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已是残阳余晖，衰落愈加明显，昔日世界霸主开始沦落为二流强国。战后世界格局已成美苏两极对峙争霸，东西方阵营泾渭分明；欧洲列强元气大伤，联合自强大势所趋；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濒于瓦解。面对危机，如何应对挑战，在国势下滑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为英国安全战略选择的关键。1948年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的构想，希望“通过以帝国、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为基点的外交政策保持英国的作用”。这既是丘吉尔根据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而提出的一项对外政策总方针，也是为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制定的一种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这一战略思想被战后历届英国政府奉为圭臬，奠定了此后数十年英国安全战略的走向。
一、以退为进，卸下殖民地包袱，重构英联邦体系英联邦和英帝国是“三环外交”中的第一环。战后初期，英国统治集团将其作为英国“大国外交的资本”，“保守党人十分看重帝国的‘光荣’和‘伟大’，特别重视英国同老的白人自治领的亲密关系。工党和自由党的拥护者则强调不断发展的多种族英联邦的价值，工党左翼甚至把它看做是一种有可能成为平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种力量”。因此，“维护英国在英联邦内的势力和影响，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英国政府外交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是，随着英国实力的日益衰退和帝国殖民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大潮中的逐步瓦解，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政策，重构新的英联邦体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在全球的利益和影响。
（一）被迫“殖民撤退”，实行非殖民化政策
“非殖民化”是战后英国被迫采取的一种战略选择。1945年，英国国内出现了放弃帝国的呼声，但执政的工党政府要员多次强调英国决不放弃帝国的决心。殖民大臣阿瑟·琼斯认为：“抛弃殖民帝国将是对各族人民和我们的责任的背叛。”外交大臣贝文也明确表示他本人“不准备牺牲英帝国”。然而，帝国的终结，殖民体系瓦解，已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走出来的广大殖民地人民，为赢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加高涨，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二是英国自身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国力衰退，难以维持庞大的殖民帝国。此外，战后英国主要应对苏联威胁，其防务战略已由全球回缩到欧洲和本土；美国“道义”上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及其“冷战”战略对英帝国形成一定的压力。“毫无疑问，英国殖民撤退是被迫进行的”，是国力衰退的必然结果。
战后初期，英国主要被迫从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地区撤退。因为“战后这些殖民地出现了英国无法控制的局势、迅速撤出是摆在英国殖民主义者面前唯一可能的选择”。印度是英国在海外的最大殖民地，被誉为“帝国王冠上的明珠”。自19世纪以来，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曾多次举行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更加激烈。面对新的反英浪潮，英国再也无力稳定局势、继续殖民统治。1947年6月3日，总督蒙巴顿公布了《印度独立法案》（蒙巴顿方案），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之后，英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1948年1月，英国承认了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2月，又承认锡兰（斯里兰卡）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自治领的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在远东、非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固守帝国殖民阵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维护英国的统治。1948年6月，英国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对马来亚人民实行武装镇压。直至1957年，英国才被迫同意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独立。英国尤其加强了对非洲的控制，试图建立以非洲大陆为重心的第三英帝国。1952年，肯尼亚爆发“茅茅起义”，英国政府“用于镇压的军费开支高达1.6亿英镑，先后出动军警约14万”。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从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撤退。英国在中东地区有着重大战略和经济利益，它把中东作为沟通远东地区商业和贸易的桥梁，中东地区的海上通道被视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战后，英国通过同约旦、利比亚、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签订防务协定或修改旧的条约，试图维护英国在中东的优势地位。1948年，英国结束了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这表明英国殖民体系在中东地区开始瓦解。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转折点，促使英国全面评估并调整其帝国政策。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以艾登为代表的保守党帝国派认为，“失掉对运河的控制就意味着英国在亚洲和非洲影响的结束，因此决定对埃及开战，企图迫使纳赛尔就范”。英国伙同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武装入侵，但遭到了埃及的坚决抵抗和阿拉伯世界的反对，也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抨击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和干预，最终以失败告终。出兵苏伊士运河的失败全盘暴露了被掩盖了10年之久的战后英帝国衰落的真相，并在英帝国和英联邦内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中东地区已经取得独立但仍被英军长期驻扎的前英属殖民地要求英国撤军、取消基地，迅速形成一个强烈的反英运动高潮，使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防务受到很大的削弱。
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殖民体系彻底瓦解的年代。1957年黄金海岸（加纳）的独立拉开了英属非洲殖民地、保护国独立的序幕。英国政府放弃了所谓“训练”殖民地“逐步”走向独立的传统政策，大大加快了非殖民化的进程，决定在短期内给予大批殖民地附属国以独立地位，并尽可能争取使他们留在英联邦内。此后，大批英属非洲殖民地、保护国摆脱英国的统治。索马里、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喀麦隆、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马拉维、赞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斯兰、冈比亚等国先后获得了独立。自60年代开始，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有：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巴巴多斯、巴哈马、格林纳达；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的大洋洲国家有：瑙鲁、汤加和斐济。1980年，英国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地津巴布韦宣布独立。至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彻底瓦解。
