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入世”（或“入关”）后所采取的各种应变对策对中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下面，将重点介绍韩国和巴西两个国家有关国家政策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一、韩国“入关”的经验与教训
（一）韩国“入关”前的基本国情
韩国是于1967年3月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入关”前，其经济结构与其他落后国家的特征一样，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46.7%，第二产业占8.7%，第三产业占44.6%，出口额只占生产总值的1.4%，其中，制造业出口额接近于零。韩国“入关”前三大产业比例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小农经济，制造业比重很低。制造业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纺织、制糖和面粉加工，其他工业几乎为零，其经济结构是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初级轻型结构。5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速度较慢。1955～1962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3.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1%，第二产业增长9.6%，第三产业增长3.8%。1962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7美元。此时出口额仅0.55亿美元，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8%。同期进口额却达4.22亿美元，占总值的18.2%。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韩国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选择了进口替代政策。这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或产品，在国内实现国产化的政策。韩国当时就是这样，通过国内配置主要资源，采用高关税、非关税以及高估本国币值等办法，实现扶持本国产业、拓展本国市场、发展民族工业的目标。但60年代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资源价格的国际比较和竞争，进口替代政策的局限性就显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客观上要求韩国打开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既以国际市场为原料供给地，又以国际市场作为销售地，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运行空间使之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
（二）韩国为“入关”而进行的体制转换和政策调整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转换和政策调整，为5年后的“入关”准备了资格条件。
1.把握产业调整的有利时机，促使本国生产和贸易国际化
从1962年起，韩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提出了“贸易立国”的方针和“出口第一”的策略，开始了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期。由于整个50年代的进口替代政策保护并促进了整个工业基础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相对优势，不仅满足了有限的国内市场，还寻找到本国以外的新的市场。同时，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变动和升级，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等大中型企业集团的技术装备已有很大的改观。这时的矛盾是：本国市场容量有限；运行生产的资金相对不足；劳动力过剩。只有选择以国际市场为依托，既将它作为供应资金的渠道，又将它作为国内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这样，外向型经济是该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客观上要求发展战略的转型。
其转型特点主要体现在：从政策上确定出口导向型战略，即原料、市场在国外，以出口率的迅猛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其中的深刻原因是，韩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任务基本完成，因而进口替代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再适合当时的经济状况。根据收入弹性原则、产业关联制度原则、生产率准则、科技进步依据和创汇能力，从60年代中期起，韩国在产业升级的链条中，重点转入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如造船、钢铁、汽车、电子和建筑这段期间，韩国基本效法日本组成超大型企业集团、大型综合商社。这些大型集团如三星、现代、金星和大宇，目前营业额占韩国国民总值的45%，可见对其经济的主导作用，这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是少见的，也与其他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明显不同。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的目标主要针对国际市场，所以在规模经济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2.适时调整和转换关税与汇率体制，以适应参与经济国际化的要求
韩国原来执行的高关税是为了配合当时的进口替代战略，战略转型必然要求整个关税体系也要相应调整，因此大幅度下调关税成了体制调整的主要内容。在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前，首先降低了那些已具替代能力且其技术和价格在国际上都具竞争力的产品和关税。“入关”后的第二年（1968年），总体关税税率下调到14%，制造业产品的关税税率下调到12%。初级产品的名义关税税率下调至17%。对食用谷类商品，以及国内不能生产的某些原材料如棉纱和石油产品，实行低税或免税进口。1968年，韩国还制定了特别关税制度。其标准是根据商品稀缺的边际收益变化而调整。再一个调整依据是根据商品交易类型进行调整。
