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经济学界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实践对微观经济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微观收入分配、居民消费行为、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企业投融资、资本结构、企业海外投资和政府管制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微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市场化条件下，收入分配包括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即微观收入分配过程和宏观收入调节过程。我国微观收入分配过程中问题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陈享光认为，微观收入分配过程是与生产条件的分配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条件的分配直接决定收入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包括生产条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和生产条件在不同生产和部门之间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条件在这两方面实现均衡分配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关键。生产条件在两方面的过度非均衡分配，将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不公与我国生产条件在这两方面的不均衡分配直接相关。
胡浩志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够促进城镇居民收入公平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教育支出水平、政策性补贴水平、对外开放度、工业贷款比例、金融效率以及转移率等8种因素；而约束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工业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抚恤福利和救济水平、价格水平、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投资率）、外贸依存度、金融规模等。其中，金融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对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最为显著，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弱。214.
柏培文考察了企业收入分配的结构，认为公司内部薪酬制定程序不公平，企业的收入分配集中于公司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收入既与企业业绩无关，也与其投入不相称，并且这种分配差距已经到达了社会收入分配的警戒线。215李全伦认为，要消除企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差距，需要考虑创建合理分享企业收入的协商机制；建立有效测算利息、薪金、工资、税收的制度；科学测算每类企业收入形式的浮动部分；提高利息、薪金、工资、税收中浮动部分的比例，主要依靠企业收入增量解决企业收入分配差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待遇对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至关重要，陈享光认为，当前农民的非国民待遇制度安排不仅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公平原则，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严重障碍。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民从不合理的制度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从农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国民权利和国民待遇，才能促进社会范围内公平的实现。217贾让成等考察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分配地位问题，认为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其教育水平、劳动生产率，劳动技术含量，组织缺乏以及其“外来”身份决定的政治地位等因素限制，他们在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这种弱势地位，需要从两个方面加强他们的权益保障：一是建立和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会制度，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二是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体系。
另外一些学者将收入分配作为国家创新、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我国缺乏创新发展能力的原因在于现阶段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结构造成的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的“扭曲”。这就要把政策视角集中于增强合理的需求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诱致功能和对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内在激励机制方面219 陈昌兵认为，将收入分配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时，不同的阶段其影响效果差异较大。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推动的，收入分配通过物质资本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这时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不能确定；现代经济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收入分配通过人力资本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此时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二）居民消费问题研究
在消费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居民消费同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消费结构优化、发展水平以及社会财富效应之间的联系。楚尔鸣等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呈现互补关系，只是互补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地方政府以GDP为导向所形成的支出和投资结构密切相关。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绩效考核，快速增加财政收入，选择“短平快”和回报率高的项目作为投资重点，而那些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公共物品项目被放弃，结果会导致部分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尽管政府选择的“短平快”项目投资有部分通过工资增长的途径拉动居民消费，但总体上政府投资直接和间接拉动消费增长的效应很低。这种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结构不可能产生对居民消费较大的正向挤入效应。因此，可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健康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来改变这种支出和投资结构。221杨智峰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总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一种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而不同；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期，只有西部地区其他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他地区的其他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均不显著；在国家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时期，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地区不同而不同。