（二）构建新的英联邦体系，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英国被迫撤退，承认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但是，“如何进行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如何移交权力，把权力移交给谁，如何让旧的关系在最大程度上得以维护和保持更多的英国利益，则是英国撤退战略与策略所要考虑的问题。在撤退过程中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就是英国‘非殖民化’的实质性内容”。
战后，面对殖民体系的瓦解，英国希望通过构建新的英联邦体系来维系和取代已经瓦解了的大英帝国，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印度独立，“在伦敦看来，准予独立并不象征着英国权力的崩溃，而是在创造一个多种文化的联邦中实现了民主的理想”，缅甸和锡兰也是如此，“伦敦认识到，除非诉诸不得人心而又代价昂贵的武力，它就不能继续控制这两个国家，而这样做，就会把民族主义者推入共产党人的手中。伦敦感到，更好的办法是，在对英国的利益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提前允许这些国家独立，这样就能继续保持英国的一此影响”。
为了适应战后不断变化的形势，英国极力使英联邦由战前的“白人俱乐部”过渡为现代英联邦，不断扩大英联邦成员国。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规定，“君王是英联邦成员国自由结合的象征，他们是由对君王的共同效忠而联成一体的”。但是，1949年印度决定采取共和政体并希望作为正式成员国继续留在英联邦内。这显然与英联邦法案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要认为，“使印度留在英联邦内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而且是英国统治集团当时从东西方对峙和斗争的需要出发作出的抉择”。为了使印度不致因政体的变革而隔断同英联邦的联系，英国政府积极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磋商。1949年4月，英联邦总理会议就此进行讨论，会议的最后公报同意印度在承认“英王作为英联邦独立成员国自由结合的象征和英联邦的首脑”下继续保持其成员国资格，不再把效忠英国君主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为后来一系列宣布为共和国的前英属殖民地加入英联邦打开了方便之门。大批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新独立国家加入了英联邦。
战后10年，英联邦保持了相对稳定，为这一时期英国的外交、防务、经济提供了保障和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和战略需要。英联邦“被看成是一个拥有共同信仰和统一目标，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集团”。英联邦为英国提供了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的筹码，英国得以推行自己的远东政策，并在促成朝鲜半岛停战和实现印度支那地区和平上发挥积极作用；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区等经济机制有效地服务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利益，为英国商品和资本输出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相对“安全”的市场，缓解了英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保持了“帝国生命线”，在全球抗衡“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威胁”。为维护英国在香港和马来亚的利益，1950年建立“澳新马”防务协调组织，从1955年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亚之间又确立了进一步的防务合作关系，以马来亚和新加坡为基地建立了一支英联邦战略后备力量，以应付英联邦在这一地区的安全防务需要。70年代初，英国将“澳新马”集团进一步扩大为英、澳、新西兰、马、新加坡的五国军事政治集团，建立了“五国联合防御体系”。
（三）摆脱英联邦“负担”，实行战略重心转移
战后初期，英国希望英联邦能成为与美、苏相抗衡的第三种力量，但随着英联邦成员国“离心力”的越来越大，英国已无力驾驭和控制这个日益松散的联合体。
英联邦的战略重要性日益下降。英联邦不再是战前英帝国内独立成员国家组成的联合体，联邦与英国不再有什么从属关系，成员国更加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战后初年，英国政府深感经济和军事力量不足，希望英联邦国家分担帝国的防务负担，实行某种“责任的重新分配”。1948年10月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英联邦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承担明确的义务，在制定或协调政策计划方面难以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过去实行的统一的帝国防务制度一去不复返了。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加快和英联邦规模的不断扩大，英联邦国家之间的政治语言越来越少，他们之间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合作与协调越来越困难。英联邦一再被一些亚非英联邦国家用作批评和反对英国政策的论坛。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进一步加深了英联邦内的裂痕。印度和亚洲其他英联邦国家公开站在埃及一边，谴责英法以的武装入侵。同时，“作为英联邦经济联系重要杠杆的英联邦特惠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走向瓦解。英国经济的脆弱和不断爆发的国际收支危机，也迫使英镑区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寿终正寝。在维系英联邦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英联邦的内部关系变得更加涣散”。随着英联邦离心力的加大和英国在英联邦内的影响力日益下降，英联邦已被认为是英国的一项债务和负担，在英国“三环外交”中的作用显著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政府于1968年1月决定从苏伊士以东作战略上的撤退，放弃运河以东防务；在1971年前完成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的撤军。从此，运河以东包括印度洋在内的帝国军事体系全面崩溃（仅剩香港）。“这标志着英国作为第一流世界大国的历史的彻底结束”。1973年，英国回归欧洲，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表明英国对外经济联系以及外交、防务战略重心已经从全球向欧洲、大西洋地区收缩和集中，英联邦已经处于英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缘地带。
尽管英联邦不断衰落，但英国历届政府都不愿意完全放弃英联邦。对英国而言，“英联邦是一项伟大的资产……它有占世界1/4的人口……它是除联合国之外，唯一超越地区组织，联系南北的机构。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渊源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至今日，英联邦国家仍是英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场所，保持英联邦国家间联系，仍有助于促进和加强英国的国际地位，为英国外交提供软实力的支撑。英联邦目前共有53个成员，总人口约18亿，贸易总额占全球的1/5.
