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法国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胜利，并以战胜国身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国力大不如前，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上其大国地位都发生了严重动摇。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雅尔塔体系下的两极格局和美苏争霸。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法国应该制定怎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成为战后法国第四、第五共和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战略选择难题。
一、独立自主，以弱抗强，挑战两霸
战后初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主要奉行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军事上依靠美国保护、政治上追随美国左右的大西洋主义的安全政策与战略。但由于其民族传统和战略文化传统的特性，法国并不甘心事事听从美国的摆布，不时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反对美国的控制，在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常常公开同美国闹独立性，甚至违抗美国意志，采取某些维护法国独立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行动。特别是1954年以后对美经济依赖减轻后，在殖民地和法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地位等问题上，法国与美国的矛盾逐步加深并公开化，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不断增强。1954年7月，法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和阻挠，断然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签署了《日内瓦协定》。10月，法国国民议会无视美国的强大压力，否决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12月，法国决定加紧研究原子能军事用途；1958年4月，正式签署制造原子弹的法令，开始发展核武器。1956年，法国和英国勾结以色列，背着美国出兵埃及苏伊士运河，发动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后重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独立作为法国对外行动的根本。戴高乐独立政策有两大主轴：一是维护民族独立，拒绝屈从或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二是要有决定政策和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他形象地说，“自由的头脑和自由的双手”，“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干什么和同谁干什么，而不是任何国家或任何集体强加于我们”。他拒绝超级大国的指挥棒，在东西方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不受制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拒绝卷入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冲突之中。1958年，戴高乐要求改组北约，主张建立美、英、法三国指导机构，让法国分享西方世界领导权。1960年，法国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1961年，法国反对美国干涉刚果内政，反对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出兵刚果。1965年，法国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要求美国立即撤军。1966年，戴高乐反对美国对越战争不断升级，一再敦促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从南越撤出全部军队。60年代中期，法国利用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采取一系列措施冲破集团束缚和冲击两极格局，率先倡导对东方缓和，推行“缓和、谅解、合作”的东方政策，打开了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东方关系新局面。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同苏联建立起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合作关系。
1966年2月21日，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戴高乐强调指出，“法国的愿望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愿望同一个使法国处于从属地位的防务组织是不相容的”，“法国将恢复享有主权的正常局面，使法国的土地、天空、海洋和部队以及在法国领土上的所有外国设施仅仅受法国的管辖”。“法国采取的行动不是决裂，而是对变化了的形势的必要适应，法国将留在北大西洋联盟内”。3月10日，法国要求北约指挥机构、盟国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撤离法国，并宣布废除以前签订的允许美国在法国领土上设置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的一系列条约。戴高乐此举无疑是对美国西方霸主地位的严重挑战。美国对此无可奈何，虽在口头上强烈反对，但在行动上不得不全盘接受了法国的决定。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有人要你离开他的住房时，你不要同他争辩，拿起帽子走就是了。”美国驻法7万名军事人员和70万吨军事装备和物资全部按期撤离了法国。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并不意味着法国将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自身安全。戴高乐痛恶的是美国通过军事保护来控制法国，而不是不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本身。实际上，美国军事力量撤离了法国，但部署在德国的美军仍然是法国的安全屏障。法国的防务独立实际上是躲在美国军事屏障背后的独立；法国独立核力量实际上是乘着美国核保护伞阴凉的核力量。然而，法国的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格局，使法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摆脱了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处于东西方关系中更加特殊有利的地位，成为超越集团对立的独立政治力量。戴高乐一再宣称，反对雅尔塔协议强加给欧洲的“集团政治”；强调法国没有参加雅尔塔协议，决不搞这种“集团政治”。
