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智慧。
中流一壶，千金争挈。宁为铅刀，毋为楮叶。错节盘根，利器斯别。识时务者，呼为俊杰。集《经务》。
【经典诠译。
大小识务是什么？这是成大事的一个方面。你必须对眼前的错节盘根加以辨别，才能称为俊杰。这是冯梦龙的观点。
冯氏案例：从“势”出发，观察变化
如果一个能顺势而行事的人，则是一定知道察势、谋势、用势的成功要诀，因为任何一种势都是一种可借之力。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苏轼”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刚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
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湮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赵开”赵开既疏通钱引，民以为便。一日，有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议法当死。张浚欲从之。开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获五十人之用，真大经济手段！
“孟珙”淳礻右中，孟珙镇江陵，初至登城，周览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今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无所限隔，敌一鸣鞭，不即至城外乎？”
乃修复内隘十有一，而别作十隘于外，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则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而民不知役。
“叶石林”叶石林梦得在武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惟遗弃小儿无繇得之。
一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做法者其虑远矣。遂做空券数十，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冯氏经务之释用（一）
识时务，谋深计，练出一套功夫《智囊》认为凡是成事者，均有识时务、谋深计的功夫，这是他们成功的两大砝码。有些人做事不考虑为谁服务，从而不能辨认自己和对方，结果枉费精力，还无人生大局面；另外，谋深计才能有长远眼光，才能让自己有更大发展，此为“近视眼”不能比的。
（1）多谋几条出路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跳槽攀高枝乃是人之常情，犯不着为此而大惊小怪。为了自己的前途，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多谋几条出路。
中国著名谋略家吕尚，就是一位跳槽攀高枝的行家。吕尚俗称姜子牙，是我国上古时期最为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姜子牙生活在商朝末年，当时纣王无道，荒淫无度，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与此同时，商王朝的诸侯周国迅速崛起，国君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励精图治有取代殷商之势。姜子牙生逢乱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无奈报国无门，潦倒半生。他曾在商王宫中做过多年吏卒，虽然职低位卑，却处处留心。他看到纣王沉湎酒色，荒废国政，几次想冒死进谏。一则想救民于水火，二则可以因此受到纣王赏识，求得高官厚禄。然而姜子牙后来见到大臣比干等人皆因直谏而丧生，只好把话咽回肚中，他料定商朝气数将尽，纣王已不可救药，自己不愿糊里糊涂地替纣王殉葬。于是，他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
当时，西伯姬昌立志复兴周国，除掉纣王，求贤若渴，正是用人之时。吕尚为了引起西伯姬昌的注意，便在渭水之滨的兹泉垂钩钓鱼。这个地方风景秀丽，人迹罕至，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姜子牙并非要老死林下，而是在此静观世变，待机而行。
这一天，吕尚听说西伯昌要来附近行围打猎，便假装在兹泉垂钓。这时候，姜子牙还是个无名之辈，西伯昌当然不会认得他，但姜子牙却在朝歌见过西伯昌。为了引起西伯昌的注意，姜子牙故意把鱼钩提高水面三尺以上，钩上也不放鱼饵。果然，西伯昌觉得奇怪，便走上前问道：“别人垂钓均以诱饵，钩系水中。先生这般钓法，能使鱼上钩吗？”
姜子牙见西伯昌对人态度谦和，果然是个非凡人物，便进一步试探道：“休道钩离奇，自有负命者。世人皆知纣王无道，可是西伯昌就甘愿上钩。纣王自以为智足以拒谏，放跑了有取而代之之心的西伯昌。”
西伯昌闻言，大吃一惊，心想：这位老人身居深山，何以能知天下大事？更为不解的是，他怎能把我西伯昌的心迹看得这么透彻？定然不是凡人！连忙躬身施礼，说道：“愿闻贤士大名？”
“在下并非贤士，老朽吕尚是也。”
“刚才偶听先生所言，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不瞒先生，足下就是你说到的西伯昌。”
姜子牙装出吃惊的样子，惊恐地说：“老朽不知，痴言妄语，请您恕罪。”
西伯昌连忙诚恳地说道：“先生何出此言！今纣王无道，天下纷纷，如先生不弃，请您随我出山，兴周灭商，拯救黎民百姓。”
姜子牙假意客套了一番，随同西伯昌一起乘车回宫，一路上纵论天下大势，口若悬河。西伯昌如鱼得水相见恨晚，回宫之后，立即拜吕尚为太师，倚为心腹。从此以后，姜子牙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吕尚略施小计便攀上了西伯昌这棵大树。弃暗投明，跳槽做了周国的太师。倘若他抱定忠臣不事二主的陈腐观念，恐怕到老到死也不过是纣王宫中的一名小吏，永无出头之日。真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2）学会从长远考虑问题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就不能够谋划好当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历史上有许多谋深计远，终身受益的事例。刘邦谋士萧何，眼光远大，不同凡人。汉高祖刘邦率兵攻占咸阳后，凡秦宫的金银财宝，狗马玩物，任凭臣下随意掠取，毫不禁止。萧何其人行为独特，他进入丞相府，收罗秦朝的典籍簿册而回。这时，他便对当时天下的山川形势、关隘险阻、户籍多少、人民贫富了如指掌。在楚汉战争中，这些都派上了用场。为此，他做了西汉的第一任相国。
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一些英雄豪杰，因一时目光短浅，眼界狭隘，致使前功尽弃，饮恨苍天。楚汉相争中，项羽身经七十余战，连战连胜，但因战略失误，最后自刎乌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领袖，率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然而，终因未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等战略上的失误，以失败告终。
谋深计远，需要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和趋势，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萧何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能知人所不知，见人所未见，知道掌握秦朝山川图册的重要价值，因此，在别人唯财物是夺的时候，收起当时百无一用的图册。
谋深计远，还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胜利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困难。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说任何事物都可能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胜利，是各种竞争力量较量的暂时结局，不是恒久不变的，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就会胜转为败，强化为弱。
