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成真
然而奇氏能够干掉脱脱丞相,却没法将正后弘吉剌氏给挤下后位去。她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弘吉剌氏一日不死,自己正位中宫的梦想就休想达成。
此时的奇氏当然不可能预料到比自己年轻的弘吉剌氏会死得比自己早,就算她乐观地这样想过,但眼看着自己年华老去,元顺帝对自己已经情意薄淡,她也实在等不下去了。
元顺帝少年时也曾经是一个善良单纯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变成一个精于权术、沉湎于玩嬉淫戏的帝王。元顺帝无疑是一个昏君,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能量一直都被低估了。他是元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在他的帝王生涯中,发生了多次政变,有过许多擅权之臣,但是他这个皇帝都当得岿然不动,所有不把他看在眼里的王公大臣,几乎都被他以借刀杀人之法处理掉,死在他手里的一品官员达数百人之多,然而大多数人却直到死都认为元顺帝这个幕后黑手是清白无知的。若不是明王朝兴起,元顺帝还真能成为中国帝王史上的一个异数。
元顺帝后宫充盈,有大量嫔妃夫人,他仍然不满足,还迷恋于“演揲儿法”等等,跟着西天僧、珈璘真等荒唐喇嘛通宵达旦地胡天胡地。珈璘真还为元顺帝编演了一套“十六天魔舞”,选了十六名宫人为舞者,十一名宫人为乐者,名义是为佛事伴舞奏乐而制,实际上在元顺帝这里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弄了一个“事事无碍”的密宫,和自己的同道中人十余辈,在密宫中不分君臣男女地厮混淫乱。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自幼习儒,修习正教佛法,对父亲的这些作法非常反感,元顺帝为了规避皇太子的劝谏,居然派同党也去引诱自己的儿子做这些污秽之事。成功地把爱猷识理达腊也拖下了水。
元顺帝倒也不是只知肉欲权术的,他是一个天才的木匠、建筑技师。他热衷于为近臣设计房屋图纸,并亲自制造极其逼真的房屋样模。他还曾经设计制造过精美的龙船,上面装饰的龙,眼口爪尾都能随船行活动。元顺帝还制造过非常精确的宫漏,宫漏旁列着钟钲,还对应着两名金甲小人,入夜后这两个小人便会按更敲击钟钲,时间丝毫不差。元顺帝出类拔萃的木匠手艺使他荣获了“鲁班天子”的美名,与后世的明朝天启皇帝遥遥一对。
奇氏眼见元顺帝沉湎于享乐游嬉,对自己日渐疏远,心中十分担忧,同时她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光是正位中宫已经不是她的目标,她想要提前当上皇太后,真正掌控王朝军政。当然,她还没有谋杀元顺帝的胆量,她的主意是勾通朝臣,胁迫元顺帝提前“禅位”。
奇氏先是派出自己的贴心贴意的亲信朴不花找丞相太平游说,太平却不愿趟这浑水。奇氏闻讯便亲自出马,设宴款待太平。太平仍然不愿参与其中。奇氏过于急切明显的举动很快传入元顺帝耳中,元顺帝得知次后居然要逼自己禅位,气愤之极,很久都不愿搭理她。奇氏不思己过,反倒又将太平恨之入骨。
此后,奇氏用各种方法杀害罢免了好几个由太平任命的官员,并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和皇太子一起设计陷害诬告太平。太平落入陷阱无法抽身,最终被流配吐蕃,在半路上被矫诏逼令自裁。这已经是被奇氏干掉的第二名丞相了。但是干掉两名丞相在奇氏的“成就”中,还算不得是第一流的本事。太平丞相死后,围绕着逼禅而发生的一系列内战,才是她本领的全面展示。
奇氏不但自己为所欲为,还包庇朴不花和搠思监这两个宠臣。这两人终于惹恼了朝中官员纷纷上书弹劾。结果所有上书的人都被奇氏母子贬放,就连元顺帝的亲信老的沙都被流放东胜州。可怜顺帝多年怠政,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老婆儿子已经成为与自己抗衡的又一股势力,只得暗中安排老的沙逃往大同镇帅孛罗贴木儿处藏身。
奇氏母子仍然不肯罢手,先是让搠思监与朴不花诬告孛罗贴木儿谋反,竟要削去这名顺帝亲信的兵权。孛罗贴木儿自然知道剥夺自己兵权的旨意绝不可能出自顺帝手笔,拒不听命。奇氏母子便派太原镇帅扩廓贴木儿出兵大同与孛罗贴木儿打内战。闻讯大怒的孛罗贴木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管大同了,径自派兵直闯大都,将皇太子打得东逃古北口。
元顺帝为了平息孛罗贴木儿的怒气,便将朴不花和搠思监交给孛罗贴木儿的军队带回去处治。朴搠二人的快活日子就此到头,一起被杀掉。出逃的皇太子终于得以回京,朴不花也算是为奇氏尽了最后一份力了,这一段只有宫廷才制造得出来的畸形恋情就此宣告终结。
对于朴搠二人的死,奇氏捶胸顿足,皇太子也不肯罢休,又派扩廓贴木儿攻打孛罗贴木儿的老巢大同。谁知孛罗故技重施,再次杀入京城,皇太子听说老对头又来了,逃也逃得格外熟练,迳奔太原去了。而孛罗则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留在京城不走,给自己弄了个左丞相当上,又把部属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把持起了朝政。
一落千丈
皇太子哪里甘心就这样认输,他在太原征召各路诸王驸马及行省所属兵马,连同扩廓贴木儿原有的太原驻军,打算讨伐孛罗。孛罗贴木儿听说消息,怒火中烧,迁怒于奇氏,立马闯入皇宫将她抓了起来,囚禁在宫外诸色总管府。
奇氏身陷险境,立即着手自救,传令亲信到宫里去挑选多名美女赠与孛罗贴木儿。美人计果然其效如神,被囚才刚百日,奇氏便返回了皇宫。与此同时,孛罗贴木儿的骄横也让顺帝开始受不了了。夫妻俩人总算同心协力,于是奇氏设计将孛罗贴木儿左丞相骗入宫中杀掉,元顺帝便召皇太子还宫。
然而奇氏才出生天,就立即忘乎所以。她派人给护送皇太子进京途中的扩廓贴木儿发去密信,要他拥重兵入城,逼元顺帝禅位。扩廓贴木儿不愿搅进这一团糊涂里面,离京三十里就将自己的军队遣返,只带少量侍卫护送皇太子进城。
奇氏眼见自己的图谋再次失败,又恶狠狠地恨上了扩廓贴木儿。前头扩廓贴木儿对她母子的好处,她从此统统都不理会了。扩廓贴木儿当然知道奇氏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尽管元顺帝封他为太尉、左丞相等等重职,他还是不愿在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多呆,仅过了两个月就自请出京了。由于许多资历厚的老将对后生小子竟当上丞相心怀不满,出京后的扩廓贴木儿很快就卷进了内战。
这时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元顺帝眼看扩廓贴木儿陷身内战指望不上,便命皇太子领兵征讨起义军。然而元顺帝没有料到,自己的宝贝儿子挟天下总兵马的权势,竟在他老娘奇氏的教育下,将扩廓贴木儿当成了头号大敌,根本不管起义军,而是专心致志地直奔扩廓贴木儿而去。如此一来,元王朝的各路兵马同心同德地将内战越打越大,毫不在意朱元璋的实力在他们的眼皮子底子如雪球般迅速滚起的事实。事实上,如果元王朝的军队不是一直都陶醉于内斗的话,朱元璋能否最后成功,也很难说。
就在朝政军事都乱成一锅粥的同时,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八月,弘吉剌氏伯颜忽都皇后去世了。同年十二月,奇氏终于登上了她梦寐以求的正后宝座,她同时还改姓为索隆噶氏,真正脱离了高丽籍,成为飞上枝头的凤凰。只是她不会想到,她这后半生里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会将自己变成一只落架的鸡。
一个数度逼宫,威胁皇帝禅位的次后,居然正位中宫。元顺帝与奇氏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因此成了中国宫廷史中的一件咄咄怪事。
卜答失里皇后
重登帝位的文宗册立自己的长妻卜答失里为皇后,又将明宗的遗孀八不沙皇后母子接入宫中赡养。八不沙皇后的母亲是元成宗铁穆耳甥女寿宁公主,算起来与丈夫小叔弟媳妇都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文宗夫妇与寡嫂幼侄之间相处得还算不错。当年十月,明宗八不沙皇后想要为明宗身后积福,文宗不但当即答允,还下令由国师亲自出马在大天源延圣寺主持佛事,又格外派道士去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及武当、龙虎二山打醮,搞得分外隆重。然而表面的隆重并不能遮去阴霾。就在八不沙为明宗做法事的同时,卜答失里大撒金钱助建大承天护圣寺,花的银子比八不沙要多得多:足足五万两。虽说只是个弟媳妇,摆出来的阵仗却一点都不输给嫂嫂给大哥祈福的仪轨。做嫂子的明宗皇后八不沙与弟媳妇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之间的妯娌关系,似乎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不祥之兆,在后来的相处中,这层阴霾越来越重。
妯娌相处,就算是寻常人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皇宫,更何况卜答失里是当令皇后,八不沙是失势皇后。一个的老公正在皇帝龙椅上吆五喝六,一个的老公却早成了一缕冤魂。就算两个女人还有心保持表面的和睦,宫闱中跟红顶白的宫女太监们也要想法子无事生点非出来,看着龙种凤孙们倒霉透顶互相倾轧,是他们最大的爱好。不但可借此打发空虚无聊的生活,还能给自己找个心理平衡点。话说回来,八不沙一直对丈夫的真实死因满怀疑窦,又痛恨弟媳妇对自己态度不恭,何况文宗复位后不但没有遵照当初的许诺册立明宗之子为太子,反倒在上赶着册封了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燕王并设宫相府,交由宰相燕贴木儿全权负责。由此可见,虽然明宗与八不沙嫡子懿辚质班的“鄜王”还封在头里,但真实待遇怎么也比不过阿剌忒纳答剌的。所有这一切看在朝臣眼里,正是文宗打算传位己子的兆头;看在八不沙眼里,则无疑是进一步确定丈夫死于非命,小叔子谋夺皇位确有其事。八不沙只是个寻常的年轻贵妇,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政治人材,她心头的怒火既已难捺,与弟媳妇相处时,话里话外怨恨的语气也就少不了。性格决定命运,八不沙的麻烦也就这么来了。在文宗卜答失里皇后身边有一个得宠的大太监叫拜住,他仗着卜答失里的宠爱,一向就没把八不沙看在眼里。有一天他又在八不沙的面前摆出大模大样的架势,八不沙终于没能按捺得住,将拜住给狠狠地斥骂了一顿,话赶话的还把心里对文宗暗害明宗的想法也给漏了出来。八不沙这通大骂确实畅快,但是祸从口出却成了定局。