法国的战略目的是希望美苏相互牵制，保持战略均衡，使西欧盟国在美苏之间有更大的活动余地。戴高乐访苏时，同苏联领导人谈到美苏均衡时讲了一番话，“有你帮助我们抵制美国的压力，我们很高兴”，当看到苏联领导人趾高气扬时又说，“我们也很高兴有美国帮助我们对付苏联的压力”。可见，法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就是利用美苏矛盾，周旋于美苏之间，以获取某种平衡，确保法国的战略利益。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公开表示反对美国提出的“欧洲年”和“新大西洋宪章”。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蓬皮杜总统支持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中东政策分道扬镳。1974年，蓬皮杜总统针对当时法国在不少问题上同美国尖锐对立甚至在盟国中处于孤立的状况，强调指出：“法国只可能采取这种态度：顶住。要是顶不住，那么法国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能够各行其是的实体就会消失……我要求你们在所有讨论中都提高嗓门，实实在在地维护法国的民族利益。”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德斯坦政府继续推动西欧联合，建立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货币体系，以逐步摆脱美国对欧洲的控制。
法国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丝毫不影响它是西方联盟重要成员的立场；同苏联接近，也决非转换阵营，而是得以从更有利的地位与美国打交道。法国希望美国足够强大以约束苏联，但又不愿意美国过于强大，取得对苏联的绝对控制，进而加强美国对西方盟国的控制；同时，法国更不愿苏联取得优势，致使西欧承受严重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迫使西欧向美国靠拢，从而缩小法国对美国的回旋余地。因此，当美国力量上升时，法国就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接近，牵制美国；当苏联显示力量时，法国就拉住美国，联美抗苏。例如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时，法国最早坚决支持美国采取强硬立场，而美国的北约盟国，包括关系最为密切的英国，都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
二、发展核武器，建立独立防务体系
1959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刚满3个月，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尴尬和愤怒的事。当时，他要求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报告北约在法国部署核武器情况及其预定打击目标。诺斯塔德将军回答说：“将军阁下，只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才能回答。”戴高乐说：“好吧。”待双方幕僚退下后，戴高乐说：“现在请讲吧。”诺斯塔德将军却说：“可是非常遗憾，将军阁下，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戴高乐，促使他决定一定要把法国防务置于法国控制之下。他认识到，防务依赖导致政治依赖；没有独立的防务，就没有民族的独立。
从此，法国不顾美国的反对，确立了发展独立核力量、建立独立防务体系、全面摆脱美国控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并要求法国拥有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权，不会因为联盟义务而自动卷入在欧洲或其他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撒哈拉沙漠试爆成功。1960年12月，法国制定了第一个核军备五年计划，开始筹建一支由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组成的战略空军；1964年，建成第一代核力量，即由36架幻影轰炸机组成的可供实战使用的战略空军。1965年，又制定了第二个核军备五年计划。1967年，第一艘“可畏”号导弹核潜艇下水，1971年正式服役。1968年4月24日，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71年，部署了第一批射程为3500公里的陆基中程导弹。从此，法国建成了一支由陆基中程导弹、导弹核潜艇和携带氢弹的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法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增强核威慑能力。法国认为，在核时代是否拥有独立核力量是衡量独立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位的重要标准。法国政府把迅速发展核武器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加快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的步伐。早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法美矛盾就开始显现，法国政府就已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1954年以后，法国的经济好转，不再依赖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而美国利用法国的殖民战争在中东、北非等地区排挤法国势力。