外汇方面采取放松管制的政策，简化了手续。随着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推进，鼓励出口的各种政策措施必然使过去过高的本国货币趋于贬值。如1961年1美元兑换30韩元，到1964年1美元可兑255韩元。50年代，韩国外汇管理制度手续繁杂、要求严格，实行一种复汇率制度。改革后，外汇通过中央银行可以自由在外汇市场上卖出，或有权进口无须征得进口许可证管制的商品。同时韩国政府决策层也接受通过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观点，走出国门，与国际经济接轨，以此实现韩国经济的国际化。
3.培育、扶持金融市场体系
1961～1967年，韩国政府由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期间相继颁布了有关的金融市场法规，成立了一些金融证券公司和金融市场监管机构，推出了货币稳定债券和财政部短期债券。这样，在“入关”前，韩国的金融市场及相应的法规已逐步形成，已具备了迈向国际化的基本条件。
韩国培育、发展金融市场体系是为了参加关贸总协定，实现经济国际化。因为以前的靠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新的资金的需求，需要有金融市场填补“资金真空”。多功能的金融市场可以为具有出口潜力、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企业筹措资金。此外，韩国以“出口导向”战略发展经济，金融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向国际化方向迈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韩国“入关”前后，是其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8.5%，这些成就归功于其金融政策的变动。放松金融管制和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提高了韩国金融业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最终提高和加快了韩国金融国际化的步伐。
（三）“入关”后韩国政府对一些重要产业的保护
加入关贸总协定后，韩国对一些重要产业仍实行扶植保护措施，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是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又实行有限度保护的双重目标的具体体现。
1.政府主导型模式在“入关”后的作用
韩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都被列入“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可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关键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就是由政府出面充当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特征是，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干预、统治的强硬措施，也就是运用国家的影响和力量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干预、指导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市场活动，以便控制和诱导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及资源配置，把经济纳入政府的计划轨道。如60年代初推行的建设五年计划、出口第一的方式，强调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重点扶植本国民族工业；“入关”前一直以进口替代和较高的关税为基本特征。“入关”后组建和强化大型企业集团，开放本国市场，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在韩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下实施的。
2.以企业集团为依托，并加以扶持保护
韩国推行经济国际化的目标与“入关”后参与国际分工的趋势是一致的。而全靠若干的中、小型企业来实现这一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入关”前，韩国政府就意识到必须选择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去具体组织贯彻实施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要使韩国经济在“入关”后继续稳步走向国际市场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扶持和保护企业集团。
“入关”前的扶持措施有：把早期没收的日本人的财产及设备折价卖给与政府部门有关系的私人；把美国援助物资如机械设备或原材料低价卖给私人。这些私人企业的生产和投资需求与国家的政策、重点产业化目标一致。
韩国政府一直出面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能得到政府扶持的大型企业主要取决于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以及其产业重点目标是否符合政府的发展建设计划。“入关”前，韩国的造船业几乎为零，60年代造船业在韩国是一个重要产业和出口创汇部门。在放开制造业市场的过程中，如韩国现代集团等造船企业要与外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金短缺的困难。为保护本国重点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韩国政府出面担保，为现代集团等公司谋取更多的银行信贷支持。这不仅为生产企业找到了资金来源，朝着实现政府提出的造船王国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且进出口银行也解决了自身资金不足的困难。此外，如三星、大宇、金星等集团都得到过政府的优惠条件，然后把其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国际份额，实现了政府提出的经济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3.对汽车工业的保护与扶植
韩国汽车工业真正起步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起步时间、起步水平上均大大落后于中国。然而经过30年努力，已成为能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之地的新兴汽车生产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关税保护。韩国政府1962年制定了发展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颁布了《汽车工业扶植法》，宣布禁止整车进口；对进口与国产车同级别的外国汽车，要申请许可证并施以高达250%的进口关税。由于1962～1967年在韩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属于汽车散件组装（CKD）时期，因而对进口汽车组装件也规定要课以高达60%的关税。