拜住一向作威作福,哪里受得这个气,更何况他这次确实抓住了可以利用的东西。他立刻就跑到卜答失里皇后面前,将八不沙的话加油添醋地向自己的主子汇报了一通。卜答失里听了拜住的转述,对八不沙又恨又怕,彻底定性为眼中钉肉中刺。还和拜住一起定下了除掉这个嫂子的计划。卜答失里先是向文宗控诉八不沙“妄构诬言,疏离骨肉”,想要让文宗下旨处死嫂子。文宗却不情愿亲自动手落人话柄,只是叹息说:“这事我自己哪里忍心处置呢!”文宗这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已经是一个暗示。卜答失里和拜住当然立即抓住了机会,很快就矫诏处死了八不沙皇后。乃马真氏八不沙皇后死在天历三年(1330年)四月十八日,算起来,她仅仅在小叔子和弟媳妇当家作主的皇宫中生活了半年时间。而且刚好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与文宗的儿子先后被封王的时候。——明宗与八不沙嫡子懿辚质班于二月封王,文宗与卜答失里之子阿剌忒纳答剌于三月封王。——由此可见卜答失里谋杀八不沙的另一个潜理由:为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铲除障碍。
八不沙死了,明宗的一双儿子连最后一点可怜的保护都失去了。卜答失里开始进行自己的下一个目标:除掉明宗的儿子,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正式册封为皇太子。
八不沙死后,卜答失里的矛头立即指向了明宗的庶长子妥欢贴睦尔。详细的原因虽不好确认,但这孩子生于延佑七年,虽然由于庶出身份使他还未得到封王,但已经满十岁了,是皇位继承人选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光凭这一点也足够让他被叔父婶婶猜忌的了。只不过要开销一位先帝皇子毕竟还得找个理由,于是一个令人大惊失色的宫闱秘闻就此出笼并且诏告天下。
八不沙死后的第二个月,一个消息传将出来:明宗的庶长子妥欢贴睦儿根本就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证人就是这位皇子奶妈的丈夫,证据就是这位奶公的口供,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当年曾经亲耳听明宗说过妥欢贴睦儿不是龙种。好话不多说,有这一句就足够用了。文宗和卜答失里立即采纳,迅速将妥欢贴睦儿给流放到了遥远的属国高丽,安置在外海的一座大青岛上。一年以后,由于有人想借明宗太子的名义搞政变,妥欢贴睦儿又再次被文宗夫妇惦记上了。这一回文宗干脆正式发下诏书,公开宣称妥欢贴睦儿乃是野种一名,将其再次流放静江——静江,就是如今的广西桂林,从此以后独秀峰下的府邸就成了妥欢贴睦儿的新“家”。而这道由翰林学士和奎章阁学士们执笔并向中外广而告之的诏书,本来照卜答失里的意思,接下来很该再找个理由,把明宗的嫡子懿辚质班也流放了事,但文宗此时似乎已经有些手软,眼见小侄儿才不过五岁年纪,怎么看也兴不起什么浪来,就这么流放荒野实在有点过意不去,终于还是把他给留在了宫中养育。
障碍统统扫除,接下来的事就是册封亲生孩儿为皇太子了。从养育幼侄一事来看,可能文宗此时已经有些懊悔之意,当然也有可能是有心搞一番必要的谦虚推让礼节给大家观赏,总之,册太子一事直拖到十二月才正式拍板:燕王阿剌忒纳答剌登上了储君之位,成为元王朝的又一位皇太子。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在一系列的谋杀与诡计之后,文宗与卜答失里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惜,老天并不作美。至顺二年(1331年)的正月,小太子阿剌忒纳答剌病死了。这个孩童只当了二十天太子,真要算起来,恐怕当上太子没多少时候,他就已经是个病秧子了。宝贝儿子的死对文宗夫妇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卜答失里皇后更是近乎疯狂,她迁怒于曾经侍候过病中儿子的宠宦拜住,不由分说就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板子。拜住这时也摆不得铲除八不沙首功之臣的架子,只能咬着牙死捱。说起来拜住这顿板子也确实挨得冤枉,小孩子本来就病多,真是老天爷要收那条小命,谁还能有什么办法?何况皇太子死了没几天,同胞弟弟古纳答剌也跟着病倒了,看起来很有可能是兄弟俩都得了什么儿科传染病,侍候的人再有本事也没法阻挡病毒入侵这对被养得分外娇弱的兄弟体内。
眼见又一个儿子奄奄一息,文宗夫妇慌了神,立即下令西僧在五台山和雾灵山各做一个月的佛事,后来又释放死囚,为古纳答剌祈福。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之后,古纳答剌总算逐渐好转,没有重蹈哥哥的覆辙。据说就在这段时间,皇宫中经常发生诡异的事件,文宗夫妇惊忧交集,实在没法可想了,只好下令让古纳答剌离开皇宫,移居燕贴木儿的府邸。老住别人的房子终归不是个事,文宗便买下宗王阿鲁浑撒里的住宅,让燕贴木儿陪着皇子住了进去,指望他能够保护自己儿子的平安。
燕贴木儿与文宗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了,直如家人无异。文宗对燕贴木儿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先后封给燕贴木儿十几个顶级的头衔,不但使燕贴木儿成为太师、太平王、丞相、答剌罕,甚至还让这个赳赳武夫当上了大学士,统领读书人。最绝的是文宗还毫不含糊地给予燕贴木儿“总裁”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及一切中书政务,命令包括诸王公主在内的所有王朝要人,有事都必须先向燕贴木儿禀报,如果不经过燕贴木儿的允许就直报皇帝,那就是大逆不道。
随着这些旨意的下达,燕贴木儿事实上已经成了元王朝的无冕之皇。文宗仍然觉得这些还不足以体现自己对燕贴木儿情意,他干脆搞了个神来之笔,决心与燕贴木儿换儿子养。
文宗先是将燕贴木儿的儿子塔喇哈正式收养下来,然后又让自己的儿子古纳答喇认燕贴木儿为义父,还给改了个跟这位义父一样的名字:燕贴古思。
元文宗与燕贴木儿之间的君臣情谊,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只是这也同时显示出文宗虽然用过一些非常手段,却是虎头蛇尾坚持不下去,掩饰不了他只是一个感情用事痴汉的本质。一个痴汉当然不是什么帝王材料,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得更鲜明。也许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也许是心态长期压抑痛失爱子的影响,元文宗的人生很快走到了尽头。病重的时候,文宗对自己毒杀兄嫂极其追悔,将长子的猝死、次子的病体缠绵乃至于自己的短命,都归咎于上天降罪。为了向上天表示悔改,也为了不让后人有机会把自己定性为弑兄凶手,文宗决定将皇位传给明宗的儿子。临终的时候,文宗向卜答失里皇后、皇子燕贴古思和重臣燕贴木儿叮嘱道:“昔日五忽察都(即明宗被毒杀之地)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悔之无及。燕贴古思虽为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立明宗之子,使绍兹大位,则朕见明宗于地下,亦可有辞以对。”对于文宗的这个决定,卜答失里最终表示了理解和接受,玩弄权术的老手燕贴木儿却大大反对,但是迫于皇帝皇后夫妻同心,他做为臣子也只能赞同。
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在上都去世。巧合的是他和他的哥哥明宗一样,都只活了29岁。熟谙权术的燕贴木儿并不打算真把皇位交到明宗儿子的手里,但是摄政的卜答失里皇后却坚持要信守对丈夫的承诺。燕贴木儿无奈,只好在两个月后将养在宫中的明宗嫡子懿辚质班扶上皇帝的宝座,是为元宁宗。
懿辚质班虽然当上了皇帝,命却着实不好,在皇位上仅仅呆了四十三天,就突发急病去世了,才不过七岁年纪。更可悲的是这位小皇帝在登基的同时竟也册封了一个同龄的小女孩答里也忒迷失为皇后,随着小皇帝的死,这个出身高贵的小姑娘也就这样在茫然无知中成了中国后宫史上最年青的寡妇,悄无声息地在宫廷中苦度岁月。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43岁的答里也忒迷失在守了三十六的寡之后离开了人世,这才算是逃出了她噩梦般的人生。死后她以宁宗皇后的身份被供进了太庙。她孤寂一生的灵魂真能在冥世中找到那个所谓的丈夫、那个只不过是在七岁时相处了短短四十三天的玩伴吗?答里也忒迷失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她的娃娃丈夫死得太早,但是背后的因素却很值得推敲。从各个角度来看,懿辚质班的夭折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文宗的两个儿子即他的两个年龄相仿的堂兄弟都病得七死八活的时候,他却一点问题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不是容易患病夭折的体质。至少从常理推测,自母亲八不沙死后,这个小男孩虽然衣食无忧,恐怕却再难娇惯,两三年下来无形中也能给他增加不少抗病能力。怎么当上皇帝有了最好的条件,反倒快马加鞭地跑进了死路,殊为不解。只怕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也和父亲明宗一样是死于非命的。若当真如此,燕贴木儿绝对要当选头号嫌犯事实上,在宁宗夭折之后,燕贴木儿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他立刻就联合朝臣向皇太后卜答失里轮番进言,请求立自己的养子、明宗嫡次子燕贴古思为帝。然而燕贴木儿再次失望了。卜答失里坚持要完成明宗的遗愿,也不理会当年自己栽派给侄儿的“野种”帽子了,说起了良心话:“天位至重,吾儿方幼,岂能任耶!妥欢贴睦儿在广西,今十三矣,且明宗之长子,礼当立之。”
话说到这个份上,燕贴木儿也只能干瞪眼,摄政太后非要将好人好事做到底,他也不能公开反对,只得派遣中书左丞奇尔济苏前往桂林迎接嗣皇帝。
这时的卜答失里不会想到,自己不合时宜地大发善心,其实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至顺四年(1333年)二月,几疑身在梦中的妥欢贴木儿回到了大都城。但是返回京城并不等于就能够立即当上皇帝。燕贴木儿对明宗之子深为忌惮,想方设法阻拦妥欢贴木儿登基。不是说这就是说那,到最后还祭出了“天命”这道杀手锏,说是如果让妥欢贴睦儿当皇帝的话,元王朝就要天下大乱(这个卦倒是奇准)。就这样,元王朝的统治模式仍然维持着原来的样子:所有的事情都由燕贴木儿裁决,由摄政皇太后卜答失里批准,嗣皇帝则还是个嗣皇帝。眼看着妥欢贴睦儿的性命已经掉了一大半在燕贴木儿的陷阱里,好运气却忽然降临他的身上:燕贴木儿竟忽然间尿血而亡了。燕贴木儿既死,妥欢贴木儿的前途顿时一片光明。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摄政皇太后卜答失里立13岁的妥欢贴木儿为元王朝皇帝,他就是元顺帝。
顺帝妥欢贴睦尔
