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和运筹上有不少发人深省之处。特别是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美国在欧洲列强眼中不过是国际舞台上一个无知莽撞的孩子。然而，正是这个被认为缺乏“博弈”经验的年轻国家，却一次次从自认为“精明老道”的国际玩家手中赢走赌注。可以说，不仅是凶为美国手上有“幸运牌”（享有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更主要是因为美国玩得不错（战略选择和运筹比较成功），美国才能够从13个殖民地起家，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和世界霸主。难怪有人称：“美国素以大战略谋划著称，其宏观战略安排之精当、谋划之深远，诸大国无出其右。”当然，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或大战略谋划也出现过一些失误。然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对于我们具有启迪意义，都从正反两个方面佐证了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和运筹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原则。
一、国家利益是战略运筹的根本依据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最基本因素，是国家维护和争取的核心东西。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的具体目标”。国家因综合国力、战略环境等不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追求可能不尽相同。然而，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普遍相同的基本围家利益，都应将国家利益作为战略运筹的根本依据。当然，国家利益内容广泛，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国家应根据不同的利益层次确定应采取的不同手段和行动。
2000年7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报告，其中指出：“可持续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牢固基础，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清晰认识。唯有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才能确定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优先顺序。唯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美国领导人有可能具有说服力地解释，美国公民应当如何以及为什么应当支持美国付出财产与生命代价。”实际上，美国历来不仅将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将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国家，国家利益甚至可以说是其战略选择与运筹的唯一指南。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往往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将国家利益区分为不同的层次，以此指导其战略筹划。
美国1995年的《国防报告》首次正式将美国国家利益划分为生死攸关利益、重要利益、人道主义利益三个层次。克林顿政府在1997和200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申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划分。根据克林顿政府的界定，“生死攸关利益”指对美国的生存、安全与活力具有广泛的压倒一切之重要性的利益，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这些利益，包括必要时单独并决定性地使用武力。“重要利益”虽不会影响美国的生存，但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性质；在这种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只有在非军事手段不能达成目标时，才动用军事力量，并且使用军事力量要有选择、有限度，涉及的代价与风险要与受到威胁的利益相称。“人道主义利益”包括对自然与人为灾难做出反应、促进人权并寻求阻止对人权的粗暴侵犯、支持民主化、坚持法治和文官治军的原则、协助人道主义扫雷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将寻求通过外交和与各种伙伴的合作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在动用军队的情况下，主要是利用军队所独有的能力和资源，而非其作战能力。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的上述报告将美国国家利益分为生死攸关、极端重要、重要和次要四个层次，并为前三个层次利益受到威胁时采取军事行动提出相应原则：对于“生死攸关利益”，即使在没有盟国帮助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美国也要准备投入战斗；对于“极端重要利益”，美国只有在生死攸关利益受到威胁的联盟或盟国参与的情况下才应准备动用武装力量；对于“重要利益”，美国应个案处理，并且只有在代价低或其他国家承担大部分负担的情况下才应准备参加军事行动。
在以国家利益指导战略运筹方面，美国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其中之一是经济利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固然与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实现和确保其他方面安全的物质前提有关，但美国的重商主义传统和垄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家性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在美国战略思想界看来，“一个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最根本的利益是经济利益。维护和扩展本国的经济利益应该是美国的对外战略的根本职责”。美国历来把世界上对其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作为其战略运筹的重点。