二、保持英美特殊关系，抗衡苏联维护大国地位
“英美特殊关系”一词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文献，用来描述英美两国战时结成的亲密同盟关系以及规划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一般认为，丘吉尔和罗斯福是英美特殊关系的缔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因面临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威胁而结成战时同盟。战后，英国面对苏联的威胁，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借以抗衡苏联，发挥大国作用，是其贯穿于整个冷战期间的既定战略方针。冷战结束后，英国积极参与美国发动的战争，充当美国坚定的盟友，特别是“9·11”事件后，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英美关系更为密切。
（一）借助美国，复兴经济，抗衡苏联
英美特殊关系是战后英国政府政策的基石和重点。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再次强调英美之间的联合，希望“各英语民族间同胞手足般的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以英联邦和英帝国为一方与以美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目的是“倚重在战争中实力膨胀起来的美国，来保持并重振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依靠美援，复兴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遭到很大的削弱。战后上台执政的工党艾德礼政府面对的是濒于崩溃的英国经济，当务之急是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稳定和恢复经济。英国向在战争中暴富的美国提出援助申请。1945年12月6日，英美签订《英美政府财政协定》，英国以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为条件获得美国37.5亿美元贷款。靠着美国贷款，英国渡过了战后初期的经济难关。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由美国出钱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设想。英国积极响应。1948年7月，英美两国政府达成在英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英美经济合作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从1948年至1952年共获得26.8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23.51亿美元为物资供应，3.37亿美元为贷款。英国成为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中接受援助份额最大的国家，马歇尔计划加强了英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同时，英国还接受了美国的大量投资，“战后美国对外私人直接投资，有40%以上是投在英国和英联邦”。英美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为两国问“特殊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防务战略上“联美抗苏”。战后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西欧动荡不定的政治局面，让美国对西欧防务做出贡献，是英国重要的战略任务。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陪同下在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吹响了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号角。而“贝文外交在推动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形成联美抗苏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47年，英国借希腊问题将美国推到与苏联对抗的前台，美国出台了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年底，外交大臣贝文呼吁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联合。1948年1月22日出台的贝文计划反映了英国新的对外政策，目的是联美抗苏、重建欧洲和世界新的力量均势。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英国政府全力支持美国的对抗政策，“美英间在战略上的特殊关系实际上已经开始具有对付苏联的军事同盟的性质”。1948年6月，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可携带核武器的B-29战略轰炸机进驻英国和欧洲，把英国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贝文在建立西方联盟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48年3月11日，贝文向马歇尔提出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的建议，得到美国同意。经过两个阶段的会谈，12国外长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正式举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仪式，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联盟正式建立。这样，“在英国的推动下，美国终于脱离了它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对欧洲安全承担了义务，成为西方集团的盟主。而英国则实现了其拖住美国、借助美国力量重建欧洲新的均势、一以维护本国安全的战略目标”。
此后，英美“特殊关系”因苏伊士运河事件和“闪电”导弹事件曾两度受损，凸显英美力量失衡条件下战略利益的分歧与矛盾，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一期间“被认为是英、美特殊关系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70年代希思任首相时，英国更多地向欧洲靠拢，加入欧共体，英美“特殊关系”被代以英美“天然关系”。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重新回到英美“特殊关系”上来，并有进一步的加强。
