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宗五祖
尽管诗书画都堪称一绝，但白玉蟾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作为道教南宗五祖，他开创了金丹派南宗。金丹派南宗是道家内丹学说与神霄派雷法相结合的产物。内丹学在道教教内又称“钟吕金丹道”。这是因为，按道教的说法，内丹学是由钟离权和吕洞宾在人间传授的。北宋以前，钟吕金丹道已有不同流派，但它虽然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却并没有在信徒间设立具体的教团一类的组织，所以也并未形成为“宗派”。北宋末年，战乱兴起，在战火肆虐朝不保夕之际，宗教为百姓提供了精神上的归依，道教也得以迅速发展。南宋以来，宋、金政权南北对峙，钟吕金丹道也就在南北方各自发展，最后形成了道教的北宗和南宗。
北宗为全真派，创始人是王重阳，但真正得以发扬光大，却在其弟子丘处机掌教时期。当时蒙古大军正挥师南下，铁蹄踏处，万民呻吟。为解救民困，丘处机毅然拜见铁木真，苦吟其不可妄杀百姓。铁木真虽未言听计从，却对丘处机敬重有加，还免除全真教赋税。于是，在北方，北宗一时信者如云。
公元1222年，白玉蟾来到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想就宋金元鼎足之势为朝廷献言进策。然而，他“伏阙言天下事”的愿望，最终“阻不得达”。也许是由于这次打击，若干年后，白玉蟾隐遁山林。道教金丹派南宗也就在他手中得以真正开创。南宗初祖是北宋时人张伯端，二祖为石泰、其后依次是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也就被南宗尊为五祖。作为白玉蟾金丹派思想渊源之一的内丹学说，其源头直可上溯吕洞宾。因为按道教的说法，南宗初祖张伯端的内丹修炼法乃是传自刘海蟾，而刘海蟾又亲受吕洞宾点化。神霄派雷法兴起于北宋末年，这种道术在当时被广泛用于驱魔求雨。白玉蟾的雷法，据说就是当年在儋耳山时由陈楠传授的。南宋时，这一法术在南方广为流传。流传既广，用者必众，其间自不免良莠不齐，也总会有些道士以此装神弄鬼。其实，早在北宋，王文卿就已预料会有人以雷法谋骗，为此，他曾作《玄珠歌》，希望施此法术者能先修炼精诚之心。但《玄珠歌》过于简略，而且语意深晦。对那些汲汲以尘世为念的道士，自然就无法约束。白玉蟾游历四方，遍参名观市井，自然也应见过那些道士呼风唤雨的情景。所以他要为《玄珠歌》作注，将王文卿内炼为本的雷法宗旨，阐述为精诚一意，以此参悟天地造化之理。白玉蟾强调修炼雷法的要诀在于身心诚敬；而行使雷法，必须心神虔诚。白玉蟾从教义上对南宗进行注释和匡正，他和他的弟子又大力设立庵观组织教团，道教南宗也就在南宋时期蔚为大观。白玉蟾对道教的贡献，还在于他对道家经典《道德经》的注释。《四库全书总目》称其《道德宝章》“随文标识，不训诂字句，亦不旁为推阐，所注乃少于本注，语意多近于禅偈，盖佛老同源故也。”并称赞“其书颇有可取”。所有的说法都只是推测，我们既找不到坚实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进行反驳。在这里，理性既然无法求证圆满，倒不如让情感去构筑一种美丽。归化何处以卢教授的说法，那是在公元1231年（宋理宗绍定四年）的冬天，白玉蟾突然以36岁之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难道，他正值盛年却突然羽化归升？但是，在白玉蟾的诗文中，有些篇章却明显是写于晚年。或者，他只是突然厌烦了这个战火不断纷争不休的俗世，转而躲进山林冷眼旁观？不管是离世也好，还是避世也罢。他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就如他那传奇的身世一样，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定论。然而，在海南，有人却发现了白玉蟾的升仙崖。升仙崖在定安县声名颇盛的“文笔峰”上。在峰顶，一块凌空而起的巨石之侧，有两只巨大的脚印。那脚印五指宛然，栩栩若生。双脚踏上脚印，回首俯瞰，顿觉人在半空，直有凌虚御风之意。当地人传说，这两只脚印就是白玉蟾当年飞升留下的印痕。据说，在脚印旁边的岩石上，还曾有过一只巨大的手掌印，也是白玉蟾仙化时的遗迹，但后来被嫉妒定安风水的人给破坏了。
文笔峰的地质构造暗合道家玄机。方圆百里之内，文笔峰孤峰独起，宛若一位遗世独立的得道高人。文笔峰山下周遭都是火成岩，岩石呈赭红色；而且，在文笔峰四周，乌盖岭、龙门岭、金鸡岭、旧州岭，也都为火成岩。唯有文笔峰地质独异，其峰体为水成岩，岩石呈灰黑色。文笔峰整个地质构造呈“水”在“火”上之势。这种水火相济的特点，正符合道家炼丹的要求。道教内丹谳宗的“核心机密”，正在“坎（水）离（火）既济”。坎卦为水，配黑色；离卦为火，配红色。南宗丹法，由离下坎上构成的既济卦，是精气神融会周流的象征，被美称为“三花聚顶”。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文笔峰因此充满“仙气”。如此风水宝地，想来白玉蟾是会乐于前来的吧。当地人也相传，当年白玉蟾正因觉察了此山的灵异，故而遍游九州后最终又归隐于此。
传说中，峰顶上的那块平台，正是白真人当年的“礼斗台”遗址。遥想当年，白玉蟾在峰顶遣风调雷挥云斥雨时，一定是仙风道骨气定神闲，可惜一般凡俗之人是无缘一睹仙颜的。这些高人，都一样出没无常，因此没留下多少传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卢教授认为，按一般情形，如果白玉蟾最终归隐于中原的道教名山，他那些追随者没有道理不相随左右，也就不可能没有留下一些文字记载；但如果他真的渡海南归，以当时的交通，琼州海峡足以令人视为畏途，在他只身飘然归来后，中原人士称其不知所终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白玉蟾也曾明确在诗文中表达过思乡之情。如《华阳吟》：“家在琼崖万里遥，此身来往似孤舟。夜来梦乘西风去，目断家山空泪流。海南一片水云天，望眼生花已十年。忽一二时回首处，西风夕照咽悲蝉。”如此看来，归乡隐居，应该是他最好也最合情的解释了。
然而，所有的说法都只是推测，我们既找不到坚实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进行反驳。在这里，理性既然无法求证圆满，倒不如让情感去构筑一种美丽。在卢教授看来，如其找不到绝对准确的解答，不如去做合情合理的解释。相信对将最后的归宿安排在文笔峰，这位自号“海琼子”的白玉蟾，是可以九泉含笑的了。
嘉定十五年四月，赴临安（今浙江杭州）伏阙上书，“沮不得达，因醉执逮京尹，一宿乃释”。此后隐居著述。其著作甚多，生前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行世。后由彭耜纂辑为《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又有谢显道等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彭耜编《海琼问道集》等。另据俞琰《席上腐谈》称，张紫阳《金丹四百字》、石泰《还源篇》、薛式《复命篇》、陈楠《翠虚篇》等，皆为白玉蟾托名之作。
白玉蟾为金丹派南宗五祖之一，是内丹理论家。其内丹学说的中心为“精、气、神”说。据称：“人身只有三般物，精神与气常保全。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气即非呼吸气，乃知却是太素烟。其神即非思虑神，可与元始相比肩……岂知此精此神气，根于父母未生前。三者未尝相返离，结为一块大无边。”他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其理论多融佛家与理学思想。他在《无极图说》中谓：“道也，性与命而已。性无生也，命有生也。无物万物之始也，有者万物之母也。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不穷之谓易。易即道也。”此即纳儒家《易》学以阐丹法。又称“圣即仙之道”，“心即佛之道”，前者指道教修命之术，后者指佛教养神之方，欲将佛教的养神之术纳入内丹修炼中。故人称其“心通三教，学贯九流，多览佛书，研究禅学。”白玉蟾师承陈楠，兼行神霄雷法，人称“能呼召雷雨，馘摄精魔”。他主张以内炼为基础，实行雷法与内丹术相结合。认为雷法符咒的灵验与否，主要以行法者之内炼工夫高下而定，而内炼工夫，全赖心之作用。他称“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无疑则心正，心正则法灵，守一则心专，心专则法验，非法之灵验，盖汝心所以。”且认为符咒召役的神灵实为行法者的精气所化。
洪迈
洪迈（1123年～1202年），字景庐，别号野处。饶州鄱阳（今波阳县）人。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文学家。
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他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十岁时，随兄适避乱，尝往返于秀（今浙江嘉兴）、饶二州之间。在衢州（今浙江衢县）白沙渡，见败壁间题有二色句，一咏“油污衣”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使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迈读后，爱而识之。可见其自少年时，便性格高洁，不同凡俗。
绍兴十五年（1145年），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神州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年）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年）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至金国燕京，金人要迈行陪臣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还。
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乾道二年（1166年），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后改知赣州（今江西赣州）。迈到任，重视教育，建学馆，造浮桥，便利人民。后又徙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淳熙十一年（1184年）知婺州（今浙江金华）。在婺州大兴水利，共修公私塘堰及湖泊八百三十七所。后孝宗召对，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并应补充水军，加强守备，得到孝宗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入史馆后预修《四朝帝纪》，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年）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年）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
迈学识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极为繁富。据《四库全书》所有：《野处类稿》二卷、《史记法语》八卷、《经子法语》二十四卷、《南朝史精语》十卷、《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万首唐人绝句》九十卷。还有《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六卷（现在统称这五集为《容斋随笔》），共一千二百一十九则，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杂家类。这是一部广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随笔集，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其中自以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皆钧纂不遗，辨证考核，也颇为精确。作者尤熟于宋代掌故。所载宋代史实，皆极精审。书中考证汉唐以来的历史名实，政治经济制度，亦颇精确。还记叙了杜甫、李白、柳宗元、苏东坡等人的轶事，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间加评论，颇有见解。后人曾将其中有关论诗和论四六骈文的资料辑录为《容斋诗话》十六卷、《容斋四六丛谈》一卷。
汪应辰
汪应辰（1118年～1176年），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玉山县）人。南宋官吏、诗人、散文家。
绍兴五年（1135年），年方十八中状元。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嘛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因而违反秦桧意，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静江府、广州等。秦桧死后，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母去世服毕后，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宋孝宗赵眘即位后又因事被迫请求调外，于是知福州。不久，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出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再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又因事不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韩玉被旨拣马，路过平江府，因汪应辰没有特别招待他而回京报复汪，密告宋孝宗，说所到之州县，没有象平江府那样乱的地方，于是连遭贬秩，气病卧家不起而卒，谥文定。
汪应辰幼为神童，五岁知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灯油，拾柴点火读书。从人借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十岁能诗。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老成之士，直至见才知是刚少年，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他好贤乐善，尤笃友爱。少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图等人游，又与吕祖谦、张械为友。为朱熹从表叔，常与往来研究学问。他为人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又多革弊事，所以遭到胡迁许多人的侧目，为人所陷。但他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坚定不移。虽遭秦桧排挤，流落岭峤十七年之久，“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饮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却“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学者称玉山先生。