袁晓玲考察了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政府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政府消费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原因。目前我国消费率很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推动。我国最理想的消费率应当是政府消费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因为居民消费才是最终消费的主体。但即使政府消费不能拉动居民消费，也至少应当根据居民消费的消费进行调整，以补充居民消费之不足，从而使最终消费率保持在适度水平上。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消费率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223吴炜峰等专门研究了居住消费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已有研究表明居住消费与发展水平间具有倒“U”形结构。而转型期我国居民居住消费快速增长，从居住消费收入弹性的实证数据来看，我国居住消费的收入弹性是人均收入的函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收入弹性的模式处于居住消费与发展水平的倒“U”形结构左边的快速上升阶段。同时，改革因素构成我国城乡居住消费收入弹性变动的主要特征，特别是房改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弹性的增加产生重要影响。
梅洪常基于按照消费市场变化调整产出结构、促进消费型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提出从投资与消费、居民消费总水平和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三个层次来设定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目标，提出了若干基于居民消费总量增长的消费结构优化概算方案，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消费变动趋势，即要引导消费倾向，统筹以消费为主、投资和进出口协调拉动发展的多种路径。225而董岫岩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如城乡市场所占份额不匹配，农村市场的贡献率偏低；消费差距拉大，使潜在市场难以充分扩张；不同消费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反差强烈；消费品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应当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低收入人群；分层次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一些学者从财富效应视角研究了消费问题。赵怡虹等通过实证数据考察了股票资产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他们认为，股票资产在长期对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财富效应微弱，而房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效应比较明显，刺激消费作用较强。当前财富效应的产生与我国股市发展不稳定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性相关，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个百分比，将促进消费增加14.896个百分比，是促进消费的主要动因；而储蓄是阻碍居民增加消费的主要因素。227孙巍等利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研究了收入差距、利率政策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收入仍然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对各收入阶层来讲，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不断攀升并未对消费行为产生任何促进作用。另外，不断紧缩的长期贷款利率政策严重制约了中等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
（三）企业边界和控制权问题研究
在企业边界问题研究方面，经济学界主要围绕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和企业边界的变动两个方面展开。徐超丽等认为，企业的边界主要是由具有专用性的耐用人力资本的必要存量来决定，这一存量是由人力资本的加权总量来确定，而企业的最优规模是由人力资本的最优量来决定。而保持人力资本均衡水平的稳定必须满足其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条件，企业最优规模确定条件是，企业人力资本增量的。人力资本均衡规模的控制通过人力资本的载体——队员来实现。229张弘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模块化组织和价值网络不断形成，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相继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边际效应决定企业边界逐步转变为以价值模块为基础的核心竞争能力决定企业边界，加之企业价值网络的扩展和收缩处于动态调整中，企业边界呈现出一系列趋势：企业的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出现分化趋势；规模边界趋于模糊，而能力边界扩大；规模边界缩小，能力边界扩大；规模边界不变，能力边界扩大；地理边界扩大，业务边界缩小等等。230徐盈之基于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考察了技术进步与企业边界问题，他认为，对于中国目前的制造业来说，企业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让内部协调成本的节约程度低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因此企业注重从纵向一体化来扩大企业边界，将企业做大做强。而在高新技术行业中，技术进步会缩小企业边界，外包业务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技术进步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边界的影响可能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制造业企业的特点。
在研究企业边界的变动方面，大多数学者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理解。刘善庆等认为，企业边界的变动是企业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为节省交易费用而对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结果，是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企业边界的变动必须与时俱进，以适应不同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阶段。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生存、发展、壮大。232曾楚宏认为，交易费用和知识整合成本分别决定企业的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企业在确定一种边界的同时也影响对另一种边界的决策，这种相互影响体现在企业的知识基础与产品范围的匹配决策上。而现实中的企业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使得两者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这就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适当的调整，由此形成了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之间的协同演化现象。又由于企业的知识基础与产品范围分别决定着企业知识整合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结构，因此对这两者的调整势必影响到企业边界的变动。233郑军等研究了企业边界同企业能力、企业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由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形成的企业边界通过一定的协整、学习与重构行为并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沿着既定的路径影响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产品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从而改变企业能力。相应的，企业能力变动也通过协整、学习与重构行为改变企业拥有的资源数量，改变企业边界。企业能力、企业行为与企业边界构成一个互动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企业实现成长或者退出。
