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篇鉴赏”
这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作者应礼部试的试卷。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很有“韩柳”遗风。
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而是把自己想说的当场说来，可以看出作者有极高的修养，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经典句章”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译文”
唐尧、虞舜、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时候，他们爱护百姓多么深厚，忧虑百姓多么急切，而且是用君子长者的姿态来对待天下的百姓啊！百姓做了一件好事，随即奖赏他，紧接着又歌咏对他进行赞扬，为的是用这种方法来表彰他的开端，并勉励他坚持到底。百姓做了不好的行为，随即惩罚他，紧接着又怜悯警戒他，为的是使他摒弃旧日恶习而开创新的人生。因此他们那些感叹赞许的声音，喜悦悲伤的感想，都记载到了虞、夏、商、周的书中了。成王、康王死后，穆王即位，周朝的王道开始衰败了，然而还能命令他的大臣吕侯整理出《吕刑》，并告诫他用刑要谨慎从事。穆王的话忧郁而不伤感，威严而不恼怒，慈爱而又果断，悲痛而又有哀怜无辜者的心情，所以孔子认为他还是有可取之处。
《传》说：“当是否应给予奖赏还存在疑问时，宁可给予奖赏。”这是为了广布恩德。“当是否应进行惩罚还存在疑问时，宁可免于惩罚。”这是为了审慎用刑。在唐尧时，皋陶担任刑官。将要处死一个人时，皋陶说应该杀，前后说了三次。尧说可以宽恕他，前后也说了三次。所以天下的人都畏惧皋陶执法的严格，而喜欢唐尧用刑的宽大。四岳说：“鲧可以任用。”尧说：“不行，鲧违抗命令，残害同类。”后来又说：“试一试吧。”为什么唐尧不同意皋陶去处死犯人，而同意四岳的意见而任用鲧呢？从此而言，圣人的用意也可以看出来了。《书经》说：“罪行有疑问时要从轻处理，功勋有疑问时要从重奖赏。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可承担违法的责任。”唉！这话说得太透彻了！
“原文”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chuán）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译文”
在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的情况下，奖赏了就显得过于仁慈；在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了就显得过于循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过于循理，就会变成为一个残忍的人。所以说，仁慈可以逾越，而法理不能超过。古代的奖赏不一定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一定用刀、锯之类的刑具。以爵位和俸禄为奖赏，其作用只能局限于获得爵位和俸禄的本人身上，而无法推广到没有获得爵位和俸禄的人。以刀、锯为刑罚，其威力只能局限于刀、锯所触及的本人身上，而不能影响到刀、锯没有触及的人。先王知道天下的好事赏不胜赏，而爵位、俸禄不足以起到倡导的作用；知道天下的恶事罚不胜罚，而刀、锯也不足以起到制裁的作用。因此在赏罚问题上存有疑问的情况时，便用君子长者的忠厚之道来对待天下的人，使天下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回归于君子长者的忠厚之道，因此可以说是忠厚到顶点了。
《诗经》说：“君子如果给福于贤者，祸乱将会停息了；君子如果怒恼坏人，祸乱定会终止了。”君子制止祸乱，哪有特别的方法？不过是在不失时地表现喜欢或恼怒，而不丢掉仁慈之心罢了。《春秋》的大义是，建立法制时以严为责，责罚人时以宽为贵。根据《春秋》的褒贬大义来制订赏罚的准则，也可以说是忠厚到顶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