著有文集五十卷，今传《文定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及明代宏治年间程敏政摘抄本辑出，收于集部别集类。他学问具有渊源，作品有不少巨制鸿篇。他的不少诗作都体现了“好贤乐善，尤笃友爱”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如《挽宣扶吴郡王》：“节义家传久，艰难始见忠。一心惟殉国，百战竟平戎。环列周庐肃，管仪道路同。细看麟阁上，谁得似初终？”这一方面歌颂了吴郡王的忠精殉国的品格和战功，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能特立不回，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人的辛辣嘲讽，可见诗人品格的一贯性。另一首《分韵送胡丈归健康》也表现了诗人与朋友的至诚至深之情：“先生高卧武夷巅，一旦趋朝岂偶然。报国自期如嗷日，归田曾不待来年。怀铅共笑扬雄老，鞭马今输祖逖先。册府风流久廖落，送行始复有诗篇。”这并非一般迎来送往的应酬之作，而是主客思想共鸣的产物，所以读来给人以真挚诚恳之感。这类作品在诗人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朱熹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父朱松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年），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年），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
勤奋好学
朱熹祖辈世代做官，为“婺源著姓，以儒传家”，其家族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据江永编著的《近思录集注·考订朱子世家》记载：“唐末，有朱古寮者，世为婺源镇将，因家焉。”自朱古寮传至朱森为第七代，是朱熹之祖父，“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为朱熹之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不到20岁就中进士，授建州政和尉，后来“因召对，称善，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嗣后在吏部做官，他曾上疏极力反对秦桧与金人议和，最后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喜欢研究历史，“取经子史传，考其兴衰治乱，应时合变”。他也是一位理学家，是罗从彦的学生，学习过杨龟山（时）所传的河洛之学，其著作有《韦斋集》12卷，外集10卷。但朱松在朱熹出生的那年就失去官职，只好以教学为生，家境比较困难，更为不幸的是，当朱熹14岁时，其父就去世了。年少的朱熹，只好遵照遗嘱的安排，依靠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过日子。
朱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读书、讲学和注释儒家经籍。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比其他方面更为卓著。虽然多次担任地方官职，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他自24岁开始做官，到71岁去世，共被授官20余次，而由于权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10年，在朝做官40天。可见，其仕途坎坷，很不顺意。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朱熹在学习上的勤奋用功，可以从《年谱》的记载中得知一二。据记载，当他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悚然警厉自发”，决心“以铢累寸积而得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中庸》第二十章中的话。其原文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段话是指导人们做学问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所谓“博学之”就是要广泛地汲取各种知识；所谓“审问之”就是学习过程中须详审察问，把不明白的问题弄清楚；所谓“慎思之”就是指思考问题须在慎字上下功夫；所谓“笃行之”，就是要把所学的东西认真付诸实行。《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它讲的学、问、思、辨、行本来是学习和实行圣贤们的学说和道德规范。但作为一般的为学方法来看，上述要求对我们是具有借鉴作用的。朱蕉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能够按照这个途径和方法去实行。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某自十六七时，下功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凭地硬著力去做，自今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吮了多少年苦读书。”由于学习上进步很快，他在18岁时就考上建州乡贡，19岁又考中进士。取得进士资格以后，朱熹继续勤奋读书。24岁时，朱熹竞徒步数百里，求学于当时著名理学家、他父亲的同学李侗。公元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
李侗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高足弟子，而罗从彦则是二程著名弟子杨时的学生。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便潜心于理学的研读，很快就成为李侗的得意门生。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这样，朱熹终于全面继承了二程理学，并且进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了宋明理学家中的最高代表。
朱熹年轻时，读书的范围十分广博，除四书、五经外，对先儒的书乃至诸子百家、禅、道《楚辞》、兵书、史书无不涉猎，并且还吸取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他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的大学问家。
仕途生涯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22岁，官授左边功郎，被派往泉州同安县为主簿。他在任职期间，主要是认真为封建国家催收赋税，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他纠正了当地贫民因“贫不能聘”而行的“引伴为妻”的陋习。他还积极搜集藏书，在同安建立了“经史阁”和“学宫”，招收生徒进行讲学，并以《周礼》、《仪礼》和唐、宋礼制为蓝本，绘制了礼仪、器用、衣眼等图，教授学生习用。此外，也协助当局镇压过一次饥民暴动。
朱熹为官正直，能体察民情。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朱蕉在做官期间，由于能够体察民情，对于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的任务虽然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但又竭力反对那种“竭泽而渔”的政策。公元1178年，他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就在上任的那年，南康发生灾荒，朱熹发布了《劝谕救荒文》，劝导富裕之家要同情和救济他们的佃客，“务令民食”，应将余粮以公平的价格和足够的斤两开卖给农民，不使有“流移饥饿之患”。同时要求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不要离乡流亡。若有不轨，“定当追捉”。他又竭诚上奏，恳求朝廷免征星子县的税钱，并要求上级拨支钱粮修复该地长江沿岸堤防，用以工救饥的办法缓解口粮问题。自此以后，朱熹得出经验，认为要安抚百姓，使他们不犯上作乱，就必须恤民。公元1180年，他又上《封事》，请朝廷“恤民”，“省赋”。
公元1181年八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到浙东后，他不带随从人员，单车微服，去四方察访民情，“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宋史》本传）。经过察访，朱熹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因受残酷剥削和灾荒而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凄惨现象，同时得知一些地方官的贪赃枉法行为。为此，他大胆奏劾了绍兴府一个官员偷盗赈救饥民官米4160石的犯罪事实，又弹劾了衢州守臣李峰隐瞒灾情和谎报政绩的事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朱熹发现当朝宰相王淮的亲戚，吏部尚书郑丙和和侍御史张大经的密友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钱粮，伪造官会”等诸种罪行之时，能够不顾自身安危，连续六次上疏弹劾，终于逼迫王淮撤去了唐仲友的官职。与此同时，他又雷厉风行地下令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还惩罚了一些暴虐乡民的恶棍土豪。在浙东任上，朱熹也上疏要求孝宗“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粢之本”，诏谕户部减免欠税，撤去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吏，“遴选贤能，责以荒政。”以期达到“下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的目的。
公元1189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到任以后，便“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制钱四百万”，在漳州任期内，他又提出了“行经界”的主张，要求核实田亩，绘图造册，为什么要行经界？这是因为一些贫苦农民的田产早被官僚地主兼并，造成了“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田产被人夺走，税额仍在失去土地的农民头上，使“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税计不足之患”（《文集》卷21，（经界申请司状》）。这种情况，不仅贫苦农民深受其害，而且给国家造成坐失常赋，出现“岁计不足”的财政困难。故朱熹认为，若能“正板籍”，核实业户田亩，实行“随亩均产”，则既可减少佃民的痛苦，又可增加政府的收入。然而，由于这种办法有损于豪民利益，因而遭到了大官僚地主的反对，未能实行。
朱熹在各地作官期间，表现了他的卓识远见，能够不畏强暴，以一定的魄力去反对邪恶势力，也提出了一些补救时弊的正确主张，同时还做了一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这虽然是为了从根本利益上巩固赵家王朝的统治，但比起那些昏庸腐败的官员来说，却显示了朱熹的正直和远见卓识。但也应指出，朱熹作为一个笃行道学的封建卫道者和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其根本立场，还是与农民相对立的，因为他最恨人民“犯上作乱”，所以每当“饥民”或“流民”聚众闹争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
推行理学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加之他在政治道路上举步艰难，所以其结局十分不妙。然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却表现了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至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臣民。这些意见虽受到孝宗的赞许，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又应诏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督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贿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同上）这次上疏，虽是耿直之言，但却触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帮他说情，这才免于治罪。此后不久，朱熹便感到其理想难于实行而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经学，讲论义理。不过，他并未就此罢休，还是继续向孝宗进言国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称于时。《封事》说：“今天下大势，如人有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踞于其间。是以纲纪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此《封事》达于宫中，孝宗已就寝，又立即起床，秉烛披阅，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虽力辞未就，但说明这次上奏得到了重视。