此后，韩国根据本国汽车工业发展状况，虽然逐渐调整汽车进口税率，但到80年代末仍高达40%以上，仅略低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口汽车最高关税税率。1988年，韩国政府颁布了1988～1993年的降低汽车进口税计划，分别为45%、20%、16%、13%、10%、6%。这表明，韩国认为其汽车工业已经得起进口车的冲击，对此有了充分的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
（2）非关税保护。包括制定国内税法，限制外国汽车进口、技术限制、提倡使用国产车、对进入汽车工业的外资予以限制等。
（3）扶植政策。
其一，韩国政府对支持本国汽车工业发展，可谓不遗余力。1962年通过了《汽车工业扶植法》，要求1年内实现进口零部件国产化。
其二，政府直接干预汽车工业产业组织结构的改组。
其三，大力支持汽车产品出口。
其四，制订科技计划。
其五，资金支持。
4.对电子工业发展的保护
韩国“入关”后给电子工业部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韩国政府在“入关”后推行的出口主导型战略取得明显实效后，又把基本国策由“贸易立国”改为“技术立国”。在实施五年科技发展计划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有重点地发展计算机、电子、半导体、通信和自动化机械等一大批电子产业群。到1990年，电子工业已成为工业部门中第三大产业，仅次于纤维和机械制造业。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其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大型电子企业集团的扶持，如三星集团长期以来就与政府的金融机构关系密切。
电子工业属新兴产业，从1964年颁布（出口工业区建设法）起，韩国就把电子工业列入16种重要产业中的第三位。到20世纪70年代初，列入发展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部分涉及电子工业。科技投资方面，韩国起步较晚。在20世纪70年代，科研与发展的投入只占国民总产值的0.3%～0.75%，80年代上升到1%，其中政府投入41%，其余由企业和民间负担。政府对电子工业在70年代中期每年投资1亿美元，到80年代每年投资达8亿美元，占国内同期制造业总额的25%，而电子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持续上升。
韩国政府为了保证电子工业在未来产业升级中的龙头作用，加强在研究方面的国际化：吸引外国著名电子研究机构来韩成立分支机构，派遣人员赴国外跟踪电子发展前沿领域动态并将其引进，或者进行一般化的改良、消化，或者通过创新，开发出新产品。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在海外研究开发后汇回到国内投放生产，政府对其给予税收、金融方面的优惠，如实行特别折旧，对研究设施的临时投资减免法人税、所得税、进口设备的关税等。并且还对从事这类工作的研究人员实行兵役特惠。“入关”后，韩国对电子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也逐年下调，基本体现了关贸总协定历次减税的基本原则。
5.对纺织产业的政策调整
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前，纺织工业是韩国民族经济的主体，是传统工业的典型，也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创汇来源。到80年代中期，韩国纺织工业出口平均每年增长17.9%，而且产品的质量、档次以及附加值指标均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韩国政策制定部门曾经有人认为，纺织业具备相对优势，主张将纺织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经韩国纤维产业联合会整整两年的研究，认为该国纺织业不是“夕阳工业”，它还可以吸纳其他产业流失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在国内市场具有很大生产、消费能力。关键是只要提高产品档次、质量，进行科技开发，就会成为很有前途的产业。政府对纺织业提出了“出口第一”的方针，其产品内销与出口比例多年来一直保持在3：7的高水平上。金融、税收、汇率和保险等方面，政府均为之提供优惠条件，保证出口任务的顺利完成。
80年代后，韩国纺织业改变过去的数量扩张型，提出“以质取胜”的目标。纺织品出口逐渐由低档向高档发展，获得的回报也高于以前。
韩国面对当今世界纺织贸易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又酝酿着如何振兴纺织业，实现该产业的“第二次跳跃”。其发展目标是：由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由粗放型的产业转变为创汇型产业，不断提高竞争力和价格优势。具体措施是：更新主要出口企业集团的陈旧设备，如东洋尼龙、科隆等四大企业，计划投资3.4万亿韩元，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产品向高档化、多样化发展。政府在金融、税收、汇率和关税政策方面仍给予优惠政策，对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员实施奖励。
（四）韩国“入关”的经验参考
韩国“入关”前的国情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似。它在“入关”前后为实现体制转换、参与国际分工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根据本国国情，分阶段、分步骤参与国际分工
韩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在殖民地和战争废墟上形成的小农经济体系，要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韩国政府在“入关”前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正是从这样的国情出发，为1967年“入关”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打下了重要基础。
发展中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源，以此带动本国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正视本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从本国国情、国力和实际需要出发。一种经济体制的转换往往需要良好的秩序、法律条件，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的，因此，体制调整和转换以渐进方式更为稳妥。
2.以快速的步伐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
这是因为：
（1）出口导向的影响。为适应这一战略，政府和企业需要配之以加快经济国际化的政策措施。这一时期也是韩国出口贸易规模急剧扩张、大量举借外债和吸引外资的时期。