企业控制权的配置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杨智恒区分了权力和权利，将企业控制权分为控制权利和控制权力，而控制权利与所有权、收益权构成企业产权；控制权力则由控制权利产生，因职务等级不同而有区别。由于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使得中小股东的控制权利无法产生控制权力，因此损害了权利的平等性，为了维护控制权利平等性和保障控制效率，应当给予中小股东否定大股东意志的权力。235曾楚宏认为，企业控制权配置行为是获取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行为，而企业中各要素所有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是否具备成为战略性资产的充要条件而进行讨价还价来进行控制权配置。由于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符合战略要求、能够成为战略性资产的资源并不相同，由此导致了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236朱心来通过调查25家创业投资机构的控制权分配情况后认为，实践中科技创业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取决于创业资本家和创业者之间谈判力量的对比。创业资本家获得控制权的方式主要来自合同，而创业者主要通过多数投票权、董事会席位以及强制性股票回购的方式来获得控制权，而这些途径都要通过所占股份来体现，而合同赋予创业者的权利很少。相比较而言，前者比后者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同时，创业资本家在投资合同中通过使用董事会席位的附带条款和管理层的更换权，使科技创业企业的控制权安排具有状态依存性特征：在企业业绩比较好时，创业资本家的控制权比较小；当企业的业绩较差时，创业资本家往往会得到较多的控制权。同时，选择性回购权发挥着清算权的作用，从而使创业资本家在企业进入糟糕状态时的作用类似于债权人的角色。237徐细雄等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企业控制权动态配置的内在机理。实验结果表明：控制权动态配置与相机转移机制有利于抑制管理者控制权私有收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控制权转移强度越大，则管理者追求私有收益的投入水平越低，追求企业价值创造的努力水平越高；控制权转移强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控制权动态配置机制跟外部信息披露与监管机制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但却与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238潘秀丽通过研究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方式来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评价。认为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配置方式不同，对经营者业绩进行评价的主体、目标、内容及方法都会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对企业运转目标及对企业经营者业绩评价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党兴华等研究了风险企业控制权结构与企业的成长能力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影响风险企业控制权结构的因素首先是董事会权，其次是清算权、一票否决权等特殊控制权，最后是股权。并且董事会权和特殊控制权也是影响风险企业成长能力的主要因素，这也说明了风险企业家面临“控制”与“成长”两难处境现象，因此为了风险企业更快的成长，风险企业家必须让渡自己的控制权给风险投资家，而相对于股权，董事会权和特殊控制权将更有利于风险企业的成长。
（四）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企业融资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学界认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来自金融机构方面，金融机构经营理念存在偏颇，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水平低，缺乏适应中小企业特点。二是来自融资环境方面，主要是资本市场层次单一、发展缓慢、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中小民营企业不能在较高层次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如愿获得资金支持，同时，银行市场结构及其竞争变化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也产生影响，因为大银行市场竞争的变化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和福利的明显损失，中小银行逐步成为中小企业的信贷提供者，但其发展滞后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问题影响了与中小银行的合作；三是来自中小企业自身，主要是部分中小企业运作不规范，管理水平和经营状况欠佳，信用不高，缺乏必要的信用意识，信贷状况具有不确定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贷款风险加大。
如何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顾光青认为，动产担保、风险投资、典当融资和民间借贷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方式。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品种资本市场，完善间接融资体系。242鲁丹等认为，通过构建银行业合理市场结构，在长期内通过促进中小银行市场发展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在短期内通过引导大银行市场合理竞争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既要充实和完善中小银行市场，有效发挥其基于客户关系的信息生产优势，又要提高大银行市场的竞争水平，通过租金激励机制和成本机制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243程兴华提出，创新金融制度安排，构建一种能够使外部投资者与中小民营企业建立起横向信用联系的内生性融资契约，通过信托私募融资能够最小化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的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使中小民营企业能够沿着既有的融资路径有效地获得所需的资金。244邱云章认为，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监管部门要将支持中小企业的业务指标纳入商业银行监管评级，规定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长指标和贷款结构指标，对商业银行实施硬约束。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评价机制。对中小型企业要更加注重软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重视实地、侧面调查。对中小企业自身来讲，要树立现实的融资观，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解决资金问题，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建立健全财务管理245.
