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策的破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威廉二世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俾斯麦时代的结束是戏剧性的，他并非因为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压力而离职。事实上，虽然俾斯麦建立的欧洲同盟体系复杂多变，但是他在欧洲却享有盛名。当时，很多外交家都认为，欧洲国际政治现状的维持与俾斯麦个人有着无比重要的关系。俾斯麦的离职完全是由于德国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的结果，其直接的导火索是上西里西亚和鲁尔区的矿工罢工事件，早已对俾斯麦不满的威廉二世皇帝利用这件事公开了他与俾斯麦的不和。随着俾斯麦的政治势力在议会中丧失多数地位，俾斯麦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最终不得不辞去了帝国宰相的职务。威廉二世时代的开始，不仅标志着德国政治领导人的代际更替，而且揭开了德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此前被束缚着的巨大潜力和欲望破笼而出，引导德意志帝国逐步走上了一条因战略选择错误而失败的不归之路。
一、放弃俾斯麦的韬晦策略，推行“新路线”对外政策就在俾斯麦去职之时，德国和俄国正在谈判《再保险条约》续约的问题，俾斯麦的离职给俄国谈判代表舒瓦洛夫以很大的震动。俄国不希望俄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受到损害，非常希望能与德国续签《再保险条约》。威廉二世皇帝起初是倾向于俄国的，他指示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迅速接手与俄国代表进行的谈判。
将军出身的卡普里维，虽素以精明强干著称，但对于政治事务则缺乏很好的理解力和经验。他自己也知道担任俾斯麦的继任者对他的政治生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威廉二世向卡普里维询问《再保险条约》之事时，卡普里维对此并无了解。他当时唯一能够依靠的助手是外交部的高级幕僚霍尔施泰因，而霍尔施泰因虽曾是俾斯麦的助手，但却一直反对俾斯麦的亲俄政策。霍尔施泰因说服了卡普里维，进而赢得了威廉二世的支持，德国决定不再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霍尔施泰因提出的理由是：第一，《再保险条约》与三国同盟和地中海协定相冲突，如若《再保险条约》的所有条款公开，将会危及德国的大陆同盟体系，德国应该明确奥匈是其最重要的盟国。卡普里维认为自己玩不了这个“五球不落”的游戏，他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同盟体系。第二，《再保险条约》妨碍了德国亲近英国，而英国是企图遏制俄国的大国。第三，《再保险条约》并不能阻止俄国接近法国，法俄之间在军备和财政领域的合作已经在展开，所以《再保险条约》在发生冲突时并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
放弃《再保险条约》标志着德国对外政策“新路线”的开始，这一举动抽调了俾斯麦精心构筑的大陆同盟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块砖。对于俾斯麦来说，他原本需要的就是在俄、奥之间的暖昧态度，因为这样既可以防止俄、奥主动挑衅对方，又能使两国都离不开德国。《再保险条约》实质上是防御性的，俾斯麦只是把它看做是防止形势恶化的一种必要手段，可他的继任者却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终止《再保险条约》，不仅使德国失去了可能的战略选择，而且鼓励了奥地利的冒险行为。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汶一条约的终止，维也纳已从俾斯麦严苛明智且用心良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俄国感觉到了这种威胁，便迅速接近法国。在俾斯麦下台两年后，俄国和法国就缔结了军事协定，后来又演变成为法俄同盟。俾斯麦建立的同盟体系是环环相扣的，失去了“拉住俄国”这一环，孤寺法国的目标就无法完成了。20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诱因正是德国鼓励奥匈在巴尔干进行冒险。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国的“新路线”政策，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对外战略的一连串失误。
“新路线”政策的另一个主要战略目标是吸引英国。在卡普里维和霍尔施泰因看来，只要得到英国的支持，即便是法俄接近，德国也能组成一个在实力上超过法俄的同盟集团，从而压制法俄两国。为了达到拉拢英国的目的，德国把在非洲的许多重要领地转让给英国。德国政府同意让英国保护东非的商业中心桑吉巴尔。作为交换，英国把极富战略价值的赫尔果兰岛让给德国。从表面上来看，德英是在接近，可是德国期待的德英结盟却没有得到英国的响应。德国决策者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出于遏制俄国和法国的原因，可能会赞同与德国结盟。然而，英国认为，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说明德国对奥匈和意大利负有更多的同盟责任，如果俄国在巴尔干与奥匈帝国发生冲突，或者法国在地中海与意大利发生冲突，德国势必要保护它的盟国，那样一来，英国根本无须去承担明确清晰的同盟责任，而只要坐山观虎斗就可以轻松操纵局势。而且，英国夕卜交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不愿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只肯参与两种盟约关系：有限制的军事协定，其宗旨是为对付有明确范围及定义的危险；或协约式的安排，以便在与他国利益相同之时，进行相关外交议题上的互相合作。