法美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法国政府意识到，本国的安全最终还是要靠增强国家实力来保障，而在核时代，要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挤进核俱乐部。由于苏联掌握了洲际导弹，美国本土由原先的战略后方变为第一线。一旦发生全面核战争，美国将遭到惨重的也许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美不愿为西欧承担自身遭到毁灭的风险，美国核保护伞越来越不可靠。法国政府确信，只要核武器为美苏所垄断，法国就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法国不能让另一个国家，哪怕是盟国，来决定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也不能接受任何国家的控制。因此，法国必须使自己成为核国家，拥有尽可能先进的、多样化的核武器。而且，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发展，美国对西欧的核保护会越来越不可靠，拥有核武器不仅能够加强法国的安全，而且对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很有帮助。同时，在欧洲，核武器可以确保法国对西德的优势地位。
同时，法国认为，核力量具有双重威慑作用。首先，法国核力量本身对潜在敌人有着威慑作用。法国核力量虽小，但它以对方大城市为主要目标，足以给对方居民以毁灭性打击，从而促使拥有超级核武库的对手不敢轻举妄动。其次，法国独立核力量虽小，但可起到“雷管作用”，可起到引爆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作用。一旦欧洲出现战争危机，如果法苏互以动用核武器相威胁，美国不管愿意不愿意，将不得不向法国张开核保护伞。但这种所谓的引爆作用主要是预防性的，即通过对美国威慑机制施加影响而形成多边核威慑，使整个核威慑更加有效，从而促使苏联知难而退，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或进行战争威胁。
对法国来说，核力量不仅是保障军事安全的手段，而且是达到各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核武器首先是政治武器，是外交王牌。核武器是独立的象征，是超越“中等国家”地位、挤进核大国行列的通行证。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核政策的目标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而不是针对苏联的，这在军事上是荒谬的，但在政治上是合理的。因为法国独立核力量首先剥夺了美国在西方世界上唯我独尊的地位和主宰法国命运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竭力阻挠法国掌握核武器的缘故。在欧洲，法国核力量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它固然是对付苏联以超级军备为后盾的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也是平衡西德实力、获取西欧主导地位的一张有力的王牌。
法国的核力量同超级大国相比力量悬殊，所以，法国采取了“以弱慑强”的核战略，把核威慑效能建立在直接使用战略核力量报复之上。即一旦法国“生死攸关的利益”遭到威胁时，就运用战略核力量打击敌国后方和纵深设施，包括对大城市进行大规模报复，从而使核武器能事先对可能的侵略者起到充分的遏止作用。戴高乐的这种“大规模报复”战略同美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是对立的。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提出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1967年，北约部长理事会正式确立了“灵活反应”战略。戴高乐对“灵活反应”战略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首先，在“灵活反应”战略中，做出升级反应的决定权完全由美国掌握，这意味着西欧把自己的命运交由美国支配，接受这一战略会消融法国的战略独立性和独立核力量的政治效应；其次，新战略预想在欧洲大陆可能打一场常规战争或有限核战争，从而使美苏本土成为免遭核打击的“庇护所”，美国这一战略目的就是牺牲欧洲，保存本土。可见，戴高乐并不是绝对排斥“灵活反应”战略思想本身，而是反对将逐步升级的决定权完全操控于美国之手，反对美国在战略上和防务上对西欧盟国的全面控制。随着法国研制战术核武器取得进展，戴高乐的军事战略也有新的发展。他也认为战略核武器是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可以挥舞的，在运用战略核武器之前需要有一些逐步升级的行动过程。
在发展核武器和制定“以弱慑强”核战略的同时，法国提出了“全方位防御”战略。1967年，在制定《1970～1980年法国远期防务规划》时，戴高乐明确完整地阐述了“全方位防御”战略思想。他指出，进入80年代，法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点进行干预，能在本土周围及海外采取行动，最后能在本土作战”。为了执行这种使命，法国要建立四大军事力量，即核力量、干涉部队、陆空联合作战部队、本土防御部队，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远程热核力量，足以在必要时打击地球上任何地点，以期给予任何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以毁灭性打击”。为此，需要建立“一支包括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环球’轰炸机和通讯卫星的全球防御体系”。时任法三军参谋长夏尔·阿耶雷将军强调，法国独立的核力量决不应“朝着一个方向，对准预先确定的一个敌人，而是应当能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在今后20年内拥有一个针对全世界的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在未来战争中，这一体系将使法国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1983年5月，法国决定建立一支快速行动部队，扩建为5个作战师，约4.6万人，随时准备用于执行海外军事干预任务。在美国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后，法国加紧发展军事航天系统，1987～1991年军事纲领法拨款100亿法郎，用于研发太空军事系统等。
三、实行战略收缩，放弃海外殖民地
战后，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殖民地人民纷纷要求独立，奋起反抗，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而实力被极大削弱的法国对殖民地人民的不断反抗已显得力不从心，长期的殖民主义战争已成了法国在战后为维护民族独立、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一个严重阻碍。