顺帝妥欢贴睦尔(1320年~1368年),元朝末代皇帝。元明宗和世瓎长子,名妥欢贴睦尔。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妥欢贴睦尔即位于上都。任命有拥戴之功的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伯颜独秉国政,专权自恣,排斥儒生,废除科举制。为了加强统治,他下令严禁汉人、南人私造私藏兵器和喂养马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后至元六年(1340年),元顺帝支持脱脱逐走伯颜,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条格》,史称脱脱更化。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泛滥,国库空虚。他被迫于十年改变钞法,十一年用贾鲁修治黄河。钞法变更,导致物价上涨;修河时紧工迫,官吏乘机对百姓敲诈勒索,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二十三年后,朱元璋势力壮大,渐次统一南方,元王朝已无力对抗。顺帝听信谗言,贬脱脱,于是国家大权尽归哈麻、雪雪兄弟。十六年,哈麻、雪雪谋废顺帝,事败被杀。其后,宫廷内分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两派矛盾尖锐化,顺帝的号令已失去作用。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明兵逼近大都。七月二十八日,顺帝率后妃太子奔上都。八月初二,明兵入大都,元亡。洪武二年六月,顺帝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北),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惠宗,朱元璋加号顺帝。
在位背景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是顺帝妥欢帖睦尔,他是元明宗的长子。当初泰定帝死的时候,太师燕铁木儿与诸王、大臣迎立文宗即位,文宗因为他的哥哥嫡长,便又遣使迎立他的哥哥即位,这就是明宗。明宗即位于和宁的北面,立文宗为皇太子。不料明宗在去往大都当皇帝的路上忽然死了。死因不明,时人怀疑是文宗反悔以后害死的。文宗复了帝位,明宗的皇后八不沙被谗言遇害,于是妥欢帖睦尔被流放到了高丽的大青岛中。
三年后29岁的元文宗死去,燕铁木儿请文宗的皇后立太子燕帖古思。皇后不从,反而立了明宗的次子懿玺只班,是为宁宗。宁宗只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燕铁木儿又请立燕帖古思,文宗皇后让立13岁的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太平王燕铁木儿去迎接妥欢贴睦尔来大都即位,见了妥欢贴睦尔后,燕铁木儿与他并马一起走,扬着马鞭向他陈述了迎立的意图。妥欢贴睦尔年纪小,看见跋扈的燕铁木儿十分害怕,一句话也不说。于是燕铁木儿怀疑妥欢贴睦尔,待到了京师很久也不再提立他为帝的话。因为国事都决于权臣燕铁木儿,群臣也不敢过问。几个月后燕铁木儿因荒淫过度溺血而死,妥欢贴睦尔才当了皇帝,这就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后来明兵攻入都城,妥欢贴睦尔逃到漠北。明太祖朱元璋说他知顺天命,自动退避到大漠,特加号为顺帝。
1333年七月妥欢贴睦尔刚年满十三,就被带到夏都上都,在那里被立为元朝的第十位皇帝。他名义上统治的那片国土已经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一部分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有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国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虽然尚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当中,他这个末代皇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反而最长。作为一个被动的统治者,他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个特征则为下一个朝代明代的创建者提供了鲜明的反面教材,这就没什么讽刺意味了。妥欢贴睦尔(一般以其庙号顺帝相称)在中国,至少在大都(今北京)的统治到1368年结束。1370年他死于漠南。他这一朝的历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元朝以如此方式和在这样一个时候灭亡?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蒙古人和汉人肯定都不是没有尽力去拯救它。
这位年轻的皇帝继承的政府系统规模庞大、复杂奢华,一方面是由于它需要为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这些为数不算少的少数民族上层提供官衔与供职机会,另一方面,尽管国家主要是公共的官僚机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帝国皇室与某些权贵的私人财产。这里简单叙述一下到1333年为止时这些特征发展的情况,可以为多灾多难的妥欢贴睦尔一朝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元朝不只有一个国都,而是有两个。主要的都城是大都,还有一个夏都称为上都,在大都以北约200英里的内蒙古草原。妥欢贴睦尔1333年七月在上都即位,九月或十月返回大都。以后他每年夏天都诚心地巡幸上都,保持着祖先游牧生活的作风。每年阴历四月妥欢贴睦尔北上,八月返回大都,直到1359年一月上都被中国的造反者破坏之前一直如此。每年的北上行程很消耗时间,如1347年花了23天。这样,皇帝每年要花一个半月在路上,每天以散步的速度约走15公里。他要携带大批随行人员,这些人在每年夏天的几个月中就在上都处理公务。这种每年一度的出行所造成的消耗尚无人试图统计,这里面还包括大量的支应部门、运输与传递服务,以及一整套专门负责出行的机构。14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南方士大夫黄溍与胡助曾对这些旅程的情景和夏都均作了热情洋溢、诗一般的描述。胡助写得更早些,充满赞美之词。
大都同样给来自中国南方的文人以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使我们得到一些当时的描述与评论,其中有年轻的胡助对环居着大批贫民的宏伟繁盛的大都(它是座生活费用昂贵的城市)所表示的敬畏,有陶宗仪细致详尽的记述,还有萧洵在1368年即新成立的明政府有意地毁掉这座宫阙的前夕所编写的精细的清单。大都外城周长为28.6公里。皇城在城市的南部,包括中央朝廷、宫殿和湖泊,约占整个市区的1/12.依然含有传统成分的元政权,很明显是以一种可归为半公共的、表面上官僚化的商业帝国的政权而存在着。这个帝国有农业、宫殿庙宇建筑业和制造业。其制造业包括了各个方面,从原材料的获取到装运、贮存,以及令人吃惊的种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配送。约有300个作坊,大多在北方,雇佣在册匠户劳力,生产各类织品、食品、饮料、珠宝、车辆、铁器、毡子、砖瓦、皮革和其他各种产品。这些产品直接用于征服者上层集团的消费,其中的一些也在都城的店铺中销售。作坊的主人都是皇室成员及其配偶和朝廷的高官权贵们;可是皇帝能够重新分配这些财产,而且也这么做过。在政治顶层上的换班保证他们过一定时期就可没收财产并重新分配。
若将世袭的和任命的文武官员及其定编的候补官员都加在一起,妥欢贴睦尔开始时期的元政府约有3.3万人。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其中约30%是非汉族人。法律规定某些职位只能由一定民族成分的人担当,但这些规定常常被暗中躲过,有时还遭到公开的漠视或被改变。
大多数政府部门的职位经常由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担任,为了政府工作能顺利进行,需要创造出相互适应的工作方式。在汉人关于等级制、个人权利及其责任的观念与蒙古的议政传统之间,官方的工作程序要求的是并不容易做到的妥协。公务活动中使用的文字至少有四种:汉语文言,元代白话,蒙古语,也可能还使用波斯文,因为政府重要部门总是任用回回书吏。官僚机构中既有笔译,又有口译通事。
一切进行得比人们猜测的要好。为了增强官员们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有意地以一种惟一可行的方式不断做出努力:鼓励对各特定的组织机构的忠心。例如,在元朝晚期,曾刻写大量的题名记,用来宣传政府各机构的责任与重要性,并从高到低列出当时全部在职者的姓名,以此在任职的所有不同民族的人当中建立起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意识。14世纪60年代修成的元朝一个机构的全史《秘书监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显示出组成这一机构的众多的汉人、蒙古人、回回及其他民族对这一机构的认同感是多么坚定。妥欢贴睦尔时期御台史显示出了各族之间通过政治制度而形成凝聚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御史台成员坚持监察的权利。因此直至元朝末年,他们在对高级官员的政治弹劾方面一直起着轴心作用。
在政府中任用外族人造成机构膨胀。举个例子,只负责涉及两都蒙古人或外族人案件的最高司法机关就有96人,以42名从一品蒙古札鲁忽赤为首,他们享有高薪与特权。在妥欢贴睦尔时期,“冗官”问题偶尔提到朝廷上来,但由于政治原因,尽管财政拮据,元朝统治集团从未能裁减过多的职位。
在元朝晚期有几个渠道可以进入官僚机构。大多数低级官吏以衙门见习官吏或儒学教官的身份任职。征服集团中的年轻人(也有一些汉人)首先做怯薛(宿卫)或皇室的家臣。成吉思汗最亲信的三名功臣的后代掌管怯薛,后来怯薛拥有1.3万名年轻人,被称为“官僚的摇篮”和“元统治阶级的大本营”。怯薛成员享有“根脚”的称呼,暗示着他们有在其他人之上的贵族出身。
1315年开始实行的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只是进入低级官僚阶层的一个小小入口(到1333年,总共只有550多名进士,最多只占官员人数的2%),但从政治上来讲这却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制度十分优待蒙古人(考生不多,供过于求),对南人则不利(极多人应考,求大于供),然而尽管有这些规章上的不公平,这个制度还是在那些考中的人士中创造出了共同的前景并形成了不同民族间的凝聚力。