德国决策者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示驻伦敦大使哈兹菲尔德一再向英国提出建立同盟的请求。德国迫不及待的态度更加引起英国的警惕，英国开始怀疑德国的意图。索尔兹伯里就此告知在罗马的达夫林勋爵：“余不愿无视于德国友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故更易与其打交道，气氛亦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某位老者（俾斯麦）出众之洞察力。”1892年，英国自由党人上台以后，英国对于承担盟国义务变得更加没有兴趣。事实表明，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不仅没有换来英国的结盟，而且还招致英国对德国寻求大陆霸权的担心。
德国“新路线”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推行服务于其安全战略的对外经济政策。为了加强德国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同盟关系，德国在关税方面向这两个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使他们的农产品比较容易在德国市场上销售。这一政策虽然有利于扩大德国的工业品市场，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德国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容克地主集团成为德国国内反对“新路线”政策最为坚定的力量。同时，主张德国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资产阶级集团也对卡普里维放弃重要殖民地领土的做法十分不满。在内外交困之下，德国“新路线”政策的执行者卡普里维不得不于1894年辞职。
二、综合国力快速增长，扩张野心日益膨胀
无论是俾斯麦建立大陆同盟体系的安全战略，还是卡普里维的“新路线”外交政策，都受到德国国内因素的很大制约。从1873年开始，德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甚至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危机。统计表明，在俾斯麦担任帝国宰相的20年间，德国经济只有4年的景气时期；而在卡普里维的年代里，德国经济居然一个景气年头都没有。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德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俾斯麦和卡普里维的安全政策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他们都不得不在国内利益集团目标和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之间尽力维持平衡。
1895～1914年，是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工商业和军事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加快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是意大利和日本的三四倍，而且远远超过了法国和俄国，甚至超过了英国。美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对德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爆炸性发展如此描述：
德国人口从1890年的4900万飞增到1913年的6600万，德国人口的素质又远强于其他欧洲强国，不仅德国军队而且德国工商业界都能得到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这有赖于德国发达的教育体制。而真正突出的是德国工业的发展。煤炭生产从1890年的8900万吨增加到1914年的2.77亿吨，比英国的2.92亿吨只少一点，而比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要多得多。钢产量的增长更加引人注目，1914年德国产钢1760万吨，比英法俄加在一起还多。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德国在新兴的电气、光学仪器和化学产品方面的成就。西门子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两家巨大企业雇用了14.2万工人，在欧洲电气制造业居于支配地位。以拜尔和霍克斯特为首的德国化工企业生产全世界90%的工业染料。在对外贸易上，德国在1890年和1913年间出口增加了两倍，已接近居世界出口首位的英国；德国的商船队也扩充到在大战前夕居世界第二的位置。德国在世界制造业所占的比重（14.8%）比英国高（13.6%），等于法国（6.1%）的两倍半。德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也反映在其军事实力的增长上，德国军队人数占全民的比例自1880年至1913年间增长了1倍，而军费开支则增长了3.6倍。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德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原来有着很强影响力的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式微，大垄断资产阶级逐渐成为德国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垄断资产阶级主张实行扩张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以便为德国工业攫取足够的原料和市场。1891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实力集团。其成员包括很多知名的议员、企业家、教授和法律家，以及退役的将军与军官。泛德意志协会宣称：“由于我们缺乏自己的幅员足够大的殖民地，我们还没有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我国工业得到保障的市场。”泛德意志协会崇尚实力政策，无视国际法，积极鼓吹对外扩张。虽说泛德意志协会的成员不多，但是他们在德国公共舆论中的影响力却很大。