这种战略形势使法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转变。战后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依靠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组织，来保卫法国本土和对付东西方可能发生的冲突，把战略重点放在进行殖民战争，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完整性。法国对原殖民地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历时8年，法国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在1954年狼狈撤出。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后，北非地区也发起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运动，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纷纷独立，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全民武装起义。法国又提出以保卫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利益为重点的“巴黎一阿尔及尔一布拉柴维尔”战略轴线。
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历届领导人都把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完整性作为恢复法兰西大国地位的一张王牌。但这种战略思想直接导致法国一度陷入无休止的殖民战争而不能自拔，并背卜了沉重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袱。戴高乐复出后，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法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战略收缩，从殖民战争中摆脱出来，将战略重心逐步从殖民地转向本土和欧洲，以加强法国在西欧的军事地位，争夺西欧政治领导权。
阿尔及利亚不同于印度支那或其他法国殖民地，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百多年来，法国一直视阿尔及利亚为本国的一部分，是法国本土的南部屏障，是法国控制北非、地中海乃至整个法属非洲的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特别是50年代中期在撒哈拉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对能源不足的法国来说至为宝贵。在阿尔及利亚100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法裔居民，他们同本土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多数家庭都有亲友在阿尔及利亚，因此，阿尔及利亚的前途牵动着法国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成为法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在阿尔及利亚，2万多庄园主垄断了经济，把持了当地的殖民机构，掌握着各类半军事组织；50万殖民军队事实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同当地的殖民集团相互勾结，形成了强大而顽固的殖民主义堡垒。这也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法国统治集团各个派别都千方百计保护其殖民利益，但在以何种方式保持这种利益及重点应保住何种利益等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代表阿尔及利亚庄园主殖民集团利益并得到军队支持的一派，坚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主张加强军事镇压，保持旧殖民主义的直接统治。而利益主要在法国本土和西欧的垄断资本集团以及新兴工业集团、石油资本集团则有着不同的打算，他们眼看阿尔及利亚战争胜利无望，迫切希望改变殖民统治方式，通过某种政治解决摆脱战争负担，以便腾出手来扩张经济实力，加强法国在西欧的地位，同时稳定阿尔及利亚局势，以便大规模开采撒哈拉石油，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
法国政府采纳了后者的建议，决心从战争中全身而退。在军事镇压、政治分化、经济利诱等软硬手段均未奏效之后，戴高乐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自决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了原先拥护戴高乐上台的殖民主义集团和殖民军人集团的强烈反对。而戴高乐坚定地表示，决不改变自决政策。1960年11月16日，他宣布就自决政策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是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这一政策。戴高乐充分利用多数民众的意愿，运用合法政权地位和自己的政治威望，果断地粉碎了军队发动的政变和叛乱。几经波折之后，1962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终于达成埃维昂协议。协议规定首先实现停火，然后通过法国公民投票批准协议，再经阿尔及利亚人民投票决定阿尔及利亚独立。完成这一进程后，法阿两国将在经济和货币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在文化科技方面进行长期合作，规定双方国民在对方国境内居留的特殊地位。阿方确认法国开发撒哈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全部现有利益，在独立后头6年内颁发新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时法国公司拥有优先权；法国可保留撒哈拉沙漠地带原子和空间试验基地5年；法国有权使用米斯克比尔海军基地和各机场，其期限不得少于15年；法国在3年内可在阿尔及利亚留驻一支9万人的军队。
