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据《服务导报》报道，日前，在南京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十大青春偶像”评选座谈会上，二十多名中小学生放言无忌。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有一位学生竟然提出，他最崇拜的是萨达姆。理由是，“全世界有许多国家怕美国，而萨达姆不怕，他有骨气。”（转引自1993年4月7日《长江日报》文摘版）
天哪，这并非痴人说梦，也不是无知的小流氓躺在某个角落胡侃，而是我们的经过挑选的学生在大众传媒上吐露心曲！萨达姆恐怕也没有料到，他在中国少年中也这般伟大光荣正确！
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是受老师的影响？是受父兄的教诲，还是舆论导向的潜移默化？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的想法太稚气，太可怕了！
一个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举措，当还是不当，其大前提或者说评价的最高准则，并不在于其表现是怕或不怕美国，而在于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怎样更有利或较少危害。
美国是怎样一个国家你我都很难作出恰当的判断。本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称美国是世界上“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的国家，“今出而维护世界之和平，主张人道主义正谊，不惜牺牲无数之性命金钱务期其目的之达者，此美利坚民族之发扬光大，亦民族主义之发扬光大也。”（《手写本三民主义》）二战期间，美国对反德意日法西斯的历史贡献毋需多说。但是我们忘不了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忘不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美国。虽然美国仍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我不得以敌国视之，虽然中越、美越关系已今非昔比，历史的投影没有几代人是不会消失的。何况美国并不讳言其决策的前提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今日的援助俄国，当时的出兵科威特，美国政府并不掩饰这一点。但是，对其应邀出兵索马里制止内战，在前南斯拉夫对人民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我们却不能以动机不纯而抹煞其正义性的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因为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其实，从如前所述的大前提出发，对美国的国际行为包括美伊（伊拉克）战争与对抗的道德评判，我们完全可以先撇开不管。
衡量萨达姆的行为是否值得肯定，从伊拉克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就应当看他定的国策是否有利于伊拉克人民。作为领袖人物的萨达姆个人，他当然“不怕美国”：打起仗来他最安全，有足够多的隐蔽处，可以每天换几个地方。而老百姓呢？幸好多国部队尽量避免轰炸平民，但也难免有人被误炸，前线士兵的生命危险就更甭说了，已有数十万人伤亡在战场。战后，受经济制裁，忍饥挨饿、缺医少药的灾难由谁承受，是萨达姆吗？不是。他当然不怕。但伊拉克的普通人、士兵“怕”，临战前有逃往土耳其的，战场上更是纷纷当逃兵。
据新华社记者李义昌四月八日从巴格达报道，近十多天就有一万六千多名逃兵，在政府颁布特赦令后从湖区藏身的芦苇里走出来“投诚”。
评论国际事务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讨论观念问题，因此，我们何必直接讨论萨达姆与伊拉克，不妨来谈中国的人和事，道理是一样的。
对于那些高谈“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的人，我们先要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民生而且他们是怎样在“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哀鸿遍野，仅河南信阳地区就有近百万人饿死，可是彭德怀为民请命却被指控是参加“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那些“有骨气”的敢于不顾“帝修反”的“诅咒”而坚持“三面红旗”的英雄们，与老百姓们同甘共苦了吗？当河南人民饿得头昏眼花一个接一个倒毙时，河南却有人用民脂民膏为中央领导在黄河边造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苦不堪言，却连唐山大地震也拒绝国际救援。而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左派林彪、“四人帮”一伙人，却过着王公贵族般豪奢的生活。据《武汉晚报》四月十日披露，“文革”时期在湖北咸宁建造的什么“江南总指挥部”，地下有“三防区”（防原子冲击波、毒气和激光武器），地面“特一号”居室的格局跟中南海的一样大，总共耗资1.3亿，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1.4亿相差无几。如果我们相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大义凛然的信条或训示，岂不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他数钱”？
我们首先是人，要吃饭穿衣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日寇侵入河南时，河南不少老百姓为日军带路，甚至帮日本人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河南战役中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同胞缴械。为什么？河南连年灾荒，“国军”和政府仍对民众敲骨吸髓地压榨，而鬼子到河南却发放军粮收买人心。你可以骂那些帮日本人的老百姓不爱国，是汉奸；但如果你面临着宁肯饿死做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做亡国奴的选择，你怎样决定呢？我跟刘震云一样，选择后者。（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官人》集）
人，就是人，本不是为什么名分活着的，一切名、义都本来应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把自己当人。（当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决不能与汪达尔人侵入西罗马帝国统治的北非的历史作用相比，也不能与拿破仑横扫欧洲封建国家的进步性相提并论。日本鬼子的发放军粮只是惯用的攻心手段。）
民生高于一切，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不曾占正统地位，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孟子早就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说曹操讲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那是小说家言，不足凭信，但他确实提出过“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魏武帝集》乐府诗《度关山》）。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困守睢阳，因被围久，初杀战马，继而杀老弱妇幼三万余口为军粮，他把爱妾也奉献出来供食，待城破之日，遗民仅四百人。他对于朝廷自然是大忠臣、大功臣，图悬凌烟阁，立祠享祭。但是这样的烈士为人性未泯的士大夫所不齿，以致《池北偶谈》载流播人口的其妾报冤事，《抚青杂志》有张巡显灵自辩云云，“足证人心之所同”（《随园文选》之《张巡杀妾论》）。明朝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曾从“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的大前提出发，称赞五代时历事四姓十二君的冯道和三国时劝刘禅开城投降曹魏的谯周。他们不是把一姓一主的荣辱放在至上的地位，而避免让百姓万民无谓地受锋镝之灾（《藏书》卷68），这才是真有良心和头脑！时至今日，我们需要继承和发展的价值观念和伦理传统，难道不应当是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而是与此相反的东西吗？
啊，孩子，你应该明白萨达姆的“不怕美国”，对他个人的权位来说是别无选择。而事实上，他的“不怕”只不过是嘴硬。不论是接受停战的条件，还是关于在伊拉克南部设立禁飞区的争端，抑或是关于检查核设施的冲突，最后都以萨达姆屈服告终。而就为了他逞英雄喊几声“不怕”，伊拉克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孩子，你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很宝贵的，可得当心用错了地方。中国的老百姓再也不想用鲜血为任何人的英雄形象涂底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