不仅如此，19世纪末期的德国，甚至在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民族主义思想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德国知识界的精神领袖马克斯·韦伯、弗里德里希·瑙曼等人都倾向于德意志民族主义。韦伯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说道，德国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最终标准就是“我们民族和它的代理者——德国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利益”，他支持通过扩展德国经济的地理边界来解决德国的失业问题，而这反过来也要求德国政治权力的扩展。瑙曼在1897年出版的《民族社会（主义）教义问答》的基本原则部分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称：“我们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我们认为，德意志民族对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是在国内进行一切较大的社会改良的前提。我们同时深信，如果没有关心政治的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对外强权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因此，我们要求一种对外实行强权和对内实行改良的政策。”这些都表明，帝国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威廉二世皇帝推行“世界政策”的国内政治动力。
三、推出扩张性的“世界政策”，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威廉二世1888年即位时年近29岁，是反复无常且好慕虚荣的君主，他尊崇祖先弗里德里希大王和祖父威廉一世，希望建立与先辈媲美的功业，渴望世界各国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德国的实力，但却不知德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是什么。丘吉尔曾讽刺又传神地描绘这位皇帝：“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得嘎嘎作响。他只想有拿破仑的威风，却不想像拿破仑一样上战场。他绝对是输人不输阵。假设是个火山口，至少也要冒得出烟来。他正是如此，白昼远观是一团云雾，晚上是一团火光；久而久之旁观者必定心生恐惧，而亟思团结以自保。而在种种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新路线”政策既损坏了同俄国的关系，又没有换来预期的与英国结盟。但威廉二世不愿承认自己政策的失误，相反却宣称，德俄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只要给俄国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同时保证俄国在巴尔干和海峡问题上的利益，就能把俄法拉开。为此，他指示卡普里维政府与俄国签订了有利于俄国的经济协定。在无法争取到英国的支持后，威廉二世的幕僚又重新考虑同时与俄、奥结盟的可能性。这种做法等于回到1879年以前的俾斯麦联盟体系，然而此时已无法实现，因为俄国和法国很快签订了军事同盟协定，参加德奥同盟对俄国来说已经无利可图了。
19世纪90年代，威廉二世完全采纳了泛德意志主义者的侵略纲领，不断增强德国的实力，并进行对外扩张。威廉二世错误地以为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要德国显示足够强大的实力，英国将不得不寻求同德国结盟以对抗俄国。因此，在土耳其、非洲等地，德国对英国施加了很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1896年元旦，发生了著名的“克鲁格电报”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威廉二世不恰当地羞辱了英国政府，从而使英德对抗尖锐化。
威廉二世没有预见到，英德对抗实际上削弱了三国同盟。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很重视同英国的关系，因为奥匈要在近东同俄国进行斗争，而意大利要依赖英国海军来反抗法国。意大利是不愿意卷入同英国的对抗之中的。而威廉二世固执地认为，只要加强德国的海军力量，就能巩固同盟和迫使英国就范。
在英德关系趋于紧张、大陆联盟计划彻底失败之后，1897年，威廉二世改组政府，彻底抛弃大陆政策，开始推行旨在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公然声称：“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在地球遥远的地方，到处都居住着我们的同胞。德国的货物，德国的知识，德国的勤奋要漂洋过海。”
1898年，威廉二世的“新路线”和“世界政策”合为一体。这一年，德国通过了海军法案，开始谋求扩充海上实力，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威廉二世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等德国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后，他“将用另一种语言讲话”。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国会说：“随着帝国的建立，德国海上利益增长得十分出人意外。保持这些利益成为德国的生死问题。如果德国这些海上利益受到阻碍或严重损害，那么德国就会在经济上趋于衰落，尔后在政治上趋于衰落。不管你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或者谈保卫德国臣民和国外商业利益，这一切都只有在德国海军里才能得到支持。”
