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武[720]
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基础。一是西方红十字的“人道”理念传入中国后和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契合，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二是日俄战争引发的救护活动催生了中国红十字会。
一、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
就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而言，早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两千年就已出现，诸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墨子在《兼爱》中提出的“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孔子和孟子倡导的“仁者爱人”、“舍生取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仁爱思想；以及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博爱之谓仁”；还有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观念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一定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721]但是由于历史的进程不同，中国在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后的30年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红十字”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字眼。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学习西方，但当时学习西方的范围还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对于像红十字会这种救死扶伤、弘扬人道的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中国人还未意识到其重要和需要，故仍表现出一种漠视的态度。[722]
随着中外思想碰撞、交融的日益深入，国人的视野逐渐开阔。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红十字会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理念，也逐渐受到朝野人士的关注。据1888年上海《申报》记载，我国的红十字运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台湾省，后来又扩展到上海、东北等地。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伤救护需要，红十字活动在中国有所发展。当时，日本“赤字社中医生及看护妇之驰赴战地者多至十万人，不特日兵临阵受伤蒙其医疗，即华兵之中弹而扑者，亦不分畛域，一体留医”。[723]由于清政府长期排拒外来新事物，参战的许多中国士兵不知红十字会为何物，不明白“两国用兵，红十字会行乎期间，例不得伤害[724]”的国际惯例，但见外国人，便误为敌方，以致“华兵有伤害红十字会人者，西人咸讪笑之”[725]，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过各国红十字会人员的工作表现，已经受到少数官员的注意，如战争结束后，直隶总督王文韶鉴于“西国红十字会医生奋不顾身，出入于枪林弹雨间，代医受伤之众，亲奏刀圭，不遗余力”，奏报朝廷，为德、法等国医生请奖。[726]正是由于中日战争的这一经历，才使得中国人开始重视红十字会。战后，国内各大报如《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这些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纷纷刊登介绍和论述红十字会的文章，其中《申报》的报道最有代表性。
《申报》，1872年4月30日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乎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事”[727]，深受各界欢迎。该报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的报纸。[728]从1898年5月至1899年4月间，《申报》先后刊登了《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红十字会说》《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一系列文章，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业绩，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的理由都进行了论说。
《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一文称赞国际红十字会“凡军士之受伤者，苟抛弃所持军器，则敌国红十字会一律疗治，盖以人之爱生恶死具有同情也”。[729]《创兴红十字会说》介绍了红十字会的起源，“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陷阵救护受伤兵士之善举也，其议创自英人，而瑞典人实承之”，指出中国若不设立红十字会，不仅与其大国地位，声名文物极不相称，而且还有沦为“野蛮”之国的危险，“今则合欧亚美诸州，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无不踵兴斯会，所未兴者，惟我中国及朝鲜耳。朝鲜孱弱，几不克自存，原在不论不议之列。”所谓“王者之师最重仁义，而坐令兵卒于效命疆场之际，断脰折胫，惨怛呼号，而无人焉为之尽力扶持，拯其困苦，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野蛮”。不仅如此，该文还就战地救护的设施和步骤作了详细的介绍：
其救人也分为四站：第一站，医士与战士同行，见有受伤者，或用布被，或用安车舁至第二站交代；其第二站须设在离战场七百码或九百码之远，务使敌军弹丸不能飞至，既有受伤者送到，医士急为之止血止痛，饮以美酒，饱其精神，并整理其折断之骨，然后送交第三战；第三站须离战场一千码，医士之职在查明伤之轻重，或截去肢体，或扎缚血管，或整其碎骨，然后开列一单交第四站；其第四站名曰战场医局，须离战场约十华里至十二华里，受伤者由车送到，即安置养病处，依期施治至告痊而止。[730]
