赐都被恢复。事实上皇帝对诸王相当宽容，甚至对他们中的部分人所犯罪行亦不做惩处。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人辽王脱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脱脱诛杀本族人上百人，尽管御史台多次揭发其恶行，但皇帝却未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为赢得诸王的支持，也孙铁木儿不仅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削弱诸王世袭封建特权的政策背道而驰，还放松了对他们的控制。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也孙铁木儿也想赢得最广泛的支持。作为中原的皇帝，也孙铁木儿适当地显示出了对儒家传统的尊重。他在即位后不久就派遣官员前往曲阜圣人的出生地祭奠。他还否决了废止科举考试和将太庙的一岁四祭改为一岁一祭的动议。最有意义和最令人吃惊的是也孙铁木儿恢复了经筵制度。
经筵是儒家的传统制度，即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及其与日常事务关系的皇室咨询活动。虽然忽必烈朝之后经筵曾非正式的举行过多次，但经筵制度在元朝还没有正式恢复。由于也孙铁木儿不懂汉语，在1324年恢复经筵后通过翻译向皇帝讲解经典。讲解者有著名的汉人学者王结（1275年～1336年）、赵简、吴澄、虞集（1272年～1348年）、曹元用（？～1329年）、邓文原（1259年～1328年）、张起岩（1285年～1352年），还有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鲁威。
最初讲解的是已经翻译过的经典，但是另有几部著作亦为经筵而组织了翻译。经筵的实际作用可能不过是使蒙古君主熟悉汉人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历史。经筵对朝廷的实际政治倾向显然影响很小，最早建议实行经筵制度的斡林学士赵简在1327年曾懊丧地表示，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源自经筵。
也孙铁木儿不能只尊崇儒教。作为一个典型的蒙古统治者，他亦尊崇伊斯兰教，并特别尊崇佛教。显然是在朝廷中的回回大臣的影响下，也孙铁木儿对伊斯兰教颇为呵护，于1324年拨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礼拜寺。同一年，下诏免除了伊斯兰教士（答失蛮）和基督教士（也里可温）的差役。回回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处。虽然累朝拖欠斡脱（回回官商）的债务已于1324年取消，但是元廷在当年付给斡脱的钱超过40万锭，在此后的三年中，又付出10.2万锭，以解决历朝售宝未付钞问题。
也孙铁木儿对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尊崇，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对佛教的尊崇，则出自他个人的信仰。他对佛教的捐赠与硕德八剌一样多。除了花费巨金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外，也孙铁木儿还不断请帝师公哥列思巴为他及他的家庭作佛事。帝师在元廷享有的待遇如此之高，以致他的弟弟琐南藏卜在1326年被赐封白兰王并与公主成婚；当帝师抵达都城时，中书省官员都要奉命出城远迎。不仅帝师的家庭成员得到极大尊崇，许多喇嘛亦得到封号并被赐予金、玉印章。也孙铁木儿确实是皇室尊崇所有宗教的蒙古传统政策的维护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很大的财政支出和其他花费。
裕圣皇后阔阔真
阔阔真又名伯蓝也怯赤，姓弘吉剌氏。真金死后，他的妻子阔阔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和先辈脱列哥那、海迷失、察必一样，这位皇族女子在皇位传承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忽必烈曾经外出狩猎，口渴后走近一家牧人的帐房讨马奶喝，阔阔真正好在帐房外搓毛线，见客人来到便很有礼貌地迎接，并向忽必烈表示歉意说：“家里虽然有马奶，可是父母兄长都不在家，我一个女子不便接待客人。”忽必烈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转身上马。阔阔真连忙叫住他，说家人很快就能回来，让客人稍等。果然不久家人返回，热情地接待了忽必烈。
