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尼赫鲁时期依靠外交谋求大国复兴的战略，还是后尼赫鲁时期谋求地区主导权的战略，或是冷战后“以实力对实力”的大国战略，都是紧紧围绕以“印度中心论”为指导，增强实力，主导南亚，控制印度洋，最终成为世界大国这样一条主线展开的。印度作为一个从殖民地走向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其争当世界大国的崛起之路艰难曲折，颇具特色。
从1947年国家独立至1964年尼赫鲁逝世，为印度奉行大国复兴战略时期。这一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利用不结盟政策，周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拉拢一方制衡另一方，从美苏双方获利，从而实现保全印度、发展印度、壮大印度的战略目的，实现印度的复兴。换言之，注重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依靠外交巩固安全，将外交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总的来说，尼赫鲁政府在战略运筹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可谓得失相当。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不结盟政策，使印度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一跃成为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亚非国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大国之梦可谓近在咫尺。尼赫鲁最大的败笔也在于外交，在处理与邻国关系特别是印中关系的失误，最终导致兵败喜马拉雅山，使印度错过了迅速发展的最佳机遇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尼赫鲁未能将印度的大国之梦变成现实，但他所构建的争当世界“一流强国”的梦想，却促使印度国民树立了一种强烈的大国意识。争当世界大国的愿望，始终是印度历届政府和国民为之努力奋斗的战略目标。
一、确立不结盟政策，实行大国平衡战略、
印度独立之初，国力孱弱，安全环境险恶。美国和苏联刚刚拉开冷战的铁幕，东西方两大阵营初步形成。美苏双方虽将战略争夺的重点放在欧洲，但正在把目光逐步转向亚洲，开始对亚洲国家的争夺。
整个亚洲尤其是西亚和东南亚，正在成为美苏两大阵营的竞技场。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地区，处于印度洋战略通道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美苏都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来干预和控制印度的内政与外交，以谋取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是倒向西方，还是倒向东方，何去何从直接影响着印度的安全与发展前途。
站在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尼赫鲁认识到，当时两大阵营的力量大体平衡，哪一方也不能击败对方，一旦发生战争就不会轻易结束。
如果印度参加了某一方集团，必然得罪另一集团，将无法同时从两大集团获得经济援助，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更何况，如果加入某个集团，印度有可能被裹挟于对抗甚至被卷入战争。同时，印度国内也存在着反映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政治势力，如果跟随一方走得太远，势必在国内引起分裂。而不倒向任何一方的中间立场容易为各方接受，在国内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既可以迎合国民中普遍存在的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心理，又能避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导致国内政治上的分裂。
基于以上认识，1946年9月，尼赫鲁发表施政演讲时指出：“我们将尽可能地远离不同集团相互对立的强权政治，不与其中的任何一方结盟。因为这种对立的集团过去曾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今天仍可能给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1947年1月，在给外交事务主要助手、驻华大使梅农的指示中，尼赫鲁更加全面地阐述了上述原则。他说：
“我们总的政策是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和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当今世界上两大领导集团是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我们必须与两者友好又不加入任何一方。除了相互特别疑忌外，美苏两国还怀疑其他国家，这给我们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他们会怀疑我们倾向其中一方，这对印度毫无益处。苏联作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与之发展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仅因为他国不满而与俄国敌对，当然我们也不能与美国敌对。”1952年6月，尼赫鲁在人民院的一次辩论中首次使用了“不结盟”一词。他说，就我的政策而论，尽管事实上我们主要同联合王国和美国打交道，我们从他们那里买东西并接受他们的帮助，但我们完全没有因为任何集团而背离我们的不结盟政策。至此，可以说，印度的不结盟战略正式形成了。
尼赫鲁采取不结盟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捍卫其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在军事和经济上既能从西方发达国家，又能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尽可能多的武器、资金和技术援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治上独树一帜，形成“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势力，以期实现大国之梦。
