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生存与“保护伞”下重新崛起——冷战时期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四大战胜国的占领下，被分割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西德国大力整肃纳粹势力，开展了。“非纳粹化”、“非军事化”、“民主化”的社会改造运动，分别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开始了新的发展与崛起之路。德国国际政治学者哈夫滕多恩教授把当代德国外交史形容成为“在自我限制和自我强调之间的外交政策”。我国学者潘琪昌教授将战后德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形象地比喻为“走出夹缝”。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德国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重新崛起。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德国成功实现重新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其安全战略理念和战略选择的根本转变。
一、加入西方阵营，依附大国发展自己
战后，联邦德国选择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彻底依附西方盟国的战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认识到：德国的安全环境相当特殊，德国的命运在任何情况下对欧洲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也关系到西方国家自己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德国在西方盟国战略布局中仍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德国的地理位置处于完全对立的两大集团之间，如果德国不愿被碾碎的话，德国必须不是倒向西方就是倒向东方，采取中立立场是不现实的。阿登纳认为，联邦德国在意识形态上是与西方相同的，因此，坚定地倒向西方，才是明智的抉择。德国必须努力消除西方各国对德国的不信任，以明确、坦率的态度加入西方阵营。阿登纳担心，如果德国不彻底融入西方就会被苏联牵引，这是德国绝不可接受的前景。这样一来，阿登纳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普鲁士德国的战略传统。历史上，德国伟大战咯家俾斯麦、施特莱斯曼等人一直追求一种在东西方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或是离间两翼大国的战略。
对于阿登纳而言，为了达到依附西方重新崛起的战略目标，联邦德国必须自愿重整军备，加强西方的整体防御实力。然而，联邦德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重新武装的西德军队既要使苏联感受到一些压力，又不能让卢森堡这样的邻国再次陷入恐惧之中。而要达到这种目的，联邦德国就必须参加到西方的整体军事安排之中，并主动让西方盟国的安全制度来束缚德国的军事力量。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阿登纳就建议重整军备。虽然国内外出现了一片抗议之声。但却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欧洲冷战形势的严峻，美国急欲加强西德抵御苏联的实力。为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1950年9月，美。英、法三国外长开始讨论“建立保卫西欧的统一武装部队”问题，法国对此持坚决反对的立场。此后，在美国的努力下，法国议会通过了建立欧洲军团的计划。按照《普里文计划》规定，德国可以参加欧洲军团，但前提条件是：欧洲军团的领导机构必须是超国家的；联邦德国的军事组织只能限制在营一级。联邦德国与西方盟国经过长达9个月的谈判，于1952年5月签订了《一般性条约》（又称《德国条约》），规定盟国可掌握相应的视察权，而不应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紧接着，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规定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军团，并规定联邦德国必须加入欧洲防务集团，才能恢复国家主权。
然而，该条约却又因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和法国国民议会的否决而受挫。在美英的多方游说之下，西方盟国重新调整了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在1954年10月签订了《巴黎协定》。该协定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但条件是联邦德国保证不生产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承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承担维护北约的防御义务；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同时在联邦德国驻军；允许联邦德国建立一支50～52万人的正规军。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从此，联邦德国恢复了国家主权，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这只是联邦德国“走出夹缝”的第一步。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和西欧联盟，对于德国的安全政策和西方盟国的安全战略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西方盟国来说，北约及西欧联盟负有双重战略目的，他们既起到遏制苏联的效果，又担负着约束德国的任务。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这种安排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它不仅获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而且得到了美、英、法等国承认“只有联邦德国才有权代表整个德国”，这在一定意义上剥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合法权利。另外，西方国家同意德国“边界的最后划分”必须由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这等于承认德国在东部失去的领土不是不能改变的。
联邦德国通过与西方做的这笔交易，既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西方盟国的战车上，又限制了西方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行动自由。美、英、法等国必须按照联邦德国的条件与东方打交道。用德国政治评论家姚弗的话来说，“阿登纳和施特莱斯曼一样，获得了对东西方关系的否决权，虽然是借来的”。因此，阿登纳的“西方政策”在表面上偏离了德国外交自俾斯麦以来的“离间东西方两翼大国”的传统，向实质上“阿登纳显示出他不愧是俾斯麦和施特莱斯曼的优秀弟子”。