这件事给忽必烈和他的近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到要给真金选妃的时候，忽必烈看了很多候选人都不满意，知道内情的大臣便派人去打听阔阔真是否婚配。得到的回报是还未出嫁，大臣连忙向忽必烈禀报，忽必烈也果然正中下怀，立即将阔阔真纳为真金长妃。
阔阔真嫁入皇族后，果然接人待物应对言谈非常得体，对忽必烈和察必皇后更是百般殷勤，很得公婆的欢心。对巩固真金的地位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天不作美，真金才四十二岁就病死了，谁继承皇位又成了一个悬案。
阔阔真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铁穆耳。丈夫虽然死了，阔阔真却不甘愿让皇位归属别人，她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在三个儿子中，阔阔真最偏爱的是小儿子铁穆耳，因此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托重臣伯颜和阿鲁浑萨里等人在忽必烈面前为铁穆耳美言。
忽必烈本来就对阔阔真母子印象极好，再经过伯颜等人的一番努力之后，终于在真金去世十年后（至元三十年即1293年）确定铁穆耳为皇太孙。然而皇帝自选继承人毕竟是从来未有之事，忽必烈死后，铁穆耳并没能立刻继位。宗王们为究竟让谁继位而争执不休，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合适人选是阔阔真的长子甘麻剌。在宗王大臣们的吵闹中，皇位空置了三个多月。直到出征在外的铁穆耳与甘麻剌都赶回上都，还没能讨论出个结果。为了让心爱的儿子继位，阔阔真又想出了好办法。原来御史中丞崔彧偶然间得到了一枚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惊喜交集的崔彧认定这就是著名的秦玺，立即进献给阔阔真。如今阔阔真眼看着事情陷入僵局，便将这枚玉玺拿出来，声称是忽必烈留给铁穆耳的。与此同时，重臣伯颜和玉昔贴木儿也站在了阔阔真的一边，甘麻剌和宗王们不得不承认铁穆耳的继承权。完成了心愿的阔阔真被满心感激的成宗尊封为皇太后，居于隆福宫。大德四年（1300年），阔阔真病逝，谥裕圣皇后。
伯岳吾氏卜鲁罕皇后
元成宗铁穆耳同时有两个皇后，一个是伯岳吾氏卜鲁罕皇后，一个是弘吉剌氏失怜答里皇后。卜鲁罕皇后很有智谋，代铁穆耳施政也做得比较公允，颇得好评，只是她偏偏没有生育，铁穆耳唯一的儿子德寿是失怜答里所生。卜鲁罕因此对失怜答里妒恨交加。卜鲁罕是个有能力的女人，《元史》本传用的是敌对调子，也还是强调她影响下的朝政绝大部分是“平允”的。1302～1303年朱清和张瑄的案子就是由她处理的，从他们家中查抄的巨额财产转到了她的中政院之下，大大增加了她的财产。1305年六月，她把自己的儿子德寿立为皇太子。为了保证德寿能够平稳地继承帝位，宫廷中所有潜在的对手都被清除。答剌麻八剌的儿子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年～1320年）在八月被封为怀宁王，送往怀州（河南沁阳）。但是没有想到皇太子德寿死于1306年一月。铁穆耳汗于1307年二月二日去世，终年41岁，没有了明确的继承人，帝位继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虽然铁穆耳汗能够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没能保证自己家族和宫廷的融洽，亦不能使皇位继承平稳过渡。由于年轻时饮酒过度，铁穆耳晚年一直被重病所扰。卜鲁罕皇后利用这种形势，在宫廷和家庭事务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卜鲁罕出身于著名的蒙古贵族家族伯牙吾氏。1299年，皇后失怜答里去世，卜鲁罕被立为皇后。真金妻阔阔真于次年去世，这无疑使卜鲁罕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
大德九年（1305年）五月，德寿被正式立为皇太子。转眼间便在当年十二月一命呜呼。失怜答里受此打击，精神失常，很快也离开了人世。对于小太子的猝死，人们都怀疑是卜鲁罕的“杰作”，但是一直没能查明究竟。元成宗失去了自己唯一的亲骨肉，自己又因长年酗酒身体很差难以再有儿女，便想到了自己的侄儿们。原来元成宗铁穆耳的两个哥哥甘麻剌和答剌麻八剌都有儿子。大哥甘麻剌有三个儿子：也孙帖木兒、松山、迭里哥兒不花。二哥答剌麻八剌也有三个儿子：阿木哥、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其中阿木哥是汉族侍女郭氏所生，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则是正妃弘吉剌氏答己所生。答剌麻八剌死得很早，留下的只是孤儿寡妇。铁穆耳一向非常喜欢答己所生的两个皇侄，很早便将海山封为怀宁王，让他统领六万五千军户。如今他打算按“兄死妻嫂”的风俗，将寡妇二嫂答己纳为妃子，一举两得地解决继承人的问题。