在不结盟战略的指导下，印度一方面批判美苏“两极格局”和“冷战”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又同时与美苏两大阵营发展关系，左右逢源，利用与一方的关系来制衡另一方。通过这种方式，印度获得了重大利益。首先，避免了来自军事集团的约束，保证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维护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发展了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势力”，使印度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印度利用美苏对抗的形势，于1961年12月使用武力收复了果阿，结束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其次，印度获得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从战后到1963年初，印度从美国获得的经济援助约为39.52亿美元，占印度接受外援总数的60%以上，从苏联获得10.22亿美元的援助，是28个接受苏联援助的欠发达国家中受援最多的一个。这些援助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比较完备而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其三，印度获得了美苏大量的军事援助。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到战争结束前就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苏联在中印关系紧张之际，也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1960年10月，印度向苏联订购了安-12重型运输机，苏联还派出40名飞行员、领航员、机械师到印度指导使用和维护这些飞机。这些飞机成为印度执行前进政策的重要工具。1962年，印度又从苏联购进2个中队的米格-21战斗机，提高了印度空军的作战能力。
应当指出，尼赫鲁的不结盟战略的实质是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中立主义。在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之间，印度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这本身就是一种中立主义。然而，尼赫鲁的不结盟战略所体现的中立主义不同于瑞士等国的中立主义。后者的中立主义是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确立的，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承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其中立地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是始终如一的，受形势突变的影响不大。而尼赫鲁的中立主义，是一种自称的中立主义，它不受条约或法律的制约，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其关注重点也在不断变化，一旦形势突变或出于某种实用主义的需要，就会放弃中立原则c例如，在1962年10月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时，印度即摒弃不结盟原则，呼吁美国给予紧急军事援助。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尼赫鲁劝说别人和平解决，自己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和中印边界问题上选择战争，在南亚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70年代初，为了准备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印度与苏联结成“准同盟”性质的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其不结盟原则和作为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形象。
二、确定先经济后国防的政策，选择国家发展的“中间道路”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诸如难民安置、土邦划分、废除柴明达尔制等问题，并于1948年通过了“工业政策决议”，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稳定了国内政局。但是，印度国内形势并不让人满意。尼赫鲁政府面对的是一个近200年英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烂摊子，经济千疮百孔，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族、宗教矛盾重重，不仅需要安置因教派冲突而产生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而且要解决土邦问题和残余殖民问题，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此同时，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和“和平抵抗”思想，在印度有着深刻的影响，民众对军队普遍反感，因为军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是镇压人民和维护殖民统治的“帮凶”。因此，印度政府迫切需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在这种形势下，1950年，尼赫鲁在议会明确阐述了经济与国防的关系，提出要“把工业化、经济进步和技术发展置于首位，把武装部队置于其后，以待工业化产生的果实”，并强调“军事方针要同外交政策相协调，二者必须服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尼赫鲁的讲话为印度“先富国、后强军”定下了基调。
然而，在尼赫鲁精心筹划的建国方略中，印度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建设道路，始终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印度独立前后的几年里，如何发展印度经济已是印度政治、经济、工商界高层领导及精英人士时常考虑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多种国家发展计划和模式。其中包括私营企业集团塔塔和比尔拉等大资本家提出的《孟买计划》，西里曼、纳拉扬等制定的《甘地计划》，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对印度发展道路也有自己的考虑，拟制了《印度全国经济计划》。
当时，尼赫鲁关于印度发展道路的思索深受国际上两种思想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理论一度成为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一此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挽救战后经济的急剧衰退，开始建立混合经济制度，如英国政府开始用优厚的补偿金将一些亏本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特别是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也对尼赫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尼赫鲁对印度经济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进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认识。尼赫鲁认为，首先，社会主义并非一定要废除财产私有制，一个民主式的集体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财产私有制的废除，但却将意味着_一些基本而主要的工业收为公有。其次，社会主义是一种和平民主的方法，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其三，“社会主义的许多思想逐渐为资本主义制度吸收，因此他们之间巨大的距离正日益缩小”。