仅以中东为例。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东始终是美国悉心经营的一个地区，关键原因恐怕在于中东有波斯湾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宝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在书中写道：“如今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命脉，波斯湾地区便成为供血的心脏，而其附近的海上通道，则是输送血液的血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多年来石油消费量一直占世界的1/4以上，没有足够的石油保障，美国经济将陷于瘫痪状态。美国十分清楚海湾石油的巨大战略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寻求自己施加控制的同时，极力防止其他国家掌握其控制权。无论区外大国还是地区强国称霸海湾、支配海湾石油，都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为此，美国先是推行联盟战略，在中东拼凑区域性抗苏军事集团，于50年代中期策划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构筑了一道由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以及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组成的遏制苏联的屏障；继而在海湾采取“双柱战略”，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扶植伊朗和沙特填补英国撤出海湾留下的“力量真空”，防止苏联趁机向海湾扩张；后来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又于1980年推出“卡特主义”，准备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保卫海湾、遏阻苏联南下海湾。苏联威胁消失和冷战结束后，为强化对海湾石油的控制，美国在海湾奉行“双重遏制”战略，对两伊采取高压政策，并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在以国家利益指导战略运筹方面，美国所具有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崇尚以武力保护和追求国家利益，突出美国国家利益的唯一性。这往往损害他国利益，造成国际关系紧张，引起国际社会反感，催生各种反美力量，反而伤及美国的自身利益。
二、战争选择问题是战略运筹的关键节点
《孙子兵法》开篇即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问题事关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轻者损及国力民生、陷国家于内外交困，重者危及国家根基、造成国破家亡。一个国家是否发动或参加战争，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对象和战略进行战争等问题，决策者都要慎之又慎。美国在大陆扩张时期进行了四次重大战争，即独立战争（1775～1783年）、第二次美英战争（1812～1814年）、美墨战争（1846～1848年）和南北战争（1861～1865年）；在海外扩张时期进行了三次重大战争，即美西战争（189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时间：1917～1918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时间：1941～1945年）；在冷战时期进行了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1950～1953年）和越南战争（1961～1973年）；冷战结束以来发动了4场主要的局部战争，即海湾战争（1990～199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和伊拉克战争（2003年）。关于这些战争，美国既有战略运筹上的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总体而言，大陆扩张和海外扩张时期，美国政府在战争决策上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失误比较少。以美墨战争和美西战争为例，美国在目标、对象和战略选择上都比较成功。美国发动美墨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墨西哥，而是运用武力强迫其割让土地，以扩大美国的版图。为适应这一战略目标，美国提出了一项有限战争战略：迅速占领墨西哥的部分领土，必要时直接攻占首都墨西哥城，尔后通过谈判，迫使墨西哥签订割地条约。这种有限战争战略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战争手段有节制。美国认识到，任何违背有限战争原则的行为，都有可能激起墨西哥国民的反抗，从而把一场以夺取部分领土为目的的战争变成一场民族之间的生死存亡的决战。因此，在战争之初，前线指挥官就接到明确指令，尽量降低战争的残酷性和减少伤亡，尽量保护和平居民，保护敌国文化、宗教和建筑，禁止战争扩大化。由于采取的战略适当，美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通过这场战争，美国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成为连接两洋的大国。
19世纪末期，美国已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但以其实力还不敢打英法等一流强国的主意。根据对自己实力的客观评估，美国在选择重新瓜分世界首战对象时，把目光投向了已处于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中的老朽殖民帝国西班牙。美国发动美西战争，是为了向海外扩张。其战略目标不是征服西班牙，而是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它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属地，建立海外扩张基地。因此，美国采取“外围战略”，不攻击西班牙本土，而是攻击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此外，由于古巴、菲律宾等地相继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动摇了西班牙的统治基础，直接攻击处于西班牙帝国脆弱外围的古巴和菲律宾，容易迫使西班牙让出其殖民势力范围。由于对象选择和战略运用得当，美国仅用3个多月就实现了其第一步海外扩张计划，夺取了向拉丁美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前进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实力评估和目标定位上缺乏应有的清醒，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战线拉得越来越长，目标与手段逐渐失衡。与此相对应，美国政府在战争决策上的“昏招”开始增多。美国冷战期间进行的两场大规模“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这方面均有体现。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这是美国政府战略运筹失误的必然结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共产主义妄图赤化全世界神话的刺激下，杜鲁门总统于27日命令美军直接参战，以“拯救”南朝鲜。虽然美国认识到其战略重点是在欧洲对付苏联，不希望同中国开战，但它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不会派兵入朝，因此无视中国不断发出的美军小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将“拯救”南朝鲜的战争目标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在政治上统一朝鲜半岛。美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向中朝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被迫入朝作战。战略决策失误，使美国虽然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却在亚洲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造成中美之间长达20余年的对抗，严重地牵制了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同时也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埋下隐患。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没有吸取教训，逐步升级对越南的军事干涉，结果又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两战皆败，是美国肆意扩大干涉规模造成的后果，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与手段逐渐脱节的反映。