（2）产业结构出现重组和升级的征兆。韩国政府有效地利用它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引进了西方工业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建立了像汽车、电子、机械、造船和钢铁等骨干产业部门，从而使一个贫穷落后的韩国在产业结构和整体工业技术水平上实现了一个跳跃。实现产业结构重组与韩国采取积极开放的对外经济战略，尤其是加入关贸总协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有效处理参与国际分工与保护的关系
韩国在“入关”前后，分主次和重点对国内市场和产业采取积极的保护和扶持，待这些产业和部门具备了国际竞争的能力之后，政府的扶持重点又出现转移。对一些不符合国家政府目标的竞争，则采取强制取消、兼并等措施。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居重要地位。对于与关贸总协定原则相背离而产生矛盾的许多措施，则通过关贸总协定的条款加以解决。
可以说，分阶段、分重点的保护政策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巴西“入关”后外贸体制与政策变动的经验
巴西为GATT创始国之一，于1947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巴西的市场开放进程波动很大，40多年来，它经过了市场放开与关闭、自由贸易与产业保护的多次反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危机后，巴西的对外贸易体制尤其引人关注。
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巴西“入关”后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1.“入关”初期的外贸管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一事件对巴西的外贸体制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该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对外贸易的状况和对外贸易体制的变化，主要是受国际收支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西经济发展的环境比较宽松。由于战争时期进口渠道不畅和国内需求的增长，使巴西国内发展本国工业的积极性很高，市场条件也比较乐观。为此，杜特拉政府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
从1948年开始，政府又不得不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恢复了进口许可证制度，控制外汇兑换。而这一年正好是巴西“入关”的第一年，但巴西的对外贸易体制并没有向关贸总协定要求的方向转变，却从此前较为自由的体制转向政府采用大量非关税控制进口的体制。不过，当时政府外贸管制的直接原因是对付严重的经常性项目收支赤字，保护国内产业并不是主要目的。政府控制进口的主要手段是严格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和外汇兑换制度，其他措施还有，规定外资抽回资本的数额不得超过20%，利润汇出的比例不得超过8%，以减少资本外流。当时的进口许可证制度，按对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将进口商品分为特别需要品、需要品和其他商品三类，规定各类进口商品使用外汇的比例分别为17%～19%、65%～70%、10%～16%。
大约在1949年，巴西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保护国内产业的趋势，限制那些国内已经具备生产能力的产品进口。从1911年就提出的“同类产品法”在这个时期又被提了出来，即禁止进口那些国内已经具备生产能力的商品。不过，由于当时巴西国内尚未大规模开展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因此，以进口管制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目的不是很突出。
2.20世纪50年代的外贸管制
1951～1961年，巴西大力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1952年瓦加斯再度执政后，明确提出巴西必须加速工业化，发展民族经济，减少对外依附，并采取国家积极干预的做法。政府制定了发展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和动力等部门的全国经济重新装备五年计划，于1952年开始执行。这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在石油工业方面，原油产量有所增长，炼油能力大大提高；在电力工业方面，新建了若干大型发电厂，新增发电能力160万千瓦；在钢铁工业方面，1954年全国钢产量达117万吨，比1945年增长4.7倍。这一届政府还修建了若干公路和铁路干线。1956年开始执政的库比契政府更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指出“发展成为巴西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政府提出了一个包括30个项目在内的五年发展纲要，重点是在内地建设新首都巴西利亚，发展能源、交通运输、食品和基础工业如电力、煤炭、石油，发展海洋与内河航运，促进农业机械化，增加钢铁、石油、非金属矿和纸张生产能力，建立汽车制造、造船等工业部门。这一时期成为巴西战后第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1957～1961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3%，工业年均增长10.7%，“纲要”规划项目中完成的约占1/3，其余大多数项目也达到原定指标的80%～90%，电力、石油、冶金等部门的生产能力明显扩大，新建了汽车、造船、电子工业部门。
为了保证国内工业化的推进，这一阶段巴西政府对外贸易仍然进行严格的控制，具体管制的手段在这一时期有些变化，可以对于不在上述五类商品之内的产品，其进口汇率为出口汇率加一税额；这项税额大约占进口商品价格的38%，但这项税经常被免除。这些商品进口用汇大约占进口用汇总值的1/3，其余2/3的外汇则被分配用于上述五类商品。这些产品包括：政府需要的物品、小麦、新闻纸及石油产品。
在决定了各类商品进口用汇的比例后，每类商品分配到的外汇则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由于生产资料类进口商品分配的外汇较多，而消费类进口商品分配的用汇指标很少，因此各类商品进口用汇的拍卖价格相对较低，得到外汇较少的商品拍卖的价格相对较高，形成了一种生产资料进口所用外汇的汇率较低、消费资料进口用汇汇率较高的复汇制。
（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进口替代工业化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引起了一些问题。主要有：通货膨胀严重、外贸巨额逆差、农业发展缓慢。为此，政府实施了以下战略调整：
1.政府干预与通货膨胀“软着陆”
