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重庆出版社决定编辑《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卷本，请我担任戏剧卷编选者。我于1987、1988年去北京，走访夏衍、阳翰笙、曹禺诸同志。曹禺是《书系》戏剧卷的主编，我是编选者，我和他交谈的更多一些。
1987年4月1日，我去北京人艺方琯德的家，他导演的《蜕变》正在首都剧场公演。他兴奋地告诉我，曹禺这出被冷落了30多年的名剧，继重庆市话剧团前年演出后，北京人艺今年在首都演出，上座率是平均80%。他又告诉我：1961年，在周总理倡议下，北京人艺曾经排过《蜕变》，舒绣文、朱琳饰丁大夫，刁光覃饰梁专员，戏排了两幕，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些人生怕这个剧本有歌颂国民党之嫌，担心不改不能演出。周总理认为要尊重历史，不能拿今天的尺寸去对待过去的作品，修改有失历史的面貌。要嘛照原样演，要嘛不演。这时极“左”思潮正盛，这出戏就没有继续排演下去。谈兴正浓时，宿舍收发室喊方琯德接电话，他跑出去回来，高兴地对我说：“万先生（曹禺原名万家宝）偕夫人李玉茹今晩来看戏，你要找万先生，我安排你和他们坐在一起。”我因为有这样好的机会十分高兴。
晚上将及7时，我先坐在首都剧场堂座四排中间一个位子上，曹禺先生夫妇来在我左侧坐下。曹禺听我说，我是专程从重庆来，找他谈编选剧本事的，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辛苦你了。”
1940年，《蜕变》在重庆首演时，演出长达四个半小时。今晚的演出，压缩到两个半小时，导演把剧本删削了很多。曹禺对我说，他同意了今晚的演出本。
曹禺看演出极为认真。他对每位演员的表演和每句台词都仔细观看和谛听。我倒是因为和曹禺一起看他的作品演出，实在机会难得，我把注意力过多地用在看他的反应上。当他看到丁大夫执意要把自己的热水瓶拿给被俘的日本伤员，狄辛演到这里，曹禺面有喜色。丁大夫在闭幕前，欢送经她医治好的伤兵再上前线，有一段长达几十句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台词。导演处理这段戏时，让李营长和送红兜肚的小伤员从观众席上台，让丁大夫站在台中央，把观众当作众多士兵侃侃而言。最后，丁大夫深情地发出“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呼喊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的掌声，很长、很长时间都继续着。来自清华大学的年轻观众，他们眼眶里闪耀着晶莹的泪花，跑向台前，向演员鼓掌。曹禺也站了起来，向演员致敬。我在用力鼓掌的同时，泪水已流淌满面。曹禺注意到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对我说：“这一段话，我一句也没有删。当年，我是用我的心和血，写了几十遍才完成的。”
著名评论家梅朵，当年在江安国立剧专是曹禺的学生，今晚也在看戏。这时，他走过来说：“我们在重庆首演《蜕变》，距今快50年了。”曹禺说：“那真是话剧的辉煌时代啊！”我接过话题，把我编选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戏剧篇剧目送到曹禺手上，请他审阅。曹禺连声说好。李玉茹同志这天刚从上海来，旅途劳顿了，看戏时很疲倦，这时精神又振作起来。她热情地说“我和您联系。”
二
4月5日下午4时，我如约来到木樨地曹禺寓所，曹禺坐在客厅长沙发上，长沙发对面墙上挂着关山月画的一幅火红的梅花单条。
我选编的抗日大后方话剧剧目，曹禺说很好，全部同意。于是，我的话题转向《蜕变》。
我说：“您同意把《蜕变》选进篇目，我很高兴。《蜕变》长达18万字，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剧本中最长的。”
曹禺说：“有那么长？”他很快地转而说：“是很长，很长。”
我说：“您在江安写出《蜕变》后，首演在重庆。建国后，全国首次演出《蜕变》也是在重庆，我们重庆市话剧团1985年演出的。”
曹禺说：“我去了，可惜没有来得及看，就回北京看病。”
“万先生，关于《蜕变》，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不要客气，你说。”
“《蜕变》第四幕，剧本上写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0年4月。《蜕变》由国立剧专在重庆首次上演时间，是1940年4月15日到18日。这个戏排演，四月间以前就开始了。”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注意得很仔细。”曹禺说：“哦！是这样的。那时候写一幕排一幕，排到第四幕也就到四月间了。当时这样写，意思是说，就是眼前发生的事。那时离抗战胜利还远，1945年抗战才胜利。剧本里说收复大都，大都就是北京。北京还没有收复嘛，这是一种希望。”
谈到这里，他思索了一下，问道：“台儿庄大捷是哪一年？”