（五）资本结构问题研究
李春琦等从公司内部的经济变量（如公司规模、成长性、净资产比率、盈利能力以及非负债税盾等）出发，考察了这些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认为公司规模和成长性与企业资本结构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性，而净资产比率的提高会引起公司负债率相应提高，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非负税盾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246伊志宏等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他们认为，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与企业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对资产负债率影响较小，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企业非债务税盾越大，人均GDP对其资产负债率影响越小；城乡储蓄年度余额越高的地区，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随着地区人均GDP的提高，城乡储蓄对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减小；资本形成总额越高，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
孙力强等考察了风险不对称下的最优企业资本结构问题，认为由于债权与股权之间的定价机制存在风险的不对称性，从而导致资本结构会影响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通过加权成本的最小化，在无税和有税两种条件下都能得到最优资本结构，最优资本结构依股票市场零Beta组合的期望收益率的不同清况，或为100%权益融资，或为0-100%之间某一负债率。他们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数值分析对影响最优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进行探讨后发现，最优负债率随着企业资产风险的增大而降低，随着市场零Beta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所得税率的增大而增大。
姜付秀从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之间的关系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的影响，认为公司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小。同时，在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趋向更加激烈时，资本结构表现出向目标资本结构接近的趋势。但是，产品市场竞争的动态变化与资本结构调整的状况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49汤丹沁则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会受到产品市场决策所产生的“有限责任效应”和破产成本效应的影响，即如果产品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企业会调整其产品市场决策，从而相应地进一步改变最优资本结构决策。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的方向（上升或下降）、强度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也会有所改变。250王丽认为，如果将企业的融资决策视为经理人的代理行为，那么就会导致经理人选择财务杠杆来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目的，进而经理人可以通过选择资本结构来缓解追求个人最大化利益时所受到的双重约束（即企业被接管威胁和破产风险）。在发达的控制权市场中，经理人会选择较高的债务水平以防止企业被接管；反之，则会选择较低的债务水平以降低企业破产风险。251张兆国考察了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认为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的相关性并不一致，与前者负相关，而与后者正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而社会公众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没有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其中：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但无差异性）。因此，资本结构是导致民营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之间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六）企业对外投资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大量国内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总体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投资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海外投资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些学者提出，随着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风险种类日益繁多而复杂，比如政治风险、监管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尤其是在资本市场方面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市场系统性风险，投资业绩下滑较快，分别在对商业银行境外理财产品、境外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方面遭受较大的损失。同时，金融风暴也给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一是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核心竞争力有所削弱。对其他国家而言，是重大的战略机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加大；二是中国经济还需通过海外投资进一步分散国内经济的风险，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会更大，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不仅可拓宽海外市场，而且可为其在国内的竞争增添诸如研发、品牌、人才、新经营模式等多方面的优势；三是获得高端的金融人才资源。此外，当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整个金融业时，海外金融服务机构与高端技术处于供过于求的形势，资产价格相对较低。
