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夫石
在中国，有许多名胜都少不了这样的一道风景：一位痴情的女子在岁月漫长的等待里一点点地老去，终于把这段相思凝固为风景，得与天地同在。爱情，超越了时间；等待，超越了生命。
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甚至没有完善的邮政体系。那时候，一旦爱人从眼前消失，就意味着从此的车马劳顿颠沛流离，意味着那异乡风雨中从此就苦苦追随着的那缕牵挂。生死尚且不知，遑论其他？她记得爱人离开的那条小路；她记得那天的太阳很好，天是纯蓝纯蓝的；她还记得那天河上波光粼粼，船头有几只燕雀在飞舞。邻村的周瞎子也说是个利于出行的好日子呢，怎么就会不回来了呢？植于心田的只是梦里那一袭渐行渐远终于淡如云烟的青衫了。用了相思的雨水浇灌，用了母性的阳光呵护，成长的是那呀呀学语的小儿女，收获的是那缠绕在心间藤藤蔓蔓交错纠葛的绵长的思念。爱人是一只风筝，放飞了，心便也随着飞出了柔弱的胸腔，堵在了喉间，不得叙说，不得哭泣。一年两年三年，一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记忆里那消失在道路尽头的宝蓝色背影，被岁月剪蚀作了一道凝固的风景，衬着夕阳，衬着风雨，衬着漫天的波涛，衬着满世界的鲜花，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回来了！
“一灯如豆，夜漏声长，相思人望广寒宫；妾心如铁，郎在天涯，银汉迢迢阻良人。”一段凝固了的相思，一双望断了秋水的明眸，两颗飞过了万水千山仍彼此牵挂的心，又一位远逝了的爱人，又一段升华作了永恒的爱情。
同心锁
举凡名山大川，深刹古寺，但有铁索桥处多半会有人在桥头摆了明晃晃亮灿灿的各式精致漂亮的小锁招揽往来的游客，尤其男女相伴神态亲昵者更是万万不可放过的主顾。
商者巧舌如簧，锁儿又漂亮，更兼名字起得意义深远，曰“同心锁”，恰恰切中了恋爱中人的脾肺。对滚滚红尘里时时都恨不能“你作了水，我化为泥，把两个和作了一个”的痴男怨女们而言，一把小小的铜锁若真可使两颗心儿从此跳在一起，痛在一处，是何等的相宜？操了各色乡音的商贩们从来都嘴甜如蜜，殷勤有加，未了又总是贾者毅然决然地把那惟一的钥匙往云遮雾罩的深涧掷去，取其从此不能再别离背弃，天荒地老永结同心之意。二人便都欢欢喜喜捧了那金灿灿的锁片往铁索桥行去，“吧嗒”一声响过，那失却钥匙的铜锁就此要在那风霜雪雨里替这两颗火热的心儿经历岁月的磨砺了。
其实，心与心间的桥梁又怎是可以依赖了铁锁来架构的呢？在浮华红尘中，从此不能再相互信赖彼此依托的爱人，自己尚且要隔膜于猜忌，游离于嫉恨，折屈于重压，迷失于五彩，又怎样能寄希望于一把小小锁头的不再开启？浓雾里，狡黠的卖锁者会摸了偷偷藏匿的钥匙去打开白日里售出的锁重又在闹市叫卖；风雨中，孤独的爱人会在醉酒后高卧别处的红粉窟雕花床，为他人说尽甜言蜜语痴人梦话。独独不能记起曾经的那一把小巧的锁正替两颗麻木冷却了的心经受着遗忘的侵蚀，一点点的生锈、凝滞，剥离了表面的镀铜或者镏金展示着真实的丑陋。被开启者注定了背叛，不曾背弃者又不免于锈蚀的命运，小小的锁儿啊，你怎堪承受得起如此重负？
也许，最牢固的锁本来就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一旦心里没有了她最初的位置，锁的价值也就只能起于“禁锢”而又止于“禁锢”了。毕竟，在两眼干涸的心灵之泉间，彩虹桥的存在永远都只是个美好的祝福，正如所有关于天使与神女的传说一样，那摇摆的风景线只不过是梦中的一抹亮色罢了。
当然，幸亏还有梦可做，这总算不是件太坏的事情吧！
两颗飞过了万水千山仍彼此牵挂的心，又一位远逝了的爱人，又一段升华作了永恒的爱情。
说“缘”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据说人的相交、物的聚散是有缘分的。我相信。
30年前我当中学语文教师，对教材中阿累的《一面》一文印象极深。电车工人阿累在上海内山书店，捧着《毁灭》爱不释手，偏偏囊中羞涩，悻悻然时鲁迅突然出现了，还送他一本。那时，我傻想：我什么时候见到阿累就好了。
1981年我编《范文创作谈》，请作品入选中学课本的作家谈创作，四处打听阿累其人，无人知晓，更不知他是否健在。是年，在羊城的一次笔会上，偶与张扬邂逅，时张扬因《第二次握手》声名鹊起，供职于湖南省作协。他说阿累真名叫朱凡，是他们省的宣传部长。张扬热情为我牵线，联系上了阿累，阿累寄来了《关于〈一面〉》，还送我一张他的照片给我作纪念。