我说：“1938年初。”曹禺说：“我酝酿写这个剧本，从那时就开始了。梁专员写的是一位共产党员。在重庆首演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和潘公展都去审查。潘公展提了几个问题，像为什么医院里不挂委员长的像，为什么唱游击队员之歌，为什么兜肚是红颜色……我都回答了。他叫改，演出时应付过去了。
国民党办事也不是那么认真的，应付完审查，演员们又改回去了，他们又不场场都来看。”“1942年再演《蜕变》波折就大了。”我说。
“那次是史东山排的，很下工夫。”曹禺接过我的话说：“陶金演梁专员，舒绣文演丁大夫。史东山说，这是他用史坦尼表演体系在中国舞台上的实践。陶金和舒绣文整天生活在角色当中，演出很成功。”“演出长达5个小时，没有一位观众退场。洪深先生在《新民报》发表文章说：《蜕变》是中国有话剧以来，最佳的演出。”我补充说。
“哦！是这样的吗？”“没错，我查过资料。”我回答道。
曹禺继续说下去：“张道藩看了《蜕变》，认为是写国民党抗战的，要请蒋……那时他们是叫总裁或叫委员长看戏，把戏搬到浮图关去演。谁知道蒋介石看了戏后大怒，说你们拿了一出共产党的戏给我看。叫潘公展跟我谈话，提的还是那几个问题。问我剧本里写的那个医院，为什么不挂委员长的像。我说总是那个医院不愿挂吧。问我丁昌为什么唱《游击队歌》。我说这个歌从1938年就唱起，重庆大街小巷的青年都在唱。问我全剧的最后，丁大夫为什么摇小红旗。我说那是伤兵送给丁大夫的儿子丁昌的红兜肚，北方的兜肚都是红颜色的。最后又问，剧中老提的《抗战必胜》那本书是谁写的？我说，不抗战怎么胜利呢？我们抗战当然要胜利。”曹禺连着讲了这几个答问“为什么”后说：“我不客气地对潘公展说，委员长指挥打仗是内行，写剧本是我们的事。我这意思他当然懂得了。
但是，《蜕变》还是被禁演了。隔了一多月，他们大概觉得禁了不好，又不禁了。后来还给发了奖。”“发奖是在蒋介石看戏之前。”我不看对象、别人说错了我就要纠正的毛病又犯了：“潘公展把《蜕变》，当作他主持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工作以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给自己脸上贴金。张治中部长认为《蜕变》‘给抗战建国增加莫大的效果’，给属下演《蜕变》的中国万岁剧团，颁发了‘力争上乘’的立轴一副。”曹禺说：“哦！你记得很清楚。”“万先生，您刚才提到国民党给《蜕变》发奖的事，我很有感慨。三十几年来，《蜕变》在我国文坛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几年给《蜕变》予应有的评价才多了起来。但是，谈到《蜕变》剧本，有的又避开曾受当时‘中图会’发奖的事。其实这个剧本，国民党既对它禁演过，也发过奖。这两者各有它不同的目的。话剧史研究者，尽可以从当时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其中原因，不必避讳得奖的事。”我转换了话题说：“现在，四川出版了《蜕变》，又有重庆和北京演出，《蜕变》又发出它的光芒，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们那么猖狂，像《蜕变》这样反映日寇残暴、描写中国军民奋力抗战的好剧本，全国应该普遍地演出。”我口无遮拦地侃侃而谈，从我在抗战期间逃难谈起。当年，上有日本飞机扫射，后有鬼子炮火轰击，衣物丢尽，我尝遍饥寒交迫的苦头，因此，从未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谈到建国后，像《蜕变》这样反映日寇残暴、描写中国军民奋力抗战的好剧本，几十年间却没能上演，我是愤愤不平的。
看我讲得这样激动，曹禺有感而发地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最近几年我访问过日本，我感受到，一方面是许多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像中岛健藏先生致力于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一方面也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仍然存在。日本教科书不正视他们对中国侵略的罪行，日本仍然有军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不自忏悔。
这个问题，日本反应也很强烈。针对教科书事件，进步的日本戏剧工作者编演了话剧，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我接过话来说：“你在《蜕变》里面，就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伤兵医院的描写；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有日军占领香港后，枪杀无辜平民的场面。”曹禺说，我给你讲一件事：“正是《法西斯细菌》这个剧本，日本有个极右的作家，在东京一次中日作家作品交流会上，他和我冲突起来。他质问我：‘你们有位作家夏衍，他写了个《法西斯细菌》，描写我们皇军许多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能的，不真实，完全是污蔑。’”曹禺立即严词反驳他说：“你打过仗没有？你到过中国没有？你好好地去翻翻报纸，侵华日军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平民百姓。拿杀人做比赛，这不是暴行是什么？暴行是说不完的，写不完的，是无法形容的，丑恶、可耻，全世界都找不出来的。”曹禺驳得那个极右作家无话可讲。