三、地缘战略谋划是战略运筹的重要部分
地缘战略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方略”。虽然地缘战略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德国的卡尔·豪斯霍弗最先提出，但地缘战略实践与相关理论研究却源远流长。地缘战略谋划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与运筹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独立以来一直十分重视地缘战略谋划，历届政府往往以地缘战略为思路构筑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不仅如此，美国历史上还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地缘战略学者、理论和著作。马汉及其“海权论”、斯派克曼及其“边缘地带论”、布热津斯基及其《大棋局》等，不仅是地缘战略研究领域的一座座里程碑，而且对美国政府的地缘战略谋划和国家安全战略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大陆扩张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谋划以北美大陆和美洲为中心。建国初期，美国国力弱小，前途艰难，根本无力与英、法、西等欧洲列强抗衡，当务之急是巩固新兴的政权和发展经济。这就要求美国避免卷人欧洲的纷争，而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位置也为此提供了条件。这些因素促使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当政时就逐渐形成了主要针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随着自己实力的逐步增强，美国又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孤立主义”，将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与隔绝扩展到整个美洲，强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力图从美洲这个“集体孤立圈”中排斥欧洲势力。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门罗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地缘战略谋划特征。正是这些早期地缘战略决策，为美国在大陆扩张时期巩固政权、积聚国力、奠定崛起基础创造了条件。在地缘战略理论指导下，美国成为一个东西有重洋、南北无强邻的泱泱大国，成为美洲的霸主。
在海外扩张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谋划重点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以及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马汉的“海权论”为这个时期的美国地缘战略提供了蓝图。马汉认为，美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控制海洋，而要控制海洋，就必须控制海上战略要地与战略通道。根据美国濒临两洋一海（太平洋、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特点，他具体指出：控制中美地峡、开凿巴拿马运河，是美国控制两洋的战略关键；美国要占领夏威夷、菲律宾等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作为向亚洲挺进的“踏脚石”；要与英国、日本结成联盟，组成从黑海海峡到朝鲜半岛的阻止俄国向外扩张的坚强防线。在这个时期，美国攫取了独自开凿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权利，霸占了菲律宾、夏威夷、关岛、东萨摩亚等太平洋岛屿，并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实施了不用武力、不占地盘、重在谋取经济利益的“软扩张”。这个时期是美国地缘战略由聚焦于美洲向着眼于全球过渡的时期。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面向全球，谋划的重点是欧亚大陆，强调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斯派克曼于1944年提出的“边缘地带论”给这个时期的美国地缘战略留下深刻的痕迹。他认为，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全球战略中极其重要；欧亚大陆或其东西两端被某一强国控制会给美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为防止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危险，美国要控制边缘地带，特别是西欧和东亚。他断言：“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冷战时期，为了遏制苏联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展，美国采取的主要措施为：维持欧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即利用欧亚大陆各国间的矛盾保持欧亚大陆力量平衡，确保美国的海上力量优势和对海洋的控制；以西欧和东亚为重点，沿整个边缘地带组织联盟，建立起一条新月形反共“防波堤”；驻军西欧、东亚，建立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体系，实行前沿军事部署和前沿防御。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地缘战略仍然放眼全球，以欧亚大陆为重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就指出：“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仍然强调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维持欧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的地缘战略发生了不少变化。这主要包括：苏联解体后，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欧亚大陆的最大国家作为潜在的全球性战略对手而加以防范和遏制；随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的崛起，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重点出现由西向东渐移的趋势，这尤其反映在军事部署上；美国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建立军事存在，近年来将在欧洲的军事部署重点由西欧向中东欧调整，以此将其影响力向欧亚腹地投射；同时，美国不断加强美日军事同盟，试图使其与北约遥相呼应，实现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两大联盟体系由东西两翼辐射欧亚大陆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