撒切尔夫人将英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和重振大国地位的希望寄托在维系英美“特殊关系”上，而非西欧联合上。双方广泛的利益基础与有效的协作关系，加之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良好的个人关系都为英美之间保持和发展密切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英国依靠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维持其有核国家的地位；在1982年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得到美国的外交声援和后勤支持，美国向英国提供了响尾蛇导弹、空运飞机和大批武器弹药，让远涉重洋的英国舰队使用其在亚松森岛上的加油设施，以及向英国提供由美间谍卫星侦察得到的重要军事情报。作为回报，英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美国提供了许多具体而实在的支持和帮助，尤其在美国同苏联或他国的关系遇到麻烦时，撒切尔夫人通常总是站在美国一边，尽其所能予以支持和协助。在美国空袭利比亚事件中，英国是西方盟国中唯一明确表示支持的国家。撒切尔夫人协助和支持美国对利比亚发动攻击，允许美国F一111轰炸机从英国基地起飞执行空袭任务。当时除英国外其他西欧国家都拒绝让美国飞机飞越自己的领空。此外，撒切尔夫人还借助英美特殊关系，通过影响美国政策的方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支持和加强英国的国际地位的。例如，撒切尔夫人通过两次戴维营之行，对里根的防务安全政策和军控谈判立场施加影响，使美国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得不考虑英国与西欧的愿望和利益。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88年11月26日指出，英国对外政策最近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多半与它同美国的关系有关。苏联之所以重视英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主要是考虑到伦敦对华盛顿的影响。
（二）进行特殊核合作，发展独立核力量
英国认为，战后要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负担欧洲防务、抗衡苏联威胁，就必须发展独立的核力量，而不是把本土安全和西欧防务完全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因此，英美“特殊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英国谋求同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特殊合作关系。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就在核武器研制上展开合作。1942年6月，丘吉尔与罗斯福举行会晤，决定两国联合研制原子弹，英国将核研究机构搬到美国，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核武器的研究成果。1943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魁北克协定，双方在核武器研制上展开全面合作。罗斯福还答应战后由美英两国垄断原子能并在军事和商业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许多英国科学家参与了“曼哈顿工程”，他们的加入让美国的研制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大大加快了原子弹成功研制的进程。1945年11月16日，杜鲁门、艾德礼和麦肯齐·金再次声称要进行“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充分的、全面的、有效的合作”。但战后不久，美国就单方面废止了魁北克协定。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麦克马洪法案”，禁止在原子弹设计和制造方面同外国政府分享情报，对原子能实行最严密的“公共控制”。
英国不能默认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1947年初，艾德礼工党政府决定英国独立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2年10月，英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57年5月，英国氢弹试验成功。英国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核大国。
1957年麦克米伦上台，积极贯彻执行以核威慑为基础的防务政策。国防大臣邓肯·桑兹在1957年的“白皮书”中提出，根据英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削减常规力量，包括缩减在西德的驻军，同时着重发展核武器，强调从防御的态势转向以核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态势。但是，美国的“麦克马洪法案”限制了英国使用核研究成果，从而影响到英国核防务政策的实施。为此，麦克米伦积极修补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受损的英美“特殊关系”，并进一步争取与美国进行核合作，解决英国与美国共同享用核武器研究成果问题。“英国人一向把核武器的问题看做是英美两家的事情，认为分享美国的核秘密是英国的权利，因为这是对英国在战时投资研制原子弹的恰当回报”。
1957年3月，麦克米伦与艾森豪威尔在百慕大会晤，双方冰释前嫌，重新修好。10月23日至25日，麦克米伦访美，争取美国废除“麦克马洪法案”。麦克米伦同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发表了《共同目标官言》，协议成立若干个研究防务、核能和火箭的联合委员会。宣言中称：“美国总统将要求国会修改‘原子能法’，这对于加强大不列颠、美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之间亲密的、有成果的合作，可能是完全必要的，可取的”。从1958年起，英美开始分享核能研究的成果。1958年2月2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和英国驻美大使哈罗德·加西亚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美国向英国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向英国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及有关装备，并提供训练援助。同年6月8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两国分享原子秘密的协定。协定包括：（1）两国交换核武器的设计、生产、服役和研制等方面的情报；（2）美国向英国转让一套核潜艇推进装置和燃料；（3）交换有关核武器投送系统及其设计、发展和制造方面的情报。7月2日，艾森豪威尔签署发布了新的原子能法案，取代了“麦克马洪法案”。新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可以向已经在核武器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的盟国提供核技术资料。而英国是唯一被认为有资格取得美国核资料援助的盟国。至此，英美在核武器领域重新确立起特殊的合作关系。