1962年上台的巴西新政府面对上述几方面的难题，制订了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主要内容是反通货膨胀，进行财政、金融、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等。然而，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改革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无一项真正收到成效。1964年开始执政的军人政府建立了军人独裁体制，制定了“政府经济行动纲领”。这个调整时期的收效是显著的，通货膨胀由1964年的92%降低到1967年的24%；对外贸易在1965年就出现顺差，到1967年连续3年出超，虽然有劳务和其他方面的逆差存在，但由于贸易顺差较多，1967年国际收支已略有盈余；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已由1963年的1.5%回复到1967年的4.9%。
从1968年开始，巴西又开始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无论是增长的指导思想、增长的方式，还是对外贸易体制，都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有明显的差别，其经验和教训都颇引人注目。
这一时期巴西的政治体制仍然是军人专制的，为了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军人政府采用高压政策来维持高度的集权统治。但是这届军人政府有着明确的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认为发展经济和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使巴西强大的首要因素。同时，军人统治者还明智地信任和依靠经济专家、管理专家和工程技术人才，依靠由这些人组成的技术官僚对经济问题和行政事务进行管理，不允许国会干预经济方面的决策。各级行政长官也由军方任命，使经济学家在制定和推选经济政策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被称之为“专家治国”。因此，在这个军人专制时期，促进经济发展一直是巴西经济政策的主题。
2.三个发展计划时期的经济增长
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三个发展计划，实行的是“全面推进”和重点发展“新增长点”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政策，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也有比较大的调整，力争更多地利用外部资金和外部市场。在这一时期，工业化仍是发展的目标，与前10多年明显不同的是，有鉴于前一时期内向型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一时期工业化的特征已从进口替代工业转向更加开放的工业化，放弃了试图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推进工业化的思想，注重扩大出口和相应扩大有选择的进口。这一时期巴西经济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支持某些现代工业部门和基础产业的高速增长，以此作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在这一时期，巴西政府着重促进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增长，以它们作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这些工业部门一部分是基础工业行业，如开采和加工基础产品的采矿、石油化工、化纤、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另一部分是政府认为代表一国工业发展水平，在国内外市场有较大潜力和能带动众多部门发展的部门，如机械制造、汽车、电子和耐用消费品等行业。促进“增长点”发展的政策成效显著，这些重要产业的增长幅度很大。
此外，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成就尤为明显。汽车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年均增长22%；造船业也有长足的发展，1974年出坞船舶载重量达40万吨；飞机制造业从无到有，建成了本国的飞机制造厂，并在70年代中后期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飞机生产国之一。在这一时期还有三大石油化工厂处在建设期中，并建立了现代军工、核工业等新的工业部门。
（2）建立相对平衡的经济增长体系。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巴西开始加大基础设备的建设，确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
1969年，交通运输部门和通信部门年均增长率达11%，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此期间，新修了一大批铁路与公路干线，建成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化通信设施，1969年建成了第一个通信卫星地面接收站，1974年租用了国际通信卫星设施，全国性的长途电话系统和电传系统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②采取措施促进农业发展，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贷款，在农产品购销、仓储和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提供补贴。
③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平衡发展，加强了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援助，对在鼓励开发区投资的企业采取提供资金援助、减免所得税、土地供应优惠等政策，力求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④推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颁布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改革法，大力推广在职教育，并大幅度提高了对教育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64年的1.4%增加到1973年的2.5%。
3.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显著变化
