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逝于任所。
在思想方面，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在文学创作方面，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一生创作丰富，议论文、传记、寓言、游记都有佳作。他的议论文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以《封建论》最有代表性；寓言多用来讽刺时弊，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言语尖锐，《三戒》是他著名的讽刺小品；传记散文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略带夸张虚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柳文中的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它们在柳宗元手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宗元也因而被称为“游记之祖”。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记”。这“八记”并非单纯的景物描摹，而是往往在景物中托意遥远，抒写胸中种种不平，使得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
柳宗元散文语言简练生动，他常运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方法谋篇布局，使得文章意趣横生。他的散文风格自然流畅，幽深明净。此外，柳文多用短句，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这是他汲取骈文之长所致。
“名篇鉴赏”
本文为柳宗元的名篇，探讨千余年来封建制度的弊病。柳宗元认为“封建”制度（分封国土给皇族王侯）不如“郡县”制度，虽然周朝实施“封建制”而享国八百年，秦朝实行“郡县制”而国祚短命，然而“郡县制”却是时代潮流所趋。西汉初年，“封建”、“郡县”两制并行，后来发生七国之乱，“有叛国而无叛州”，“有叛王而无叛吏”，实实在在显示“郡县制”才是长久之策。柳氏认为，上古时期实施“封建制”，有其时代环境因素，并非古圣贤喜欢封建制，而是当时情势使然，故不可拘泥于古法。本文立论恢宏，逻辑严密，可媲美贾谊的《治安策》。
“经典句章”
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原文”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译文”
天地是真的没有初起阶段吗？我没办法知道。人类真的有初起阶段吗？我也无法知道。可是，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呢？回答说：“有初起阶段的比较接近事实。”用什么来证明它呢？从分封建国的制度就可以证明。那分封建国的制度经历了圣王尧、舜、禹、汤、文、武都没能废除。并不是他们不想废除它，而是形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就是人类的起初阶段吧？没有起始阶段，也就不可能有封建制。封建制的出现并不是圣人的意愿。
人类的起始阶段与万物一同生活。那时，草木杂乱丛生，鹿、猪等兽类成群地奔跑。人类不能像兽类那样击打、撕咬食物，而且没有毛羽可以御寒，不能够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子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为人类利用。借助外物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争斗，一旦不能停止，一定会在他们中间找到能够判断是非的人，并听从他的命令。凭他的才智和聪明，服从他的人必定有很多。他告诉人们哪些是对的，假如他们不悔改，他必定会狠狠地斥责他们，然后他们就惧怕他，因此，君长、刑法、政教就产生了。所以住在相近的就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群落。分成群落后，群落之间的争斗必然会更厉害，争斗得更厉害就会有军队、道德、教化。在武力和德行方面有更大权威的人，各个群落的首领又聚在一起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他们的部属，于是有了众多的诸侯。那么他们之间争斗的规模更大，又有才德更高的人，众多的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他们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一类的人。那么他们之间争斗的规模又更大，又有才德更高的人，方伯、连帅一类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人民，然后天下听命于天子一人。因此，有了里胥然后才有县官，有了县官才会有诸侯，有了诸侯才会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才会有天子。从天子到里胥，他们中有道德的人，死后必定会寻求他的后代并尊奉他为首领。所以封建制的产生并不是圣人的意愿，是由形势决定的。
“原文”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扦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译文”
那尧、舜、禹、汤的事情离现在已经很远。至于周朝的事，知道的却很详细。周拥有天下后，像切瓜一样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设置了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分封后，各个诸侯星罗棋布，散布在天下，如同运转的车轮，车辐都集中在轮轴上，要聚合时就进朝去朝见天子，离开后就成为守卫城市的大臣。可是后来传到周夷王时，周夷王却破坏了礼制，损害了天子的尊严，走下宝座去迎接进见的人。到了周宣王，凭着复兴周初的道德风光，南征北伐的雄威，最终不能决定鲁侯的继承人。西周王朝的势力继续衰落，到周幽王、周厉王时，国都遭到少数民族的攻击，被迫迁到洛阳，而且把自己降到诸侯的地位。从此以后，有打听九鼎大小轻重的人，有射中周天子肩膀的人，有袭击周天子的大臣凡伯、迫使周天子诛杀苌弘的人。天下都在背离周天子，没有把天子当成天子看待的观念了。我以为周朝失去实权已经很久了，在诸侯之上徒有一个天子的空名罢了。那难道不是诸侯太强大了，尾大不掉的过错吗？随后，天下分为鲁、齐、秦、晋、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十二国，后又合为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周王朝的威信分在各个诸侯王所建的国家里，并灭亡在最后分封的奉国手里。可见周王朝的衰败灭亡的起因，是由分封造成的！
秦占有天下，以诸侯的都城为中心，设置郡县，废掉诸侯，设立郡守县宰，据守天下形势险要的地方，首都设在地势最好的咸阳，控制着全国，紧紧地握住统治大权，这是秦做得对的地方。没过几年，天下大乱，是有缘由的：频繁地役使天下百姓，残暴地施行严酷的刑罚，刮尽百姓的钱财。那些肩扛锄头、被罚去防守边地的人，彼此相视，联合起来，大呼造反，跟随他们的人成群结队。那时只有反叛的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面怨恨朝廷而官吏却畏惧朝廷。天下的百姓互相应和，杀死郡守，劫走县令一齐起来造反。错在激起了百姓的怨怒，并不是郡县制的罪过。
“原文”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译文”
汉拥有天下，纠正秦的偏差，沿用周朝的制度，分割天下，把土地封给王子、宗室、功臣。几年内，朝廷奔忙于营救百姓的性命，医治战争的创伤而没有空闲。汉高祖为讨伐韩王信，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为平定英布的叛乱被乱箭射伤，王室日渐卑微已有三代。然后，才有谋臣出谋划策，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安分自守。可是分封建国的初期，设郡县的占了一半。当时只有造反的封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也就得到了证明。继汉朝以后称帝的，即使超过百代也可以看出郡县制的正确性。
唐朝兴起，设置州县，任命刺史、县今，那样做是很适宜的。可是仍然经常有凶残狡猾的人起来作乱，危害一方。过失不在于州县制而在于兵制，当时只有反叛的将军而没有反叛的州县。可见，州县制度，确实不可以革除。
“原文”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译文”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政治混乱之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如果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原文”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足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耳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译文”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现在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国事已历经两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地不对。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