德国的海军炮舰政策成为其“世界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正是这一海军政策使得英德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德国海军政策彻底背离了普鲁士德国的传统战略理念。对这个传统理念的集中表述，可以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政治遗嘱中找到：“普鲁士是个大陆强权，它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不需要海军舰队。我们的波罗的海港口不允许我们扩张舰队航线，如果我们没有在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那么我祝贺我的后代，因为他们处于千里之外，我们必须依靠舰队来保卫他们，而这又增加了爆发战争的原因，而我们已经与各个邻居有过足够多的战争缘由了。”
德国的炮舰政策表明了威廉二世皇帝的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倾向。这种炮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德国国内政治驱动力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应当看到，谋求霸权是当时欧洲列强的普遍目标。正如托马斯·尼伯代所说的那样，与英国同行菲舍尔相比，蒂尔皮茨实际上显得并不更加具有侵略性。作为马汉的忠实信徒，蒂尔皮茨把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德国国内的政治因素非常成功的结合起来，在德国国内营造了很强的支持海军政策的气氛。后来，作为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德国宰相比洛在10多年后写信给蒂尔皮茨说到：“我直到今天还深信，如同我们27年以前同为国务大臣所信奉的那样：我们的国家因其卓越、因其文化和因其历史，应该有权利得到那种地位，那时我称之为阳光下的位置，也就是说，被其他世界大国同等对待的权利。”
可见，蒂尔皮茨等人在推动炮舰政策时，并没有考虑一些重要的战略问题，即英国是否会因此成为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手？德国是否要彻底战胜英国的海上霸权？炮舰政策的目标是否就是德国世界政策的目标？德国到底是要以炮舰政策促使英国成为自己的伙伴，还是要挑战英国的霸权？由于推行世界政策的战略目标的不清晰，致使此后德国外交一再失去机会，并在危机时茫然失策。
虽说英德两国在殖民地、经济贸易等领域的矛盾不断激化，但是在1898～1901年之间依然存在着英德和解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遇到一系列的麻烦和挑战。在亚洲和大西洋的另一端，日本和美国已经崛起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危及英国的殖民利益；在非洲，英国和法国的争夺日趋紧张；在东亚和中亚，英国和俄国已经直接碰撞；而且，英国陷入布尔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受到广泛的谴责。这些都表明，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英国需要缓和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避免因战线拉得太长而不堪重负。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决策层内部有人主张修缮同德国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殖民大臣张伯伦力主建立一个由英、德、美三国共同组成的“条顿同盟”。然而，英国内阁不同意建立同盟，而是寻求与德国签订某种协定，以便英国保持行动的自由。
在德国内部，虽然多数外交官都赞同与英国合作，但1900年以后担任宰相的比洛却坚信，德国应该保持在英、俄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特别是加快实施海军扩军计划。比洛认为，如果真的要与英国接近的话，也应签订紧密的军事同盟，以共同应对俄国的威胁。德国的这种“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态度使得建立德英同盟的可能性胎死腹中。这成为威廉时代德国安全战略选择和外交的最大败笔之一，因为此时对于德国的安全战略来说，最重要的利益其实就是防止英国加入反德同盟。英国想要同德国签订的协约在本质上与其在数年后同法国签订的协约并无不同。基辛格对此评述道：“德国已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只要英国不站在敌国或敌对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欧洲大陆一旦发生战事时保持友好中立，要达到这个目的，协约式的安排已足够了。但德国却为了没有必要争取的保证，提出英国不想要的交换条件，以致使对方怀疑德国其实是想追求全球霸权。”
机会稍纵即逝。英国在全球所承受的压力有所减轻，崛起中的美国和日本成为英国的结盟伙伴，英国所感受到的威胁也相对减轻了许多。这时，英国不仅不需要德国的帮助，相反却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德国加紧扩充炮舰所带来的挑战。
四、陷入外交“孤立”，走向世界大战
在德国拒绝与英国和解之后，国际环境变得对德国越来越不利。先是英国在1902年出人意料地同日本签订了同盟协定，此举是针对俄国的，但使得德国在远东对英国的帮助变得多余，而这本来是德国吸引英国的重要筹码之一。紧接着，英国结束“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寻求同盟来对付海上实力日益强大的德国。1904年，英法签订协定来协调他们之间的殖民利益。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表明“协约国集团”初露端倪。