1333年的科举,始于春季,最终的殿试结束于当年的阴历九月,年轻的皇帝刚从上都返回大都不久。这是在元朝统治下第一次举行的允许各民族人士参加的科举考试,显然体现了对科举兴趣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推广。那年考中进士的人名单保存至今。从名单中可以看出,50名汉人的平均年龄比50名非汉人的年龄要大一些,平均岁数分别为31岁与28岁。此外,92%的汉人已婚,而非汉人已婚的则是74%。有趣的是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士跟汉人结婚的比率很高:其中,母亲为汉人的占58%,而已婚的那些人中近70%是娶汉人为妻。不论民族成分如何,每个中式者授予的第一个官职均是职位差不多的地方官。在非汉人名单上名列榜眼的叫余阙,河南人(译者注:元庐州人,今安徽合肥),其祖先是不出名的唐兀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这类出身不显赫的非汉人青年来说,科举最可能成为通向名誉和富裕的途径。后来余阙成为一位出色的地方官与改革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诗人,精通汉族文学,他的著述保存至今。
因此,1333年进士题名录恰逢其时地表现了一定时间内反映元朝官僚机构特征的一些缠结在一起的分裂与融合情况:制度化的民族不平等以及与此并存的普遍通婚现象;征服民族在吸收它所占领的土地上被统治人民的道德观念、文学传统以及行政管理传统;汉族上层则主动、积极地介入了统治他们的外族王朝。
1333年元朝政府的控制,在中国南北两大区域仍旧很不平衡。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华北一带维持了如此密集的地方行政组织,而这一地区在蒙古人的征服中备受创伤,人口由于不断南徙或者迁入城市而进一步下降,并屡遭洪水、地震、干旱、蝗灾、疫病与饥荒。杨维桢1348年所讲的北方“一邑生灵有弗敌江以南一族之聚”,一点儿也没有夸张。对于人口众多、更加富庶的南方,政府有意在政策上实行宽松的管理。依人口比例,南方地方官仅是北方的1/5,而南方人所交税也比北方少很多。对于这种差别而给予的心照不宣的补偿,就是北方汉人比南方汉人在官场上更受优待,特别是在官职的任用方面。
最后一点,1333年,元王朝有了广泛的财源。除了地租、商业税以外,政府还在许多商业部门中投入了资金,并对屯田,特别是盐业进行国家控制。到1333年时,由国家盐业垄断所得的收入已经稳定上升,每年最多能收入约合760万锭的纸钞,足够满足中央政府所需的80%。海运系统则将大批粮食从长江三角洲运到大都,供养整个定居的征服者,以及在大都居住的各种人户,包括大量穷人,还为住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提供食粮。1329年这些至关紧要的漕运活动达到高峰。之后不久,数量开始下滑,起初缓慢些(到1341年下降了25%),然后是灾难性的下跌。元王朝在提高收入方面已再无多少可能,事实上它很快将陷入岁入递减与消费增加的夹击之中。
以上是妥欢贴睦尔即位时元朝晚期的概况,20年之后元朝开始走向崩溃。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事件距离忽必烈时期(1260年~1294年)并不远,虽然中间经历了八个皇帝的更替。几个在1333年时也就六十多岁的高官显贵,是在王朝创建者的时代成人并开始发迹的。忽必烈在他们的记忆中还很清晰,出任丞相的伯颜便是如此。
伯颜专权
关于妥欢贴睦尔的出身,还不能够完全肯定。1340年他正式宣布他是忽必烈的合法后代,是忽必烈的第六世孙,是被刺杀的明宗和世束(1329年在位)与哈剌鲁妃的长子。而早先文宗图帖睦尔(1328或1329年~1332年在位)发出的上谕(由当时最受尊敬、颇有影响的汉人儒生虞集起草),称妥欢贴睦尔并不真是和世束的儿子,这显然是根据妥欢贴睦尔的乳母的丈夫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故事,说他的父亲是宋朝皇帝的后裔,母亲是一位穆斯林,和世束收养了他。因此,妥欢贴睦尔10岁时被流放到高丽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12岁时迁到今广西桂林,跟一个和尚学习《论语》与《孝经》,交了一大群猴子朋友,猴为他的生肖(他生于1320年)。他在此过了一年,直到被召回继承皇位。
文宗图帖睦尔1332年九月去世,妥欢贴睦尔年仅6岁的异母弟懿璘质班继位,但只统治了两个月,十二月就去世了。以后的七个月里皇位空缺,在此期间大都的那些能左右拥立的要人们都在为各自所中意的候选人而明争暗斗。燕铁木儿及其家族是最强的政治集团,他们支持图帖睦尔的小儿子燕帖古思。其母卜答失里认为燕帖古思太小,建议他做妥欢贴睦尔的继承人。她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部分原因是燕铁木儿得到允许将其女儿嫁给妥欢贴睦尔,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她赢得了篾儿乞部人伯颜的支持。伯颜在当时几乎是政治上最有势力的人,他已得到很高的职位(中书左丞相),兼任知枢密院事,并在各宿卫及内廷机关中主事。由于帮助妥欢贴睦尔登基成功,他于1333年终于获得了最高的文官职位——右丞相。1335年他成为大丞相,直到1340年被赶下台。很明显,妥欢贴睦尔扮演的是临时傀儡的角色。他是一个13岁的孩子,又没受过训练,从法定意义上讲还是非正统的,自然容易被取代;实际上他被规劝呆在暗处,不直接参与对帝国的统治。后来他曾说当皇帝的最初几年总是处于畏惧状态,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的统治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开始,却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统治,即使这一统治或多或少是被动的。答纳失里与顺帝二人年纪都小,根本不懂情爱是什么,答纳失里以前蛮横跋扈惯了,加上倚仗叔父与兄长的权势,自然不把顺帝放在眼里。她私自传懿旨,将十万两盐银占为己有,还时常对宫廷的后妃横加责打。徽政院使秃满迭儿进献了高丽女子奇氏入宫服役,奇氏名叫完者忽都,她不仅长得美丽,还十分乖巧伶俐,善于烹茗。顺帝对她十分宠爱,一来二去就上了床。这件事被皇后答纳失里得知,她怒不可遏地召来奇氏,用鞭子打得遍体鳞伤。此时的顺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他的年龄和资历都决定他只能默默地在权力之外忍耐着。
这时的元朝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顺帝即位以后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京畿发洪水,黄河泛滥,两淮地区干旱,徽州、秦州、凤州的大山相继崩裂。元统二年的春季,彰德路下的雨像白线一样,民间流传成歌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不久左丞相撒敦病逝,伯颜一人独秉朝政,唐其势心里十分不平,他曾对密友说:“天下本我家的天下,伯颜算什么东西?位置却偏在我的上面,真是可恨!”唐其势的叔父答里与诸王晃火帖木儿交情很深。唐其势写信给答里,信中说伯颜专权,顺帝昏庸,劝答里带兵入朝行废立的故事。于是答里、晃火帖木儿、唐其势三人辗转联络,蓄图起兵入宫杀伯颜、废顺帝。不料郯王彻彻秃知道了密谋,便密报给伯颜,伯颜便暗暗作了防备。
六月的时候,唐其势在东郊埋伏下人马,亲自率兵突入宫禁,却不知道自己早进了伯颜的伏兵控制里。唐其势被执,伯颜立刻引兵驰往东郊,唐其势的弟弟塔剌海还不知道兄长被擒,经过伯颜的一阵击杀,塔剌海被卫士射倒活擒。伯颜将唐其势兄弟绑入宫中,请顺帝登殿审讯,顺帝说:“唐其势兄弟的逆谋已经昭然,何必再问,你照着律条惩办就是了!”于是伯颜命卫士将唐其势兄弟牵出去杀了。唐其势死命地攀住殿内的阑干高声喊:“先帝曾有明诏,宽恕臣父子孙辈九次死罪,为什么今天食言?!”顺帝怒骂说:“谁叫你谋逆反叛的?!兴兵犯阙还想活命么?”众卫士一起过来牵扯唐其势,直到殿里的阑干拉断,才将唐其势拽出来,然后一刀砍为两段。
唐其势的弟弟塔剌海少年胆怯,竟逃避到他的姐姐皇后答纳失里的座椅下面。答纳失里因为情关手足,于是不假思索地扯开裙子遮住她的弟弟,真好像掩耳盗铃一般。伯颜喝令卫士从皇后的裙子下牵出塔剌海,然后拔出佩剑将塔剌海当场杀死,鲜血喷溅到皇后的衣服上,吓得答纳失里惊叫一声缩在椅子上抖做一团。伯颜大怒,走到答纳失里的面前揪住头发拖到地上。皇后号泣说:“陛下救我!陛下救我!”顺帝见她有些可怜,不过想起平日的情景横下心说:“你的兄弟谋逆,朕也不能相救。”话还没有说完,伯颜已将皇后牵到了宫外的一间民舍。不久用鸩酒将皇后毒死。这就是顺帝的第一位皇后的下场。其余依附燕铁木儿的大臣也被一网打尽,从此燕铁木儿家势彻底败落。右丞相伯颜独秉朝政,开始胡作非为起来。他停废了科举取士,又将儒学贡士的庄田租改为宿卫的衣粮。伯颜任性横行,滥杀无辜,胡乱改变国法,朝野的士民都相率怨望。顺帝对伯颜非常信任,赐给他“塔剌罕”的称号,封号官衔名目非常繁多,加起来有二百四十多个字,顺帝又封伯颜的弟弟马扎尔台为王。天下百姓因生活没有着落,造反的乱祸四起。至元四年,顺帝在涿州与汴梁为伯颜建立生祠,晋封伯颜为大丞相。伯颜更加骄恣,他将宫禁的卫兵都收为己有,每次出去都旌旗蔽日,侍从填满了街衢。而顺帝的车驾仪卫却一天比一天少。天下只知道有伯颜,不知道有顺帝。因此顺帝也慢慢畏惧伯颜了,开始谋划对付他。伯颜的侄儿脱脱对叔父的滥杀跋扈十分不满,便决定大义灭亲,劝顺帝除掉伯颜。在一次出城打猎后伯颜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城门已经关上,接着伯颜被流放岭南。在流放的路上伯颜病死。接着太后不答失里被流放,顺帝才开始自主地做皇帝,这一年他20岁。顺帝起用脱脱的父亲马轧儿台作右丞相。马轧儿台一上任就开始大肆贪污,脱脱暗中让人弹劾父亲,马轧儿台便辞职了。顺帝起用脱脱继任为右丞相。脱脱上任后实施了许多清明的措施,一改前代的弊政,被朝野上下称为“贤相”,这一段除弊革新的历史时期史称“更化”。当初皇后答纳失里被毒死以后,第二年顺帝册封伯颜忽都为皇后。伯颜忽都是蒙古语的音译,与伯颜没有任何关系。她是前朝真哥皇后的侄孙女,父亲名叫孛罗帖木儿曾封毓德王。本来答纳失里被鸩死后顺帝打算立他一向宠爱的奇氏为皇后,只是丞相伯颜硬行劝阻,顺帝没有办法,立了伯颜忽都为皇后。
伯颜忽都的性格与第一任皇后完全不同,她性情节俭,而且宽宏大量,于是顺帝对她也很好。册立为皇后不久伯颜忽都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真金,可惜真金二岁就夭折了。
顺帝平日在奇氏那里宿夜的时候多,很少去皇后的宫里,伯颜忽都也丝毫没有什么怨言。奇氏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爱猷识理达腊,更加赢得了顺帝的欢心。奇氏因宠生骄,除了与皇后没有嫌怨外,其它如太后母子、权相伯颜,都被她视为眼中钉,每天在顺帝眼前说长道短。后来伯颜被流放,太后母子被放逐都与奇氏的暗中诋毁有一定关系。奇氏想做皇后,但皇后伯颜忽都为人实在是好,她也不忍加害,便与嬖臣沙剌班秘密商量怎么办才好。沙剌班记起先代皇后曾有好几个,他按奇氏的嘱咐上了一个奏折,于是顺帝顺水推舟册立奇氏为第二皇后。
奇皇后生下儿子以后更是专宠后宫,正宫皇后伯颜忽都无形中被冷落了。连伯颜忽都身边的太监宫女都为她抱不平,而伯颜忽都却没有一句怨言。一次顺帝巡游上都的途中休息,想去伯颜忽都那里过夜,内监传了三次圣旨都被皇后拒绝,她说:“暮夜有许多难以预测的意外,这不是皇帝该来的时候。”顺帝听到了也极力称赞皇后的贤惠。