在英美核战略伙伴关系中，英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日益增加。事实证明，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独立的核力量很难兼顾。美国为了抑制英国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意图，制造了“闪电”导弹事件，提出“多边核力量”计划，试图把英国的核力量纳入北约范围内，进而终止英国独立的核威慑。
“闪电”导弹事件又称“闪电”导弹危机，它是美国精心策划的意在终止英国独立核威慑的行动。1960年2月24日，麦克米伦政府的内阁防务委员会决定取消正在研制中的“蓝光”导弹计划。因为“蓝光”导弹是以液体燃料为动力的中程陆基导弹，尚未研制成功就已经过时。麦克米伦不得不求助于美国提供“蓝光”导弹的替代品。在3月戴维营会谈中，艾森豪威尔答应向英国提供美国正在研制并准备生产的“闪电”式空对地导弹；同时还许诺，一旦“闪电”导弹证明是不成功的，英国可以获得“北极星”中程导弹。“闪电”导弹是空射导弹，可吊装在英国V型轰炸机的机翼下，打击1000英里远的地面目标，能大大延长英国皇家空军V型轰炸机的有效作战半径，从而维持英国独立核威慑的可靠性。然而，1962年，肯尼迪政府以技术和财政为由决定取消“闪电”导弹的研制计划，集中研制和发展“北极星”导弹和“民兵”导弹。作为补偿，美国可以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但条件是把北极星导弹纳入北约“多边核力量”中。要英国放弃核威慑力量的独立性，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麦克米伦和肯尼遣于12月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举行了会谈，最终达成了妥协方案。美国将向英国提供北极星中程导弹，英国同意把北极星导弹纳入北约范围，但在紧急状况下英国有权把北极星导弹从北约“多边核力量”中调出。英国因此既维系了英美特殊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了核威慑的独立性。同时由于“北极星”导弹是潜射导弹，不容易被敌人摧毁，英国的核力量基础也更加牢靠了。
撒切尔政府时期，英美在核武器领域继续保持“特殊关系”。由于在《拿骚协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国北极星导弹潜艇系统到20世纪90年代将要过时，1980年7月，英国政府同美国达成协议，由美国以类似《拿骚协议》规定的条件向英国提供三叉戟I（C4）型导弹；1982年3月，美国又同意向英国提供更为先进的三叉戟II（D5）型导弹，解决了英国核力量的更新换代问题。事后，英国防大臣诺特对此评价说，这是“我们两国问亲密合作的最新体现，是英国政府最感满意的一件事”。
冷战结束后，两极体制终结，苏联威胁消失，但是英国仍然强调英美特殊关系。英国的战略意图在于：一是继续挟美制欧，借助英美关系抬高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二是通过英美关系使英国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并在国际上发挥重大作用；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舞台上经济科技实力的竞争越来越重要，而美国是新经济的龙头，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英国积极参与了美国发动的战争，通过联合军事行动，充当美国坚定盟友。1991年的海湾战争，梅杰延续了撒切尔夫人的对伊政策，英国成为美国打击伊拉克的重要盟国，是西方国家中出兵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海湾战争加强了英国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地位，也维护了英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经济利益。1999年科索沃战争，英美打着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和捍卫文明价值观的幌子，绕开了联合国，以北约名义发动了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由于英国始终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强硬立场，科索沃战争被人称为“布莱尔的战争”。“9.11”事件后，反恐战争为英国进一步提供了协助美国、拉近英美关系的大好机遇，从建立全球反恐联盟到支持美国对阿富汗战争，英美在反恐合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协调。双方利益在“反恐合作”中找到了新的聚合点，使英美关系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密切的阶段。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英国再次充当了美国的坚定盟友，是美国欧洲盟国中唯一出兵的国家。
三、从拒绝到融入，成为“欧洲的英国”
如何处理与欧共体的关系是战后英国对欧洲外交的核心问题，英国经历了从游离于欧共体之外到回归欧洲的重大转变。
（一）谋求欧洲盟主，拒绝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联合的欧洲”是英国“三环外交”中的对欧政策。“这一政策在欧洲追求的目标是利用德意的战败和法国的削弱来建立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战后初期，英国积极倡导西欧联盟。贝文提出了“第三种力量”构想。随着冷战的来临，“联美制苏”成了英国外交的主要方针，转而谋求依靠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联盟。英国力图维持在欧洲的领导权，在促进欧洲联合的同时拒绝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提出“第三种力量”构想。战后初期，英国一方面要防止德国的东山再起，建立新的欧洲均势；另一方面，尽管国力下滑，仍然竭力维持其大国地位，力图维持与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平衡。为此，外交大臣贝文构想建立英国领导下的西欧各国联盟，既满足西欧的安全需要，又可以作为抗衡美国和苏联的工具。1947年1月，艾德礼与访英的法国总统布吕姆宣布英法为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而决定缔结同盟条约。1947年3月4日，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在法国的敦刻尔克签署了《英法同盟条约》（《敦刻尔克条约》），标志着“英国的对欧政策此时已朝着和平时期对欧洲大陆承担义务并竭力充当西欧盟主的方向演变”。英国试图再通过与荷、比、卢、意等国签订类似的双边条约，实现自己充当西欧盟主的愿望。但是，英国的建议遭到荷、比、卢三国的反对，尤其是美国的反对，被迫将双边协定改为多边“集体防御”协定。1948年3月17日，英法荷比卢五国外长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布鲁塞尔条约》。这是五国间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合作的条约。后来，随着冷战的降临，英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已经不是德国而是苏联，“联美制苏”成为英国外交的主要方针。因此，40年代末期，英国工党政府放弃“第三种力量”构想，转而谋求大西洋联盟，即在欧洲安全上依靠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联盟，辅之以支持传统的政府间合作的欧洲组织，如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继续维持英国在欧洲的领导权。