1987年发生的，既有日本教科书事件，也有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曹禺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我们死了上千万的人。我们是愿意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下去。日本偏偏有这样一批军国主义者，歪曲历史，为他们侵略找借口。”谈到这里，曹禺的情绪也不平静了。“他们人数虽少，却不是小小的一阵风。他们所谓的‘防卫厅’，恰恰相反，是攻击厅、侵略厅。这些人是侵略成性的。我们中国一定要强盛啊！强盛才能得到尊重。”曹禺浸沉到深深地思虑当中，他朗朗自语《蜕变》中丁大夫的台词：
“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这时，偌大一幢房子都静悄悄的，和煦的阳光洒满了大厅。我抬眼望去，墙上那幅关山月画的红梅图，更加火红艳丽了。
三
1988年3月20日至22日，重庆出版社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开幕式上曹禺讲话，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这个题目就令我兴奋。”他激动地提出：“我们勿忘抗战，勿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当年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我们是参与抗战的过来人，要教育青年人知道过去。因此，什么样的作品才应选入这个书系，就格外重要。”3月23日晚，我和重庆出版社的陈兴芜同志前往曹禺先生家中，听取了他对戏剧卷剧目最后的意见。
曹禺拿着戏剧卷最后的选目边看边说：“《飞将军》是洪深的，很好。
《岳飞》是顾毓琇的，写的……”他欲言又止。
“他写剧本时署名用顾一樵。”我插话说。
“当时他是教育部次长，抗日爱国，我在重庆看过这个戏的演出。选上去也可以，代表国民党方面的戏剧作品嘛。”曹禺又问：“《一心堂》写在哪个时期，演这个戏的剧团真不少！”“王震之是抗敌演剧一队的，他在去延安以前写的这个剧本。”我回答道。
“老舍写的剧本很多，现在选了《面子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老舍的剧本演出最多的是《国家至上》，是和宋之的合作的，现在选的有。”“他后来的《茶馆》写得好。”曹禺赞叹着说。他扶了扶助听器说：“《天国春秋》虽是写历史的，那句‘大敌当前，我们不能再自相残杀！’与抗战有关。《秋子》是歌剧，我看过演出，比较早吧？”“1942年初演出的。”我说：“全剧都是唱，可以算是中国第一部大歌剧，比《白毛女》早，也是我们戏剧卷中唯一的一部歌剧。”曹禺在篇目上看到了《法西斯细菌》，连声赞叹说：“夏衍的剧本写得好。写知识分子，他最熟悉。能不能多选一部。”我说：“我很喜欢夏公的《芳草天涯》。”“是啊！人物的感情写得细腻极了。当时为什么要批判？张瑞芳演过这出戏，她老跟我嘀咕这件事。”我说：“当时，何其芳是从延安来的，他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指责《芳草天涯》写的爱情问题，是与广大人民无关的日常琐事。夏衍在剧中说，夫妻和家庭之间情感产生矛盾，要有一点容忍。何其芳说这是‘非人民非科学的观点’。以后，他又在《评枙芳草天涯枛》一文中，把夏衍说的爱情上的容忍，联系到政治上去，把爱情与政治等同起来。”曹禺说：“我们能不能多选一个夏衍的剧本？”我无奈地回答道：“按照体例，每位作家只能选他一部多幕剧。”曹禺不无惋惜地说道：“夏衍的剧本写得好，好就好在没有写戏的痕迹，淡淡的又蕴含有戏剧性。写抗日的剧本，不要就是打呀、杀呀。”
四
1995年11月9日下午，我从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先生出来，我的心中未免戚戚然。这位86岁老人、中国的戏剧大师，现在需要宁静。
曹禺1988年10月，因为工作过度疲劳，引起突发性肾功能衰减，入院治疗，至今已经7年多了。这之间，几度恢复健康，因劳累，又几度住院。这一天，我去看曹禺，他身体严重衰弱，听觉迟钝，语言表达显然力不从心。我去看望他之前，很犹豫了两天。后来，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替我联系后说，万先生每周一、三、五下午，会客两小时，他欢迎你去。
我做好准备只耽搁他半小时，送上我新出版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请他为我筹建的“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留下墨宝。