上世纪90年代，我编《双叶丛书》，请巴金、肖珊夫妇入盟，未果。我又托请萧乾、文洁若出面斡旋，也无济于事。1997年，我到舒乙家去玩，告别时他托我一事：说中国作协为每位90岁以上的会员定做了一双麂皮鞋，问可否劳驾我捎给巴金。我一口应允。返宁后次日即赴杭州汪庄，乘送鞋之便，向李小林旧事重提。盛情之下，小林碍于情面，说带我当面聆听巴金的意见。巴老竟欣然首肯。霎时间时来运转，《探索人生》终获出版。
我与浩然的相识，全缘于我偶然得了一幅别人假冒的他的手迹，向其求证而结交。后在他的关注、帮助下，跻身编辑行列。
也曾慕名拜访钱钟书先生并组稿，可钱先生每每见我叩门，他老人家与我“躲猫猫”，不与我“过招”。
——缘，是可遇不可求的。
令我抱憾的是坐失了拜会冰心先生的良机。
粉碎“四人帮”不久，因工作关系我与冰心先生通信。策划《双叶丛书》第一辑时，便想请她加盟。因自己与她交浅，人微言轻，不敢冒昧，便托请她的“饼干”弟弟萧乾说项。以助人为乐著称的萧乾却一口回绝。他说冰心先生年事已高，不能打扰了。他已答应过冰心及其家人，不再“多事”，说到这种份上，我已心冷如冰了。后来巴金同意加入丛书，我心不甘，遂致函陈恕(冰心小女婿)请他玉成此事。大概见我情真意挚，陈恕鼎力相助，出版了冰心、吴文藻的合集《有了爱，就有了一切》。1998年，我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赴京，打电话向陈恕表示，如方便想请他带我到医院拜访冰心先生。陈恕告诉我，恰好次日他要到北京医院去看冰心，我可同去。可次日一早，社里突然安排我到展台去值班。无奈中我只好向陈恕说明“看先生的事，只好待下次了”。一个月不到，冰心驾鹤远去。人生如过客，时岂我待！
——缘，是稍纵即逝的。
我结识陈从周先生是王映雪介绍的。时他已中风。我编徐志摩、陆小曼的散文合集《爱的罗曼》时，陈从周先生及女儿帮了大忙，为我提供了两帧徐志摩、陆小曼的照片，都是首次刊布的珍品。为表谢意，我先后两次到府上致谢。第一次是途经沪上，去时匆匆，未打电话，先生上医院去了，不适。第二次去时，面是见着了，然陈先生已是双目紧闭，不能言语了。端详墙上那幅和蔼儒雅的肖像，真不忍再看久卧病榻昏昏沉睡的先生本人；回眸再视屋内悬着友人送的《长寿鹤》、《长乐翁》字画，教人不胜感慨。
能有缘分见到陈先生一面，固然是我的幸福，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倒还真不如见不着的好。先生暮年的那种景象是教人无法承受的。
——不以有缘(一面)而喜，不以无缘(一面)而悔。
物的聚散亦然。
戈宝权先生逝世后，其夫人梁培兰赠我一册鲁迅先生印制的《铁流》(三闲书屋印，1931年初版，毛边本)。据扉页多处题识考证：此书原为译者曹靖华的改校稿本，上有曹先生二十余处用毛笔润改的手迹。不知何时何因，此书流入北京东单旧书肆，为研究鲁迅的专家戈宝权淘得。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七天，戈宝权持书拜谒曹靖华，曹先生挥毫题识以记。戈先生走后，梁培兰女士将故人宝物赠我。我惶恐之至，请梁培兰女士题墨纪念。两年后，在南通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会上，我见到海婴先生，述说该书流传经过。海婴先生听后，感慨万千，应我之请又题了一句话：“书缘缘于人缘。”
其实，缘有时也源于物。古人云“以文会友”即是。
我与《读者》的缘分就很有趣，了而不断。1987年我办《东方记事》，《读者》那时叫《读者文摘》，常转发《东方记事》的作品，遂结识郑元绪先生。《东方记事》停刊了，郑先生离任了，我与《读者》的缘分没有中断。胡亚权先生主持工作时，我与友人合作为其选编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美文选》。时至彭长城先生任主编，我正“赋闲”等待退休，偶写小文自娱，不经意中《读者》转载了我的《贺卡藏趣》等文章。正为此种种，适《读者》原创版面世之际，我写下了这篇《说“缘”》。
——缘，却也会脉传、延续的呢！
——缘，是可遇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