拒绝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战后欧洲联合自强已是大势所趋，英国一方面积极推动西欧各国政府间合作，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任何旨在搞超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的行动和努力。1950年，法国提出关于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得到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积极响应，标志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起步，却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从1950年到60年代初，英国拒绝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究其原因，首先，英国具有传统的大国情结与岛国心态，使它自视不完全属于欧洲，不仅仅是欧洲众多国家中普通的一员。丘吉尔在谈到欧洲一体化时说：“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并不属于它。我们与之联系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同其联系交往，但不能被并人或同化。”其次，经济上，英国把它和英联邦国家中间的帝国优惠权放在首位，反对任何关税同盟的建立。英国的贸易重心在欧洲以外地区，它与英联邦国家的贸易占其外贸总额的约40%，与欧陆6国的贸易只占14%，因此它不愿意加入欧陆贸易集团。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初欧洲煤钢联营成立到1973年欧共体正式成立这一期间，英国始终认为加入欧共体对自己无任何重大的经济意义。再次，从“三环”战略上讲，欧洲居于最次要的位置，英国更注重英帝国、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
（二）立足现实融入欧洲，成为“欧洲的英国”
1961年7月31日，麦克米伦政府向下院提出，他准备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加入的条件问题开始谈判。这标志英国政府的欧洲政策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英国谋求加入欧共体，是对英国“三环外交”进行评估和调整的严物。首先，英帝国解体，英国在英联邦内的领导和影响力日益下降，英联邦的战略价值降低。其次，随着英国经济、军事实力的下降和冷战的缓和，英美关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下降。此时，英国已成为一个与法国、西德、日本并列的中等国家，其经济实力日益落后于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外交部的权威性报告中，代表英国重大利益的“集中地区”包括西欧和北美。到70年代末，英国明确了大幅度调整“三环外交”的战略思路，英国必须在新形势下对西欧领袖、英联邦首脑和享有特权的美国伙伴三个角色作出选择。英国战略界对英国战后长期忽视实力衰落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英国的出路只能是加入西欧中心，以最优先的地位发展同西欧邻国的关系。因此，在“帝国”环和“大西洋”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英国逐步把同欧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放在了对外政策的首位。而麦克米伦和希思作为“亲欧派”，则奉行积极向欧陆靠拢的欧洲政策。
英国政府于1961年和1967年两度申请加入欧共体，但由于英联邦利益和英美特殊关系以及英法矛盾等原因而遭到戴高乐的否决。戴高乐认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等于在其中安插进一个美国的代言人，是美国派来的“特洛伊木马”。1969年，法国新总统蓬皮杜在处理英法关系问题上比戴高乐松动得多，他决定改变戴高乐的对英强硬政策，决定同意吸收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平衡西德的势力。1970年，以希思为首的保守党上台，第三次提出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谈判，英国和丹麦、爱尔兰一起于1973年1月1日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英国对欧政策的调整至此告一段落。这也标志着战后英国的“三环外交”实现了由倚重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向重点面向欧洲的战略转变。英国学者雷诺兹认为，英国加入欧共体标志着“20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最深远的革命”。
英国加入欧共体并没有消除英国利益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英国仍保持其大国历史心态和厌恶让渡国家主权；二是欧共体经济政策与英国传统利益相抵触。1974年，威尔逊再度出任首相，英国与欧共体于1974年12月重开谈判：一要保持英国的独立性，二是要维护英国固有的经济利益。1979年，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后，对欧洲持批评态度。在其执政的5年中，英国围绕欧共体预算摊款份额和共同农业政策问题，同法国等欧共体伙伴进行了持续而激烈的斗争。加之它与美国的关系甚密，因此，大陆国家普遍把英国看成是“三心二意”的成员国。