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英
一
一年前，我们凑在一起，还慷慨激昂，把中学教育，也把自己批得体无完肤，现在提起教育，大家都苦苦一笑。光抒情有什么用？书还得读，题还得做，试还得考。妥协还是反抗？走第二条路，像谭嗣同一样英勇地走下去么？谭嗣同在地理位置上的最后一个落脚点是北京菜市口，我们呢？我们的书包很沉，心却很空。拍拍彼此的肩，尽在不言中。
许多人一直在喊素质教育，喊改革，喊减压。各种嗓音各种声调各种内容鱼龙混杂，我们背着沉重的书包，从一片喧嚣中走过，一直走进课室。老师威严地立着：“你们别听外面闹。你们还想考大学吗？想吗？想就得好好读书”我们默不作声。门关上。窗也关上了，严严实实的。外面风好像有点大。我们知道，老师说的才是真的。
二
翻参考资料——准备教案——改作业。我渐渐发现这是很多语文老师的三部曲。他们知道该怎样教学生，就像一个工人知道该怎样打好一根本桩一样。没有灵活性，没有创造性，一切都按部就班规规矩矩。
我曾很天真也很认真地同考试纠缠了很久，几年下来没读几本书，常为自己是个高中生而惭愧。跑到几个语文老师家一看，才发现他们的书柜里也稀稀落落。当然，教语文，用不了读多少书。而且教他们的语文老师，好像也没读多少书。
那么，大家就继续捧着课本好好学习，好不好呢？
教育体制是部大机器，运转起来，谁都身不由已。语文老师也有满肚子苦水。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但是理解之后呢？西西弗司的神化被我们庸俗化了，学生和老师一起推着石头，上山、上山、上山……
三
如果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自由地言说，那这个社会里的语文教育如何，光凭想象就可以大致猜到。
那必然是枯燥、死板、单一的。
黄侯兴在《对中学语文课本的批评和质疑》中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对一些传世的名篇，名著大加删削而不做任何说明：二、有些文章事过境迁，已不宜作为“范支”继续讲授。
我们做学生的孤陋寡闻，只管呆头呆脑地读。原以为读不出味道，是自己味觉不好，这才知道原来扔进嘴里的花生米是烂的致癌。
《骆驼祥子》的选文中删去了虎妞约祥子出来的那段；《雷雨》的选文中删去了繁漪这个人物。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删去的内容都与情爱有关。整个中学课本，也没哪篇正面涉及了情爱。我们满脸庄严读到满脸滑稽。我们没有一身浩然正气，也没有一脸清心寡欲。放下语文书，刚才走过门边的那个女孩，好像挺漂亮。
秦牧在《土地》中所高歌的“真正的奇迹”一年后果真成了饿死千万人的奇迹。吴伯箫歌颂的打猎英雄现在大概要被有关部门抓起来？拿这样的东西给我们含英咀华。我只感到一种强烈的讽刺。
从这两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文课本在某种程度上的僵化和过时，但谁都知道，问题远不只两个？
语文课本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套用鲁迅的话来说便是“黑屋子”，而事实上也只有鲁迅的文字是黑屋子里的一丝光亮。
学语文课本，我常有一种学政治课本的感觉。课本里的思想含量少得可怜。原本是一篇干巴巴的文章，硬要你细细嚼细细咽。换个口型都不行，因为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憋在课本里快窒息了，伸出个头来透透气行不行？身旁又响起子老师的活，“你们还想考大学？想吗！想就得好好读书！”
于是我们只好苦苦一笑，拍拍彼此的肩。
从这样的土壤中能长出什么样的树呢？
四
想起作文，我总会想起杨朔。
他像制造商品一样制造了一大堆歌功颂德的抒情散文，被奉为经典、他的散文几乎都有一种拐弯抹角的特点，绕来绕去，最后伴着一声赞叹，无一例外地绕到同一个主题上。
老师说，这是技巧。
于是，成批公式化的作文就产生了。学生们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拼凑出干巴巴的材料，再组装起来表达千万人表达过的主题。
学生为掌握了这种技巧快乐或者难过，但谁都不痛快。
压抑久了，作文便成了一种文字游戏。
谁都不想玩，但谁也不得不玩，“你们还想高考吗？”
拼凑出死气沉沉文字的心灵是一种怎样的的状态，可想而知；作文对学生的心灵进行着怎样的的伤害，可想而知。
杨朔只是一个典型，许多不是杨朔的“杨朔”还有很多。
我想素质教育的前提便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又直接体现在作主的解放中。美是要眼睛去发现的——一千双眼睛便能发现一千种美，让学生去发现属于自己的美，不好吗？
抛弃僵化的模式和技巧，让学生真诚地、勇敢地，流畅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好吗？
放学铃快响了。吃过饭后，我们又将回到课堂，面对着面无表情的课本和习题，面无表情。
面无表情是最可怕的一种表情。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笑，或者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