张承惠认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海外投资风险，我国政府应针对海外投资活动的不同类型实施有差别的投资和监管政策。第一大类是具有主权基金性质的海外投资。对于这类投资的风险控制，要重点进行战略性投资，不宜以提高收益率为目标在市场上去追逐短期利润；具体投资运作，宜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特别需要探讨以委托商业机构运作的方式；要充分利用当前我国的有利谈判地位，置换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风险较大资产，改善我国海外资产的结构。第二大类是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外国资产价格大跌为我国入资外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仅仅因为外国金融机构股权已经很“便宜”而去盲目“抄底”是有风险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把握机遇、创造价值。如果没有清晰的战略理念，没有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没有真正的人才，没有足够的控制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再低成本的收购也是得不偿失的。第三大类是工商企业的海外投资。政府管理应侧重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引导和保护，帮助其防范单凭企业一己之力难以防范的风险，进一步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254因此，我国的海外投资要从长期的战略角度出发，应采取审慎渐进的原则。在海外直接投资方面，要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在海外间接投资方面，应增加中国机构投资者适应不同市场环境的能力，积累国际化操作经验，引导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接。
俞秀宝等通过研究华源、鉴西哥纺织制造项目的案例表明，我国本土企业“走出去”所需要的基础条件更多一些，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不仅需要有母公司的优势支持、投资地的优势支持，还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军人物和管理团队，需要母国政府的支持和本土企业学习的能力。母公司的品牌、技术、资金、行业经验及投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市场等优势要素在海外投资的成功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们是成功的基础条件。255对于海外投资模式选择，彭明等认为，从筹资的方式来看，可以是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直接投资又包括绿地投资和海外并购两种模式，海外并购可细分为股权、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购。间接投资模式则包括参股、债券、金融衍生品三种模式；其他投资模式则有多种，具体包括融资租赁模式、国际承包、回购模式、产品分成合同模式、矿税协议合同模式、风险服务合同模式、提高采收率合同模式以及股权捆绑油源的集合投资模式等。256彭继民认为，我国海外投资的未来趋势是，贸易、制造及自然资源开采运输和加工是中国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欲望最强的三大领域；大型企业龙头作用继续增强，民营企业成为生力军；发达国家将成为投资的重点地区，非洲成为中国海外企业投资的新热点；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七）政府管制问题研究
杨绍政认为，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管制主要属于渐进式改革内生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大量遗留管制，这些管制一部分维护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运行，属于积极的政府管制，而另一部分则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封锁市场的消极政府管制。这两种性质的政府管制最终会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有利于市场经济更加有效运行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政府管制。258张明认为，政府管制并不十分有效，企业可以通过一定渠道规避政府管制，对于那些试图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来说，可以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帮助下，通过红筹模式、盛大模式和境外期权模式等方法规避外国政府管制，对于试图投资于A股上市企业的境外私募股权基金，可以通过借道外资银行或地下钱庄、股东借款、第三方持股、假股权真债权、收购内资投资公司等方法规避中国政府管制。对我国政府来说，进行行业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并不十分有效，应该解除对某些国有垄断行业的管制，加强对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性行业的管制，特别要加强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陈冬华等考察了政府管制与法律环境和隐性契约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管制产生于法律机制欠缺的衍生机制，而管制权利具有外溢的可能性，一旦发生便构成隐性契约，而证券管制机构的行为就会产生管制权利的外溢260唐要家认为，一旦这种外溢发生，就容易出现管制失灵，因此要通过有效的管制控制机制来实现管制权的公正行使。管制权控制机制包括对管制权的授权立法监督、管制决策程序控制和管制行为的司法审查。
特殊行业的政府管制是学界研究的又一重要问题，白涛考察了房地产市场的政府管制问题，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绩效与其垄断性市场结构和垄断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应当在对房地产市场实行价格管制的同时，还要综合运用土地管制、信贷利率和税收政策等手段。262吕本友考察了医疗服务市场的政府管制问题，认为在这一市场政府干预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市场化导致的低收入者看不起病的问题，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或给予一定的医疗补贴。而我国的医改中采用的政府管制方式是价格管制，这促使医院提供过多的医疗服务以及把服务的重点放在药品和检查上，在增加了医疗费用的同时也降低了医疗服务市场的效率。同时低价政策不但没有解决低收入群体看不起病的问题，反而增重了他们的医疗负担，进一步增加了医疗服务的社会不公平性。
关于政府管制的改革问题，赵映诚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需要实现相应的转变：即从政府主导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创新模式，从单纯政府限制模式逐渐转变为提高管制对象自觉精神的激励模式，从单纯的政府政策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协商型政策管制模式，从政府单一主体的管制模式转变为社会参与的多管制主体模式。264张秉福认为，由于政府社会性管制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等重要功能，我国政府管制必须确立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根本取向，健全社会性管制的主体体系，综合运用命令性和激励性管制方法，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从而完善我国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职能，最终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265吴光芸认为，目前我国的政府管制面对的主要是行政垄断问题以及管制结构的不合理。因此，我国政府管制改革重点应在于管制结构重构的问题：一方面要消灭原来计划体制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和管理方式，消除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转变管制重点实行分类管制，即根据垄断性产业的业务进行划分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根据不同产业以及同一产业不同时期实施放松管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