曹禺身边工作人员小白在医院门口接我，一见面他就说：“安排好只接待您一位的，现在已经闯进去一位天津客人，真没办法。”曹禺坐在轮椅上接过我送给他的书，才想起题词的事来。我和他谈及当年在重庆抗战剧坛上的一大批演员赵丹、金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蓝马、谢添等都入选中华影星事，经过小白在他耳边转述，他欣然微笑，乘兴写下“重庆抗战戏剧培养了影剧坛一代精英”的条幅，但未及收笔已体力不支，稍作停顿才落款，写上年月日。
曹禺正拟搁笔时，那位天津客人递上一纸，请曹禺为他题写一书名。
曹禺看了看他，诘问了他一句：“您不是说没事的吗？”这是我看到曹禺少有的不隐忍。曹禺还是给他题了书名，立刻躺到床上休息去了。
我正准备告辞，突然门外涌进一大群人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花篮，又是摄像机，小白连忙把他们挡在门外。问清楚后才知道，曹禺戏剧文学奖今天上午颁奖，来者是其中一个获奖剧目的剧团领导和演职员们，小白为难地走向病床上的曹禺面前，只听曹禺说了句：“来都来了……”然后，他费力地从床上坐起。
曹禺坐在轮椅上，面上表情木然。剧协一位热心人为他一一介绍来者：剧团团长、副团长，赞助剧团演出的企业家，某演员，等等。曹禺应接不暇，只和一位知名的年轻女演员握了握手。花篮一个又一个放在曹禺脚下周围，闪光灯、摄像机为来者和曹禺合影忙活，折腾了四五分钟，曹禺的体力愈发不行了。他不发一语，时而闭目欲睡。
门口一位医生对我说，曹禺最愉悦的是，每天清晨或傍晚，由他的夫人李玉茹推着轮椅，徜徉在医院绿茵茵的草地上，无任何干扰，享受着宁静。
人们啊！给病中的老人宁静吧！
五
1999年12月13日凌晨3时，曹禺先生告别这个世界三周年之日，我坐在书桌前，面对着李玉茹大姐寄来的、曹禺的《没有说完的话》这本书，重读其中若干片断，回忆我在北京医院，与先生最后几年见面旳日子……然后，我给这几年与我常相联系的李玉茹大姐写信，寄托我对曹禺先生的哀思。
信中说：“作为一个崇敬曹禺先生的话剧史料工作者，我有幸读到了曹禺写的全部剧本，和他的许多文章，收集了许多演出剧照，然而仍是太少。
可以告慰的是，曹禺所写的剧本，凡在重庆演出的，我都有记载。我认为，重庆是演出曹禺剧作最全面的城市。比如：《正在想》这出短剧，全国很少有地方演出过，《全民总动员》演出的也少。这些，重庆都演出过，而且是首演。我在《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一书中都有记载。遗憾的是，我聆听先生的教诲太少，没有更多受益于先生。现在只有多读先生的书了。”信中问道：“北京人艺设立的曹禺纪念馆，是在首都剧场，或是单独存在，曹禺生平全在其内，或仅限于在北京人艺期间这一部分。湖北潜江的曹禺纪念馆，应当更全面、丰富一些。”最后说：“今夜，思念曹禺先生之时，这些事都一一涌上心头。”然而，除了这些事之外，有一件长期压在我心底的一个问题，也是压在许多人心底的一个问题：曹禺后半生为什么再没有写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那样强烈的震撼人的心灵的剧本？这个问题我在多次访谈曹禺时，没有来得及提出来，现在也不好向李玉茹提出来。
不久，我又收到李玉茹大姐寄来的《倾听雷雨》一书，这是曹禺的至爱亲朋们纪念曹禺的一本文集。在这本书里，写下的都是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话。这中间的一些话，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与曹禺相交六十年的吴祖光直言说：“曹禺头顶上的桂冠太多了，作家第一任务就是创作，太多的桂冠害了曹禺。”巴金老人劝过曹禺说：“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点东西。”又说：“家宝，你要写，你心里有真宝贝，你要把它们拿出来。”万方回忆父亲曹禺后半生时说：因为被各种活动填满，写不出作品来。他痛苦，他沮丧，他要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曹禺后来骂自己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在这本纪念集里，我发现早在1962年，周总理和曹禺说过的一段知心话。周总理在看了《胆剑篇》的演出后，一面肯定它的成绩，同时又说：
“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品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这真是一语中的啊！
这种“新的迷信”造成的“某种束缚”，以后由邓小平同志解开了。他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啊！邓小平同志说得多么好呀！他在这里已经替曹禺回答了我要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