巴西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在这一时期有显著的变化。1962年以后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就开始放松，但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解决急剧恶化的对外贸易赤字问题。在新一届政府的政策中，对外经济贸易开始成为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时其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有着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处在较高的增长时期，国际贸易活跃，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阻力较小。由于国内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一致性，这一时期巴西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贸易体制也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对出口的鼓励措施。得益于国内政策和国际环境双重有利因素，巴西这一时期出口产业的发展颇有成效。1974年与1968年相比，出口额由19亿美元增加到77亿美元，年增长率26%，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5.7%上升到7.5%，初级产品占出口的比重从79%降到60%，工业制成品的比重相应明显提高。主要的出口制成品已经从纺织品等转向机械类产品，1974年按出口额排列，主要的出口制成品为：运输设备、电机和电器设备、加工机械、纺织品、速溶咖啡、鞋类、办公用机械等。巴西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制成品重要的出口国之一。
（2）进口的增长和进口管理体制的状况。与出口管理体制的变化相比，这一时期巴西进口体制的变化相对较小。虽然保护的程度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相比有所降低，保护的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进口仍然受到较高关税和较多非关税措施的控制。
1966年，随着对外贸易赤字的消除，为了更多地满足工业发展对进口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巴西的进口关税有所降低。但在1968年，政府又将549项产品的关税提高了100%，其中大多数是50年代规定的严格限制进口的特殊类进口品，而对一般类进口商品的关税则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是按国内产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的，控制的重点仍旧是那些国内已经能够足量生产的工业品，对那些国内工业发展需要进口的机器设备和替代产品征收较低的关税或者免税。因此，各类商品的进口保护程度差别很大，对消费品保护程度最高，对农产品、矿产品、能源和运输设备的保护程度较低，其他替代产品和机器设备则介于两者之间。从总体上看，对国内企业的保护除了使用关税手段外，还大量使用非关税手段，对那些重点保护的行业更是如此。1974年，巴西的进口总额为61亿美元，比1967年的14亿美元增长了4.3倍。
（3）吸收外资额增长加快。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政府改变了以往对外国资本的一些限制政策，外国投资者对巴西保持社会稳定性的能力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具有信心，因此这一时期流入巴西的外国资本增长很快。1968年，政府修改了禁止外资利润外流的规定，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措施。巴西与美国签署了投资保护协议，鼓励外资企业与本国公、私企业合营。这些对外资有吸引力的政策，加上巴西表现出来的增长潜力、拥有的巨大市场和低劳动成本等优势，使巴西成为对国际资本颇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1968年到1974年，流入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27.9亿美元，为1964年以前流入巴西外资总额的1.7倍。对外借款也增长很快，仅1973年，巴西对外借款就达44亿美元。外国资本对巴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比例可观的资金，1974年外国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达34%。外资在战后的巴西建立一系列现代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汽车、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电子、航空等工业部门，基本上是利用外资尤其是一些大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起来的。
从1974年开始，巴西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大的转折，对外经济贸易状况的恶化是这次转折的直接诱发因素。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巴西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对外贸易体制进入了一种摇摆不定的时期。
（三）针对外贸状况的恶化进行外贸政策的调整
1974年以后，巴西的经济发展碰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严重阻碍。
首先是石油危机的发生使一半以上石油依靠进口的巴西进口石油的费用成倍上升，经常性项目赤字剧增，国内能源供应紧张。
其次是受石油危机的冲击，整个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经济，国际贸易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巴西处在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价格下跌的不利环境中。
再次是国内通货膨胀加剧，1973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3%，1974年上升至35%，此后直到1978年，年通货膨胀率一直在35%～40%之间。
面对这种不利的环境，巴西政府不得不调整了发展战略。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再次强调增强独立发展的能力，重点发展以往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的生产能力，例如石油、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机器设备等。由于这一次的经济波动首先是由外部冲击引发的，紧接其后的80年代的债务危机又成为巴西政府面对的紧要问题，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整个80年代里，对外经济贸易问题在巴西政府的决策中是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巴西对外贸易政策和贸易体制又一次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进行了以下外贸政策的调整：
1.对进口的控制重新加强