奇皇后是高丽人,自从做了第二皇后她将许多高丽女子安置在后宫,一时间宫廷里高丽女子如云,高丽族的服饰在宫廷和上层社会流行起来。奇皇后为了培植她的私人势力,将美艳的高丽女子送给朝臣,因此许多朝臣就甘心为奇皇后效力了。
顺帝很信任脱脱,曾命皇子拜脱脱为师。侍御史哈麻是先帝宁宗乳母的儿子,父亲名叫图噜,受封为冀国公。哈麻与母弟雪雪受到顺帝的宠幸,很早在宫禁做了宿卫。哈麻的口才十分出色,升任至殿中侍卫史。哈麻每天去宰相脱脱那里趋炎附势,脱脱误认为哈麻是个好人。当时天下红巾军风烟四起,朝廷派出的征讨大将接连溃败,脱脱准备亲自出征,临行时他入朝奏请哈麻兄弟可以国事相托。顺帝立刻召哈麻为中书右丞,雪雪为同知枢密院事。脱脱很快平息了叛乱,顺帝将一切国政都委托脱脱处理,自己每天在宫中恣情酒色。
哈麻的妹婿秃鲁帖木儿以前是集贤院学士,他出入宫禁,见哈麻得到顺帝的宠幸,于是也推荐西蕃僧伽玺真给顺帝。伽玺真会秘密法,秃鲁帖木儿密奏说:“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这一生能有几年?陛下应当学习秘密大喜乐禅定。”伽玺真的房中术叫做“双修法”,与演揲儿不同的是演揲儿仅属于男子的御女之法,而双修法并及妇女,上行交形互动更有乐趣。“双修法”其实也就是男女交媾的不同方位和姿势。
顺帝下诏以西天僧为司徒,以伽玺真为大元国师。他们的子弟众多,选取良家女子入宫修习秘术,每个子弟赐给他们宫女三四个作为供养。两个番僧结为知己,肉身说法。后宫的美女久旱逢甘雨,都称伽玺真是无量欢喜佛。于是顺帝每天与后宫女子淫戏作乐。僧人又教顺帝选取彩女学习十六天魔舞。每次跳舞的时候有三圣奴、妙乐奴、六殊奴等十六个宫女列成一队,象征着十六天魔。宫女们垂发结辫,头戴着象牙佛冠,身披缨络、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锦带凤鞋,手中执着乐器吹弹舞唱,好像天女散花一样。又有宫女十一人,穿着唐帽窄衫,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按乐而奏,度曲而舞,顺帝趁着酒酣的时候,随手抱起几个宫女行云布雨,亲自试演揲儿法与双修法。
说起僧人的淫荡元朝是登峰造极的。据记载当时不仅皇宫里,而且民间有许多不法僧尼奸贪淫虐无所不至,“削发披缁,托身外名,归净域实恋尘缘”。元代一位诗人做过一首讽刺不法僧道娶妻买妾:“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
顺帝的一个弟弟叫八郎,也受了秘密戒,其它还有秃鲁帖木儿联结了八九个官僚,彼此勾结在一起在后宫里分了一杯羹,自称为倚纳,在顺帝面前与宫女亵狎,男女裸处君臣不避。他们聚集少壮男子和美丽的女子裸处在一室,不拘同姓异姓,也不分尊长卑幼,任其自相淫媾,号称他们所在的秘密室叫皆即兀该,汉语的意思是事事无碍,真是名副其实的皆大欢喜。君臣宣淫的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市井百姓都知道了这件事。
西天僧与伽玺真迭相轮转出入禁中,夜里就留宿在宫闱,任意奸淫年少美丽的公主和嫔妃。那些嫔妃元顺帝一个人满足不了,独守空床早已寂寞难耐,乐得与僧人淫媾。顺帝只知道习法为快,从来不去禁止。凡是境中的女子都必须以册藉申报姓名,到了出嫁的年纪不论美恶必须先弄到僧人的府中强行淫媾,叫做“开红”,待僧人玩弄够了才可以发归回夫家完婚。民间女子遭此毒,衢巷悲哭不绝于时。当时人都说:“不秃不毒,不毒不秃,惟其头秃,一发淫毒。”
其实也不是说僧人不一心向佛,专门干淫奸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是与佛教密宗的教规有关。佛教的经文、绘画以及雕刻中都表现了性欲的成分。密宗佛像“欢喜天”就是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塑像,俗称为欢喜佛。利用女性的身体是达到佛法修为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的女性称为“明妃”。欢喜佛男女交欢中的男性代表方法,女性代表智慧。佛经《四部毗那夜迦法》中就说僧人与妇女交媾是现身说法。《佛说秘密相经》也有许多性交的记述,在经文中“金刚杵”和“莲华”分别指男女的生殖器官,“金刚杵及彼莲华二事相击”可以修成正果。元朝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都大力提倡密宗佛教,到了后来的清朝,欢喜佛还被供奉在雍和宫。
顺帝喜欢亲自操作工匠建造一类的事情,而且手很巧,京师里有“鲁班天子”的美誉。他亲手为近臣刻削屋宇的模型,做得巧夺天工,精致无比,然后让这些近臣依照模型建造房子。模型上因为镶嵌了许多珍奇的宝石,内侍们便哄顺帝说:“这屋宇比不上某某家精美。”于是顺帝便随手将模型毁弃了重新做,内侍趁机从模型上抠下一些珠宝占为己用。
顺帝建造了清宁殿,以及前山、子月宫等穷极奢华的殿宇。在内苑制造龙舟,样式是他自己设计的,龙舟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尺,上面有五座宫殿,龙舟及宫殿都用五种颜色的金子装饰,二十四个身穿金紫的水手划船。龙舟一移动的时候,龙首及口眼爪尾都可以活动,像是活的一样。顺帝高兴地说:“难怪隋炀帝游江都乐而忘返呢!”
他又自制宫漏,水在上下流动,宫漏上设西方三圣殿,宫漏的腰边雕刻玉女捧腰刻筹,到了时间就浮着水上升,左右各列一个金甲的神仙,一个悬钟,一个悬钲,夜里这两个金甲的神仙按更而音,一刻也不差。鸣钟钲时狮凤在左右飞翔舞动。东西分别有日月宫,设了六个飞仙。逢遇子午时分六个飞仙便度过仙桥,到达三圣殿,子午时分一过又退回去。
风雨飘摇
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年岁渐长,十分痛恨秃鲁帖木儿等人的所作所为,只是没有什么办法。他将哈麻为恶的事情告诉了脱脱,治书侍御史汝中柏也屡次告诫脱脱哈麻这样的人不能使用,脱脱便进宫劝谏,进来的时候顺帝正在密室里淫乐,看见脱脱闯进来十分厌烦。十四年秋脱脱领大军讨高邮的张士诚,哈麻乘间入中书为平章政事。哈麻向皇后奇氏进谗言说:“皇太子既然已经确立了,而册宝以及郊庙之礼不举行,都是脱脱兄弟的主意。”奇皇后相信了哈麻的话,对脱脱暗中怀恨在心。哈麻又与桑哥实里、明理明古、袁赛因不花等一起诬陷。顺帝派使者去军中夺取了脱脱的兵柄,不久年仅42岁脱脱被贬逐而死。至正十五年,雪雪由知枢密院事拜御史大夫,哈麻升任了中书左丞相,国家大权尽归他们兄弟二人的掌握。
脱脱是元朝的顶梁柱,他一死腐败的元王朝更加没有力量挽救危亡。起义的百姓如火如荼,遍布中原。元朝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了。
哈麻做了宰相后忽然天良发现,深以从前进蕃僧为耻,对他的父亲父秃鲁说:“我兄弟位居宰辅,应该导人主以正,下载秃鲁帖木儿专以媚上淫亵为事,天下士大夫必然会讥笑我,将来有何面目见人?我打算把他除去,而且皇帝日趋于昏暗,不能再治理天下。现在皇太子聪明过人,不如立他为帝,而奉今上为太上皇。”哈麻的妹妹知道了哥哥的预谋,回去告诉了她的丈夫秃鲁帖木儿。秃鲁帖木儿唯恐皇太子为帝,自己被杀,便对顺帝说:“哈麻说陛下年纪老了”。顺帝大惊说:“朕头发还没有白,牙齿也没有落,怎么忽然说我老了!”顺帝便将哈麻、雪雪兄弟杖死。因为害死脱脱的缘故,他们兄弟的死没有人怜恤。
哈麻死后搠思监做了左丞相,不久调任右相。搠思监在内献媚奇皇后,在外献媚皇太子。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见顺帝昏迷不悟,听说哈麻倡议内禅,心里也很赞成。到了哈麻被杀死,内禅也没有了下文,他想当皇帝,秘密与生母奇皇后商议再图内禅的事。奇皇后身边有一个叫朴不花的宦官,与奇皇后幼年时是邻居,朴不花内事奇后外结权相,一时间气焰熏天。三个人勾结在一起祸乱朝政,许多大臣被陷害而死。
监察御史傅公让等人联名弹劾,奇皇后母子扣下诏书,把傅公让等御史一律改任他职,只留下一个御史大夫老的沙。因为老的沙是顺帝的母舅。但是新上任的御史台官吏全体辞职抗议。奇皇后母子又谮毁老的沙,顺帝封老的沙为雍王,遣令他归国,命朴不花为集贤大学士。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一向与老的沙友善,也随老的沙西去了大同。
大同镇帅孛罗帖木儿与秃坚帖木儿是几十年的朋友,便将他们留在军中保护起来。奇皇后与搠思监知道这个消息,诬陷老的沙图谋不轨,许多在京人员被牵连成狱。奇皇后遣使到大同索要老的沙。孛罗帖木儿替他辩护,拒绝了来使的要求,搠思监与朴不花便弹劾孛罗帖木儿私匿罪人,顺帝下旨削夺孛罗帖木儿的官爵。孛罗帖木儿当下以清君侧为名率军攻入大都。
顺帝的卫兵不堪一击,很快孛罗帖木儿攻下居庸关,列营清河,京城为之震动。顺帝遣国师达达央求秃坚帖木儿罢兵。秃坚帖木儿说:“罢兵不难,只要将搠思监、朴不花执送到军前。”顺帝只好如约将二人绑去军营。奇皇后除了急泪两行,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秃坚帖木儿命军士将搠思监与朴不花用刀剁成了肉泥。然后孛罗帖木儿引兵入建德门,顺帝慰劳他一番,赐授秃坚帖木儿为平章政事,复了孛罗帖木儿官爵,并加封太保,仍旧镇守大同。
奇皇后与太子怀恨不已,遣使到扩廓帖木儿那里命他调兵北讨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一向有仇,便立刻发兵去打大同。孛罗帖木儿察知此事,再次率兵攻打京师,皇太子亲自督兵守御清河,不料军无斗志都跑得一干二净。皇太子知道京师也守不住,便由小路西去投奔了扩廓帖木儿。顺帝又封孛罗帖木儿为左丞相,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接着进封孛罗为右丞相,节制天下的军马。
孛罗专权后,驱逐宫中的西番僧,诛杀秃鲁帖木儿等十多个人,遣使请皇太子还京。皇太子与扩廓帖木儿檄召各路人马入讨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大怒,带剑闯入后宫,要顺帝交出奇后。顺帝吓得浑身发抖,不能说一句话。孛罗帖木儿干脆指挥着宦官宫女拉奇皇后出宫,幽禁在总管府。孛罗帖木儿亲自领兵出通州,路上遇到了大雨,只好返回大都。一个宦官带着几个绝色的美女进献给他。孛罗帖木儿心花怒放,他问宦官是谁送来的。宦官说是奇皇后送来为丞相解忧。孛罗帖木儿高兴地说:“难得奇后的一片心意,让她明天就回宫去吧。”这以后孛罗帖木儿每天与美女在府中恣意淫乐,不听外事。一天他接到急诏入宫,刚骑马驰到宫门,几十个勇士持刀将他刺死。老的沙听到孛罗帖木儿被杀,挈了他的眷属出大都北逃,被追及后乱刀砍死。不久秃坚帖木儿也被守兵所杀。
扩廓帖木儿接到奇皇后的密谕,让他率兵拥太子入城胁顺帝禅位。扩廓帖木儿没有听她的,快到京城的时候遣还了军队,只带数骑送太子入朝。奇后母子由此非常怨恨扩廓帖木儿。顺帝令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当时因军费开支过于巨大,政府筹措无术,靠印发纸币解决,导致纸币滥发无度,时政恶性循环,江、淮、川蜀,已全部陷没。扩廓帖木儿自请出征辞别了顺帝。
至正二十五年,皇后伯颜忽都在冷落寂寞中去世,享年42岁。顺帝册立次皇后奇氏为皇后。因为奇氏出自高丽,立她为正后有背祖制,于是改奇氏为肃良合氏,冒充蒙古族的后裔。奇皇后看见伯颜忽都所遗留下来的衣服都十分破旧,便嘲笑说:“身为皇后怎么穿这么破旧的衣服啊?”
