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
看电影《末代皇帝》，我颇感兴趣的是“文革”游斗那场戏。
还没听说有人指责影片中出现“文革”场面是“辱华”，这就万幸。老实说，重温那场面，心里不大是滋味，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家丑外扬。不用说那戴高帽剃阴阳头的游街示众了，就说那“飒爽英姿”的一队红卫兵吧，手持红宝书且歌且舞，这个场面一出现，观众席上顿时一阵笑声。
也许看到这场面，有不笑的和笑不出的。反正我笑了。事后我想，假如当时像《钦差大臣》剧终时那样，断喝一声：别笑啦，笑的是你们自己！我们——不，我，会不会戛然止笑？
因为这确实是笑自己。虽然我没当过红卫兵，只有资格列为红卫兵横扫的对象，但我的笑，绝不是幸灾乐祸的笑；要准确表达此时笑的心情很难，打个比方，像鲁迅说过的那样，“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年前的光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别人笑，我自己也笑，笑过之后，“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能笑自己童年时的光屁股衔手指，说明我们长大了，有了长进。
但我们长大了多少？长进了多少？
前一段时间，由于某些新闻报道，常使我想起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的一段话：“人民，尤其是中世纪的人民，在社会上就像孩子们在家庭里一样，他们长久停留在原始的无知状态里，停留在道德与智力的幼稚阶段，可以用形容儿童的话来形容他们：在这种年纪是没有怜悯心的。”如果说，红卫兵所淋漓尽致地表现的是“原始的无知状态”和“道德与智力的幼稚阶段”，那么我认为，时至今日，由某些个体户发起成立“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只能表明我们的觉悟还有限得很，脱离无知状态和幼稚阶段并不远，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
而且，需要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事，流氓滋事、小偷行窃、罪犯行凶，毕竟不是人人能碰到、天天能碰到的，那“见义勇为基金”奖到什么时候也只能奖给极少的几个英雄。当今之中国，人人天天离不开的是改革，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像对待改革的态度那样，更能检验我们是否已经长大了。
请允许我引一段苏联诗人叶夫琴尼·叶甫图申科的文章，见之于《上海译报》第263期，题为《改革需要每个公民积极参与》：“我们不应事事责怪官僚主义，如果我们对它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我们活该如此……改革是我们永不能放弃的。如果我们半途而废，那我们搞的就是‘半改革’；如果我们用劳动营时期的旧思想来对待改革，那改革就会崩溃；如果我们把毛毯都往自己身上盖，那改革就会被冻死。”这最后一句，真是诗的语言；不过诗人应该说清楚，把毛毯往自己身上盖的，不会是小民百姓。但文章的主题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那就是：改革需要每个公民积极参与。
我说，每个公民积极参与改革，才能证明我们确实长大了。换个说法，我们长大之日，不是“为民做主”而是“民要做主”之时。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