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脱身，法国的安全和稳定有了保障，法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了保全。这是戴高乐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杰作，也是法国政府正确的战略选择。法国通过此举改善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树立了法国在第三世界中良好的形象，为恢复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四、采取对德和解政策，谋求政治上捆住西德、经济上借助西德法国和德国作为实力强大的西欧国家，为了称雄欧洲大陆，从1870年至1940年的70年间曾三次大规模交战，巴黎两度被德国占领。因此，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法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如何消除这一威胁以保证自身安全和在欧洲的优势地位，是战后法国着力追求的目标。
战后初期，法国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和疑虑，强烈要求肢解和削弱德国，力图借德国战败之机使德国彻底地丧失东山再起的能力。但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国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法国提出的肢解德国方案没有得到美、苏、英等国家的支持。随着美苏决裂、东西方冷战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至此，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正式形成。东西德国的分裂，是按照美、英、苏的设计实现的，法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1947年以后，法国的对德政策逐步转变为与德国和解和合作。戴高乐和西德总理阿登纳是法德轴心的设计师和建筑师。1958年9月14日，法德政府首脑实现首次会晤，标志着法德两个世仇夙敌的历史性和解。在会晤中，戴高乐坦率地表示，法国人民不能忘记过去德国带来的痛苦，也不能放松将来必须采取的防范措施。但是，由于战后欧洲形势的重大变化，法国认为必须把法德的力量和能力结合起来，并要求西德接受三个条件，即接受欧洲现存边界的既成事实；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对德国统一采取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忍耐态度。会谈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宣布：法德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以往的敌意，强调法德合作是欧洲建设的基础。
1963年1月22日，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在爱丽舍宫隆重签字。条约规定，法德两国政府在就所有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首先是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任何决定前将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采取相似的立场；两国政府规划了两国在外交、防务、教育、科技等领域广泛合作与协调的框架和发展方向；两国有关当局将力求在战略和战术方面使双方的理论互相接近，以便取得共同认识，并通过军事人员交流、车工合作等方式加强两国防务合作；还决定为开展青年交流提供基金和设置专门的机构，使法德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条约集中体现了法德的全面和解与合作，标志着近两千年来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互相厮杀和敌对的历史宣告结束，从此法德关系进入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为了确保两国有效合作，条约还规定建立相应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两国首脑原则上至少每年会晤两次，首脑例行会晤具有两国联席内阁会议的性质；两国外长、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至少每季度各会晤一次；总参谋长或其代表至少每两个月会晤一次；负责青年工作的部长至少每两个月会晤一次。法德两国走上全面和解与合作的道路，这是战后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动的结果，同时两国也互有需要。法德两国是西方军事集团的盟友，都需要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两国构成同一个战略地区。
法德和解与合作，是戴高乐着眼于战略全局为法国做出的一种正确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的政策目标就是从“经济欧洲”走向“政治欧洲”，西欧摆脱美国控制和扩大在两大集团间的回旋余地，谋求法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大国地位。法国的战略企图是：首先，为了使欧洲组织起来，两个曾经的敌人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必需条件，即以法国的政治优势与西德的经济实力相结合，结成法德联盟，作为西欧联合的基石和动力。但是，法德联盟不是平等的结合，而是法国唱主角，西德当配角，法国定政策，西德掏腰包。其实质是借助西德经济力量，建立一个以法国为盟主的西欧联盟。其次，当时法国谋求建立共同体六国政治联盟遭受挫折，于是企图用迂回的办法，以缔结法德合作条约作为六国政治联盟的起点和雏形，以期最终按法德合作模式建立六国联盟，用法德条约提供一个可以效仿的范例，提供一个可以扩大的基础。第三，用法德条约作为促使西德同美国拉开距离的手段，把西德纳入法国外交战略的轨道，增强法国同美国分庭抗礼的地位，并有利于西欧联合向独立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戴高乐曾明确地表示，欧洲的雄心必须由法德两国来共同实现，这种雄心必定要具有独立自王的、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意志。第四，在东西方关系中，凭借法德特殊关系充当德苏的中间人，提高法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地位，并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防止西德在对苏关系上自行其是。最后，进一步拴住西德。戴高乐始终没有忘记日耳曼人是高卢人的老对手，要在各个层次上对西德有所控制和束缚。美、英、法在西德领土上长期驻军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军事上看住德国。法国的核力量可以起到遏制西德野心的作用。但这还不够，必须在政治上将西德纳入法国的欧洲政策中，并以双边合作的网络牢牢地捆住西德。通过法德合作，借助西德超强经济力量，壮大法国的实力，同时包围、遏制德国，将德国融化到欧洲一体化的大潮中，使其永不为患法国，这是法国国家安全战略一贯追求的根本目标。
