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其他欧美列强纷纷退出争夺，只剩下美日两个强国，美日矛盾不断加深。经过连年的武力扩张，日本的国家利益不断扩展，并且随着日本民族主义走向极端，这些利益已经到了不可容让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由做地区性强国，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霸。由此，日本民族的第一次崛起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一、企图独占中国东北，日美矛盾不断加深
日俄战争使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欧洲，随着德国的强大，英德矛盾代替英俄矛盾上升为国际主要矛盾。在亚洲，随着日本对华扩张的加剧，日美矛盾上升，日俄之间则共谋瓜分满蒙地区而趋向勾结。英国与日本的矛盾虽有所发展，但为了对付德国仍支持日、俄。“远东之巴尔干”遂转移至列强鹰瞵鹗视之中国东北地区，日美之间在这个地区争夺异常激烈。日俄战争后期，美国出面调停并暗助日本，其条件之一就是满洲门户开放，即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905年8月底，朴次茅斯和约即将签字，美国要求与日本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并在10月12日签订了草约。事后，日本政府反悔。
1906年1月15日正式通知取消此草约。这件事成了日美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此前，美国一直以日为友；此后，矛盾越来越发展，日美之间不断出现紧张局面。1906年3月，美英对日本封锁中国东北地区提出书面警告。同年春，美国西部地区排斥日本移民。1907年8月，美国策划建立“东三省银行”，先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新（民屯）法（库）铁路，再延长至齐齐哈尔。对此，日本通告拒绝，美国的计划未能实现。1907～1908年间，各国报纸甚至盛传日美之间将爆发战争。1909年春，美国政权更迭，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再次企图收购南满铁路，并策谋收购中东路或者联合英国资本建筑锦瑗路。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致函英、俄、日、中等国政府，主张“国际共管”，满洲各铁路，即所谓“诺克斯计划”。这些主张和计划均被日本否定，导致日美矛盾逐步加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美两国都乘机大发战争财，国力大增。战后，日美矛盾迅速上升为远东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1917年11月，日美签订《蓝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书中，美国在字面上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实际上则要求日本保证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即对美国开放；日本在名义上虽承认“门户开放”，实际上则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美国特别说明，所谓“特殊利益”，无非是一般邻国之间都存在的那种“特殊关系”或“经济的”利益；日本则认为，所谓“特殊利益”，是指“势力范围”或“特殊势力”。1918年10月8日，美国向英、法、日提议，由四国组成国际对华借款团，总揽一切对华贷款。参加借款团之成员，应将一切对华优先权及与此关联之贷款移交借款团。日本坚决要求将“满蒙地区除外”。
1921年，美国提出召开“华盛顿会议”，建立了协调东亚国际关系的机制，即华盛顿体制。会上，日美围绕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核心是中国问题再次交锋。在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上，美、英、日、法、意五国于1922年2月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比例为5：5：3：1.75：1.75.
日本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分别被限制为31.5万吨和8.1万吨。起初，日海军当局坚决反对，后考虑到美国裁减幅度更大，日海军力量原本比不上美国，美减则对日威胁也相对下降，并考虑到财政因素，当时日军费支出已占一般会计支出的50%，负担过重，遂签署了该条约。在太平洋问题上，签署了维持太平洋现状的四国条约。该条约实质上是列强瓜分中国，日美英法相互承认利益，相互承诺维持现状。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支持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及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并迫使日本签订了《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条约规定：胶州湾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在六个月内自胶济路撤兵，胶济路由中国“赎回”，高徐、济顺、烟潍等铁路特权移交四国借款团等。1922年，参加华盛顿会议各国签订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对外“门户开放”，对列强“机会均等”，否定了日本的“特殊利益”，但在满蒙问题上态度模糊，未过分追究日本。日本虽维护了满蒙既得利益的基本底线，但在华盛顿会议中遭到重大失败，这导致日美矛盾更加尖锐。近卫文磨说：在华盛顿体制下，日本将永远处于后进国家之地位。
二、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及其对国际协调路线的挑战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对国家政策的转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中叶，当欧美主要国家的炮舰穿梭于世界几大洋，其商品重炮向其他国家叩关的时候，日本还处在封建锁国的幕府时代。锁国政策给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使日本经济几乎同世界市场隔绝。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确立了对内统一与富国强兵、对外争取平等与独立的国家战略目标。民族主义成为日本国民的普遍理念。当时，日本民族主义是一种正常的民族主义，其主要任务是反抗外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日本人对亚洲各民族尚有一种强烈的连带感，希望促成东方国家与日本联合，以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但随着近代化建设的成功和国力的增强，日本民族主义逐渐恶性膨胀起来，由反抗外来压迫，转为对外扩张。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走上帝国主义的转折点。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民族主义走过了一个不断向极端发展的过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与列强协调路线不断受到民族主义的干扰。