扩廓帖木儿率兵南进,但此时的元朝地方军队都忙着扩充自己的地盘,互相打内战。扩廓帖木儿因为镇将不受调遣,不能去讨贼,便西攻那些拒绝命令的元朝军队。皇太子乘隙进馋言说他奉命南征,却反而西进与自己人互相残杀。顺帝遣使令他罢兵,扩廓帖木儿不拒不受诏,皇太子派人离间扩廓帖木儿的部下,不久部下都叛离了扩廓。扩廓帖木儿最后引兵据太原,尽杀元朝所置的官吏。顺帝令诸军四面进讨扩廓帖木儿。
丞相伯颜搞了一次血腥的袭击,1335年夏季他杀掉了他以前的同党燕铁木儿所有的家属,把他们都说成有叛逆罪。然后他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行动,用《元史》上的话说,就是打算“用国初故事”。妥欢贴睦尔的年号改为“至元”,与忽必烈1264年至1294年间的年号一模一样。伯颜的用意显然是通过改年号重现元朝初年的盛世。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伯颜的个人经历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他和他的祖先都曾担任怯薛歹,世代充当大汗一家的家仆。伯颜年轻时是皇子海山的卫士。他在草原战争的最后阶段(1300年~1306年)表现英勇,传统的诸王大会忽邻勒台授予他拔都(勇士)称号。后来海山当了皇帝(庙号武宗,1307~1311年在位),伯颜历任朝中的高官和汉地军队中的指挥官。1311年以后,他在行省任职并卓有成效,这期间他将皇帝赏赐给他的大片农田捐献给怯薛以及元朝宫廷喇嘛。1328年他成为海山之子图帖睦尔(文宗)即位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至少在初年,伯颜像《元史》本传所描写的那样:“弘毅深沉、明达果断”。所有这些似乎都描绘了一个有长期广泛经历的贵族的肖像,他对元朝这一蒙汉混合政权中的蒙古一方有着深深的忠心,从个人、民族以及制度角度看都是如此。
显然,伯颜相信自忽必烈去世后40年来朝政一直在向并不理想的方向发展,他要重新恢复以往的局面。但是下诏改元,重新采用“至元”年号意味着什么,解释并不明确。有关上谕模糊地提到上天警告的预兆,说尽管国家仍享受着繁荣与和平,天象观测者们已注意到异象,这些异象要求政府要重新恢复忽必烈统治下“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的旧典,以改进政府管理。换句话说,当官方宣布“海宇清谧”的时候,最重要、或许是令人痛苦的变化就要发生了。由于普遍缺乏危机感,由于伯颜要做的事没有得到广泛的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持,也由于他的计划缺乏清晰的定义,伯颜很快就不得不用强迫手段达到其目的了。
下面要弄清伯颜自己的想法,并把它与他的众多汉人和非汉人对手所认定的他的想法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
伯颜的改革有两个主要部分。其一,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是他基于在中国进行管理的相当多的知识与经验,为减轻贫困,从总体上改进生活状况为目标的改革。宫廷支出被缩减(有时以忽必烈朝的开支水平为标准);盐的专卖比例减少;同时有意识地、不断地对全国各灾区提供及时的、适当的赈济。至此,一切都还不错。伯颜所作努力的第二部分,是试图重建他认为是忽必烈最初规划的统治制度,但这最终证明是不可行的。这主要要求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严格实行民族区分。依伯颜之见,这是元朝统治中国的绝对基础。为达此目的要将历史倒推半个世纪,显然伯颜在一开始没有料到这将会多么困难。
这时候蒙古人、其他外族人与南、北汉人上层之间文化、社会关系方面曾经十分单一的民族划分早已变得模糊了,它已随着复杂的民族融合而不复存在。许多有心往上爬的汉人采用蒙古名字(伯颜对此颇为不满)、学习蒙古语、与蒙古人结婚,以及通过其他方法使自己逐渐而巧妙地进入蒙古人的权力机构。而另一方面,许多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则与汉人意气相投。
例如,蒙古克烈部人阿荣(死于1333年),也同伯颜一样给海山当过怯薛,是一位能力很强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总之,表面上看,他的情况很像伯颜,但在文化上他与伯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他喜欢赌博、打猎、打球,他也学习中国的历史,喜爱南方葱郁的山水画。他在湖南有一所被称作“梅月村”的闲居,在那里他种了几百棵梅树,并与汉人文士谈得来,关系融洽。伯颜要实行民族区别,给阿荣这样的人在民族间的个人交往上,也在升迁和事业上蒙上了阴影。所以,伯颜的计划对阿荣等人来讲毫无吸引力(阿荣曾经很伤心地跟虞集预言,伯颜不久会取消科举制度)。在上层文人当中,外族人与汉人不再能被清楚地加以区别。这是伯颜的计划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核心所在。
具体地说,伯颜重申了在中国的外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当然还包括没收汉人(高丽人也在内)的武器和马匹。他还要从此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语和其他外族语言,尽管这一措施不久就取消了。他规定官僚机构中许多领导职位只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与其说是伯颜本人,倒不如说是那些头脑发热的地方官,下令没收所有铁制农具,并严禁演出汉人传统戏剧和说书。人们普遍相信,这位丞相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括所有未婚的童男女,并诛杀五大姓(译者按:张、王、刘、李、赵)汉人。这虽不是伯颜实际上执行了的政策,但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民众的心理,反映了他的政策在汉人中引起的恐惧。
伯颜引起精英阶层强烈不满的实际措施之一,是他在1335年取消了科举考试。这实际上影响了各族考生:汉人、南人、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这不但使受过教育的汉人,也使住在汉地各省的、与怯薛或在京城有影响的人沾不上边的年轻的蒙古人与其他外族人在事业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他们的生活和精力大多都已集中在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上了。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取消这一制度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呢?
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取消科举的谕旨没有大胆地说出一个理由。以后问起来,伯颜也未能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但他主意已定,1336年和1339年都没有举行科举考试。
反对科举的人当中最能言善辩的不是伯颜,而是阿儿浑部人彻里帖木儿。他年轻时也跟伯颜一样当过怯薛,后来事业成功,当上高级行政长官与军事将领。彻里帖木儿并不极端,他有学识、有能力,在赈济方面尤有经验。关于科举,使他困扰的是财政问题。他曾目睹行省在乡试时动用驿传和紧缺的财政资源。他还要求将提供给学校贡士的庄田租转供怯薛歹衣食之用。
但问题要复杂得多,绝不仅仅是个开源节流的问题。忽必烈从未举行科举考试。自从1315年实行科举以来,新登科的进士开始受到一定优待,不必在政府低级职位上与那些年轻的书记、通事们不公平地竞争,他们有(或被认为有)更好的继续晋升的机会。有了进士头衔,就是对怯薛优越性形成威胁的开始。但是进士头衔并不保证有行政才能,这是伯颜和其他很多人所目睹的。取消科举则是强调贵族世袭特权并显示实际经验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准备入仕时,虽然不排斥学习儒家经典,但已被降至次要的地位。
改革不过如此。根据贵族习惯,伯颜升为大丞相之后即开始积攒个人巨额的财富。对伯颜持否定态度的汉文文献有谨慎而详细的记载。他占有头等投下分地,同时兼管许多中央、皇宫的机构和卫军,以及世掌斡脱。1338年为伯颜祝寿的官员们拥塞了街道,以致一位年老的汉人官员几乎被踩死。大丞相通过京城街道时,由诸卫队精兵充当导从,盛大而威武,相比之下,皇帝的仪卫要寥落得多了。或许可以说,伯颜起码在表面上达到了他政治上的目标,但他也开始自满与腐化。
然而他的地位仍不牢固。伯颜很快地就发现在贵族的更上一层还有敌人。他杀掉了四个具有皇族血统的对手。其中之一名叫彻彻秃(郯王),在蒙古草原指挥军队。他于1338年被捕,送至大都,在东城门外被公开处死。这被认为是极为不义的行为。彻彻秃在京城享有广泛威信,在南方儒士当中的地位也不低,因为他有段时间曾在自己府邸任用一名南方学者,并十分尊重这位学者的建议。
在汉地各省社会的底层,不祥的动乱引起了伯颜的注意。河南、广东、江西几次爆发小规模平民起义,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了下去,但伯颜很快怀疑他们背后有更大的阴谋。1339年底,一个名叫范孟的不得意的汉人书吏杀死了一批官吏,占据河南首府汴梁。虽然马上他被捕处死,但伯颜坚持认为这一事件后面有一场更大的汉人阴谋,他下令进行最严格的调查,并要求检举每一个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他还对占据敏感的政府职务的汉人进行了一场普遍的清洗。
这做得太过分了。树敌过多,伯颜的丞相也就做到了头。把伯颜赶下台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侄子脱脱,伯颜曾给予种种优待的年轻人。1340年3月,在一场精心安排的突然事变中,伯颜所有的职位一下子都被革除,首先黜往河南,又徙南方边地,4月他死于被放逐的路途中。
对抗势力
驱逐伯颜的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蒙古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反叛,他们比老一代更适应中国社会。随着伯颜的消失,重现忽必烈时代的努力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已经消亡,政治冲突转移到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战场上。
脱脱约26岁,脱颖而出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被描绘成一名高大强壮、武艺出众的弓箭手。他当过10年怯薛,曾在内廷担任要职,对幕后阴谋活动很内行。从他的南方汉人家庭教师吴直方那里,他也受过儒学训练。
脱脱后来两次任右丞相,一次从1340年至1344年,另一次从1349年至1355年。事实表明,在中央一级,晚元政治史发展有一定的周期循环,呈现出不同的行政管理集团相互接替的现象,各自采用一套不同的指导思想,平均周期约五年。自伯颜1333年至1340年当政之后,接下来的脱脱,任期为1340年至1344年。从1344年至1349年这段时间内,主要是别儿怯不花当政,然后脱脱又重掌朝政,时间为1349年至1355年。1355年以后,这种节奏中断,那时元朝已开始土崩瓦解,内外交困的中央政府已不再能有效地对国家进行政治统治,但即使在朝廷已不再直接管理的那些地区,元朝还是被看作是正统的,还是人们效忠的中心。
乍看起来,这些关于对伯颜之后的政府的研究似乎对理解元朝的即将崩溃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当政人物没有一位缺乏主见或精力,全都愿意解决重大问题,拯救危机,作出改革。伯颜倒台以后的当权人物个个精力旺盛,有眼光,有能力,不气馁,也不倒退。脱脱执政时在政治上力争中央集权,而别儿怯不花时期则相反,尽可能给地方以权力,发挥地方上的主动性。元朝崩溃的责任由谁来负似乎极成问题:到底是当政者个人还是制度的缺陷,抑或中国的危机过于严重,以致政府根本不可能控制。
脱脱的首任期肯定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年轻的首脑人物迅速表现出他的统治与伯颜完全不同。新年号的制定就是为表明这一点。伯颜实行的清洗被制止了,那些伯颜规定汉人不能充任的职位又对他们开放了。许多名儒曾自愿引退或被放逐,现在又返回京城。科举恢复。伯颜的旧部下被解职。伯颜解职之后仅仅一个月就死于放逐的途中。
在为中央政府指出一个新的正确方向上,脱脱显示了某些早期迹象。他带头尽力修建一条从大海经大都到山西(应为西山)山下的海运之路,由于技术原因没有成功;此后的又一项规划——筹款修撰长期未完的辽、金、宋正史,以大功告成。