但是，法德条约的实施并不顺利。美国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指责该条约是排他性的条约。西德虽有实现法德全面和解和加强合作的愿望，但在西欧联合的内涵、发展方向和领导权等问题上，特别是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同法国有较大的分歧。因此，在戴高乐任内，法德合作关系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法德只对话而少合作，有时甚至关系颇为紧张。但是，戴高乐所采取的这一历史性步骤，对其后的法德关系和西欧联合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法德开始了真正的蜜月，双方既对话又合作，真正起到了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作用。
五、推行西欧联合战略，建立欧洲共同体
实现以法国为主导和核心的欧洲联合，是战后法国制定的一条抗苏抗美、制德图存的根本战略。战后世界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过去在国际舞台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欧洲国家几乎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面对欧洲的衰落，法国认为，欧洲只有凭借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获得独立的权力和力量；法国单凭自身实力可能将长期沦为二流国家；没有一个联合的、一体化的、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就没有法国的未来。因此，法国需要从西欧联合中寻找重执欧洲牛耳而重振大国地位的新出路。法国的战略构想是：在经济一体化实施到一定阶段时即开始筹划“欧洲政治联盟”。戴高乐认为，政治联合胜于经济联合，后者是手段，前者才是目的。但实际上，西欧联合的具体步骤是，“首先通过建立经济一体化，随后政治一体化，最后军事一体化，从而达到欧洲的统一”。
“煤钢联营”是第一个西欧经济一体化组织。西欧联合只能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进行，没有德国的参与，就没有西欧的联合；但当时法国对德国仍抱有戒心，一直谋求建立一个遏制和约束德国的国际机构，把西德纳入西欧联合体制中加以控制。而通过对法德经济的核心因素——煤钢的联营，并通过超国家的权力机构监控煤钢生产和销售，既可控制西德的基础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发展，又可限制西德经济的独立性，监督和控制其军事工业，从而使法德之间的战争“不仅在思想上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再可能”，并最终消除宿仇宿怨。为此，1950年5月9日，法国提出了“舒曼计划”，倡议将法德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权力机构管理之下，建立煤钢共同市场，这一组织将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这一计划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和赞同，因为当时美国担心的不是西欧过于强大，而是过于虚弱，美国希望西欧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统一、强大的欧洲，以同苏联相抗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在于扶植西德，在经济上复兴西德，在军事上重新武装西德；如果能在西欧联合的范围内推行其扶持西德的政策，就可以大大减少来自其他西欧国家的阻力。所以说，“舒曼计划”既是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产物，又是迎合美国扶植德国的需要和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而设计的“两全方案”。于是，1951年4月18日，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正式签订“煤钢联营集团”条约，规定建立六国煤钢共同市场，取消内部关税，调整价格，对煤钢生产进行共同干预和协调。当时，英国拒绝参加欧洲煤钢联营。尽管丘吉尔大谈欧洲统一问题，但却把英国置于“欧洲联合”之外，只愿同美国一起充当“新欧洲的朋友和保证者”，而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欧洲国家，认为英国的利益是世界性的，是英联邦的中心，把美国作为重建其世界大国地位的靠山，而对西欧一体化力求保持大英帝国的超然地位。起初，法国关于西欧联合的设想是以法英联合为中心的，而从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之后，法国就将英国排除在外，法德就成为欧洲联合的核心并掌握了主导权。这也为后来法英围绕英国参与欧洲共同市场的冲突埋下种子。
建立欧洲共同体，走上西欧政治一体化道路。1955年6月2日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就谈判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会议明确宣布筹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筹备委员会，并邀请英国参加，但遭拒绝。1957年3月25日，六国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即《罗马条约》）。这是西欧联合的又一次飞跃，是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六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相结合的产物。