宁宗即位之后，朱熹得到提倡理学的宰相赵汝愚推荐，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为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向宁宗大谈“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上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这更使宁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职务。此后，他只好回到家乡，专心从事讲学著书。不久，赵汝愚也受到实权人物韩囗胄等人的排挤而失去相位。接踵而来，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指控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落职罢祠”（取消做官资格）的处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禁书。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同时又制定了《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执4人，待制以上13人，其他官员31人，武臣3人，士8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但朱熹却能镇静自若，照常“讲学不休”，直至老死。
殊途同归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朱熹的理一元论把自然界和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思想、行为准则都归结为“理”的体现。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多读书，“泛观博览”去达到对“理”的认识。由于这种方法十分复杂繁难，必须下最大功夫才能达到目的，因此陆九渊觉得它大支离烦琐，按照他的“心即理”观点，他主张求理不必向外用功，只须“自存本心”，“保吾心之良”，就可以达到对“理”的把握。
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我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开始，陆九龄首先发难，作诗表明观点：“孩提知爱长知亲，古圣相传只是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朱熹听了一半，就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字）早已上子静（陆九渊字）船了也。”辩论开始，陆九渊再用一诗和陆九龄以表白自己的观点：“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大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陆氏兄弟把他们的为学之方标榜为“易简功夫”，而讥笑朱熹的治学之道是“支离事业”。陆学是从“心即理”的宗旨出发，认为朱熹的“泛观博览”和“即物穷理”的认识途径是支离烦琐，不切实用，因而主张“切已自反”，“发明本心”，这就是他们的“易简功夫”。实际是一种直觉主义认识方法。
朱熹听了陆氏兄弟的诗，很不高兴。会议进行了三天，双方各持己见，最后只好不欢而散。事后，朱熹批评陆九渊说：“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若认得一个心了，方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便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个批评对陆学来说，真是击中要害了。
鹅湖之会虽然只辩论“为学之方”，但也涉及两派在心物、心理关系上的分歧。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所以要通过“泛观博览”和“格物致知”而达到对理的认识；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即理也”，所以主张通过向内用功“发明本心”去达到对“理”的体认。鹅湖之会以后，两派继续进行辩论。主要是对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等问题的分歧。朱熹讲“无极而太极”，强调“无形而有理”，其目的在于说明“理”是形而上的，贯通万物的根本。陆九渊不同意朱熹的说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形上形下。在陆九渊看来，太极就在心中，心就是理，就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不承认心外有道。因此，陆九渊指责朱熹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全是多余。通过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的辩论，充分表明：在本体论上，朱熹属于客观唯心论者，陆九渊是主观唯心论者。从哲学基本问题上讲，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从治学目标上看，他们都是为封建主义的统治制度制造理论依据。对这一点，后来黄宗羲做了正确结论，他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总之，朱、陆在学术上的分歧，不属于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而是殊途同归。
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重建书院
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倡办文化教育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宣扬维护封建制度的政治伦理思想，传播儒家的道德文化，但也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后世的贡献，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朱熹重建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的事迹，以窥见其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一斑。
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此处曾经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南唐开始在此建立学舍，号为庐山国学，宋时又在此建立书院。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朱熹知南康军时，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并拨款重建了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他特为书院订立了学规，又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对他们诲诱不倦。从朱熹的学规的基本精神上看，主要是按照圣贤的教导要求学生。第一条：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第二条：以《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第三条：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第四条：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第五条：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些学规的内容，完全在于实行封建的纲常伦理，它总结了孔孟以来儒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因此，这个学规就成了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
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北宋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然而这个书院在朱熹来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实亡。那时潭州已是“师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朱熹来此之后，虽然政务烦忙，仍积极抽出时间着力恢复书院，又亲自参加讲学。他还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这说明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对书院的建设付出了很大的力气，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所书院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
阐义奥秘
理学又称道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体系，它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从研究方法上说，理学不同于过去以注释儒家经典为主的“汉学”。故人们又称宋代开始的义理之学为“宋学”。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来看，理学是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在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有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张载、罗钦顺、戴震等人，也有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二程、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人。人们一般所说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和陆王之学，因为无论程朱或陆王，都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这是宋明理学的主流。
理学思潮的兴起，从政治上说，是为适应赵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鉴于唐宋藩镇割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五代史》卷16）的历史教训，为防止再度发生“臣弑其君”和“以下犯上”的事件，经过北宋建国以来几十年的艰苦营造，才建构了理学这样一种学术思潮，它萌发于晚唐的韩愈“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论”，奠基于周敦颐、邵雍、张载，初创于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基本思想大致如此。
（一）健全理本体论，阐发义理之奥
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总结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加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使之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和二程一样，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理无所不在，这是对二程理一无论的继承和概括。
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极”这个概念，认为“太极”是“理”的总体。他说：“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他还认为“太极”是“理”的最高体现；“至于太极，则又初无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极而谓之极耳。”这就进一步完善了理一无论的世界观，使之更加完备。朱熹的理一无论哲学体系，主要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理与气、理与事的关系上，主张理气统一。为此，他借用了张载气化论的思想资料，对理本体论的世界观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论证。其论证方式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就具体事物而言，朱熹断言“万物皆有理”，如在自然界，四时变化，“所以为春夏，所以为秋冬”是理；在动物界，“甚时胎，甚时卵”是理；在植物界，“麻、麦、稻、粮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瘠，厚薄，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这些“理”都是指具体事物的“当然之则”及其“所以然”之故。他说：“至于所以然，则是理也。”这都表明理是事物的必然规律，也说明“理”在“气”中，“道”在“器”中。朱熹说：“理是虚底物事，无邪气质，则此理无安顿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有理而无气，则理无所立。”在这里，朱熹认为“理”寓于事物之中，把“气”当做“理”的安顿处，挂搭处，立足处，主张“理未尝离乎气”，“道未尝离乎器”、认为具体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合理的。
第二步，从理本体论的角度看，朱熹则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说明理气虽然不可分离，但理是具有无形体特征的精神抽象，“气”是有形体特征的物质现象。就精神和物质形体的关系而言，岂能无先后之分？他又说：“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所以朱熹还是认为“有是理后生是气”。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从逻辑上强调了理在气先，“理”和“太极”是产生万物、支配万物的根本，“气”只是形成万物的具体材料。这样，朱熹就从宇宙的本原、本体上否认了理不离气，而坚持了理为本的客观唯心论。