卜鲁罕皇后当然不能容忍这件事变成现实。在她的百般阻挠下，答己母子非但没能正式成为元成宗的妃子儿子，反倒被先后赶出了京城——大德十年，就在元成宗病情渐重的时候，卜鲁罕皇后趁着答己长子海山镇守漠北之机，与左丞相阿忽台设下计谋，将答己和幼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贬放怀州（河南沁阳）。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初八，元成宗铁穆尔崩逝。帝位之争立即开锣。卜鲁罕皇后抢先出手，她与左宰相等人定下自己摄政、堂小叔安西王阿答辅政，并最终将帝位传给阿难答的计划。然而卜鲁罕皇后的政敌右宰相哈剌哈孙却对这个计划阳奉私违，暗地里派人通知身在北方带兵的海山有及身在怀州的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让他们立即以奔丧为名赶赴上都夺取帝位。
答己与幼子先期抵达上都。卜鲁罕皇后眼见政敌来到分外眼红，便和阿难答等人商议，趁三月初三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庆贺生日的机会除掉这对母子。可惜这个如意算盘竟走漏了消息，爱育黎拔力八达抢在三月初二这天先动了手，将卜鲁罕皇后和阿难答等人一网打尽。答己母子获胜已成定局，现在的问题只是该由她的哪个儿子继承帝位了。犹豫不决的答己便找来一个阴阳师，让他推算自己两个儿子的生辰八字，看看究竟谁更适于当皇帝。阴阳师推算之后告诉答己：“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意思是说海山若做了皇帝命运不长久，爱育黎拔力八达做皇帝的命数要长久得多。听了阴阳师的回复，答己倾向于让幼子称帝。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却觉得此事不妥，只是自称监国，等待哥哥返回上都后再做商议。答己便派使臣去迎接率兵进京的海山，向他报告已经政变成功的消息并转述阴阳师的话说：“你们兄弟都是一母所生，并无亲疏之别，但是继位之事，还望你多考虑一下阴阳师的预言。”
海山听完使臣转述母亲的话后非常生气，将三万精兵分成三路兼程南下，又派亲信康里脱脱传话道：“我守御边疆辛苦多年，又身为长子，理应继承祖宗基业，谁知母亲却以阴阳师的一句话就想取消我的帝位，未免太不公平。若能得为帝王，即使只做得一日，也足以名垂后世，更何况未来的事谁能断言？母亲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受了谁的蒙蔽，我一定要追究。”
答己听了康里脱脱的回话，非常吃惊，辩解道：“修短之说的确出自术士之口，我之所以采纳，也是为了海山着想，他的弟弟也并没有贸然即位，还在等待他返回后再做决定。你一定要赶回去向海山说明这里的情况，千万不要让我们骨肉间生了嫌隙。”康里脱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心情舒畅的海山高高兴兴地返回上都与母亲和弟弟相见。
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海山到达上都，在赐死安西王阿难答等人之后，空缺四个多月的皇位终于有了新主人。海山即位，是为元武宗。
海山称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治母亲答己的情敌兼政敌卜鲁罕皇后。这时的卜鲁罕已经不是那个摄政两月的女主，她已被爱育黎拔力八达诬以“私通安西王阿难答”的罪名，贬居东安州（今河北安次县西北）。元武宗海山则更进一步，废掉卜鲁罕的皇后头衔，将她就地赐死。自卜鲁罕以后，元朝皇族女子犯“罪”者，都被流放东安州。
昭献元圣皇后答己
海山称帝后立即将母亲答己尊封为皇太后，他对弟弟的谦让也非常感激，主动将其封为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哥哥的态度当然也投桃报李，约定自己将把皇位传回给哥哥的儿子，从此以后“兄终弟及，叔位相继”，皇位由兄弟二人的家族轮流继承。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真正将皇位兄终弟及的王国，只有唐时的吐谷浑一家。原因是强敌林立，国无长君难安。元武宗这个美好的想法，要想完成只怕没那么容易。不幸的是，那个不知名的阴阳家果然言中，海山仅仅当了四年皇帝，才31岁就去世了，死的日期竟也与元成宗铁穆耳一样，都是正月初八。