这个政府也使皇帝妥欢贴睦尔得以以新的面目出现。现在他19岁,在策划反伯颜的事变中起了次要的作用。1340年七月年轻的皇帝对其已故的叔叔图帖睦尔进行了谴责,撤掉了他在太庙中的牌位,将皇太后卜答失里(即他的婶婶)逐出流放,将堂弟,也就是预定的接班人燕帖古思也安排流放,接下来的暗杀也有可能是他安排的。他将自己尚是婴孩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交给脱脱家抚养。现在这位统治者亲自主持国家的祭孔典礼,聆听儒家经典的讲解,举行国宴。
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地方性的起义之后,皇帝于1344年六月接受了脱脱不寻常的辞职请求。1344年至1349年几个短命的政府相继登台,他们根据某些无可辩驳的理由,而采取了与脱脱截然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各地连年自然灾害积累的结果,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匪活动和其他造成社会动乱的迹象,都要求中央政府特别重视行省与地方行政管理的改善。主要要做的两件事是:其一,委派合格的能干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职;其二,给这些人以便宜行事权来处理赈济等问题。事实上是把国家赈济的工作分散到了地方。
这时期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别儿怯不花,他做过行省长官,十分得力。在对1341年杭州大火进行善后处理时,他体会到,为了赈灾,有时不得不违反中央制定的规章,不然就来不及了。与此类似,为了对付流窜的土匪,地方驻军需要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处理灾荒或地方动乱时,地方官需要少受干扰,而作更多的努力来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1345年,中央派出12个调查组,每组以一个汉人、一个非汉人共同领导。他们赴全国各地纠正错误,为民“造福除灾”。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土匪,在河南重新细致地划分了各区域的界限。
妥欢贴睦尔也在这个新举措中参加了一些方面的工作。他亲自告诫新上任的地方官要有所作为,他也参预了对那些在地方上政绩卓著者的奖励与晋升。
然而这些行政上的新尝试并未使元代中国的问题减少,反而在40年代日益增加,其性质、规模使得那些地方官或安抚地方的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只能做到零敲碎补。中央政府现在还面临着持续不断的财政收入下跌。海道漕运大幅度下降,由1329年334万石的高峰降到1342年的260万石;此外,自1348年起,方国珍弟兄为首的海盗活动持续不断,政府对他们镇压不下去,只得试图安抚。不仅如此,连绵不断的大雨使黄河河水猛涨,冲决堤岸,终于开始改道,泛滥成灾。应采取不同的行政策略似乎已提上日程,经过官僚机构内部一些复杂的斗争,1349年八月皇帝将脱脱召回任职右丞相。他们要寻找和实行激进的措施了。
脱脱以及他那一派人很积极很热心。据记载,脱脱有意兴作,盖为前相无闻,其礼乐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于无穷也。这些话是否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乐观情绪还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中央政府的圈子里存在着一股坚定的信念:危机是能够解决的,只要从上层下达命令,一夜之间就可以重建一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就不会有后来的任何努力。
脱脱所有的新措施都是要保证中央的指导与控制。他们也欢迎从下面来的建议,但一经采纳,便由中央政府推行。地区与地方上的主动性则受到严格的限制。
若按年代顺序,脱脱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必须立即广开财源。但他认为增加土地、盐业、商业等传统税收的税率是不可行的,这些税收大多都在不断收缩。接着是1350年底决定印行新纸钞(但却并没有财源作后盾),1351年首批就印行了价值200万锭的纸钞,政府就靠这些纸钞的流通来支付劳工与材料的费用。
政府急迫地应付了经济问题之后,于1351年四月宣布了治理黄河的计划,决定重修黄河下游河道,使之再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反对此计划的意见不少。脱脱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还从没人干过这样的工程。但在通过发行纸钞而筹集的资金基础上,1351年5月就开始了黄河河道工程,同年十二月胜利完工;17万兵士与乡民参加了修河。欧阳玄代表官方撰写纪念文章——《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庆贺。与此同时,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1351年夏发生决口。民众的起义接二连三,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土匪,宗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们一地又一地占领城市、抢劫店铺、杀害官员,向地方上复仇。关于这些起义,剑桥中国史另有详述,这里只简略提及。脱脱及其追随者对这种动乱的爆发十分警觉,马上迎战,设法对付,到1354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控制了局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权把全国范围的平乱看作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并已充分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有些人认为元朝的正规军由于腐化、管理不当等原因,已蜕化到在动乱时不能保卫王朝了。这一说法可能含有不少真实性。但事实上,无论军队的条件或训练状态如何,并没有要求一支随时保持充足兵力的元朝正规军来控制14世纪50年代初期那些把中国都燃烧起来的暴动。一些蒙古军队起初没有纪律,缺乏准备,但如果说他们开始时曾败给起义军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赢得了很多胜利。元军各部队由各族人组成,服役是强制的。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地方民防组织必要时招募汉人,很大程度上靠他们来镇压起义,此外别无他法。
脱脱不但能设法创造一个全国性的镇压机器,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它,这点的确很不简单。时不时地建立与解散较大的军事组织,经常不断地将军队将领从一地区调到另一地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王侯任命的头目都不允许左右一次较大的行动,精心地从组织上将后勤保障与其他军事行动区别开来。依靠上面几条,脱脱能够防止军权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军队将领在行省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动,至少是那些最具象征意义的行动,脱脱都是亲自指挥,如他成功地于1352年重新占领今江苏西北的徐州这个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复了秩序。当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来自南方的漕运停止了。脱脱不与仍旧活跃的海盗方国珍谈判恢复漕运,而是决定在京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个决定与脱脱一向把行政管理权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相当庞大、极端昂贵的行动,新发行了价值500万锭的纸钞作为拨款,相当于黄河改道工程费用的两倍半。
元朝时期中国北方异常潮湿,提早进行的试种证明了那里确实可以种植水稻。分司农司于1353年建立,从南方招募了2000名修堤者和种稻农民,发给他们钱钞,在这里工作一年,作为当地农民的技术指导,因为当地农民不会种稻。另外,又从山东迁来一些农民以增加当地人口。国家还在河南行省及辽阳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由于脱脱政治上的骤然倒台以及内战的继续,这些国家所属的屯田实际上成功与否并不很清楚。但是企图一夜之间就将中国北方千年农业传统改换过来的大胆计划,是脱脱认为振作起来的政府有无限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1354年底,脱脱亲自率领了第二次军事大讨伐。这次是进攻扬州北面大运河附近的高邮。高邮被原盐贩子张士诚所占领。这次讨伐成了脱脱最后一次的官方行动。如果这次围攻高邮实际上能迫使张士诚投降(它几乎成为现实),那么全国起义的支柱毫无疑问将会遭到破坏。果若如此,那些仍在活动着的起义者,就会因被追捕而东躲西藏,他们几乎不可能幸存下来。然而,就在围攻进行之时,妥欢贴睦尔出人意料地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下令将脱脱解职,并将其流放。很不幸,脱脱出于对朝廷的忠诚而服从,高邮之围因此而解。元朝丧失了军事与政治的主动权,几乎马上就要平息的起义又采取新的形式复苏了。而正是在这一反复中,一个新王朝明朝出现了,13年之后,明朝重新统一了中国。
脱脱为什么被解职?似乎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已成常规的政府每五年一换班的周期所致。每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晚元统治集团的各派系中,腐化、宠信以及个人感情的嫌恶似乎就达到某种严重的地步。脱脱的周期也不例外,正是他自己的一个不忠的追随者哈麻在宫廷角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导致了他的垮台。而且,脱脱雄心勃勃的举措已走上正轨,目标几乎都已达到,黄河被驯服,各处的叛乱活动几乎被摧毁。在脱脱的国事日程上,除了一些细节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换届的时候到了。
在这一点上,人们还应认识到,那些在政府中反对脱脱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出于个人的立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应当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目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脱脱大刀阔斧的行动要求纪律与中央集权:御史台受到控制,行省和地方官员几乎没有主动性;军事将领在行动中也仅有最小限度的行动自由。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344年至1349年在职的行政官员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脱脱的严密控制,并对脱脱向忠于他的那派人给予的保护有怨恨情绪。这些人现在要求恢复到分权的统治状态,要求在制度上给地方和个人以更大范围的主动性。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使人想起北宋晚期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妥欢贴睦尔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撤换脱脱。脱脱像他的前任、他的叔叔伯颜一样,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或许是由于不经心,他未能及时表示同意将爱猷识理达腊册立为皇太子,从而显露了他的这种权势。对此,妥欢贴睦尔极为恼火和不满。是什么破坏了丞相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呢?