日俄战争的结束，导致德国的战略处境更加不妙。日俄战争爆发后，德国企图从中得利，借机接近俄国。然而，德国这么做的后果是进一步恶化了同英日同盟的关系，同时并没有换来俄国的同盟，因为俄国并不愿意以牺牲法俄同盟为代价。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不得不从亚洲撤退，而英国再也不用担心俄国的威胁。这样一来，英俄之间的和解变得完全可能。经法国的斡旋，英国和俄国于1907年答订了英俄协定。从此，德国彻底陷入了反德同盟的合围之中，其战略环境进入了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直到俾斯麦都惧怕的“他国结盟的噩梦”。
德国意识到自己不断恶化的战略处境，曾试图使用外交手段来摆脱困境。为了削弱英法协约，德国挑动了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威廉二世利用访问丹吉尔的机会，声称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支持摩洛哥对抗法国。紧接着，德国宰相比洛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德国不断向法国发出战争警告，恐吓法国“不要玩火”。然而，德国的外交手法是笨拙的，它摆出强硬姿态，却缺乏必要的手段，在遇到困难后又胆怯地退却。在摩洛哥危机中，不仅法俄相互呼应，而且英国也站在法国一边。在危机之后，英法开始谈判建立军事合作，共同对付德国。摩洛哥危机的结果是德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德国在国外屡屡碰壁，导致国内军界人士对外交努力越来越不抱信心，军方开始增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干预。德国的政治特点本来就是军界在对外政策中享有很大的决策权。在俾斯麦时代，俾斯麦出众的政治平衡能力和洞察力，有效地抑制了总参谋部的雄心和抱负。俾斯麦签订的条约体系既有束缚两个盟国的作用，也有限制德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作用。1887年下半年，毛奇在卸任前曾力主对俄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而俾斯麦却驳斥毛奇说：“不愿因为怕死就去自杀。”
1891年，施利芬接任总参谋长之后，开始修改德国军事战略，制定进攻法国和俄国的作战计划。他要求德军作战计划必须立足于东西两条战线作战，并认为，两线作战的唯一办法是当俄国人还在动员的过程中就取道比利时先打败法国。自1893年第一次制定这个作战计划时起，施利芬计划每年都根据德国和敌国的人力物力变化进行修改。施利芬计划是建立在技术统计基础上的作战计划，从技术上看是很出色的，但除此之外却存在非常多的缺陷。比如，该计划忽略了别国人民在遭受侵略后有可能进发出的高度爱国热情，以各种方式实施顽强抵抗的可能性。在政治上，施利芬计划也没有考虑到侵犯中立国比利时可能带来的后果。遗憾的是，德国的政治领导人未能预见到实行施利芬计划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900年5月，胡藤一扎普斯基伯爵曾向霍尔施泰因通报说，施利芬制定的两线作战计划没有相关的国际协定作为保证和支持。霍尔施泰因在沉默很久以后回答说：“若总参谋部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必须的，那么作为外交人员的义务就是应为此承担责任和以各种方式做准备。”从霍恩洛厄到霍尔维克的历任宰相都没有对施利芬计划表示过任何异议，德国总参谋部逐渐主导着德国外交的行动方向。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之后，甚至很多的政界人士开始相信，解决德国战略困境的出路也许就在于军方了。
在此后爆发的一系列国际危机中，德国都做出了以异乎寻常的强硬反应，似乎时刻准备与他国以刀剑相决。1909年，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致信给接替施利芬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小毛奇，询问在奥匈进攻塞尔维亚、俄国干涉的情况下，德国军队将如何帮助奥匈帝国。当时，小毛奇向他的盟友保证，“只要俄国军队开始动员，德国军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抓起武器”。小毛奇事实上把1879年的德奥之间的防御性同盟转变成为进攻性军事同盟。他还向康拉德解释说，俄奥之间在巴尔干爆发战争，德国将实施施利芬计划。这就意味着，一场由奥匈挑起的巴尔干战争将不会是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一定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欧洲列强卷入的全面战争。
欧洲形势的发展使战争迫在眉睫，而德国更是迫不及待地要大打和早打，因为德国决策者相信德国对战争最有准备。威廉二世皇帝甚至认为，在战争面前退缩不是男子汉的行为。1914年6月26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之后，威廉二世说：“就是现在，或者永不！”毛奇说：“对我们，战争越早越好。”德皇还斥责劝告奥匈帝国谨慎从事的德国驻维也纳大使为“白痴”。在德国的支持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显然，德国是当时最希望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国家，因为它感觉在外交上处于被包围之中，它所处欧洲中部的地缘战略位置也对实行先发制人战略的德国最具诱惑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普鲁士德国往往率先发动战争的原因。德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盲目崇拜军事技术，结果铸成大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