有一句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蝉在树上放声歌唱，可它不知道螳螂正躲在它的身后。螳螂弯着身子躲在一边，正想捕蝉，却不知道有一只黄雀在它身旁。黄雀伸长脖子，正想去捉螳螂，却不知道树下行人举着弹弓要打它。从某种意义上讲“窥测者”大有人在。在竞争胜利者的身前身后，一定有人在睁大双眼，伺机取而代之。如果胜利者放松戒备，骄傲自满，稍有失足，便可能为人提供可乘之机，转胜为败，化强为弱。
因此，聪明的人总是十分注意保持高度警惕，“既胜若否”，以防万一。
武则天时，有一个负责传递消息的舍人叫元行冲，学问渊博，多才多艺，狄仁杰很器重他。元行冲数次规劝狄仁杰说：“凡是居家过日子，必须有所储备。肉干、酒是用来食用的。我暗想明公之门，山珍海味，无奇不有，一定多得不得了。但我元行冲恳请您一定要储备药物。”狄仁杰笑着说道：“我药笼中的药，怎么可以一天没有呢？”
这是一段暗语，“药物”，是指发病即遇到意外伤害时的应付措施，防患未然之法。当时，狄仁杰深得武则天的信任，可谓志得意满，但他懂得这并不是不可以失去的，应该防患于未然。
在《智囊》看来，从长之计，体现了一个人对问题把握的深度和全局性认识。有些人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打算，这是鼠目寸光的表现，有些人则能放开眼光，登高望远。不把一得一失视为要事，而是对人生做长线考虑，故为聪明之举。
△冯氏经务之释用（二）
因地制宜，开拓新局面《智囊》强调“因势之胜”，但有些事，总有人不屑一顾，称为“点滴之事”，于是这些事也就没有人去做了，即使去做的人也有不少敷衍了事，殊不知，正是这些看似点滴的小事，没人去做日久天长便成了大事，偶有一天有人很好地去做完了它，那这个人便成了个了不起和不简单的人。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除了每到一地加紧布置善后措施，以恢复民众的生活并重组官府的统治秩序外，他在开发西北方面的建树，堪称是度得“春风”与漠漠边疆。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一千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做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蚕桑既限于土宜，裘褐亦艰于购制……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棉花。”于是，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又购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他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对“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亦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强调“严禁罂粟，劝种棉花，在甘肃尤当务之急”，且期望此举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颇有成效”。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是为艳称的“左公柳”。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一万九千余亩，获粮数千石。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调募一批工人，并购买机器，从事枪支、子弹的制造。
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项目主要有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起义的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诚如左宗棠所说：“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倘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上！”
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了雇佣工人，而且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这在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得到同样的验证。如果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引发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导致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光绪三年（1877），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左认为此绒“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于是，赖长打算从国外“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左宗棠即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访购织呢机器。左宗棠创办织呢局的消息传出后，得到舆论的支持。《申报》载文称：
“如能以羊毛织呢，一如外国所产者，未始非利民之善举也。”
光绪四年（1879），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至上海。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光绪五年（1880），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应。
兰州织呢局由左宗棠委派赖长为总办；采用官办近代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购机建厂费用约合银三十一万两。局内雇佣德国人石德洛末为洋监督，由十余名德国员匠教习织呢技术。至于该局的规模与生产情况，据左宗棠于光绪六年十二月（1881年1月）的上奏称：
兰州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二十具，见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应由刘锦棠、杨昌浚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励，庶几人心竞奋，利无不兴矣。
左宗棠把兰州织呢局视为“气象更新”之举，他为兴此利民善举可谓费尽苦心。
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左宗棠预期的那样理想，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对该局产品做了进一步调查后，承认“已织成洋绒若干匹，其质略逊于洋呢，然可供着用”。特别是到了光绪八九年间，由于“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和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的原因，该局在创办后仅四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对于这样的结局，《申报》载文认为，该局“功败垂成，实为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由官办企业转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借鉴。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智囊》强调的“因势之胜”，正是对上例的一种很好注解，也是我们成事的一种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