在“理”和“物”的关系上，朱熹强调“理”在“物”先。他说：“无极而太极，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这里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在宇宙万物形式之前，只是无形而实有的“理”存在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这说明“理”存在于天地形成之先，是产生天、地、人、物的总根源。“理”“事”关系也是如此。朱熹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得有君臣父子，却族道理入在里面。”从常识上讲，“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无论如何都讲不通，因为任何思想和道理都决不会凭空而来，如朱熹所讲的“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朱熹这种“理在事先”的思想，只不过是他颠倒了的世界观的最高体现，为了证明封建道德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且存在于自然界。朱熹说：“虎狼知父子能孝，蜂蚁知君臣能义，豺狼知报本能孝，睢鸠知别有能礼。”所以他说：“理便是仁义礼智”，“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道理。”在朱熹看来，“理”实际上就是忠、仁、孝、义、礼、智等道德伦理的共性。这样，他就把封建的伦理道德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理在事先”是朱熹一论的又一块理论基石。
其次，在“理”的性质上，朱熹作了比二程更为抽象的论证和更明确的规定。他把作为宇宙本体的“理”和具体事物的“理”严格区分开来。有人问：“未有物之时为何？”朱熹回答说：“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这个“天下公共之理”就是总理“太极”，它存在于万物开始之先，而“物所具之理”则是以后才形成的，不是宇宙的本体。
朱熹给“理”规定了以下的性质：其一，理永不生灭，生于天地之先：“有此理便有天地”；又存于天地既亡之后：“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在这里。”理是超时间的永恒存在。其二，“理”无形体，无方所，也是跨越空间的绝对精神。他说：“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存乎阴阳之中；以为贯通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通过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这个宇宙本体论的阐发，说明“太极”具有无形、无臭、无声的特性，又说明它是贯通一切领域，既在无物之前，又在有物之后；既在阴阳之外，又在阴阳之中，是一个无处不存的精神实体。
在论证“理”是精神实体的过程中，朱熹采取了“体用一源”，“有无统一”的精巧方法，使他的哲学更具有抽象性和迷惑性。从“作用一源”来看，“体”就是“理”或“太极”，“用”就是“气”和“阴阳”。“体用一源”似乎是认为“理”“气”共为宇宙本体，是同一本体的两个方面。实质上是一种巧妙的手段，表面上调和“理”“气”的对立，骨子里是为理本体论服务。从“有”“无”关系上看，他避开了把本体说成绝对的“有”或绝对的“无”，认为如果“说得死了”，“落在一边”，就是一个片面。因此“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可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物之根。”只有把本体放在有无之间，说得活才能使精神本体摆脱形体的局限，又可避免沦于空寂。朱熹认为，这是同佛家的“空”和道家的“无”区别开了。
再次，在总理与万理的关系上，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他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是理的总体，就是“理一”。“理一”又有分殊，“万殊各有理”，“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为牛的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做为马的性，物物各有理。”分殊就是“理”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理一”和“分殊”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的依赖关系。他说：“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说明万物皆统一于太极，而太极又分属于万物。他接过了佛教华严宗“理事无碍”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理论，认为分殊于万物之中的“理”是“太极”完整的全理，而不是全理中的一部分。他说：“虽然又自有一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尔。如排数气水相似，这盂也是这样水，那孟也是这样水，各各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然打破放里，却也是水”。同样，“太极”分殊在万物之中的“理”，虽物物有别，物物有一太极。正如佛教禅宗玄觉在《永嘉正道歌》中所说：“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天上的月亮普映在一切水中，一切水中之月又都是天上那一月的整体映象。
“理一分殊”否认了个别和一般的差别，把一般与个别相等同，这是形而上学观点。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作辩护的。朱熹说：“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位，君安其君之分”。只要人人安于所居之位，就体现了“天理”的最高原则。这在当时，正是对贫苦农民“均贫富”、“等贵贱”革命要求的否定。
（二）承认矛盾对立终归形而上学
朱熹发展了二程“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他说：“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又说：“盖所谓对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后、或以多寡，或以类而对，或以反而对。反复推之，天地之间，其无一物无对而孤立者。”这种“天下之物未尝无对”的思想，是朱熹对二程“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的进一步发展。他说：“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对中又自有对。”“对中又自有对”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关系，说明在每一事物内部都是一分为二的。他指出：“阳中又自有个阴阳，阴中又自有个阴阳。”“以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把每一事物内部的“一生两”、“一分为二”的关系看成是“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这是对二程“无独必有对”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事物除了对立关系之外，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朱熹说：“盖阴之与阳，自是不可相无者”。进而他又说：“天地之化，包括无外，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其动静，屈伸、往来、阖辟、升降、浮沉无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规亦不可一日不相无也。”他得出结论说：“凡物无不相反以相成”。这是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概括。朱熹还认为，对立的事物也可以相互转化，“阴变阳、阳变阴”，各向其反面转化。他说：“阴阳之道，无日不相胜，这个退一分，那个进一分”，“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克服和斗争的关系，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超过极限，就相互换位。
以上是朱熹思想中的闪光之点。然而在其理一元论世界观的约束下，上述合理思想最终又走上了形而上学的归途。朱熹讲矛盾运动和转化，只限于部分自然现象，不是普遍法则。他说：“阴阳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来是也。”这是说，阴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形成寒暑往来，这是阴阳运动变化的性能。阴阳既分之后，形成天地、上下、四方，就永远定位不变了。这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与此相应，在社会政治伦理方面，朱熹也是持形而上学观点。他认为封建的等极秩序和纲常伦理是永恒的“天理”，永远固定不变。他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把君臣父子之位和封建伦理纲常视为永恒不变，这是直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动静关系上，朱熹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看法。他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日动而生阳，必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见其端与始。”在阴阳动静的源头上，朱熹比周敦颐进了一步。“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看法是朱熹对动静起源的辩证猜测，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他看到了动静之间既相矛盾又相依存。他说：“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为也。”说明动静之间的对立依存关系是天理之自然的规律，非人力所为。因此，“动静相资”，“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这种动静相因的思想无疑是正确和深刻的。但是，朱熹的动静观最后还是以循环论告终。他强调动静相因，但又主张“静主动用”和“理静气动”。认为阴阳二气之所以运动，是本体“理”的作用，“理”主静而“气”主动，“理”是客观精神本体，因此运动是由外面的“理”支使。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在运动的方向上，朱熹又提出循环论的观点。他说：“一动一静，循环无端”。“盖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认为运动是以循环的形式存在的。循环论看不到事物的螺旋发展和波浪式前进的趋向，而认为只是如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往复循环，永远在原来的圈子中踏步。
综上所述，朱熹在发展观上是从承认矛盾对立和发展开始，最后又归宿于形而上学的不变论的。
（三）提倡“格物致知”，强调“知先行后”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他说：“《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
在认识路线上，朱熹提出了“以身为主，以物为客”的命题。注意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他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这“知”是指认识能力，“理”和“物”指认识对象。他说：“格，致也，尽也”，“物，犹事也。”穷究事物之理达到极点就是“格物”。“致”，推究也，“知”犹识也。推展心中的知识至于极致，就是“致知”。由格物才能致知。因此，朱熹也主张向外追求知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这是朱熹认识论中的合理部分。他主张一事一物地去穷格物理，而穷理的方法又是学、问、思、辩等形式，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学与问是闻见功夫，通过读书论学，评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途径去认识物理。第二步是思辩功夫，朱熹主张“沉思”，“潜思”、“反复推究”和“触类旁通”，通过分析类推，达到内心“豁然贯通”穷尽天下之理的目的。他说：“一物格而万里通，虽然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这里的“脱然贯通”是建立在“积习既久”，不断积蓄知识的基础上，含有认识飞跃的合理因素，故不可简单地认为是神秘主义的“顿悟”。
朱熹的上述合理思想，由于受其理一元论世界观的局限，最后还是被窒息于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他讲“致知”，是扩大心中的先验认识，由于物我都统一于“太极”，“太极”分殊之理既在物中，又在心中，“理之在物与在吾身只是一般。”心中之理与外物之理是一回事，因此，“格物”只是把心中和心外之理结合起来的手段，是用物理去启发心中之理，下学而上达，最后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高境界，这是先验主义的认识路线。要达到如朱熹所说的这种境界，纯属主观幻想。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和行如眼与脚的关系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追问：知与行谁先谁后，孰轻孰重？朱熹则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先知得，方行得”。如人走路，应先知方向路线方可移步，否则就胡闯乱行。对“行为重”，朱熹解释道：“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尚知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知而不行是知得不深，只有亲身履历之后，有了感受，才知得清楚真实。他说：“学之之要，未如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学不如真知，真知不如实行，所以“行”重于“知”。
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实践有本质的不同。
