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可以发现，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定位总是由低到高，由争取民族复兴，到做地区性大国，再到争做世界性大国。可以说，日本国家战略就是大国战略。然而，日本作为后来追赶型国家，其国家崛起的过程又显得那么曲折，富于悲剧色彩。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但终因野心过大实力不济而失败；第二次崛起通过的是和平方式，但靠的是更大的大国庇护，也算不得真正崛起。日本的先_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永远也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命运。日本两次崛起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正在崛起的国家引以为鉴。
一、“战争崛起”和“和平崛起”
说到国家崛起，人们总是首先想到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确如此。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每个大国的崛起总是经过了这样一条路线：由经济兴盛发展到军事强盛，再由军事扩张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的强弱是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发言权的主要尺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大国的崛起总是同军事扩张密切相关的。但是，历史经验又告诉人们，军事上的扩张，并非总是能使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目标，军事上的过度扩张，往往是导致一个国家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后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随后便迅速跃升到帝国主义阶段。从1890年第一届国会确立以武力扩张国势、以强兵实现富国的战略方针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从这个角度看，完全可以说，日本的整个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侵略历史，是一部战争历史。日本的综合国力就是通过武力扩张不断积累起来的。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获得两亿两白银（合3亿日元）战争赔款，为其向帝国主义迈进提供了原资。日本不仅利用战争赔款促进了军备扩张和产业革命，还利用巨额赔款作基金，实行了金本位制；在军事工业带动下，其产业革命从轻工业领域发展到重工业领域。日俄战争加快了日本产业革命的速度，使日本用了大约30年时间，完成了英国用80年时间才完成的产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发展来说更是天赐良机，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协约国的军需品订货和对船舶的迫切需求，使日本的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和造船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由于西方不能再为亚洲市场提供商品，日本的出口商顺利地占领了亚洲市场。同美国一样，日本不仅在战争期间还清了外债，而且由负债国转变为债权国。战争对日本制造业产生的刺激比对美国的还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总体发展速度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二位，不仅在经济上比意大利强大，而且在所有制造业和工业生产指数方面都超过了法国。有学者认为，如果日本1937年不扩大侵华战争，1941年不发动更具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日本也许会提前许多年实现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超过英国产量的这一目标。
然而，日本最终并没有实现“战争崛起”的目标。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恢复和平之后，日本重新感受到来自西方商品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迫使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进一步使用武力扩张亚洲市场，于是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这种征服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意味着经济上的获益。但尽管如此，日本的处境并没有多大好转。30年代，日本对进口原料的依赖性不断加大。为了扩大对原料市场的控制，日本不得不更加借重于军事力量，对军事力量的投资进一步增加。正是由于这些经济问题的存在，日本不顾一切地借债，以便向军队投入更多的资金，致使军费在政府支出中的份额由1931～1932年度的31%，增加到1936～1937年度的47%。到1938年，武装部队的支出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高达70%。对“经济安全”的需求驱使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者在战争的道路上无法停下脚步。过度的军事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破坏了国民经济，日本陷入了一个为扩大经济而不得不依靠军事力量，而增加军事力量反过来又破坏国家经济的怪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除政治、军事因素外，其综合实力不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武力扩张是日本第一次崛起的主要手段，也是其崛起失败的主要原因。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其主要标志是日本通过“和平宪法”，对军事力量的发展进行了自我限制。战后60年来，日本军事实力和国防开支与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多大关系。它拥有一支规模合理的海军，一支用于国土防卫的空军和一支小规模的陆军。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军事实力大大小于20世纪30年代，甚至小于1910～1920年间。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将军费投入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这就使其人均军费比例大大小与其他发达国家。
战后的日本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有美国的军事保护。战后以来，日本国土一直受到美国核与常规部队的保护，其海上交通线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这就使日本得以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他人，而自己则可以腾出财力来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不断扩大出口市场。二是有相对安全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战后出现的冷战格局使国际社会保持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日本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就在于它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在经济全球化和强权政治格局中获得了独特的、非常有利的地位。日本经济向亚洲乃至全球的扩张可以畅通无阻，不再需要用刺刀大炮开路。三是有日本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和平主义思潮的支持。尽管和平主义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低落，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制定的“和平宪法”依然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要求扩充军备的企图。
通过和平的发展方式，日本成为公认的世界性经济大国。但日本人对此并不满足。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看来，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他人，这种做法势必会导致国家主权的部分丧失。事实也正是如此。战后60年来，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其原因盖缘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在战后的崛起，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特别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政治大国的目标后，日本人更加感觉到，只依靠对外经济扩张，并不能使日本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尽管日本出资130亿美元，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但因为没有出动实际的武装部队，而遭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蔑视。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屡屡遭受挫折，给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以极大刺激，要求改变“经济大国、军事小国”现状的呼声日益强烈。可以说，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和平主义日渐衰落，“和平宪法”的修改大势所趋，日本军事力量走向世界的日子为时不远，日本人正在亲手毁掉他们在战后创造的“和平崛起”模式。