尼赫鲁认为，完全可以将社会主义嫁接到印度的政治体制上，并且这种嫁接一定会使印度的经济取得丰硕的成果。1954年10月，尼赫鲁访问了中国，他亲眼目睹了同印度一样人口众多、贫穷积弱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促使其加速将理论上的思考变为实践中的行动。
同时在印度国内，印度共产党虽然在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刚被镇压下去，但在1952年印度第一届大选中，又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并在喀拉拉邦获得邦议会126席中的60席，比阑大党多17席，对印度一代年轻人颇具吸引力。经过通盘考虑，尼赫鲁深信，在印度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口号是“不合潮流”的，“自由经济、自由企业这一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不适用于人口众多、极度贫困的亚非国家”。
在广大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高唱“社会主义”，才能动员和安抚群众，赢得人心，激发人民的建设热情；也才能赢得政治资本，“最后击败共产主义”，否则人民群众“就会捧出另外一个政党去领导他们”。
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尼赫鲁提出了当时很有号召力的“社会主义”口号。1955年，尼赫鲁在国大党年会上主持并通过了一项“关于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公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模式为核心，实行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尼赫鲁把这种模式说成是“从一切现存制度（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的社会制度）中吸取精华的中间道路，它寻求创造某种适合本国历史和哲学的东西”。按照尼赫鲁的想法，这种社会制度是介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东西，吸取了现行各种制度的精华，又具有印度特色，可以使印度成为在民主制度下发展经济的世界典型。
显然，尼赫鲁选择走“社会主义类型”的“中间道路”，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做法与其不结盟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不过，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带有圣雄甘地的民族主义思想成分，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尼赫鲁想用这种“社会主义”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竞争。1954年11月15日，他在致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上说，“今天对我来说，最令人振奋的国家就是印度和中国。当然，两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但我们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未来将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政府结构在各方面有更大的成就”。
印度坚持其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力发展公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同时利用不结盟外交政策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坦然接受来自美、苏两个集团的经济援助，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一批公营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如钢铁厂、电站、重型机械厂等相继建立起来，制造业产值显著上升。公营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印度工业化的进程，使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提高了经济发展自给能力，增加了经济发展独立性，促进了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初步改善了落后的社会状况。印度政府虽暂时搁置了国防工业的发展，但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巩固国防、发展国防军、争取南亚次大陆的支配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利用印美苏“三角关系”，清除殖民残余实现国家统一印度独立后，国内仍有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两个领土问题未能解决，一个是法国占领的昌德尔纳戈尔、本地治里、卡里卡尔、马埃和西纳姆等5个不设防的城市，另一个就是葡萄牙占领的达德拉、纳加尔—哈维里、果阿、达曼和第乌。对于尼赫鲁政府来说，收复领土，清除残余殖民据点，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任务。
独立之初，尼赫鲁政府便把与葡萄牙、法国两国政府的交涉提上日程，要求葡萄牙和法国交还占据的印度领土。当时，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迫于形势的压力，法国觉得难以继续维持其在印度的殖民据点，遂接受了印度政府的谈判提议，于1949年6月和1954年11月分别将其占领的本地治里等五个城市全部交还给印度政府。然而，葡萄牙政府一再拒绝印度政府的谈判要求，拒不归还它所侵占的殖民据点，并对占领地印度人民的反抗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