（四）性分“天命”、“气质”，明申理欲之辨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朱熹的人性二无论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控制人心的倾向。朱熹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是恶底，此是气禀不同。”这一“气禀有定”论，可为统治者阶级的剥削压迫开脱罪责，它要求人民在贫贱中听从命运安排。因此，朱熹的人性论就成了钳制人民思想的武器。基于上述目的，朱熹又把：“天命之性”称为“道心”，把“气质之性”称为“人心”，并断言前者是“善”，后者是“恶”。其根据是《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为上述十六字是尧、舜、禹的真传，因而特别重视。什么是道心？朱熹说：“道心者，天地也，微者精微。”他认为道心就是天理，所以是精微的，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有。什么是人心？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体之私而言，则谓之人心。”人心的特点是“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人心就是“人欲”：“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他把人心和人欲相等同，因为它是被物欲所迷惑而产生的邪念，是“恶底心”。所以朱熹认为，道心和人心的关系，就是心中至善之理与邪恶欲念之间的关系。人要去恶从善，就必须用“天理之公”去战胜“人欲之私”。从上述思想出发，在道德修养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个天理实际上指“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所谓“人欲”，就是受物欲迷惑而产生的私欲。他说：“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语类》）。他认为人欲本是恶的，和人的正常欲望不同。欲望人人都有，饥而思食，寒而思衣的欲望是圣凡共有的。他说：“饥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又说：“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因此欲有善恶，并非全都不好。朱熹对“欲”和“私欲”的区别，是对二程理欲观的修正。他主张保证人民的基本需求，让其生活下去，只有那些过高的欲望，才应该坚决克制。因此，朱熹反对“过欲”、“纵欲”，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克得一分人欲，就复得一分天理，当人欲被克尽之日，就是天理流行之时。这就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
上述“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长期起着钳制人民思想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作用。
孔孟传人
朱熹一生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他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政治的需要，建立了一个博大而精深的庞杂的以“理”为核心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中心，广泛吸取和揉合佛、道思想，又在理一无论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而建立起来的。清人全祖望说：朱熹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的学生黄囗在《朱子行状》中说：“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此后，人们公认为朱熹是孔、孟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儒学家。如清初的江藩就说：“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诸儒之大成者也。”
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所营建的一套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虽在其生前未被统治者所用，但在他死后不久就得到理解和重视。南宋理宗认为理学“有补于治道”，追封朱熹为“太师”、“朱文公”，不久又改封“徽国公”，下诏将朱熹的牌位供奉于孔庙，让他同孔子同享后人的祭祀。
由于朱熹的学说对维护封建制度有用，因而自南宋末年历经元、明、清三代，各个王朝都把他的学说定为指导思想。从元朝开始，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其他经学注释就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他的言论几乎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因此，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博学多识和思想深邃的著名学者，因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也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成分。从总体上讲，朱熹哲学固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但从其中某些方宙来看，却表现了为许多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不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例如，他在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同时，又强调了“理”不离“气”；他的“格物穷理”说也具有合理的成分；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也讲了“一个包两个”和“一分为二”等等。上述这些合理的思想，对尔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有启发作用。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后人学习。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他对天文、地理、律历等许多自然科学，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官员，他在努力维护那个制度的同时，也能体察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与为富不仁者，敢于同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地方官的任期内，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赈济灾荒、鼓励生产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不失为一位正直有为的人。最后还应指出，朱熹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戴复古
戴复古（1167年～？），南宋著名的江湖派诗人。字式之，尝居南塘石屏山，故自号石屏。天台黄岩（今属浙江台州）人。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卒年八十余。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其诗词格调高朗，诗笔俊爽，清健轻捷，工整自然。“往往作豪放语，锦丽是其本色。”（况周颐语）。代表作为《柳梢青》、《洞仙歌》、《沁园春》、《木兰花慢》、《西江月》、《望江南》、《减字木兰花》、《贺新郎》、《满庭芳》、《渔父》、《临江仙》、《鹧鸪天》等，其中尤以《柳梢青》和《洞仙歌》两首流传最广。《柳梢青》写词人登临岳阳楼，远眺洞庭湖，望见秋水深深，波光万顷，楼头独立，吟诗朗朗，好不痛快；然念及国家危难，山河破碎，知音寥落，又不禁唏嘘感慨，心情沉痛。眼前只有君山不老，自古如今。《洞仙歌》则以清新俚俗之语言描绘画城中重阳时节的酒肆风光，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声。诗词集有《石屏诗集》、《石屏词》。
戴复古毕生致力诗歌创作，生前以诗负盛名达50年，早年受《永嘉四灵》的影响，学晚唐诗，间亦掺杂了江西诗派的风味。后来又登陆游之门。他推崇杜甫、陈子昂，常常以诗抒写忧国伤时的情怀；他又主张“论诗先论格”，不肯滥为应酬诗，所以他的艺术成就高出四灵、江湖诸人之上。他生性耿介正直，不逢迎权贵，虽行事谨慎，“广座中口不谈世事”，但在诗里却往往热烈地抒发爱国情感，并大胆指斥朝政国事。如《频酌淮河水》、《江阴浮远堂》、《盱眙北望》、《闻时事》、《书事》、《闻边事》等，都是眷念中原失地，渴望祖国统一和指斥朝廷苟安的力作。《庚子荐饥》、《江涨见移居者》、《织妇叹》等诗则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谴责统治阶级的残暴与虚伪。这些作品可说是继承了陆游创作的精神。他的诗风也学陆游，往往笔致俊爽，清新自然。除反映社会现实之外，其描写自然风景和抒发个人生活感受的诗也有一定成就。如《江村晚眺二首》、《山村》等，即是写景抒情，饶有余韵的佳篇。但有部分作品好发议论，而且所发议论时见迂腐。戴复古也长于词。多豪放之作。他更倾心于辛弃疾，曾称“歌词渐有稼轩风”。如《寄丰真州》、《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等，忧国伤时，悲凉慷慨，逼近辛词的格调。偶尔亦用俚语写柔情。其诗歌全集在理宗绍定间即已梓行，但岁久湮灭。明孝宗时其裔孙戴镛重为整理刊印。今存《石屏诗集》10卷，兼收其父、弟及诸孙诗。《四部丛刊》影明弘治刊本。其中第8卷所收皆词。《石屏词》别行，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又《石屏长短句》，有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本。
《望江南》石屏老，家住海东云。本是寻常田舍子，如何呼唤作诗人？无益费精神。千首富，不救一生贫。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
作者在这首《望江南》序中说：“仆既为宋壶山说其自说未尽处，壶山必有答语，仆自嘲三解。”宋壶山，名自逊，字谦父，号壶山。工词，有《渔樵笛谱》，已失传。这首词是宋谦父寄戴新刊雅词后，戴读其自说生平《壶山好》后而写，是三首为自己解嘲的《望江南》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极罕见的、以词论诗的作品，继承了辛弃疾《贺新郎》论杜叔高诗的传统，颇感可贵。词中肯定了贾岛、杜甫的诗歌，对讥刺杜甫为“村夫子”的西昆体诗人，提出了批评，又流露了对自己诗词的自负感。词的语言朴实，但词意却曲折婉转，“诗乍一看，非常浅显，其含意却很深刻。表面上是自我解嘲，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深刻见解。这种婉转的风格，主要是通过反说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上片，”田舍子“与”诗人“对比。词的起首”石屏老，家住海东云，“以平实的语言，点明自己的住处和出身，对自己隐居故里、生活清贫感到安然自得。但是竟被称为诗人，而作诗是”无益费精神“的事。这是自我解嘲，一则表现了自己的一种懊恼心境，二则流露了对自己作诗人的自负。运用对比反说，似直而实曲。其次，”富贫“对比。”千首富，不救一生贫，“是上片的注脚，是下文的起始，承上启下，合情合理。物质贫乏，精神富有，是自己处境的写照，又是贾岛、杜甫的写照。表达了对贾岛、杜甫的同情，对自身境况的感叹，”不救“透露了一种愤慨之情。”富“又包含着对自己诗词的自负感。”富贫“并用，互相映照，似浅显，含意却深远。再次，贾岛、杜甫的”瘦村“与西昆并提，形成对比。贾岛一生凄苦寂寞，他的诗以善于锤炼字句取胜，以苦吟著称，苏轼有”郊寒岛瘦“之说；杜甫也一生贫穷困顿，漂泊转徙，诗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受人赞赏，而西昆体诗人杨亿却贬他是”村夫子“作者巧妙地抓住了一”瘦“一”村“组织成句，其间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瘦”、“村”既是贾岛、杜甫在形模、言语上的特点，也是他们诗作的突出风格，“元自”、“不妨”二字显示出作者对这两种风格的肯定。诗人固穷，穷是诗人的生存状况，正是“穷”，成就了诗名。“谁解学西昆”，为什么不去学呢？原来西昆体诗歌，内容空虚，形式上追求对仗与华美，不过摭拾典故、堆积词藻而已。似乎是不“瘦”不“村”，其实是华而不实。虽然作者没有明说，而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反问句，构成了对比，对西昆体的否定，就包含了对贾岛、杜甫的肯定。造语平直含义却是曲折婉转，耐人寻思。总之，这首词以自我解嘲的笔触抒写自己的情怀、见解，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词中暗含着对自己诗作的自负，又对贾岛、杜甫诗和西昆体表明了态度。运用对比反说的写法，尤其巧妙增强了说服力，使词情趣横生，旨意深刻，耐人寻味。
《柳梢青·岳阳楼》袖剑飞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万顷波光，岳阳楼上，一快披襟。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