为了控制对外贸易状况的继续恶化，从1974年开始，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进口，包括提高进口关税，采取进口许可、配额、进口保证金等非关税措施，限制或禁止进口等措施，尤其是提高了石油产品的税率。1976年，巴西政府再次使用了40年代和50年代使用过的“同类产品法”，禁止进口那些国内已经能够保证供应的商品。对一些虽然在档次和质量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但国内已经具备较大生产能力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的进口也予以禁止；进口关税普遍提高。
虽然进口税大幅度上调，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经较好解决的本币高做的问题又重新出现，对进口起到刺激作用，进口税率大幅度上调并不能抑制国内的进口倾向，因此非关税措施在控制进口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1980年，政府再次强化了对进口的管理，颁布了进口管理规定，大范围地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提出了一系列限制进口和禁止进口的商品目录，纺织品、食品、饮料、塑料制品、汽车及其零部件；高档耐用消费品、电子与电器产品、一般通信设备、一般机械产品等等，都在这个目录之内。与此同时，还定了两类可以享受进口优惠的产品：一类是国内正在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如石油勘探与开采设备、冶金设备、石油化工设备及其他新兴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材料与设备；另一类是出口部门所需的进口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这两类商品的进口是国内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促进出口发展所必需的。
2.对出口实行进一步鼓励的政策
巴西政府对出口的鼓励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强，尤其是70年代初期以后，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政府特别鼓励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免收一些出口商品的出口税。巴西长期对一些初级产品的出口征收出口税，作为国库的来源之一。为了鼓励出口，巴西政府陆续取消了一些重要初级产品的出口税。
（2）对制成品的出口给予奖励。例如政府对出口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相当于出口合同数额15%的奖励信贷。
（3）为客商提供出口信贷。巴西政府向进口巴西产品的外国进口商提供50%的出口信贷。
（4）大力发展双边贸易，调整进出口的国别结构，力争扩大与那些有能力从巴西进口商品的国家的贸易，在双方贸易往来基本平衡的状况下发展双边贸易。此外，巴西还特别注意与那些向巴西提供必须进口品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
（5）增加劳务出口，主要面向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输出劳务，承揽了一些大型项目如水电站、石油勘探、高速公路等。1979年，巴西的劳务输出合同达40亿美元。
（6）加强政府机构和半政府组织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的作用。巴西没有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部级机构，财政部、工商部、巴西银行、外交部等政府部门都有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此外还有不少半官方的贸易促进机构。这些机构都很重视开拓海外市场，积极处理来自各个国家的经济情报和贸易信息，仅外交部下属的贸促局，每天都要受理来自100多个使馆和领事馆的商业情报，及时供国内数千家出口商参考。
经过数年的努力，巴西对外贸易的状况开始好转。从1974年到1980年7年间，巴西的对外贸易有5年出现较大幅度的逆差，而从1981年开始，对外贸易开始连续4年出现顺差。对外贸易状况的改善除了受紧缩进口、鼓励出口政策的影响外，巴西战后的出口比重，已从1974年的35%上升到1981年的56%。到了80年代，汽车及零部件、船舶、钢材、飞机、武器、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等都已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
（四）巴西“入关”后经验的启示
巴西“入关”后30多年的发展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中是颇有启发性的。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初期，巴西并没有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而是强调独立地发展民族工业，其经验被总结为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取得明显成就。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在对外开放的贸易体制下继续推进工业化过程，同样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到70年代末期，巴西的对外贸易赤字和债务问题同时出现，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进入长时期的徘徊之中，对外贸易体制再一次收紧。对巴西发展经验给予简单的总结是困难的，可以得到的启示是：
1.无论是进口替代型发展还是出口导向型发展，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结合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作出选择。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采取的是一种鼓励进口替代产业和鼓励出口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这可能是比走向一种极端更现实的选择。
2.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的设计仍然应考虑对外部冲击有较强的抵抗力。
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状况，对整个国际环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在经济发展较为顺利、对外贸易状况较好时，政策的设计仍然应考虑对外部冲击有较强的抵抗力，尤其在采取较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初期，由于进口增加的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会出现较高的速度，投资需求旺盛，这时应特别注意促进出口能力的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问题。
3.对外部资金的使用要保持在合理的幅度内。
这一点应作为教训来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