《红十字会说》阐明了红十字会的宗旨和任务，“专在救伤疗疾，减军民之痛苦，埋尸卫生，免生存者之疫疠。何地开战，即行驰赴救护之劳役，盖与战事相终始”。[731]《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一文则介绍了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人但知两国交争，例由红十字会中人奔赴沙场，医疗被创军士，开设临时医院，施以药饵，供其衣履糗粮”，但红十字会的作用绝不局限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平日遇有疹疗天花，或则洪涛漭漭之中，轮船失事，会中人亦皆得施其神术，以拯生灵，正不第枪林弹雨之间得以行慧心仁术。”[732]《申报》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宣传红十字运动，既有西方红十字会历史等方面的介绍，又有在中国建立红十字会的可能性和具体途径的探讨，使普通民众从耳濡目染中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创立红十字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报刊大量宣传红十字会知识的同时，一些志士仁人出而倡导。
就红十字会知识向中国的传播而言，朱浒先生认为国人中最早对红十字会作出较为系统表述的是孙中山。[733]当时正开始从事革命的孙中山，于伦敦蒙难事件后，在英国翻译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并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发行，这是孙中山唯一的一部翻译作品。此书在1904年以前便流传到了国内，因为《申报》于此年曾称其“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734]他在该书译序中写道：
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夫人当患者生死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此泰西各国通都大邑，所以有赤十字社之设，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735]
尽管孙中山没有在这个译序中提出在中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建议，但该书是第一部以中文形式发表的关于红十字会急救的相关书籍，对于引进推广红十字会观念和急救技术，具有开创的地位和贡献。
被学界公认在中国首倡创建红十字会组织的人是旅日侨商孙淦。孙淦，上海人，曾任留日学生监督，后任职于日本邮船会社，曾与维新派人士有若干交往。[736]1898年初，他上书中国驻日公使裕庚，请其转咨总理衙门奏设中国红十字会，呈请的理由是“以赞军政，而联与国”[737]，孙淦在上书前已加入日本赤字社，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发现日本赤字社在战地救护方面作用颇大，遂将日本赤字社章程译成汉文，鼓励中国官商合力兴办类似组织，他发现红十字会具有中立的性质，“万国公法之中，以此会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凡有军事，必认此会为中立，其有加害，万国得而讨之，其爱人也如彼，其见重于人也如此，此万国之所同”。[738]因此红十字会组织在战争时期可以辅助军医，甲午战争时，中国“未有此举，不能联络，坐日人得沾此利”，“而我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739]更重要的是，此举将有助于鼓舞军中士气，如“军中防病有术，疗伤有法，则士卒有恃无恐，勇气百倍。苟反其道，军心一妥，则立蹶焉，此固兵家所大忌也”。最重要的是，此举可以中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否则“以亚洲文明之国，而万国共行之善举，坐令西人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最后，孙淦还提出设立红十字会有利于防疫和医学的研究，“国有病疫，大凶大札，会众疗治，保全必多”，而且“我国医学，讲求未精，此会若成，研究益易”。[740]裕庚接到禀文后，当即批示：“查红十字会，西人谓之Red Cross Society，拯灾济众，最称善举，本大臣亦曾目睹。该商所禀各节，具见心存利济。惟善举之设，事出众擎。允准之权，应听政府。仰候据情咨请总理衙门核夺，可否迟速，应俟覆到之日，再行饬遵。”[741]由此可见，孙淦是完全按照近代国际关系的逻辑来定位红十字会的，而他如此急切地呼吁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其目的当然是担心清朝被排斥在条约体系的互动格局之外，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
除孙淦外，驻俄公使杨儒也是被以往研究者多所提及的一个重要人士。1899年5月，各国政府代表在荷兰举行会议，清政府派杨儒为代表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将日内瓦红十字会原约（即陆战条约）推之于水战，仍以救病扶伤为宗旨。杨儒和各国代表均在和约上签字画押，以示支持。在会后向清廷奏报此次与会情况时，杨儒顺带提出了设立红十字会的建议：
红十字救生善会，各国俱重视。此举谓为教化中应有之仁义。现既从众画押，自宜及时筹办，以示善与人同。拟请仿照日本捷便章程，由国家督率举行并赏颁恩款以为先导，再行广事劝募，聚少成多，出资者不甚为难，创始者方可持久，将来建造医院，购置船只，筹备药材，教练侍役，试办于通商口岸，俾西法易于讲求。如果经理得宜，不数年间即可坐收成效”。[742]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初十日，清出使美、秘、古、墨大臣梁诚，就“拟请联约各国，仿设红十字会”一事，上书奏请清廷。在这份奏稿中，他详细阐明了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成立红十字会的具体意见：
近因各国行政救疾扶伤，不分畛域，其法良意美，尤推红十字会为最。该会命意略如内地善团，以拯灾恤难为义务，而于国政宗教不相干涉，与会之人出入行间，各国皆公认为局外。同治三年，始于瑞士国之真奈瓦地方创设公会，议定条约十款，签押者十二国。嗣后推行日广，各国次第入会。历年兵事，无役不从，甚至后妃命妇之尊，亦能不避艰危。亲调医药。论者谓于兵凶战危之中，行仁至义尽之道，文明进化，已信有征。而将士恃此，志气益扬，忠勇百倍，尤为兵家制胜之长策，环球各国日孳孳然讨论而利用之。中国尚未联约入会，似非圣朝恩周庶类，整饬戎行本意。惟会体宏大，经费浩繁，基础未坚，势难集事。臣查各省善团成效昭著，董其事者，富而好善，若令兼办，可毋庸设会所。[743]
关于如何筹措经费，梁诚也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制定了以捐资多少，佩以不同的勋章，以示褒奖：
至于筹集经费，自以劝募为正义，倘蒙天恩，酌拨内帑为臣民倡，明定奖格，按捐资之多寡，别勋章之高下。捐款巨者，准佩带该会金银铜宝星，次者，准用该会徽章，再次者，亦得列名会籍，用红十字为衣饰。以京师善团为总会，复于行省商埠酌设分会。平时施医赠药，兼办军医学堂，战时防病疗伤，责令随营照料。遇有他国兵事，亦一视同仁，派人前往。经理愈多，收效愈广，军医可资补助，将士恃以无虞。[744]
奏文对万国红十字会的了解已相当全面，还结合国内情况，提出了建会的中肯意见。梁氏还认为“红十字会为练兵不可少之举”，并且将日内瓦公约、各国入会年份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章程译成汉文，照录清折，作为奏稿的复件，提供给清政府作参考。[745]事隔两天，御使夏敦复奏请清廷成立红十字会，要求清政府饬下外务部王大臣，“商明俄日两国公使，查照泰西红十字会公例，请其各电致统兵大员，传谕所部将弁，凡遇中国红十字善会所到之处，一律保护，不加侵犯，俾无险阻之虞，得尽拯援之力。”并请饬下南、北洋大臣“躬为提倡，力予维持”。[746]
据此，经过朝野多年的舆论宣传与酝酿，中国创立红十字会的社会条件已经基本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