戴复古一生潦倒，浪迹江湖，足迹所至，常有吟咏。他远离官场，有相对自由的心灵和超脱的情怀，用不着蝇营狗苟，所以内心有更大空间容纳祖国的奇山异水，又时刻不忘抗金复国大业。登临之际，他的爱国豪情油然而生。这首登临岳阳楼之作即是如此。“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指剑）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戴复古浪迹南北，兼有豪迈胸怀，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相似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与那些浅斟低唱的形象大不相同。“洞庭青草，秋水深深”，青草，湖名，是洞庭湖的一部分。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作者只用“深深”二字，极凝练地概括出了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花凋零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作者的苍凉胸怀相映衬。“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言其深邃，此句表其广袤，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塑造出一个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超旷、酒脱，豪情满怀的词人兼爱国者形象。“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作者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不携酒的原因是无人共斟，冷静道来，中有无限孤寂感伤之情。此过片处实乃转折之处，纵览全词，上片写美景游情，下片抒兴废之叹，两片情感有异。但这两句转折得很自然，达到了“发起别意”的目的，算得上“才高者”的杰作。“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揭破主题。戴复古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践踏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统治者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有谁能共饮作者之酒呢？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作者真正关切的地方，而正因为这个“变”字，作者也才由眼前美景联想到国家命运，进而感物伤怀的。南宋词人中有很多受到了辛弃疾的影响，戴复古在《望江南》词中说：“歌辞体儿有稼轩风”，可见他也有意学稼轩。但他的学习不是模仿，他没有稼轩参加抗金斗争的真切体验，但他长期身处下层，历尽沧桑，抗金复国的要求因而特别强烈，这使得他在审美体验上向稼轩靠拢，常常抒发今古茫茫的感慨，如本词的“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但都是审美境界的自然展现，而不是生硬的模仿照搬。《满江红赤壁怀古》“赤壁矾头，一番过、一番怀古。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江上渡，江边路。形胜地，兴亡处。览遗踪，胜读史书言语。几度东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问道傍、杨柳为谁春，摇金缕。”
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左右，戴复古曾在鄂州吞云楼谱写一阕《水调歌头》的词作，《满江红·赤壁怀古》词，约写于《水调歌头》的前后，此时词人正在鄂州、黄州一带漫游，黄州城外有赤壁矶（又叫赤鼻矶），虽有人考证这里并非赤壁之战的战场，但时人可能有些传说，前此又有苏轼的“大江东去”一词，词人过此，也难免生发怀旧的感情，继苏轼之后，再写一篇赤壁怀古词。这首词，风格豪迈，苍劲有力，在自然朴素的描写中，不时有浓重之笔与用力之笔出现，平淡之中见奇伟。清人纪昀十分欣赏这首词，觉得它的豪壮之气并不逊于苏东坡。上片开头说“赤壁矶头，一番过、一番怀古。”与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相比，复古词显得起势平淡，远不如苏词的气势雄伟；但戴词以朴素的叙述入题，倒也显得自然轻快。苏词中的周瑜形象，着墨较多，形象较鲜明；复古词写周郎，仅写他“气吞区宇”的英雄气慨，别是一种写法。对赤壁大战场面的描绘，苏轼仅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句；复古词则用浓墨重采，极力渲染气氛，艺术地再现这一惊心动魂的大战。“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两句，用精工的对偶句，把战争的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贴切地描绘出吴蜀联军的高昂士气，写出了火攻曹军时的翻江倒海之势。“貔虎”本指猛兽，比喻勇猛的军队。“鱼龙”指潜蛰江中的水族动物，杜甫《秋兴》诗有“鱼龙寂寞秋江冷”之句，在千艘列炬的大拼搏中，那些潜居江中的鱼龙，再也不会感到孤独，它们因为受到战火的威胁而感到怒不可当了。“卷长波、一鼓困曹瞒”句，刻画出波澜壮阔的中流水战，气势磅礴，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神地描绘出曹军崩溃之快，周瑜取胜之速。词写到这里，陡然转折，用“今如许”三字提出问题：现在又怎样呢？这转折一问，问得很好，感慨苍茫，意味深厚。南渡之后，国势一日不如一日，复古将大半生目击心伤的国事，全含在这一问句中。
下片“江上渡，江边路。形胜地，兴亡处”数句，写赤壁矶附近的山川形胜，迫怀赤壁之战的遗迹。词人认为建安十三年发生在这里的一次战斗，是两军决定存亡的一次战斗。如今看到这些遗迹，自己得到的深切感受，真胜过读历史书籍。下面又将话题一转，抒写词人忧国伤时的感慨：“几度春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东风吹，光景移，由三国至今，改朝换代的事已经发生不只一次了，历史的往事已经随江潮而逝去，这是历史的规律。千古风流人物，也随着滚滚东流的长江而流逝了，现在又有谁能收拾祖国残破的山河啊！下片的结穴处，词人向道旁杨柳发问：问道旁杨柳在为谁生春，为谁摇动金色的柳条。言下之意是，由于自己感时伤世，面对“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美景，再也无心观赏了。这与杜甫的《哀江头》“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以及姜夔《扬州慢》结穴处的“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是同一种手法，都是以无心观赏美景来抒写作者的时代感伤。当然，苏轼是宋代一代词坛巨匠，后人再写《赤壁怀古》，要想获得读者的赞许，的确有些困难，戴复古写这阕词，也难免有望洋生叹的感觉。
万俟咏
万俟咏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雅言，自号大梁词隐。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哲宗元时已以诗赋见称于时。但屡试不第，于是绝意仕进，纵情歌酒。徽宗政和初年，召试补官，授大晟府制撰。绍兴五年（1135年）补任下州文学。
万俟咏精通音律。其词审音辨律，造语典丽，每出一词，次日即盛传都下。所作内容不外颂扬“仁主祈祥为民，非事行春”《恋芳春慢》，歌唱“太平无事，君臣宴乐，黎民欢醉”，正反映了北宋末年统治集团沉迷声色歌舞的昏庸腐朽。另有相当一部分词，如《木兰花慢》“恨莺花渐老”，《武陵春》“燕子飞来花在否”之类，即王灼所称“源流从柳氏（永）来”，而评其“病于无韵”。其实这一类词，也不乏佳作，黄庭坚曾称之为“一代词人”，黄称他“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即有巧思而自然。
万俟咏词作，曾自编成集，分“雅词”、“侧艳”二体，取名为“盛萱丽藻”。后又删去“侧艳”一体，再编成集，另分“应制”、“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杂类”五体，周邦彦、田为均为其作序，周邦彦取名《大声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曾著录《大声集》5卷，今已失传。近人赵万里《宋金元人词》仅辑得其词27首。作品：《三台清明应制》“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内苑春、不禁过青门，御沟涨、潜通南浦。东风静，细柳垂金缕。望凤阙、非烟非雾。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箫鼓。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近绿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饧更香、酒冷踏青路。会暗识、夭桃朱户。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正轻寒轻暖漏永，半阴半晴云暮。禁火天、已是试新妆，岁华到、三分佳处。清明看、汉蜡传蜡炬。散翠烟、飞入槐府。敛兵卫、阊阖门开，住传宣、又还休务。”《长相思》“雨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山驿短长亭，古今情。楼外凉蟾一晕生，雨余秋更清。暮云平，暮山横。几叶秋声和雁声，行人不要听。”
这两首词词意相近，写法与用韵相类，可能是同时所作。前一首词写听雨失眠之愁情。全词通篇不出“雨”字，而全是夜雨之声，愁人之情见于言外，极尽含蓄蕴藉、深沉委婉之致。词的上片，“一声声”见雨之稠密，“一更更”见雨不断绝，而失眠者侧耳倾听、长夜难熬的意态就暗示出来了。“窗外芭蕉”因雨击声而显其存在，又写出雨声之响亮呼应“声声”字；“窗里灯”点“夜”，体现“更更”意。写“灯”写“芭蕉”，俱是写雨之影响。“此时无限情”亦因雨而兴发了“梦难成”，本来就愁苦，那堪风雨助人凄凉，平生心事一时百端交集，故觉“恨难平”。这雨不管“愁人”喜听也罢，“不喜听”也罢，只是下个不停，“空阶滴到明”。阶无人曰“空”，强调空，也是突出离人寂寞孤苦之感。而那“愁人”肯定也是一夜未眠，否则怎会知道雨一直下到天明呢？后一首词写雨后山驿的黄昏景色和词人的羁旅之思。全词语淡情深，工于写景，善于造境，读后令人觉其含无限忱恻。上片起首两句，写山驿望中所见，兼含旅思。两个短句，从时、空两方面着笔，而想象纵横驰骋，使其感情色彩增强而意境加厚。第三句客观写景：“楼外凉蟾一晕生。”而楼带新月一痕，其景如画。用“蟾”而不用“月”“兔”字，不仅平仄妥贴，而且因蟾蜍之为物喜湿而体冷，更能表现“凉”意，“凉”字又暗示了行人触景所生的感情感情。黄蓼园说此句“仍带古今情之意”，可谓善于体会。月“晕”是“雨余”景象，又是风起的征兆，故此句近启“雨余秋更清”一句，远兴“几叶秋声”一句。过片“暮云平，暮山横”，写秋景云空阔而单调，全是萧瑟之感。加之叶声与雁声，而更添凄清。如此苦情，末句只轻淡地道一句：“行人不要听”。“不要听”而不得不听，不发听后之感而只道“不要听”，真令人觉其“含无限惋恻”。
《诉衷情》“一鞭清晓喜还家，宿醉困流霞。夜来小雨新霁，双燕舞风斜。山不尽，水无涯，望中赊。送春滋味，念远情怀，分付杨花。”
此为咏春词，抒发了客子即将到家时的喜悦心情。全词围绕着“喜”字落笔，轻盈流走，词意婉丽，为咏春词的创作开创了新的境界。开头一句点出“喜还家”这一全篇主旨。那清脆的一声鞭响，打破了拂晓时的沉寂，启奏了一支轻快的还乡曲。词接着宕开笔墨，描述客子归程上的情态和周围的景致，烘托欢乐的气氛。“宿醉困流霞”。流霞，泛指美酒。昨晚因还家在即，把盏痛饮，一夜沉醉，今朝登程，马上犹带余醒。他抬起惺忪醉眼，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浸润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夜来小雨新霁，双燕舞风斜。”醉眠不知窗外事，一夜小雨，清晓方停，策马而行，天朗气清，更有那一双春燕，在晨风中上下翻飞，似乎也在为他起舞助兴。“双燕”，亦暗示昔日别妻出游，如同劳燕分飞，而今重新比翼之期已在不远。过片“山不尽，水无涯，望中赊，”写客子快要到家了，不禁回望归程。此处，词中欢快的旋律略作顿宕，稍超深沉。游子回一望一路艰难跋涉的迢迢归程和浩阔风尘，心中充满了历尽沧桑的复杂意绪。客子在感慨之余，但见漫天杨花，扑面而来，便信手拈来一句妙语：“送春滋味，念远情怀，分付杨花。”让我把自己年年客中送春、倍受煎熬的悲凉滋味，还有家人为我牵肠挂肚、思亲念远的凄苦情怀，统统分付给杨花吧！蒙蒙杨花，总是报告暮春的消息，撩起人们伤春的意绪，而今却成为这位客子往昔愁苦的负载物。他将迈着松快的脚步，去和家人团聚。词最后以幽默、俏皮将欢情再度扬起，结束了全篇。
《木兰花慢》“恨莺花渐老，但芳草、绿汀洲。纵岫壁千寻，榆钱万叠，难买春留。梅花向来始别，又匆匆结子满枝头。门外垂杨岸侧，画桥谁系兰舟？悠悠岁月如流。叹水覆、杳难收。凭画栏，往往抬头举眼，都是春愁。东风晚来更恶，怕飞红拍絮入书楼。双燕归来问我，怎生不上帘钩？”
此词托为惜春，实际上抒写作者与一位恋人诀别的情事，其本事已不可考。上片从惜春写起。开头三句，写春事阑珊。词首句起势不凡，为全篇定下了感恨的基调。以下三句，以夸张的手法，发出了留春无计的感叹：山崖再高，也难以阻挡春光匆匆离去的脚步；榆钱再多，也无法唤得春神的回眸眷顾。其间借“榆钱”而拈出“难买”，自然熨贴，堪称妙笔。“梅花”二句，以梅花寄恨，将惜春之情推向纵深。梅花本是报春使者，凌寒独放于百花之前，春华烂漫时与梅花作别，似乎还是左近的事，但曾几何时，它已果实盈枝了。“结子满枝头”暗用了一个故事：相传杜牧游湖州时看中一少女，与其母约定十年之内来娶。过十四年，杜牧出为湖州刺史，访该女，则已出嫁并生有两子。杜牧怅然为诗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作者化用这个典故，借以透出他伤春的个中消息。歇拍二句，便进一步揭出了这层底蕴：那垂杨画桥，柳湾兰舟，曾是他与情人幽会之所，如今风景依旧，但唯余一泓绿水，柳下无人系舟，当然再也看不到她的倩影芳姿了。以上，词人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将离情别绪融化于物象中，颇具深婉曲折之妙。过片四句，连用两个比喻，感叹明如流水，往事绝无重现的可能。“覆水难收”，这句成语出于《后汉书》，原本是就军国大事说的，后来用以比喻夫妻关系断绝无法恢复此处借以喻指自己与恋人相诀、欢情不再的悲哀，将上片离恨再加强化。下面就进一步展开抒写这种复杂痛苦的心情。“凭画栏”三句，写词人由于心境不佳，想凭栏眺望，以舒愁怀，但触目都是足以惹起春愁的景物，因此他不再凭栏而走入楼内。“东风”两句写词人转头不看触目伤心的残春景色，但它还是追踪而至。那吹花搅絮的东风，到傍晚更来得厉害，把落花柳絮直卷入书楼，有心再来撩惹了。结尾两句构思奇特，以拟人和问句的形式，将燕子成双的物象与主人公的孤单悲苦加以对比映衬，淋漓尽致地刻划出主人公愈怕外物引发春愁愈无法回避的痛苦境地。此词伤春意在伤别，借春愁言词人与恋人诀别情事。这种含蓄蕴藉的比兴手法，将词人心中千回百转，愁肠寸断的情感抒写得荡气回肠，撼人心魄，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昭君怨》“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栏干。莫把栏干频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暮云遮。”
此为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全词语淡情深，清新索雅，一波三折，将客中思归的情怀抒写得娓婉动人。上片首两句先写客中值上元灯节。“雪尽”则见日暖风和，大地回春。《吕氏春秋·贵信》云：“春之德风，风不信，则其花不盛。”故谓花开时风名花信风。而农历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又称灯节，为赏灯之期。此“灯期”之花信为“小桃”，上元前后即著花，状如垂丝海棠。欧阳修咏小桃诗所云“初见今年第一枝”者是。所谓“惊动”，即言春到南楼，时值元宵，小桃开放，如从睡梦中惊醒。三、四两句，写倚“南楼”之栏干，承上“灯期花信”而来，词意有所转折。独倚栏干之人，必不在游众之中，而这一番寒意，是因为刚下过的一场小雨，还是因为客心悲凉的缘故，亦是断难分辨。过片“莫把栏干频倚”，翻进一层写归思之切。所以强言莫倚，是因为倚栏干也只能“一望几重烟水”，重重叠叠的烟水云山遮断了故国的望眼。接下来“何处是京华”，全是望寻之神，说明他欲罢不能。“京华”指京都，即汴京。最后再作否决：“暮云遮”，即还是望而不见。此句似暗用李太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意，既写景兼以寄慨，实有比义。这首词清雅情深，当为词人的代表作。