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民众舆论在支持战争上达到空前一致，就连一些一贯支持和平主义的学者都转向了帝国主义的立场。日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使日本举国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福泽谕吉竟被战争的胜利感动得落泪。平民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则高度评价了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他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发挥了“超绝世界的爱国心”，“应用并消化了近代文明的力量”，以及“坚实刚毅的资质”，因此使外国人刮目相看，不再视日本人为“从不说不的民族”。随后发生的俄、法、德三国干涉，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事件，不仅没能使日本清醒，反而大大刺激了日本刚刚兴起的民族自尊心。日本统治集团借机掀起了新一轮民族主义的狂热。
此后，日本经过了10年的“卧薪尝胆”，发动了日俄战争，打败了沙俄。但日本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考虑到美英的利益，及时停止了战争，接受了美国的调停，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和约中俄国不支付赔款、不割让土地等条款表示了强烈反对。1905年9月5日，数万人在日比谷公园集会，反对不赔款和约，要求继续进行战争。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日本政府的外交战略产生极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开始向法西斯主义转变。1919年8月，几乎与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战斗团”同时，“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发表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这本书被日本法西斯奉为经典。当时，日本正面临战后危机，统治集团内有人鼓吹“亚洲门罗主义”，即由日本来统治亚洲；也有人鼓吹用“武力帝国主义”来反对“英美本位的和平”，要求像德国那样用武力“打破现状”，争取“生存权”。北一辉的理论是这些论调的集大成者，他公开鼓吹发动侵略战争是“国家的权利”，并且给这种侵略理论戴上“无产者”的桂冠，说：“英国乃跨越全世界之大富豪，俄国则地球北部之大地主。以星星诸岛作为国境线之日本，在国际上乃处于无产者之地位，岂无堂堂正正之名，向彼等开战以夺取其独占之权利乎？”北一辉鼓吹，必须动用“天皇大权”，凭借暴力，实行政变，来“改造”日本国家。他认为，“随着国家改造之完成，亚洲联盟乃可义旗翻扬而真正到来，日本可执世界之牛耳，宣布国海同胞皆是佛子，之天道，垂其范于东亚”。北一辉的理论出台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在反动势力支持下迅速成立，比较著名的有玄洋社、浪人会、黑龙会、犹存社、老壮会等，其成员有没落武士、社会游民、知识分子、少壮军人，特别是以后来担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为会长的国本社，其成员多为军阀、官僚、财阀代表，如东条英机、荒木贞夫、宇垣一成、池田成彬等，中下层则为少壮军官和在乡军人骨干。到1932年，法西斯团体已达1965个。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内政治动荡不定，极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对主张对美英列强保持协调外交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发起攻击，制造了一系列事端。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对主力舰作了限制，对辅助舰则未加限制。于是，列强军备竞赛从主力舰转移到辅助舰。1930年1月21日，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日本要求辅助舰总吨位保持对美七成，大型巡洋舰对美七成，潜水艇保持78000吨，企图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对美国的优势。美国则支持按照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比例，即日本对美六成。最后，于3月13日达成协议，大型巡洋舰日本对美六成，轻巡洋舰及驱逐舰日本对美七成，潜水艇两国相等。但这个协议遭到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对。1930年11月14日，批准在协议上签字的滨口雄幸首相被法西斯右翼团体“爱国社”刺杀。
如果说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尚能控制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那么到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主义已完全走向极端，达到政府无法驾驭的程度。此时极端民族主义大举向军队发展，甚至整个军队都已成为法西斯右翼势力的大本营。
1930年9月，桥本欣五郎等法西斯军官组成“樱会”，策划发动政变。次年，“樱会”策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既定国策的产物，也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对日本政府实行的国际协调路线的挑战。在称霸亚洲这一总政策上，日本政府与军方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策略上双方存在矛盾。元老西园寺公望指出，这一事变不是对外的，而是国内问题，是军人从外部发动的政变，这种从外部发动的政变将导致国内体制的崩溃。
事件发生后，国际联盟和美国均向日本提出抗议，寄希望于日本在国际秩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日本政府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要求关东军撤至条约限定的地域，在原有的国际法秩序内解决事态，而军方则以陆相、参谋总长退出内阁相威胁。10月8日，关东军又制造了“锦州爆炸”，公然向国际体制叫板。“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石原莞尔称，“锦州爆炸”事件是“对国际联盟的爆炸”，是对日内瓦体制的政治爆炸，是对东京政府的政治爆炸。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法西斯势力继续煽动反对政党政治。1932年2月9日，“血盟团”分子刺杀民政党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准之助。接着又发动“五一五”叛乱，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法西斯分子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等，首相犬养毅被枪杀。事件发生后，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自此由政党组阁时代走向军事法西斯体制。