1990年底，梅杰接替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后，对欧洲政策进行调整，改变了撒切尔夫人坚决抵制欧洲一体化的僵硬立场，谋求使英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但是，梅杰在表示英国要全心全意投身于欧洲建设的同时，强调决不会使英国在参加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丧失自己的主权和特性，英国将继续是连接美国和欧洲大陆的“不可割断的纽带”，将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在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英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92年2月7日《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英国享有暂不加入货币统一第三阶段的“例外权”，英国坚决反对建立联邦和在条约中写上“联邦”这个词，在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和共同社会政策上英国的立场都得到了一定的照顾。1997年上台的布莱尔政府仍视英国为一个大国，强调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以及英国在英联邦和八国集团等机构中的重要作用，在欧美之间奉行平衡外交：既加强对欧关系，又密切英美合作。
四、适时调整防务战略，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安全战后以来，英国如何继续维护它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如何发挥世界作用，如何以有限的国力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实行何种国家安全战略等问题是英国政府和军方面对的重要战略抉择。
（一）推动对苏冷战，确立新的防务政策
战后初期，英国仍自视为世界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着广泛的防务义务和责任，防务上保持传统的海洋和大陆两个平行的战略方向。但是，新的欧洲乃至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难以继续维持其帝国的全球防务，“德国躺进了坟墓，英法躺上手术台”，苏联在欧洲的强势地位逐步确立起来，苏军在装甲力量和兵员卜，都占有压倒性优势。而英国仅有100万军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无力单独与苏联抗衡。当时，美国在欧洲有300万军队，又拥有核武器，只有美国能够抗衡苏联的强势势头。美苏双方虽然矛盾重重，但美国人并未完全放弃继续合作的努力。以商业部长华莱士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信奉罗斯福战时所设想的战后保持同苏联合作共处的思想。同时，美国国内出现了孤立主义情绪，“绝大多数居民和孤立主义者一道，认为战争结束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卷入要大量缩减。还有一种流行的意见，反对用纳税人的钱让‘傻大叔’去为重建那些破落凋敝的战时盟国提供资金”。美国政府一时难以在对苏政策上形成共识。当时，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有可能不会在必要时“愿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去反对俄国人”；而苏联成为欧洲新的霸权国家显然不符合英国的安全利益。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安全战略选择，首先就是拉住美国来制衡、对抗和遏制苏联。1945年6月4日，丘吉尔致电美国杜鲁门总统，反对美军从已占领的德国苏占区撤退到中部地区，认为那样会使苏联的力量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放下一道铁幕使西方和东边的一切事务隔开。丘吉尔希望撤退能同许多重大事情一起解决，要求杜鲁门和鸺一样要对将来负重大的责任。丘吉尔深知单以英国之力是难以抗衡苏联的，必须拉住美国。但杜鲁门却以推迟美军从苏占区的撤出将损害同苏联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给丘吉尔的“心头敲了一卜丧钟”。但是，丘吉尔坚持认为他同苏联的争吵不单只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事，必须让美国负起欧洲安全的责任。因此，他下台后仍不遗余力地继续鼓动英美合作对抗苏联。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严厉抨击苏联，呼吁美国肩负起领导自由世界的历史责任，鼓吹建立美英联盟同苏联对抗。1947年，英国把无力管理的势力范围如希腊、土耳其等交托给美国，将美国推到了与苏联对抗的前台。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加上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有关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报告，终于将美国从孤立主义窠臼中拉出来，促使美国开始实行对苏遏制战略。冷战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丘吉尔的讲话激怒了斯大林。他称丘吉尔是“新战争的挑拨者”、“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丘吉尔的讲话就是对苏联的宣战书，“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他们难以合作”，“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由此可见，英国出于安全利益的需要推动了对苏冷战。甚至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并持续了40多年的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冷战是由丘吉尔和英国推动、发起的”。
（二）收缩防务，从全球战略到区域防御
全球战略，是英国一个多世纪战略选择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一个传统的殖民帝国和世界性大国，英国具有广泛的全球利益，承担着巨大的全球义务。但全球战略使英国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英国开始实行全球收缩战略。