即便如此，德国内部对阿登纳的西方政策还是有争议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相当大的阻力。这种阻力首先来自阿登纳所代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基民盟左翼政治家凯泽尔提出著名的“桥梁”方案，主张未来德国应在东西方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其次来自基民盟的政治对手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的领袖舒马赫虽不相信德国的桥梁作用，但主张德国应加入社会主义的西欧一中欧联盟，该联盟应由英国领导，并联合美国制衡苏联；德国在这个联盟中的地位必须和其他国家保持平等。
阿登纳的反对者认为，德国加入北约和采取西方政策，事实上是放弃了追求德国统一的目标。德国国内的这种分歧，在苏联发动针对德国问题的“照会战”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1952年3月10日，当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斯大林向美、英、法三国发出照会，提出一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草案，企图以保证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德国来诱使联邦德国不要重新武装。美、英、法三国向苏联复照，重申成立全德政府的前提是举行全德自由选举。不料苏联同意了举行全德选举的要求，西方国家措手不及，最后只得以拖延的手段等到欧洲防务集团签约前夕才回复苏联。而苏联看到德国重新武装的大局已定，也就不再理会西方。这场“照会战”从1952年3月到9月共往来了8份照会，在联邦德国引起相当大的波澜。社民党、基民盟左翼和自由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家和一些知名学者认为，阿登纳拒绝苏联照会错过了实现国家统一的良机。然而，研究阿登纳战略思想的学者认为，阿登纳选择西方战略在事实上是把追求德国统一的目标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阿登纳虽然声称追求德国统一，但他从来就不想因此而威胁到西方的利益。他坚信，德国最终实现重新统一，只能通过强大的欧洲来实现。
二、实现德法和解，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阿登纳在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上完全依赖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把促进欧洲联合与强大当作最终解决德国问题、实现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阿登纳很早就开始考虑西欧一体化问题。1945年10月31日，阿登纳在给老友魏兹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德国人，但是我也是并且一直是一个欧洲人，我总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我向来就致力于同法国取得谅解。没有这种谅解，就不可能有一个欧洲……我正在悉心研究欧洲合众国问题，必须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合众国。我把未来的欧洲看做是德国获得安全的最可靠和最持久的保证。”此后，阿登纳在各种场合下阐述西欧国家联合的必要性。他用了许多名称，诸如“欧洲一体化”、“欧洲联邦”、“统一的欧洲”、“欧洲联合”、或“西欧国家的联合”等，其根本目的就是一个：西欧一体化。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西欧一体化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西欧一体化所形成的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能够为德国经济复兴带来巨大的好处；二是西欧一体化能够使德法两个夙敌之间实现和解；三是西欧一体化最终能够让西欧国家联合自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对于经受巨大战争创伤的西欧国家来说也是无比重要的。
在联邦德国建国后不久，阿登纳首先考虑的是德法和解问题，因为这是西欧联合的前提。阿登纳认为，“我们（德国）在事实上并不危险，这是无济于事的，问题关键取决于法国是否把我们看做是威胁……无论法国当前的安全需要对我们来说是否显得不必要，或者这种安全需要真的不必要，这些都不重要，即使法国想错了，法国要求安全的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欧洲一体化不仅可以限制德国的实力发展，使法国放心，而且欧洲一体化还可以成为德国获得平等地位的手段。
1950年5月，他对法国外长舒曼提出的“舒曼计划”给予了热烈的响应。舒曼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把法、德两国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皆可参加的超国家机构之下，旨在把煤、钢这两种对经济和军事都具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进行一体化整合，从而为维持欧洲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后，联邦德国和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进行密切磋商，于1951年4月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该条约的签署，确立了欧洲煤钢共同市场，取消了关税限制，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1957年3月，煤钢联营的六个成员国又签署了《罗马条约》，这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对于缔约国来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不仅是为了加强经济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在欧洲人民中间建立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成立，阿登纳所设想的德法和解基本实现了。1963年阿登纳和戴高乐签订《爱丽舍条约》，使两国和解达到了高潮。该条约规定两国政治领导人对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定时磋商，使德法合作更加机制化。此后，德法两国在不同时期都保持了紧密的同盟关系。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联邦德国始终是坚定拥护者和推动者，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这是因为，对于德国来说，建立超国家机构的欧洲联盟是求取更大独立性、为本国换取更大政治分量的途径。只有通过欧洲联合，德国才能有机会获得与其他国家同等的权利。阿登纳把欧洲政策看做是保证西德安全和融入国际社会的根本支柱，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积极成为一系列欧洲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成员。