三、以强硬外交取代协调外交，企图建立“东亚新秩序”
如上所述，国家利益的扩张需求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促成了日本国家战略由争做地区大国向谋取全球大国地位的转变。作为国家政策的转变始于20年代后半期的东方会议，最终完成于30年代中期的东亚新秩序构想。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执政。田中义一是长州派军阀的嫡系传人，历任参谋本部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是1906年《帝国国防方针》的起草者，1921年晋升为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是一个大陆扩张主义者，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中心议题是大陆政策，参加者有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等。田中在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考虑的必要”。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并下达执行。这个纲领的根本方针是“对支那本土和满蒙必须加以区别”，所谓加以“区别”，也就是“把满洲从支那本土割离，作为另一种疆域区划，并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和地区”。“东方会议”之后，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史学界通称《田中奏折》。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田中极其露骨地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奏折中还明确提出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
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日本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反映出日本扩大追求国家利益、加快实现“大陆政策”的民族冲动，预示着日本原来所奉行的国家战略已不能满足扩大的国家利益需求。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将做出新的国家战略选择。虽然日本史学界多数人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日本在东方会议之后的一系列行动正是按照《田中奏折》中的思想展开的。此后，由军国主义分子推动的“九一八”事变及后来的一系列政变，加速了日本的法西斯化，改变了日本自1890年转向帝国主义以来一直坚持的与列强协调的现实主义路线，导致日本的国家战略由争做地区性强国扩大为争取全球霸权。
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最终完成于1937年6月成立的近卫文磨内阁。近卫文磨是一位贵公子，他之所以在“二二六”事件后被法西斯军部推上前台，一方面是因为他出身门第高贵，有号召力，便于为建立军事独裁铺设道路；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与军国主义军部势力相同的扩张思想，是亚洲主义的积极支持者。日俄战争后，近卫主张采取不妥协政策，宣称“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自己也可以当小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针对以美英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近卫发表了《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他在文章中强调打破现状，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维持现状国”与“打破现状国”之间的不平衡的国际秩序，是国际动乱的根源。他认为，日本必须做打破现状的国家，谋取生存权，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和平。“九一八”事变后，近卫积极肯定军部的行动，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潮流中，“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是向满蒙进展”。
1937年近卫上台后宣称，其外交政策是推动“建立在国际正义基础上的和平”，“而非单纯保持现状的和平”，追求“资源获得的自由、商品销路拓展的自由、劳动力流动的自由”。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宣言”，正式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宣言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建立基于国际主义的新和平机构”；二是“日满中构成自主的联合组织”。其实质就是要在东亚排除美英势力，建立由日本为霸主的新东亚。
“东亚新秩序”是日本第一次独自对国际秩序的设计，是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集大成者，是近代日本扩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民间的“理想主义”与官方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在“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一直存在于日本民间的亚洲主义终于登上了政策舞台，上升为国家政策。由此产生了美国人的“天定命运”理想和日本人的“解放亚洲”理想的大碰撞，产生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的大碰撞，美日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4年后，日本在原子弹爆炸声中宣布投降，大和民族的第一次崛起戛然而止。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国家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越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退回到了原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