二、国家利益的相对和绝对
国家本无利益，国家利益只是在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一个经济上日益强大的国家，将会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当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时，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相对性的关系，往往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国家利益无疑应当坚持，但在坚持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在冲突中一味地坚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不肯让渡部分利益，自己的利益最终也难以得到保障。
与其他老牌大国相比，日本属于后来居上的追赶型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这种类型国家的崛起过程注定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已经占据了利益制高点的大国，决不会眼睁睁看着一个过去的弱国成为一个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强国。后起的国家往往会面临着老牌强国的不断打压。于是，在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后起的国家就不得不适当地采取“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策略。要“忍辱负重”，就不能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当20世纪初叶日本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准备大举向大陆扩张势力时，东亚已处于列强环伺的局面。日本作为后来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列强之间周旋。日本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并将国家发展目标定位在争做地区性大国上，其实质就是要争取成为列强的一员，而并非要在东亚排斥列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日本在此后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均保持了“有限的目标”。
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目的是与大清帝国争夺朝鲜半岛。日本的战略底线是打破大清帝国对朝鲜半岛的垄断，争取朝鲜对日开放，必要时可将欧美列强势力引入朝鲜，以求得东亚的势力平衡。战争期间，日本始终关注着列强的反应。为求得列强保持中立，日本允诺与列强分享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当与清朝军队作战取得意外的决定性的胜利，北京门户洞开时，日军本可长驱直入，但日本政治领导人为防止引起列强干涉，及时停止了其前线军队的进攻步伐。日军对辽东地区的占领其实属于意外收获，已超出日本高层制定的战争目标。因此，当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逼迫日本归还辽东时，日本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在日俄战争时期，尽管日本的国力比甲午战争时有了较大提高，但其战略目标仍然是有限的。战前，日本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英国建立了同盟，这对日本打败沙俄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英美支持日本，只是为了削弱沙俄在远东的实力，并不希望看到日本在远东独大。因此，日本将战争目标确定为夺取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将沙俄驱逐至沈阳以北即可。当这一目标达到时，日本及时罢手，并请美国出面调停，未要求沙俄进行战争赔款。日本的“国际协调路线”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体系。日本虽然认为这一体系是对日本的制约，但从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出发，还是加入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此时的日本将维护其所谓“满蒙利益”作为战略底线，因而在华盛顿会议上对美国限制日本军备的提案表现出很大的忍耐。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日本逐渐抛弃“国际协调路线”，开始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一个人的野心是随着其地位的提高不断增大的一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时，也有一个不断膨胀的过程。山县有朋当年提出的“利益线”理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日本的“利益线”将随着其商人的脚步无限地扩张。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将本土视为“生命线”，将朝鲜半岛视为“利益线”；日俄战争后，朝鲜半岛成了“生命线”，而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它的“利益线”；到了30年代，其“利益线”扩大到了整个中国大陆，东北地区则上升为“生命线”。国家利益随着商人的脚步和军队的铁蹄不断扩大，过去相对的利益，现在变成了绝对的利益；过去可以容让的利益，现在变得不能容让了。于是，大国之间的冲突便发生了。国家利益的无限拓展引导日本走上了一条战争的不归路。
战后的日本，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维护、拓展国家利益（主要是经贸利益）上，走的是一条与战前不同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日本对战前的教训进行了多么深刻的总结认识，而是因为它身处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享有一种特殊的有利地位。事实上，日本人对战前的国家利益观始终没有作出深刻的反思。在日本社会中，关于国家“生命线”和“利益线”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战略纵深短浅，狭窄的生存空间使日本人经常对其民族前途感到忧虑，传统的国家利益观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意识中。自20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后，如何维护拓展国家利益就成为日本社会各界争论的主要问题。在当今的日本政治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时髦语言，政治家们总是高调唱出“维护国家利益”的口号，以吸引选民的支持。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主张在对外关系上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行为准则，主张在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强势出击，寸步不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近年来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所在。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日本总有一天会在拓展国家利益上重新走到一战前的老路上去。
三、民族主义的利用和控制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往往会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来凝聚民族的意志。特别是对那些后起的追赶型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更是他们追求国家崛起的力量源泉。然而，民族主义却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民族国家崛起的原动力，也可以成为国家崛起的破坏力。