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符合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力地增强了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提高了西欧在国际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法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英国三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均遭到法国的否决，因为法国担心英国是美国打进欧共体的“特洛伊木马”，它一日加入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欧洲的利益而为大西洋利益服务，最终将欧共体溶化于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制约迅速发展的西德，1969年12月，法国等六国首脑在海牙会议上同意就英国、爱尔兰、挪威和丹麦申请加入欧共体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1月，六国与四个申请国正式签订共同体扩大为十国的条约。1973年1月1日，英国、爱尔兰、丹麦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国。8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内聚力不断增强，各国都有通过联合谋求发展经济、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强对美、日的国际竞争地位的需要。1985年1月1日，欧共体实现了第三次扩大，西班牙、葡萄牙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国。1986年2月，欧共体外长会议通过《单一欧洲文件》，决定在1992年年底之前建立12国统一大市场。欧共体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这标志着西欧作为西方世界与美、日鼎足而立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起来，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政治、经济在西欧联盟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军事一体化进程。西欧联合犹如三级跳远：第一步是经济一体化，第二步是政治一体化，第三步是军事一体化。经济联合已取得成果，政治联合初见成效，只有军事一体化迟迟未动，长期以来似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雷池”。50年代由法、英、德、意、荷、比、卢七国组成的西欧联盟，原是为了弥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流产而由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改组而成的，具有限制西德军备和协调成员国防务政策与军工生产的双重作用。但由于美国和北约组织包揽了欧洲防务，西欧联盟一直处于沉睡状态，未发挥任何作用。1982年10月，法德决定实施法德合作条约的防务合作条款，谋求越出双边范围，扩大西欧防务合作。1984年6月，法国积极推动、召开了西欧联盟外长会议，决定使西欧联盟成为专门讨论防务问题的论坛，以增强西欧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作用。同年10月，西欧联盟首次举行外长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这是西欧首次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防务安全问题。会议通过《罗马宣言》，宣布西欧联盟恢复新生，决定加强西欧共同防务，发展西欧防务特性，协调成员国军工生产，并在西方防务战略、军备控制和东西方关系与欧洲安全等方面制定西欧的共同立场。西欧联盟的复活标志着以法德为核心的西欧防务合作的起步，意味着西欧在防务安全领域同美国闹独立、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5年4月，为了应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法国政府提出欧洲高技术研究合作计划，即“尤里卡计划”，主张尽快建立一个“技术欧洲”，以便欧洲各国掌握各种尖端技术。法国还积极推动欧洲航天研究，提出“有必要将欧洲的独立自主和竞争能力扩展到空间活动的所有领域”。1987年11月，欧洲航天局决定实施三大空间项目：一是研制欧洲新型号“阿丽亚娜-5”运载火箭，法国承担45%的研制费用；二是研制“赫姆斯”号小型航天飞机，法国又承担45%的费用；三是参加美国“哥伦布”国际空间站研制工作，法国承担欧洲计划项目15%的费用。
西欧联合在法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实现法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要途径。法国认为，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欧联合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步骤。法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差距过大，不可能单独成为同美苏并列的第三强国。只有西欧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与美苏并驾齐驱；只有建立一个法国执牛耳的西欧联合体，才能使法国真正取得世界大国地位。西欧联合的领导地位非法国莫属。同时，西欧联合是西欧各国和法国摆脱美苏“双重霸权”，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联合的欧洲应当成为与美苏鼎立的“世界三大势力之一”，在美苏之间起平衡和仲裁作用。“组织成为整体的欧洲，能够抑制一切对霸权的企图，并且可以在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就不会有和平。”西欧联合是最终实现欧洲重新合二为一的必要阶梯。西欧联合并不是要固定欧洲一分为二的现状，而是要最终改变欧洲被人为分裂的局面，最终在东西方和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总之，冷战期间，法国巧妙地利用了两极世界所提供的机会。它既对两极世界提出挑战，又从美国的保护伞和德国的分裂中得到好处；既留在大西洋联盟内，又不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制的调遣；既是联邦德国的伙伴并支持其统一的权利，又呼吁寻求在欧洲内部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法国以其独特的外交风格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赢得了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