德国的欧洲政策在实质上是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复合。德国通过适当的、协调的战略来取得它的利益，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以欧洲和大西洋团结的名义提出自己的要求。阿登纳起初是从政治角度来估量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价值，但共同市场的建立事实上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德经济可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大的规模经济范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效益的外溢，经济一体化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政治合作的发展。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存在着很多挫折和反复，但是德国自始至终把它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德国能够在欧洲发挥越来越多的领导作用，而同时又不得不警惕邻国对德国产生疑惧，因此，德国必须把自己的影响力放在欧洲共同体的制度框架之内，德国的“自我强调”也须通过这种“自我束缚”得以实现。
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实现国家的统一
经济因素在联邦德国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联邦德国前总理的施密特曾宣称，“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它的外交政策”。战后，德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而德国决策者也有意利用经济手段服务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建设社会市场经济，促进经济蓬勃发展，是联邦德国成功实现崛起的基石。联邦德国领导人认识到，不论从本国国情还是国际环境看，走和平发展、为民谋福利的道路才是德国发展与崛起的唯一出路。为此，联邦德国选择了建设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结合了自由市场和秩序原则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理念是：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属于一种竞争性市场经济，但其中包括了社会福利措施和适当的国家投资，可保证弱势群体不被强势经济群体毫无保留的剥削。建设社会市场经济，为德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随着工业迅速发展及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联邦德国很快创造了令世人惊异的“经济奇迹”，实现了经济腾飞。各国学术界对产生这种经济奇迹的原因做过大量探讨，很多学者指出，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是在特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出现的，比如德国拥有的资源优势和强大生产潜力，再加上美国的帮助、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带动的外贸需求等因素，但是真正贯穿始终起决定性因素的却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战略。社会市场经济不仅刺激了资本家和商人阶层唯利是图的本性，促使他们修复和建设被战争破坏了商业和企业，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而且还实行了战后社会福利制度，为随后多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联邦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参加了世界经济峰会、国际货币会议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重要的国际经济决策活动。在国际性的经济机制中，德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比较克制和谨慎，但同与其地位相近的日本相比，它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显得更为主动、更为重要；在很多情况下，联邦德国敢于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联邦德国政治家善于抓住机会，扩大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进而用经济杠杆发挥政治作用。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对联邦德国和荷兰实行了石油禁运。联邦德国面临战后最严重的危机。然而，在勃兰特和施密特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却有效地利用了这种形势。德国总理施密特联合法国总统德斯坦，建议西方国家举办“世界经济峰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在法国朗布利埃举行。联邦德国利用这一国际舞台，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联邦德国始终坚持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立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使得西德马克长期成为坚挺的国际货币，从而使其在国际货币领域享有重要发言权。
联邦德国实行出口导向性经济，对世界市场和能源稳定的依赖性较大，同时基于联邦德国所处的独特国内外条件，其外交政策实际上遵循的是“贸易国家”模式。其政策取向主要表现为：一是放弃独立自主，实行多边主义、一体化与合作；二是在所有政策目标中，把增加人民福利放在首位；三是在国际体系中追求本国利益时，优先采用非军事手段与策略。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联邦德国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软霸权”，其标志是西德马克日益增强的垄断地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魅力。对于联邦德国来说，经济上的成功是走出历史上强权政治阴影的唯一出路，实现了其历史上靠侵略扩张无法达成的大国战略目标。
联邦德国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雄厚的综合国力和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优势，也为实现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除了国际因素和东德内部因素之外，联邦德国在经济和福利方面的优越性对东德人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东德以和平加入的方式放弃了原有国家形态，实现了两个德国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首先进入民主德国的不是装备精良的军队，而是浩浩荡荡数以亿万计的西德马克，成为德国统一的“先遣部队”。在东德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际，西德抓住历史机遇，以经济先行，用经济统一促进政治统一。在两德签订了《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简称经济统一条约）之后，德国统一进程变得不可逆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较量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坚实基础和后盾，这是两德统一留给人们的最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