当时妥欢贴睦尔34岁,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已进入一种半退休的状态。①他跟他圈内的一些人一起定期带着宫中舞女们举行藏传佛教的密宗仪式。他至少有一次资助108名和尚游皇城。另外,他还亲手制造了一条样船,下令据此建造一条大型游船在皇宫的海子里游玩。他本人还参与设计、制作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大型宫漏计时器。或许是为了这条新船,一项十分糜费的疏浚皇宫水道的工程开始了。
同时,妥欢贴睦尔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让长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并担负起一些统治方面的责任。1354年爱猷识理达腊约15岁,他9岁时曾学过回鹘文(畏兀儿文),10岁学汉字。之后不久的1349年,在举行了精心准备的隆重仪式后,特别为爱猷识理达腊在宫内修建了一所特殊的汉式学校,有九位老师任教。其中资格最老的李好文特地为他年轻的学生编写了与汉文主题有关的四册课本。
四年之后妥欢贴睦尔又为继承人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83名官员与办事人员。此外,爱猷识理达腊的独立办事机构掌管着一个礼仪卫队以及两个卫军机构,爱猷识理达腊个人有250名怯薛歹。他们得到2.75万锭的补助,而爱猷识理达腊的夫人则得到10万锭以上。一座没有使用过的宫殿经过修缮后让爱猷识里达腊居住。爱猷识理达腊还有特权任命自己的宫员。1354年年底(脱脱在外征讨)爱猷识理达腊被授权审理所有上报他父皇的官方奏折。总之,妥欢贴睦尔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宫内创造了一个新的、大的、昂贵的、有影响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继承人为首。只剩下举行册封皇太子的正式典礼了。
脱脱拖延这个典礼,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爱猷识理达腊的崛起对他是一个威胁。但事实上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童年是在脱脱家度过的,他10岁时的启蒙汉语书是《孝经》,他的导师是脱脱家的家庭教师郑深。不仅如此,脱脱个人还捐了12.2万锭,修建大都北门外的佛寺,为的就是不断地为爱猷识理达腊的健康祈祷。
拖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爱猷识理达腊不是正宫之子,脱脱认为他不够格。爱猷识理达腊的母亲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宫女,出身高丽。妥欢贴睦尔很宠爱她,1340年立她为“第二皇后”。当时不少人反对这一举动,因为蒙古人给予高丽人的地位从来很低,她的新地位对元与高丽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产生影响。妥欢贴睦尔的正妻是一位谦卑的蒙古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在婴儿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详,但如果在1353年~1354年他仍活着的话,那么,脱脱对皇太子问题有所踌躇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很可能脱脱只是忙于处理帝国的危机而没有抽出时间来安排此事。问题的症结在于皇帝怀疑拖延是有意的。1355年春,脱脱被撤职之后,终于举行了庄严的册封皇太子典礼。
元朝瓦解
皇帝认为撤掉脱脱是很正常的措施。以往他曾多次采用这类措施,结果并未妨碍王朝的完整。但撤掉脱脱事实上却结束了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的元朝。原因主要在于,与1344年~1349年间的地方分权时期不同,此时中国很多地方已创建了各种新的军事、行政机构来对付1351年以后的暴动;这些机构在人力与财力两方面都能够独立行动,并在不久后确实这样做了。大都的权力机构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以一个具有中央特权的实体去任命地区及以下的官员了。中国各行省都落到有自主权的地方人物(可能把他们称作军阀更为合适)手中。这些人有些是早先的造反者,有些是镇压造反的军队将领。从1355年至1368年,元朝中央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让那些在地方上已自主的将领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朝廷,并且与诸如方国珍、张士诚这些名义上投降的造反者进行谈判。同时,其他起义运动领导人如陈友谅、朱元璋在脱脱倒台以后崛起并且建立了更有力的地方割据,从整体上持续地对元朝采取敌对态势。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元政府成了一个只能控制京城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区性政府了,尽管直到最终它还作为全中国的政府残留着它的正统性(参见第九章)。
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1355年~1368年)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奠基于南京的明朝的兴起,特别是1360年明与儒家道德—政治革命(实际上是原教旨主义的革命)的领导人的联盟。这场革命是在晚元统治这个总的条件下,在1351年~1354年的暴动中,在脱脱倒台之后王朝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这是个处于庞大组织结构上的小裂缝,在这里,那些在朝和在野的具有儒家思想的活跃分子克服了许多障碍,他们通过将改革与道德的重新觉醒结合起来,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分派。通过恢复古老的乡饮酒礼,当地乡民被有目的地分为好人与坏人两极,在这个仪式中,自私与不服管束被揭露出来,公开遭到耻笑,而良好的德行则受到尊敬。1350年这一做法在金华与衢州也得到恢复。余阙作为官方代表进行了指导。他是1333年的进士,前面谈进士题名录的非汉人部分时曾提到他是一个唐兀人。这种活动颇费精力;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几近于零;以及它是在官方等级制度的如此低的级别上进行(与脱脱的中央计划的压力毫不相关),所有这些都导致朝廷没有注意到它。但是此举在当地儒家的著述中,是被作为道德上的一大胜利来庆祝的,这些著述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影响。如果说元大都的统治者对这个影响几乎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明朝的开创者则是马上给予了关注。一般认为,暴动是公众对元政府的规模、开销、腐败和由此产生的繁重的不公平的财政需求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为了修正这些错误做法,一般都认为政府应大幅度削减支出,官僚机关应严惩腐败。
关于1355年以后元朝统治的地区化,儒家的看法不一,确实很难正确评价。当时一些儒者提出任用割据一方的军阀如方国珍或张士诚等人为元朝省一级官员的做法与周朝分封制是合拍的,因此可以认为是正统的,只要这些人服从朝廷、严格按照伦理标准做事。持此观点的人相信只要儒者给他们施以足够的道德压力,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观点丝毫不切合实际,但它可以保证减少武装冲突,并吸引足够的力量来保持直到14世纪60年代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还存在着的对元王朝的忠诚。
可是也有一些儒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力颇大,他们是道德革命的代表。依他们之见,地方化没有任何好处,它不过是为横行不法、贪得无厌、自我扩张以及由来以久的徇私偏袒和腐败堕落穿上了永久的伪装,原先就是这些丑恶现象造成了元朝现在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一个给予罪犯高职和荣誉的王朝必然会丧失社会道德方面的领导权。这派之中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物是刘基,他是1333年进士录(50名)汉人中的第38名。刘基在14世纪50年代初在地方和省级的几个较低职位上任职。这期间他发现他的上级中有许多人胡作非为并着意掩饰,这助长了他的不满。他早就是方国珍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朝廷为维持和平决定招安而不是镇压那伙海盗之后,他一度被投入监狱。后来,刘基于1356年在江浙行枢密院担任一个不大的官职——经历。这个部门是新在杭州建立的,也是14世纪50年代危机中元政府机构膨胀的众多例子之一。作为经历,他立即被派到浙江内地,他在那里的上司是石抹宜孙,担任几个州的行政助理。接下来便发生了元末历史上很特殊和关键的一幕。
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所以很有必要将当时的情景重新描绘一下。远在大都的元朝中央政府尽其所能正在对付极为复杂的全国形势。当时行省官员都握有很大的自主权。1356年三月,对地方官员的民族限制都被取消了。造反者放弃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原淮河地区,以期在其他地区建立根据地:朱元璋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领导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派别的运动;由于脱脱被皇帝撤职而在高邮得以幸免的张士诚,现在南下,占据了苏州。江浙行省平章达识贴睦迩是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康里贵族,他采取非常的权宜之策,试图挑起军阀的互斗,先是与一个军阀合作,然后再与另一个军阀合作。1356年,他诱使方国珍援助了一场抗击张士诚的战斗。江南行御史台很喜欢这一策略。但是江南行枢密院坚决反对,部分原因是行省平章本人常常任命憎恨方国珍的人在这个部门任职。各个机构均有自己的军队。另外还有互不统属的乡兵武装,这些人经常出乎意料地变换立场,造成更为模糊不清、复杂难解的局面。这就是1356年元廷面临的支离破碎的局面。
刘基、石抹宜孙及其同僚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体系中只占了靠近底层的地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有着明确的道德洞察力,在省内公开宣传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并以此作为真正地长久地复兴元朝在中国统治所必要的努力的惟一可行的实践样板。在省政权内部,善与恶判然分明,几乎就像摩尼教的善恶两极那样,人们都滑向了两个极端。所有善的都是利他的、中央集权制的;所有恶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搞地方独立的、地区化的。要取得地方上的平定,就要将一切资源和领导权都集中在善的力量的领导者身上,引导这股力量积极地不屈不挠地对抗恶的力量。例如,地主与土匪就被认为是与方国珍勾结在一起的。与偏处中国东南的行枢密院中一位行政助手的职位相比,石抹宜孙的作用是无可限量的。用刘基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救世英雄,他的真正使命是整顿、复兴元王朝,就如两千年前齐桓公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周王朝一样。
1357年,元廷同意给石抹宜孙、刘基及他们这派人小小的提升,但拒绝把他们升到元朝官僚机构中更有影响的地位上来。地区化的政策还将继续。于是,就像当时省政权内部其他一些儒者那样,刘基因心灰意冷而辞职,并写下他对于道德与政治的看法。1360年,未来的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占据了他们所在的地区,这些思想家们就投奔了朱元璋。所以,是明代第一位皇帝而不是妥欢贴睦尔有效地实施了1342年起就在江浙行省实行的均平赋役和公众动员措施;是他接受了元朝于1357年拒绝采纳的道德专制主义主张;还是他最终在中国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
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京城,元朝至此灭亡,自忽必烈开国到顺帝北奔共一百六十二年。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出师进攻开平,顺帝又逃到和林,后来又颠沛流离到了应昌。不久51岁的顺帝因痢疾去世,元人谥为惠宗,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的前夕不背城一战,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顺帝是元朝十五个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共在位三十六年,比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了一年。明军攻克应昌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率几十个骑兵向北逃走,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与后妃诸王等被擒获,奇皇后不知去向。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有一句话:“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其实对比后世的清朝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顺帝一朝出了许多难以节制的权臣,是因为元朝的政权体系拒绝汉化,缺乏有效的上下权力制衡。顺帝在后宫的淫乱生活一直被作为元朝灭亡的根据,但实际上其他朝代的许多君主远远比顺帝不如,只不过顺帝将自己的江山丢了,他的私人道德因此而显得格外刺目。
顺帝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而且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善于平衡朝臣之间的勾心斗角,许多势可滔天的权臣都是被顺帝不动声色地除去的,他的手段是利用另一个权臣。只是政权结构本身的弊端是他无法克服的,历史上少数民族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马不停蹄地征服世界,或者像清朝一样与汉族相融和、实行汉化,否则提前灭亡绝对是人力所不可挽回的。
明玉珍
明玉珍(1331年~1366年),元末大夏政权的建立者。随州(今湖北随县)人,家世务农。至正十一年(1351年),农民战争爆发,明玉珍集乡兵千余人屯青山,结栅自固。十三年冬,参加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任元帅。十七年春,由巫峡引兵入蜀,克重庆,被授为陇蜀右丞。次年,克嘉定(今四川乐山),逐渐占有川蜀全境。二十年夏,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不服,不与相通,自称陇蜀王,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四时致祭。
二十一年夏,以元进士刘桢为参谋。次年三月,受刘桢等人拥立称帝。国号大夏,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纪年天统,都重庆。仿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向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邹兴为司徒,刘桢为宗伯。置翰林院、国子监。府置刺史,州置太守,县为令尹。设科举,策试进士。去佛、道二教,专奉弥勒佛。定赋税,十取其一。
二十三年冬,遣万胜等领兵攻云南,败元梁王孛罗帖木儿。不久,梁王联合大理土官段功反攻,万胜孤军无援,退回。二十五年春,改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万胜为左、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事,邹兴、吴友仁等为平章。同年秋,遣使与朱元璋(即明太祖朱元璋)通好。二十六年夏,病故,遗嘱臣下固守川蜀,勿进取中原。子升继位,改元开熙。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遣使劝降,明升不从。四年春,朱元璋遣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领兵征蜀,夏军败溃。六月,明兵抵重庆,明升出降,夏亡。次年明朝户部统计,四川民户总共八万四千余户,其中二万三千余户被大夏官员占为庄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