元武宗海山去世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毫无悬念地继任为帝，是为元仁宗。答己仍然继续当她的皇太后。早在海山在世时，答己就已经开始收纳男宠并插手朝政胡搅蛮缠，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后，她的胡搅水平更上一层楼。海山之死对这位母亲似乎没什么太大的打击，她倒是抓紧仁宗未来得及继位的间隙，下令封自己的宠幸的大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并且要求仁宗对铁木迭儿言听计从。第二年，答己又降下懿旨，要升铁木迭儿为太师。大臣张坚决抵制这个荒唐的任命，仁宗也对昏庸愚蠢的铁木迭儿非常不满，接纳了张的意见。
答己得知原因，非常恼怒。她趁着仁宗出巡的机会，传旨让张入宫，当场让亲信们将张打得奄奄一息。仁宗回京后虽然加封张为大司徒以示安慰，却也无力扭转皇太后为所欲为的局面——有一次他好不容易在宗支重臣的鼓动下提起勇气，想要捉拿铁木迭儿问罪，铁木迭儿竟逃入答己的寝宫，仁宗终于不得不败下阵来。搭上了皇太后的铁木迭儿腰杆子越来越硬，仁宗不但没能处治得了他，反而在几个月后不得不任命他为太子老师。铁木迭儿虽然春风得意，头脑却还比较清醒，知道仁宗对自己有看法，于是他想方设法地揣测逢迎仁宗的心思。
延佑二年（1315年）十一月，仁宗册封侄儿、即武宗海山的长子和世？V为周王，出镇云南。老奸巨猾的铁木迭儿立即从这道圣旨里嗅出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机会的味道。他立刻主动向仁宗进言，请仁宗不要顾忌与武宗海山“兄终弟及，叔位相继”的约定，尽快册立仁宗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仁宗接到这份奏章，果然大喜过望。立硕德八剌的主意既是皇太后情夫出的，可想而知也是皇太后答己的主张。原来答己一直觉得大孙子和世？V相貌英挺性情刚劲，日后自己不容易驾驭。相比之下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看起来就柔顺得多了。当仁宗向母亲提出建议的时候，立即得到了答己的赞成。皇帝与皇太后都意欲易储，蒙臣们当然都齐声附和，而汉臣们一向就对元王朝乱糟糟的继承制度有看法，如今硕德八剌恰好是皇帝的嫡长子，正好符合汉人传统的嫡长制，于是也都没有意见。
大家既然意见统一，结果就顺利出来了：延佑三年十二月，仁宗的嫡出儿子硕德八剌被册立为皇太子。为妨日后有人重提武宗海山的旧话，仁宗还特意拔羽林军万人予皇太子，并让太子参与军政大事。皇太子人选确定四年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和前两任元帝一样，他也死在正月，享年36岁。等到三月皇太子硕德八剌才正式称帝，是为元英宗。在这段间隙里，朝政由太皇太后答己执掌。答己借这个机会，大规模铲除异己提拔宠臣。仁宗死了才几天工夫，她便将自己宠爱的铁木迭儿任命为中书右丞相，又将曾经弹劾铁木迭儿的中书右丞相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胜，都捏造罪名强行处死。尽管硕德八剌随后登基，也只能阻止铁木迭儿继续迫害其它大臣的性命，并不能立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受太皇太后掣肘的状况。然而硕德八剌并不象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那样容易被答己控制。他继位任命自己的亲信拜柱为中书左丞相，与铁木迭儿分庭抗礼。拜柱当上左相后没几天，一件事发生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件事似乎早有预谋。既有告发，就得审案。然而当拜柱就案情查勘向英宗讨主意的时候，英宗的回答却颇耐人寻味：“若是审到最后，他们把太皇太后扯进案子里来，那该怎么办？”于是为了“保护”太皇太后答己，英宗不由分说地就把五人及其亲信统统抄家杀头了。太皇太后答己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一手扶立的孙皇帝居然如此强硬，后悔得直叹气：“我怎么会养出这样一个小儿！”回想起在两个儿子当皇帝时的为所欲为，眼看自己的亲信丧命在自己一力保举的孙子手里，尤其是被杀的还有自己的新宠徽政使失列门，答己终于不堪打击卧病在床。眼见这种场面，老情人铁木迭儿不禁惊慌失措，也吓出病来。
至治二年（1322年）八月，铁木迭儿一病归西。新欢旧爱统统死光，这消息对躺在兴圣宫病榻上的答己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过多久，郁郁寡欢的太皇太后答己就在九月去世了。终于大权独卧的元英宗“慷慨”地追谥祖母为“昭献元圣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