20世纪40年代末期，工党政府对英国的海外防务进行了调整，先后从巴勒斯坦、希腊和南亚次大陆撤退，但维持苏伊士以东的防务以保卫英国在中东、非洲和远东的利益。保守党政府沿袭了工党的防务政策，并在50年代中期对英国防务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面对增强防务能力同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发展核威慑力量与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常规武装之间的矛盾，以及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暴露出英国军事上的问题，保守党政府全面审查国防政策。在1957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国防大臣邓肯·桑兹首次承认英国是一个二流大国，他提出把建设一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作为英国防务政策的重点，建议大量裁减兵员，特别是陆军，主张结束义务兵役制，压缩常备军的规模，削减防务开支。进入60年代，英国的防务重点从全球防御转向“主要集中于欧洲和北大西洋区域”。重新执政的工党政府因英镑地位的脆弱和英国国际收支所面临的压力，不得不进一步削减防务开支，决定取消一些飞机研制计划，放弃建造航空母舰计划，大量裁减本土防卫部队的人数（从12万多人削减为7.5万人），并将英国的海外驻军减少1/3.1968年1月，威尔逊政府决定放弃运河以东防务，从苏伊士以东地区实行战略撤退。1969年2月公布的国防白皮书表示，政治和经济的现实都加强了英国把自己的军事作用集中于欧洲的防务观点。正如工党政府国防大臣希利所说，这个白皮书给英国由一个世界大国转变为一个欧洲国家签上了最后的印记。1970～1974年的保守党希思政府，对工党政府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决策作了一些修正，试图保留英国在海外的某些立足点，以对抗苏联海上力量扩张所造成的威胁，但在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下，1974年重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决定迅速完成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过程。1975年3月，工党政府宣布大幅度压缩防务开支和海外驻军费用，决定将英国在新加坡和马耳他的部队撤回国内，压缩在塞浦路斯和香港的驻军，关闭英军在马尔代夫的空军基地和毛里求斯的海军交通站，中止同南非的西蒙斯敦协定。此前，英军已于1971年底撤离了海湾地区。至此，英国基本完成了防务力量由海外向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集中与收缩的过程。
（三）从“欧洲大陆战略”转向“远征战略”
冷战结束后，欧洲和世界的战略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两极对峙格局终结。欧洲安全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地区安全的风险则有所增加。在新形势下，英国的安全政策和安全观念有了许多新的内容，但其根本利益和安全核心是不变的。英国认为，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保持跨大西洋关系仍是英国主要的安全与防务政策。当英国重新面临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在欧洲独立防务与大西洋联盟的主导权之间的选择时，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欧洲独立防务持摇摆态度，坚持北约主导地位；继续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平衡法德等国的影响，寻求新的欧洲均势。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开始大幅度调整其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1992年7月出版的英国《国防白皮书》指出，“冷战”的结束使英国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减少，但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变得更加多样化。英国认为，来自欧洲地区以外对英国安全利益的威胁增加了。因此，英国政府明确提出了防务政策的三项任务：一是保证英国及其海外领地的领土完整和安全；二是对付英国及其盟国面临的任何重大外部威胁；三是通过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促进英国更加广泛的安全利益。
1997年5月，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对国家防务政策、安全需求和武装部队的任务与能力进行彻底审查，并在审查基础上制定新的防务方针。1998年7月，正式出台了《战略防务审查白皮书》。这是冷战后英国政府首次进行全面防务审查的结果，也是工党政府上台后就防务政策与军事战略提出的第一份重要文件。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这次防务审查要面向21世纪，以2015年为时限，以新战略环境中英国的外交与安全需求为依据，提出了军队的总任务和发展要求，制定了把英军建设成一支现代世界的现代军队的总目标。白皮书确定了以欧洲为基点，以海湾和中东地区为重点，发挥全球影响力，充当欧洲与国际社会领导的防务总方针；提出军队在冷战后要承担八项主要任务，保持参与一次大规模地区冲突或同时参与两项军事行动的兵力规模：制定了以优化系统为重点，以北约为整体防务框架，为21世纪军事革命做准备的总体规划；指明了三军联合是面向未来的军队发展方向，决定组建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与控制和后勤保障体系；决定在减少核武器数量与类型、降低核战备要求的同时继续保留“最低限度威慑”的核力量。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构成对英国安全的直接威胁。面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英国对防务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重视集体安全与多边安全合作，重点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
2003年12月11日英国国防部发布《在变化的世界中确保安全》的国防白皮书。这份报告精心规划了一个英国武装力量面对“明天的威胁”而不是“昨天的敌人”的战略转移“路线图”。其中采购大型航空母舰和增强空运力量的决策，充分反映了英国国防战略已从过去“欧洲大陆战略”向“远征战略”的转移，即英国武装力量将成为一支“维持和平和强制和平的远征部队”，其目标是英国的武装力量能同时应付两个中等规模的作战。远征战略是今后英国军队转型和防务调整的基础，其中包括在今后20年的时间里，发展一种“未来进攻空防系统”，建设一支“联合快速部署部队”，以及实施远征作战任务。有评论指出，该国防白皮书充分反映了冷战后“英国国防战略的大转变”。
总之，战后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英国的国防政策和战略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英国政府在国防上非凡的稳健和理智的连贯性同他们在本国其他一些事务上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面对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力量的消长，英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断调整防务战略，务实发展军事力量，确保了其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