曾觌
曾觌（1109年～1180年）字纯甫，汴京（今河南开封）人。绍兴中，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以潜邸阳人，授权知阁门事。淳熙初，除开府仪同三司，加少保、醴泉观使。趋奉宫廷，词多应制之作。其词语言婉丽，风格柔媚。代表作为《阮郎归》、《水调歌头》、《西江月》、《定风波》、《长相思》、《采桑子》、《眼儿媚》、《忆秦娥》等，其中以《阮郎归》一词为最著名。该词虽是一首咏燕词却通篇不着一燕字，庭院深深，杨柳阴浓，燕子双双终日呢喃，独占风光；凌空飞舞，仿佛池中点点浮萍散漫，又象风中飘扬的柳絮那样轻盈。末尾两句词人借燕子惜花表现了自己对美好事物的怜惜之情。全词画面生动，描摹传神，结构上浑然天成，不愧佳作。纯甫词结有《海野词》。
柳阴庭院占风光。呢喃1春昼长。碧波新涨小池塘，双双蹴水2忙。萍散漫，絮飘扬。轻盈体态狂。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
此词深得其中之昧。处处说燕，而终篇无一燕字。说它写得不像，却很像；说它像，却又不太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取其神而不袭其貌。词人主要通过烘托、陪衬等方法，迂回曲折地描写燕子所处的环境，燕子的声音、动作和体态；同时还借助了明喻和暗喻等手法。词的起首二句先写环境，后写声音。庭院深深，杨柳阴浓，渲染了庭院的深邃静。在这寂静的环境中，唯有双双紫燕，终日呢喃，神态上这就突出了词中的主体。不径说燕子，仅以“呢喃”二字，从声音上勾画出它的特点，接着后面两句，也以同样的结构，先写环境，后写动作，只是词人的眼先已庭院移到池塘。一池春水，雨后新涨，碧波荡漾，境极美矣。此时忽有双双燕子，掠水而过。这是以环境之静，烘托燕子之动，动静相宜，便产生优美的情趣。“蹴水忙”三字，可谓得燕子之神。蹴者，踏也。你看一只燕子刚从水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紧接着又一只燕子从水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飞燕踏水，前后相续，活生生的一幅飞燕闹春图。呈现于读者眼前虽不言燕，而生动的燕子形象已入读者眼帘了。
过片二句，通过环境的渲染、烘托，又进一步运用明喻或暗喻摹拟燕子的形象。用比喻亦不易，“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见张炎《词源》论咏物），其妙亦在似与不似之间。“萍散漫”，承上片“池塘”而来。池塘上浮萍点点，逐水飘流，映衬了空中的飞燕。“絮飘飏”承起句“柳阴”而来。既云有阴阴杨柳，自有柳絮飘飏，于中也自然地点出时当絮飞花落的暮春，与《武林旧事》所说的“三月初十日”恰相符合。柳絮在风中飘扬，烘托出燕子在天空飞翔的姿态。其体态轻盈，情韵杳眇，悠然可想。而着一“狂”字，回味无穷。
结尾二句，是全篇的警策，犹如画龙点睛，全篇因之警动。暮春时节，落红阵阵，有的飘在岸上，有的落入水中，惹人怜惜。词人说：“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写燕子惜花，同时也将人之怜香惜艳的心情反映出来。明人沈际飞评曰：“怜香惜艳，燕大不俗。‘落花都上燕巢泥’，根出在此。”（《草堂诗余正集》卷一）“落花都上燕巢泥”，是李清照《浣溪沙》中的句子。李清照早于曾觌，曾词人之根可能出于李词。然李词所的只是燕子衔泥筑巢的结果，而曾词则刻画其过程，形象更为生动，情感更加浓厚。同时，下句的“归”字与上句的“去”字，相互呼应，落花逐水而流，而多情的燕子却把它一口一口衔回画梁，筑成芳巢。这就赋予燕子以大雅不俗的性格，实际上也映射出词人自己的“心影”。
康与之
康与之字伯可，一字叔闻，号退轩，滑州（今属河南）人。南渡后居嘉禾（今浙江嘉兴）。高宗建炎初（1127年）上“中兴十策”不为用。后依附秦桧，为秦门下十客之一，被擢为台郎。桧死后，编管钦州，复送新州牢城。其词多应制之作，不免歪曲现实，粉饰太平。但音律严整，讲求措词。代表作为《卜算子》、《玉楼春令》、《长相思》、《金菊对芙蓉》、《风流子》、《减字木兰花》、《满江红》、《忆秦娥》等。其中《长相思》写西湖胜景，“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在这一片湖光山色之中词人想起南齐钱塘名妓苏小小的九里松外偶遇骑青骢马之少年之故事，想来当年她对着这湖山胜景一定是春愁满胸、情思绵绵吧！《卜算子》一词写物是人非的沧桑变换之感，“潮本无心落又生，人自来还去”，“老尽东西南北人，亭下潮如故”等都是选取精当，语言完美的切题之佳句。伯可著有《顺庵乐府》五卷，不传；今有赵万里辑本。
《长相思游西湖》“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在康与之仅存的三十八首词中，情韵深长的作品不少，他尤擅于写少妇离情。这首《长相思》，就是比较突出的一首。此词《花庵词选》题作《游西湖》，但重点不在写景写游玩之欢，而是触景怀人。上片从西湖景物写起。“南高峰，北高峰”二句写山。南北两高峰是西湖诸山中两个风景点。南高峰旧称“高一千六百丈”（今实测为海拔256.9米），风景葱倩，登临远眺，可以把西湖和钱塘江景物尽收眼底。北高峰在南高峰西北，遥遥相对，海拔314米，比南高峰略高。景观与南高峰不相上下。因为两峰景别致，故作者特别拈出，以概括西湖诸山之胜。这样措词，也是词调格式的原因。“一片湖光烟霭中”句写湖。西湖光面约五平方多公里，虽不如洞庭湖、太湖那样壮阔，但水光潋滟，碧波荡漾，也颇为开朗。而且，湖上并非空荡荡的水光一片，白堤和苏堤象绿色的裙带，孤山象一块翡翠玉石；还有那亭台寺阁，桃柳梅荷；湖光如翠，四季宜人。在春天烟霭迷蒙中，就更显得绰约多姿了。“春来愁杀侬”句，因景生情。点出“春”说出“愁”。“春”是所写景物的时节，“愁”是景物触发的感情。联系前面三句，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西湖的水光山色，美丽动人，但这却只能引起我的愁思而已。此句十分关键，着此句而以上三句的意思始有着落，着此句而上片的感情意绪始全托出。结拍如此，可谓善始善终。过片转入回忆，交待愁思的缘故。“郎意浓，妾意浓”者，郎情妾意都一样的深厚浓郁也；在短促的句子中，连用两个“意”字，两个“浓”字，给人予深刻印象。叠句在词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在此得到了高度的发挥。“油壁车轻”二句，是对前面两句的表述，写他们的初次见面。“油壁车轻郎马骢”这一句中有个典故：《苏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说，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她常乘着油壁车（四周垂帷幕、用油涂饰车壁的香车）出游，一日，出游时遇到一位骑青骢马（青白色的马）而来的俊男阮郁，两人一见倾心，苏小小就吟了这首诗，约他到西泠（即西陵）桥畔松柏郁葱处（即她的家）来找她，结为夫妇。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来比词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浓情密意，以突出他们之间的浪漫情调。“九里松”是他们初见的地点，那地方是“钱塘八景”之一，为葛岭至灵隐、天竺间的一段路。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时，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长九里，因此松阴浓密，苍翠夹道，是男女传情达意的好地点。当然，文学作品也允许虚构的，它可以虚构富于诗意的情景；故我们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相遇，是否郎骑骢马妾乘车，是否在九里松，都不必过分推敲。总之，下片词意，是女主人公回忆其与所爱的欢会。
这首词，以西湖景物为背景，上片写现实，下片写回忆；通过叙述回忆中的欢乐以反衬现实中的忧愁，思妇情怀，宛然如见。据词谱，《长相思》为双调三十六字，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一叠韵，是最短的词牌之一，要写好实不易。必须有隽永的意味，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象余地，实仍属佳作。但它的每句押韵和前后各重叠一个三字句的特点，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首，林和靖的“吴山青，越山青”首，正是如此。这首词在这方面工力也不弱，详见上文论述。词的风格自然朴素，毫无斧凿痕迹，似民歌的天籁，如西子的淡妆，实仍佳作。
《满庭芳寒夜》“霜幕风帘，闲斋小户，素蟾初上雕笼。玉杯醽醁，还与可人同。古鼎沉烟篆细，玉笋破、橙橘香浓。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清新歌几许，低随慢唱，语笑相供。道文书针线，今夜休攻。莫厌兰膏更继，明朝又、纷冗匆匆。酩酊也，冠儿未御，先把被儿烘。”
宋代都市繁荣、歌妓激增，词中歌咏士子与妓女婉转绸缪之态的，数量颇多。柳永、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都有这一类作品。康与之的这首词，也属此类艳情词。词中写的，是歌妓冬夜留宴书生的欢昵场面，软媚艳冶之致。外边风寒霜冷，但有帘遮幕隔，室内仍是一团暖意。“素蟾”即皎洁的月亮。“雕笼”的“笼”字应作“栊”，“雕栊”就是雕花的窗根“素蟾初上雕栊”，走到窗边，窥控月儿初上的情景，多么恬静，多么富于诗意。短短三句，而节序、地点、时间俱出，用笔可谓简练。节序景物描写完了，即转入了描写室内人物活动。“玉杯醽醁，还与可人同。”书生与佳人对酒。“醽醁，”是美酒的名字；“可人”即称人心意的人，这里是词人对佳人的昵称。“古鼎沉烟篆细”句，插写室内摆设。古鼎中点燃着用沉香制成的盘香，散发出细细的轻烟。表明室内陈设的不俗，增强了室内的香暖感。“玉笋破、橙橘香浓”句，写丽人以指擘破香甜的橙橘。“玉笋”喻女子洁白纤细的手；橙橘为醒酒之物；剥橙之举，可见其殷勤款待之意。前此周邦彦《少年游》中也有“纤指破新橙”之句，“梳妆懒”三句，写其薄施脂粉，淡淡梳妆。淡扫蛾眉，保持本色，反而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从“玉杯醽醁”至此，作品主要写了丽人的劝酒，剥橙及其妆扮，一位美丽而多情的少女，已浮现于眼前。下片继续写佳人的活动。“清新歌几许”三句，写其歌唱、笑语。“清新”二字，主要指她演唱风格；“歌几许”，说明她为心上人不停地唱，已经唱了很多；一边唱，一边低声款语温存。她说些什么呢？“道文书针线”至“纷冗匆匆”数句，记述了她低声款语的内容。她说：“你的文书，我的针线，今夜都歇着吧！往灯里再添些油，咱们尽情地喝酒、歌唱、谈心吧，到明天，你又要去忙碌了。”（“兰膏”是用泽兰炼成的油脂，用来点灯，散发香气。）这是多么大胆，纵情的表达！这几句，写歌妓的声口，绘声传情，细腻逼真，正如清人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说的一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喁喁口角。”“醽酊也”三句，写酒后佳人为书生整理被褥，还未卸下冠心，她就先去把被儿烘暖了。主动而温存！这里写得非常含蓄，留下了无穷眷意，供读者去品味，可谓极尽结句“以迷离称隽”之能事。这首词艺术上的特点是铺叙。突出打通上下片，一气呵成，都围绕着女主人公的举止言笑展开，有层次地、多角度地描写了她的手爪颜色、口角技艺，以及献酒擘橙、清歌笑语、烘被铺床动作，使此色艺绝伦而放纵多情的歌妓形象，得到鲜明生动的表现。人物描写与环境描写互相和谐，醽醁篆香、橙橘、兰膏、绣被的出现，增强了绣房的陈设气氛，衬托得人物更富于青楼特点。开头三句的节序景物描写，说明了这是一个寒夜；而室内的光景却如此温馨，两相对比，使人有倍感温馨。整首词所描写的场面，充满了香艳感和旖旎感，但未流于秽亵庸俗。宋人把康与之比柳耆卿，从这首词来看，与《乐章集》中大量描写妓女的词，倒也极相似。
蒋捷
蒋捷，字胜欲，阳羡（今江苏宜兴）人。生当宋、元易代之际，约为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蒋捷年青时曾贵为一介公子，宋亡后保持气节，隐居竹山不仕。其一生饱经战乱流离之苦，颇富忧患意识。现存九十余首词，多体现人生遭际、表达故国之思，《虞美人·听雨》即为词人深谙人生况味的艺术结晶。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在这首词中，蒋捷以五十六字的概括之笔极写自我人生历程和生命体验。其构思之巧妙、手法之独特、含蕴之深刻足令后人津津乐道，实为《竹山词》中代表篇目。“悲欢离合总无情”，经历世事纷纭的词人回味一生，感慨万端。他已没有晏欧们的潇洒闲适，没有秦柳们的优游快意，没有东坡们的豪迈旷达。时光飞逝，他曾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忧离伤乱，他曾道“此际愁更别。雁落影，西窗愁月”；经历风雨飘摇，意蕴层层沉积，终在暮年“凄凉一片秋声”的心境中凝结为小令词：《虞美人·听雨》。这首词言简意深，不仅以其贮存的丰厚的人生意蕴即唐宋词“第一生命力”耐人咀嚼，更因其独到高妙的艺术表现而卓立词坛。其一，三部曲式的线性历时结构。词人对自己的一生际遇回忆体味，撷取少年、壮年、暮年三个代表性时段，选择歌楼、客舟、僧庐三个典型地点，以“听雨”这样常见而又贴切的背景情节为贯穿始终的纽带，珠珠相串，井然有序，连缀“上”、“中”、“下”成为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这首词即画面简洁，颇富概括性，无一处闲笔：第一幅画面，少年时代，闲适浪漫不更世事，色调轻艳迷离。第二幅画面，中年乃多事之秋，人在漂泊流转中，色调慷慨苍凉。第三幅画面，而今正值暮年，词人由跋涉而停顿僧庐。阅尽世间沧桑，深味悲欢离合，参悟之下心境并未静如止水，尚有无奈痛苦之潜流，色调黯然低沉。
其二，蒙太奇手法的借用。蒙太奇是法文“montage”的音译，原为建筑学用语，意为装配、构成、组合。在影视艺术中，这一术语指画面、镜头和声音的组织结构方式。这首词恰以淅沥不断的雨声为画外音，在同样的“听雨”背景中，表现出不同时段人生剧目的镜头切换和叠加。词人如一高明导演，借用蒙太奇手法，创造出这一词篇时空的统一性、连续性，完成对生存环境及典型事件的描述，表达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和情感，创造出这一词篇时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一手法不仅使虚构的时空具有了一定意义的逼真性，由此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视效果，引人无限遐想和回味。
