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
我30年代初开始写杂文。其实，20年代后期就已写过些无类可归、只好归之为杂文的东西。我的写杂文，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我认为，从“左联”时期起，凡是写杂文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受鲁迅的影响。
写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当时写杂文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将它当作匕首和投枪来使用。正如鲁迅所说，“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虽然做不到鲁迅杂文那样的可以作“诗史”看，多少也可以从所写的篇章中辨认出一点时代的面影。“左联”时期我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掌握着那么一个阵地，遇到缺稿，就自己填上一篇，写着写着，就逐渐顺手起来。我虽然也写过小说，写过评论，写过些短的新体诗，可是朋友和读者大抵只重视我的杂文。好吧，杂文就杂文，此后我就以写杂文为主了。
从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编《野草》到建国前在香港的一段时间，大概可以称为我杂文创作的旺盛期。前些年听一位朋友说，在十年动乱，知识分子下“牛棚”的时期，有一位当过新闻记者的作家，经常记录下“棚友”的言谈作为材料汇报，说得准确些，就叫做告密。当被人发现遭到指责时，他就说这是因为新闻记者当惯了，不免“技痒”云云。这自然是遁词。然而，我倒是挺相信“技痒”之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亲历目击各种令人气愤、令人鄙夷的怪人怪事，我确实不免“技痒”，便用杂文来揭露和诛伐，也兼带聊息胸中之愤的意思，想来也和鲁迅所主张的战斗目的没有违背。
常言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杂文写多了，人也便有点杂文性格。近十一二年来，我偶尔写写旧诗，也写点古代小说评论，不少人都说我的旧诗和评论也有杂文气，看来是有那么一点意思的。好吧，杂文气就杂文气，自觉这样比无病呻吟、吟风弄月和高头讲章式的议论，总算要言之有物些，特别是易于显示作者的个性些。
若要问我杂文该怎么写，或谈谈杂文创作经验之类，可只能敬谢不敏。一定要逼我说，就只能说，要有个性。什么文体都一样，作者不把自己放进去，我看是写不好的。这就关系到作家的真诚、真实等等一系列需要大篇大篇的议论才能说清楚的问题，我看还是请别的行家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