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时，民族主义是实现民族团结、凝聚民族意志的旗帜，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当民族主义达到狂热的程度，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所利用时，民族主义便走向了极端，成为历史的反动。正如霍普森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本来是站在民族基础上来完成政治结合的建设。然而，这种正常的民族主义一旦堕落，超过其自然堤防向外溢出，将会不论远近，尽力吞并反抗或非同化国民之领土。这种意图往往使民族主义转向不纯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日本的民族主义曾经对日本的国家崛起发挥过积极作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武力向亚洲扩张，中国和日本相继遭到外敌入侵。面对外来人侵，日本进步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于是，他们在“民族复兴”的口号下，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幕府统治。明治维新后，日本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起了全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在对外关系上，日本民族主义者对亚洲各民族有一种强烈的连带感，主张团结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共同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此时的民族主义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然而，1890年以后，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民族主义逐渐走向了历史的反动。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民族主义尚有多种表现形式，对于国家发展道路有多种主张。但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民族主义几乎一致转向了支持对外扩张。
尽管如此，从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仍然具备一些理性的成分，由民族主义导致的民众狂热情绪尚处在可控的状态之下。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精英们及其后继者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威望。他们既是扩张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对日本所处的现状及国际大势有清醒的认识，能够做到审时度势，进退有序。正因为如此，他们有能力调控民众情绪，可以引导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甲午战争前，统治集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使大部分国民支持对大清帝国开战；战后当俄法德三国干涉，迫日退还辽东时，日本举国一片哗然，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明治天皇一句“国家前徐，来日方长”，便轻松化解了民族主义的鼓噪。随后，统治集团引导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10年的卧薪尝胆。日俄战争后期，日本虽已取得大胜，但政府审时度势，决定适时罢手，接受美国调停，并放弃对沙俄的赔款要求，同样引起要求将战争打到底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了民众集会抗议，但政府顶住了压力，顺利实现了对俄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上签字，也是在民族主义的反对声中完成的。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日本民族主义开始向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所无法驾驭的方向发展。20年代初，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学说传人日本，与日本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日本法西斯主义。完成这一跨越的是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他以一本《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征服了众多的信仰者，被奉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著作。他的以天皇制改造日本国家体制、以优秀的大和民族统治世界的主张，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共鸣。自北一辉始，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纷纷成立，法西斯分子在军队中的活动尤其猖狂。如果说此前的日本民族主义尚具有一定进步因素的话，那么，此时走向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反动。此时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已由纯粹的意识形态变为具体行动，开始染指国家政权。20～30年代，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不定，法西斯右翼势力不断对坚持与美英利益协调路线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发动攻击。1930年11月14日，首相滨口雄幸因批准在华盛顿裁军条约上签字而被法西斯团体刺杀；1931年，由法西斯军官组成的“樱会”策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9日，“血盟团”分子刺杀民政党领袖前藏相井上准之助；1932年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法西斯分子发动“五一五”叛乱，枪杀犬养毅首相。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九一八”事变的性质最为严重。尽管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但“九一八”事变的确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策划的“突发事件”。对日本政府来说，它就是一场政变，它间接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崩溃，其直接结果是将日本推上了扩大对外战争的轨道。30年代中期起，日本由“政党组阁时代”走向军事法西斯体制，整个日本社会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统天下，日本在“战争崛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今的日本社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颇为相似。当20世纪十八十年代日本在经济上重新崛起时，日本人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沉寂多年的日夺民族主义又获得了新生。为了实现做“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由“特殊国家”向“正常国家”的转变，日本统治集团再次借重于民族主义，以凝聚民族意志。当然，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具有它新的含义。当前的日本新民族主义并不等同于战前的极端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也不等同于极右势力。但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难免鱼龙混杂，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与极右势力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存在着许多危险的倾向。例如：以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扬“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同“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等等。不能否认，战后日本政坛的主导地位始终为现实主义政治家所占据，他们有能力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掌控，新的民族主义也未发展到国家政治所不能驾驭的程度。事实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时，其主要才头针对的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们通过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向中、韩等国挑衅，成功地将反美的民族情绪扭转了方向。但历史的经验表明，民族主义既可以是国家崛起的原动力，也可以是破坏国家发展的洪水猛兽；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裹挟着国家领导人走向他们所不愿前任的方向。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新民族主义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以致大多数政治家为获取选票而不得不向其靠拢。这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