其三，意象化词语及象征手法的使用。诗词尤重意象，意象是构成诗词意蕴的基本单位。这首词没有用抽象的叙述来加以概括，三幅画面均以意象化词语连缀而成，含蕴深厚。“诗的价值并不存在于表现抽象概念的诗行或散文诗中，而在于通过意象的美妙编织，能唤起情绪和沉思。然而观念在这里是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在发生作用的，他帮助我们在一种既是理性的，又是情感的方式中去把握整个的意义。”诸如：“歌楼”、“客舟”、“僧庐”，暗寓人生主要行迹，蕴涵着不同情绪。由“上”至“中”而“下”，色调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迁。而在每一场景中，所用词语大都含寄托，富象征，具有符号性。如：“红烛”、“罗帐”描绘“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适意快活；“断雁”（即孤雁）、“西风”渲染了词人的漂泊身世与孤寂心境，有游子怀乡之情愫。“僧庐”则点明词人遍尝悲欢离合，晚年引身而退，看似无情实则痛楚无限。
其四，言近旨远，寄慨遥深。词人匠心独运，以“听雨”为线索，并构成整个画面的背景。下雨本自然现象，人力难违。词人借“听雨”寄寓人生历程多风雨之意，实迁想妙得。岁月匆匆，转眼已是人生暮年。人到老年尤爱回忆往事，此时深沉的情感乃其一生的积淀。于是，淅沥不断的雨声点点滴滴敲打着词人的心扉，他最终在隐退生活中发出了看似通达实则痛苦的慨叹：“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既对一生情感、生活进行了总括，也包含着历尽波折起落而对生命的执著。“一任”，用语恰当，虚字传神，暗点词人斯时心境：人生如梦，往事如烟，风雨之中细追寻。随着词人的渐悟，这首词也从感性渐至理性，并因其普遍性的意义终致耐人寻味之妙。
黄公度
黄公度（1109年～1156年）字师宪，莆田（今属福建）人。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第一，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后被秦桧诬陷，罢归。桧死复起，仕至尚书考功员外郎。其咏梅词有好几首，盖是欣羡梅傲雪凌霜之高洁品性故也。公度作品多运用朴词造感人之深境，可谓深得“词浅意深”之妙，艺术造诣很高。代表作有《菩萨蛮》、《浣溪沙》、《一剪梅》、《千秋岁》、《眼儿媚》、《朝中措》等。其中《菩萨蛮》写离人愁思，“愁绪促眉端，不随衣带宽”，人因愁而渐瘦，衣带渐宽，而眉头却依旧紧锁，不见有渐宽的迹象，写得妙趣横生。《卜算子》中“薄宦各东西，往事随风雨”，“愁共落花多，人逐征鸿去”都是词浅意哀的佳句。类似的佳句在各词作中还能找出不少，此足见公度素有潘江陆海之高才也。有《知稼翁集》，词集为《知稼翁词》。
《青玉案》“邻鸡不管离怀苦，又还是、催人去。回首高城音信阻。霜桥月馆，水村烟市，总是思君处。裛残别袖燕支雨，谩留得，愁千缕。欲倩归鸿分付与，鸿飞不住。倚栏无语。独立长天暮。”
这是一首借伤别离以挥发胸中积忧的词。从黄公度传世之作《知稼翁词》集后跋所记，便可窥知该词写作时的背景情况：“公之初登第也，赵丞相鼎延见款密，别后以书来往。秦益公闻而憾之。反帛幕任满，始以故事召赴行在，公虽知非当路意，而迫于君命，不敢俟驾，故寓意此诗。道过分水岭，复题诗云‘谁知不作多时别’；又题崇安驿诗云‘睡美生憎晓色催’，皆此意也。既而罢归，离临安有词云‘湖上送残春，已负别时归约’，则公之去就，盖早定矣。”这段文字介绍了词人黄公度以其盖世才华于绍兴八年（1138年）以进士科及第，且取得第一名；受到当时宰相赵鼎的赏识，在黄公度出任外职后与赵丞相亦时有书信往来。专与忠贞之士作对的奸臣秦桧对此非常气恼。黄公度任泉南（在今福建境）签幕之期始满，秦桧便假借君命令他速回都城临安。公迫于圣命，不敢延误，《青玉案》一词便是离泉南动身返临安时所作。他深知生于乱世，虎狼当道，刚直不容，赵鼎已罢相，朝政在秦桧手中，自己此去只有一条出路便是免职。于是，一腔忠贞、满腹愤闷，不敢直陈，便化作别情离恨喷薄而出。
上阕写初登离途，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分舍，令人思恋。词作者是莆田人，莆田在今福建境；他在泉南任签幕之职，泉南也在福建泉州一带。现在他要离开家乡赴命临安，自然是离情满怀。“邻鸡不管离怀苦，又还是、催人去”之句，朴实无华地以对报晓邻鸡的憎怨写出了不愿离别之心情，十分自然生动。“回首高城音信阻”表达他登上离途后，回头远望那渐离渐远的高大城楼已不得见，音信阻绝。接下来“霜桥月馆，水村烟市，总是思君处”中前两句写晓行夜宿，所经之处有浓霜覆盖的板桥、月光笼罩的驿馆、绿水环绕的村庄、烟雾蒙蒙的城市，无一处不使人加深思念、触景伤情。词中“催人去”的无情的“邻鸡”、看不见的“高城”、“思君”里的“君”，自有它的象征意义，前者是指不可抗拒的邪恶不正的势力；而“高城”与“君”则是指正义所在之处与高义之人，这是怀念已被秦桧排挤、谪居潮州，后终被胁迫绝食死去的赵鼎？还是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高宗赵构？
下片写身在离途，思归无计的痛苦。“裛残别袖燕支雨，漫留得、愁千缕”前句泛写离亲别友时常出现的情景：执手话别，泪落如雨，沾湿了衣袖。裛，在此作沾湿解，与“浥”同义；“燕支”即红色胭脂，女子用以妆饰面颊；“燕支雨”，指夹着胭脂的泪水纷落如雨。后面则是说：踏上了越去越远的离别路，心头别无所有，只留下斩不尽的愁丝千万条。“欲倩归鸿分付与，鸿飞不住”是说：本想求助归飞的鸿雁捎去我的思念，但是冷漠无情的鸟儿却展翅高空渐飞渐远。
这里需要特别点出的便是，愈来愈明显地看到词人的借题发挥的技巧：表面上句句似乎都是写别家乡、别妻子、别父老，写要托归鸿给家人捎信言情，写自己仿佛是在应召赴京的途中；实则不然，词人在这里是跨前一步，想到时间的前面，他想到此次被召返京的不幸结局，必然是被秦桧迫害罢官免职，那时自己必然是含着不能辩解的冤情、谢皇恩辞帝京，返归故里；所以这里的“愁千缕”愁的便是奸相当道、国耻难消、自己壮志难酬；“归鸿”在这里象征飞向帝京的步步荣升之人；世态炎凉，人情浇薄，飞向帝京的“归鸿”怎肯为罢官归田的失势之人在君王面前呈上陈情表呢？
结尾句“倚栏无语，独立长天暮”十分精采，既然厄运必然会到来，还有什么可说？倚着栏干悄然无语，独自伫立在暮色笼罩的长空之下。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奇妙的技巧，只是平淡地叙述，却把词人的无可奈何、孤寂惆怅、满腹愤慨欲诉无门的心情，无一遗漏地表达出来。“倚栏无语”的“无语”胜似有语，抵过千言万语，可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该句之妙，妙在含而不露，妙在深刻真朴，给读者留下丰富的回味。它使全篇增色生辉。
周紫芝
周紫芝（1082年～1155年）字小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属安徽）人。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为右迪功郎敕令所删定官。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出知兴国军。诗著名，无典故堆砌，自然顺畅。也能词，风格与诗近，清丽婉曲，无刻意雕琢痕迹。譬如《踏莎行》写离人别情：游丝飞絮，斜阳烟渚，愁情无数。给人的感觉是情深意切，景物迷离。堪称难得的上乘之作。其中“泪珠阁定空相觑”一句的用词尤其巧妙，最后这一问更是催人泪下。其他如《生查子》，《西江月》《菩萨蛮》，《谒金门》、《卜算子》等都是佳作。著有《太仓稊米集》、《竹坡诗话》、《竹坡词》。
《醉落魄》“江天云薄，江头雪似杨花落。寒灯不管人离索。照得人来，真个睡不著。归期已负梅花约，又还春动空飘泊。晓寒谁看伊梳掠。雪满西楼，人在阑干角。”此词以浅近平实的语言、曲折深婉的笔调，抒写了游子怀人思归的情怀。词中将离索难眠的人的活动，放在江天云薄、风雪迷茫的浑阔背景上来写，以烘托和加强离子的孤寂之感，又使人的活动在一片空濛的广大背景。映衬下，显得更为集中、突出、鲜明。不仅如此，词中正通过暮寒、晓寒的描写，以寒冷的客观环境烘托寒冷的主观心境。全词以写景发端，首两句写暮冬时节江天迷茫，大雪纷飞。薄，迫也；云薄，写出了彤云压江、天低云暗之势。“江头”句巧妙地化用东晋谢道韫咏雪名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形象地刻画出大雪纷纷扬扬的情景。这里的“江天”、“江头”，表明了这是一个飘泊江湖的特定环境；而“云薄”、“雪落”，则又进一步造成了一种凄冷、黯淡的特定的艺术氛围。“寒灯”三句，写游子独宿江边客舍难以入眠的情景。“离索”乃“离群索居”之略语，指离开友朋亲人而独处散居。寒灯本是无生命的物体，本来就不参预人间之事，却说成灯不理会人有离群索居之苦，兀自照得人睡不着。这与一般写灯烛的“照人无寐”有明显的不同。那是人本睡不着，旁边有个灯照见而已。而这里说人之睡不着，是灯照得来的结果，出奇者一；灯之照得人睡不着，要承担“不管人离索”这样一桩“不是”，出奇者二；“睡不著”又要加上“真个”二字以强调之，出奇者三。有奇想方有此奇句，出之以白话口语，益发传神，这种构思和韵味，是“镂玉雕琼”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下片承前“真个睡不着”句转入心理刻画，道出了游子夜不能寐的原因。“归期”两句写游子并没有忘记跟闺中女子先前所立的盟约——梅花盛开时如期归来。而眼下梅花早已开放，残冬欲尽，春意已动，自己却依旧飘泊在外，行止无定，归期杳然。失约的内疚和刻骨的相思交织在一起，使得游子更加思念远方的情侣。“晓寒”三句是游子的想象。身卧江边客舍，而心驰远方闺室。想象她仍依梅花旧约，日日企盼游子归来。早上起来即精心梳掠，然后不管飞雪满天，仍自独上西楼，在阑干一角相候。“谁看伊梳掠”者，是有梳掠之事，不过旁边无人看着而已。由此又可知，在良人远出期间，她定是如《诗经·伯兮》所写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及至梅开雪至，才又梳妆打扮，如期迎候远人归来。这一想象之笔，更觉闺人情意之深挚热切，又暗暗道出游子愆期之自愧自责之心。一笔映照双方，精力弥满。孙竞称周紫芝的词“清丽婉曲”。此词正体现了这一艺术风格。
《踏莎行》“情似游丝，人如飞絮。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溪烟柳万丝垂，无因系得兰舟住。雁过斜阳，草迷烟渚。如今已是愁无数。明朝且做莫思量，如何过得今宵去？”此为别情词。上片写别时，下片写别后。开头两句，连用两个比喻。“情似游丝”，喻情之牵惹；“人如飞絮”，喻人之飘泊也。两句写出与情人分别时的特定心境。游丝、飞絮，在古代诗词中是常常联用的，例如冯延巳的“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司马光的“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不过象这首词中一以喻情，一以喻人，使之构成一对内涵相关的意象，并借以不露痕迹地点出了季节，交代了情事，其比喻之新颖，笔墨之经济，都显示了作者的想象和创造的才能。虽然如此，这两句毕竟还是属于总体上的概括、形容。所以接着便用一个特写镜头给予具体的细致的刻画——”泪珠阁定空相觑“两双满含着泪珠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彼此相觑。句中的”空“字意味着两人的这种难舍、伤情，都是徒然无用的，无限惆怅、无限凄怆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一溪烟柳万丝垂，无因系得兰舟住“两句把”空“字写足、写实。一溪烟柳，千万条垂丝，却无法系住要去的兰舟，所以前面才说”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派天真，满腔痴情，把本不相涉的景与事勾联起来，传达出心底的怨艾之情和无可奈何之苦。借此，又将两人分别的地点巧妙地暗示出来了。这种即景生情的刻画抒写，怨柳丝未曾系住行舟，含蕴着居者徊徨凄恻的伤别意绪。下片写离别之后心情。过片仍写居者在行人走后的凄怆情怀。”雁过斜阳，草迷烟渚“这是”兰舟“去后所见之景，正是为了引出、烘托”如今已是愁无数“这里景物所起的作用与上文又略不相同了。上片写伤别，下片写愁思，其间又能留下一些让人想象、咀嚼的空白，可谓不断不粘、意绪相贯。句中的”如今“连系下文来看，即指眼前日落黄昏的时刻。黄昏时刻已经被无穷无尽的离愁所苦，主人公便就担心，今晚将怎样度过。词人并不迳把此意说出，而是先荡开说一句”明朝“然后再说”今宵“：明朝如何过且莫思量，先思量如何过得今宵去。”思量如何过“这五个字的意思实为两句中的”明朝今宵“所共有，词笔巧妙地分属上下句，各有部分省略。上句所”思量“者是”如何过“下句”如何过“即是所”思量“者，均可按寻而知。这种手法，诗论家谓之”互体“由于”明朝句的衬垫，把离愁无限而今晚如何过的主意，益发重重地烘托出来。此处直抒别情，与前面对薄暮黯淡景色的描写所起的渲染烘托相应对。此词用语浅淡而情意深浓。词之上片先抒情，然后情景交融，景语的点缀为情语服务；下片先写景后抒情，使全词具有错综的结构，结体颇有整中有散、统一中求变化的特色。
《临江仙送光州曾使君》“记得武陵相见日，六年往事堪惊。回头双鬓已星星。谁知江上酒，还与故人倾。铁马红旗寒日暮，使君犹寄边城。只愁飞诏下青冥。不应霜塞晚，横槊看诗成。”
此为送别词。词之上片由此番遽别，忆及上次分别后六年阔别的情景，自然地将眼前的伤离意绪反跌出来。下片运用想象手法，拟写友人在边地的生活情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鼓励他在边塞建功立业的情意。全词表情达意十分熨贴动人，表现手法别具一格，堪称送别词中的佳作。开篇“记得武陵相见日，六年往事堪惊。”“记得”二字将词带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武陵，今湖南常德市。“相见日”三字，虽极平常，但却包含着那次相聚中种种快乐的情事，极为明白而又十分含蓄。从那以后，他们阔别六年之久，两人都尝尽了天涯作客的况味。这一切，作者只用“往事堪惊”四字一笔抹过，简括地表现出辛酸沉痛，不堪回首的情绪。“回头双鬓已星星”，现在见面，两人鬓发已经花白了。这句在上片是关合前后的过渡句。正因为词人对他们的武陵相会有着美好的记忆，而对分别以来的生活感到很哀伤，所以，他非常希望刚刚重新见面的朋友能长期在一起，以慰寂寞无聊之思，以尽友朋相得之欢。“谁知江上酒，还与故人倾”。哪知道又要这样匆匆作别呢？“谁知”、“还与”的搭配，表达了作者对这次分别事出意料，与愿望乖违，但又不得不送友人登程的伤离情绪。虽说词只写江上杯酒相倾的一个细节，实际上，他们尽情倾诉六年阔别的衷肠，以及眼前依依惜别的情怀，都涵括在里面了。下片是对曾使君到达光州边地后生活和心境的想象。过片二句，上句有情有景，境界雄阔悲壮。寒日的傍晚，在一派萧瑟的边塞上，铁马奔驰，红旗飘扬，士气高昂，真是令人激奋的场面。使君不仅身在其中，而且还是长官和塞主。在一般诗人的笔下，久守边城，则不免要流露出思归的凄怆之情。而这首词则一反常调，别出新意。作者想象曾使君为豪壮的军队生活所激发，根本不想离开边地，反而担心皇帝下诏书，命令他回京，“只愁飞诏下青冥”，使他不能继续呆在那里。他何以要留恋边地呢？词的最后两句作了剖露：“不应霜塞晚，横槊看诗成。”“不应”，不顾。“霜塞晚”，呼应上文“寒日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串解这几句云：“言只恐诏宣入朝，不顾使君在边塞，正有横槊之诗兴也。”横槊赋诗，语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后来引用它赞扬人的文才武略。词从友人的角度想象，说他热爱雄壮的边塞生活，并有写诗赞美的豪兴。作为一首送别词，它的真正用意是勉励友人在边塞上施展文武才干，为国立功。此词写惜别之情，却一反常态，花费较多笔墨回忆六年阔别中两人天各一方、辛苦劳顿的种种情状，为抒写别情作了蓄势充足的铺垫。这种写法，具有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显示了作者的高超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