鉴于与葡萄牙一再交涉无效，印度政府别无选择，只有选择武力手段收复被占领土。1961年12月17日夜，印度出动军队攻人果阿，结束了葡萄牙对果阿400多年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印度清除残余殖民据点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为，得到全体印度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印葡果阿之战是发生在国际反帝反殖民运动高潮时期的一次小规模战事，战争过程不长，在兵力对比上印军占绝对优势，且果阿远离葡萄牙本土，胜负本来就没有悬念。这些都是印度能顺利收复领土的重要保证。但是，应该看到，印度之所以能在国力尚不强大时一劳永逸地解决殖民遗留问题，与尼赫鲁巧妙运用印美苏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借重的“三角关系”密不可分。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巧用三角关系成为国家安全战略运筹的一种策略手段。在两强夹一弱的三角关系中，弱者一方若能善于利用两强的矛盾，就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在印度清除殖民残余据点的过程中，当时的外部环境对印度并不是很有利。1950年2月，尼赫鲁在国会中发表“葡属果阿必须归还印度”的声明，同时印度政府照会葡萄牙政府要求举行会谈，希望葡萄牙政府能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和平撤出印度。但葡方断然拒绝了印度的会谈要求，并宣布果阿为“海外省”，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葡萄牙之所以敢于坚持在果阿的殖民统治，是因为有美国和北约的支持。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葡萄牙声称，果阿是“北约范围之内的土地”，受到北约的“保护”。1951年，葡美两国又签订了《互助和共同防御条约》。之后，葡萄牙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果阿，镇压果阿解放运动。美国则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把果阿变成它在次大陆的军事基地，填补英国留下的空白。因此，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强烈反对印度使用武力解决果阿问题。由于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撑腰，葡萄牙在果阿问题上的态度始终非常强硬，坚决不肯放弃对果阿等地的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印度政府对葡萄牙的态度非常恼火，但不得不一再克制。尼赫鲁清醒地认识到，在外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使用武力，极可能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更何况尼赫鲁政府也不想冒损害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风险，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印度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安全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面对西方的压力，尼赫鲁意识到，必须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大国来制衡美葡。
由于对美国的援印方式、克什米尔政策、美巴军事同盟、干涉中东、核武器试验等问题的强烈不满，印美关系开始逐渐转冷。印度转而采取亲苏的政策。印度认为，发展印苏关系可作为与西方关系的一种平衡，以免受制于西方，有利于独立自主；苏联为突破美国的包围圈，防止果阿地区变成北约在印度洋地区的空海军基地，也需要扩大在印度的影响力。而且，印度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正好符合赫鲁晓夫鼓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新主张。赫鲁晓夫希望印度能成为一个和平过渡的典型，以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兜售这种主张。此外，印度与苏联在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反对美国的冷战和战争政策方面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主张。尼赫鲁认为，印度将果阿问题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联系到一起，可以利用苏联的支持，避免出现西方国家对印度解决果阿问题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
1955年6月，尼赫鲁访问苏联，双方领导人讨论了果阿问题。之后，苏联官方公开表示果阿等地属于印度的领土，果阿人民希望与印度统一，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应当归还果阿。1955年11月，布尔加宁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回访印度时，在马德拉斯的公众集会上再次对印度给予强烈的支持，他说“在印度的领土上仍然保留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是绝对不公正的，这对文明国家来说是一种耻辱”，并指出“葡萄牙在印度保留其殖民地就像健康身体上的虱子，我认为葡萄牙不会离开果阿，让印度的这块合法领土获得自由，但是果阿早晚会摆脱外国统治，成为印度共和国的一部分”。当印度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解放果阿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再次前往印度进行官方访问，并发表声明指出，苏联对印度人民解放果阿、达曼和第乌的愿望表示完全的理解和同情。此外，苏联在联合国对印度的行动也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佐林反对安理会考虑印度的行动，否决了美国的提案，同时要求联合国对葡萄牙实行制裁，停止对葡萄牙的所有援助。
苏联的强力支持给印度以极大的鼓励，并最终促使尼赫鲁政府诉诸武力清除残余殖民据点。
印葡果阿之战是印度军队本土化后进行的第一场战争，虽然规楔小，过程短，但对于印度国家和军队却有着重要的影响。果阿之战后，印度自我感觉良好，自诩为世界顶尖的国家，有顶尖的军队。尼赫鲁为印度军队在果阿的“赫赫武功”而陶醉，他说：“我国武装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说这番话的……”他还认为，印度陆军和其他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即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绰绰有余”。
当有人问尼赫鲁是否会对中国使用武力，他回答道：“使用武力对我来说当然是容易的，我们将根据适当的条件和有利的时机使用它。”
内政部长夏斯特里甚至公开声称：“如果中国人不从他们占领的地区撤走，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在果阿的行动。”果阿战争结束后，印度对中国的挑衅愈演愈烈，最终遭到中国军队强有力的痛击。
四、建立喜马拉雅山安全屏障，发动对华边境战争20世纪50～60年代，印度与美苏的关系，是尼赫鲁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但对华关系也始终贯穿于尼赫鲁外交实践的全过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尼赫鲁政府在不同的阶段对华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
1949年，尼赫鲁就表露出对新中国的担忧，采取了对华防范与修好的双重政策。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为此，尼赫鲁政府开始制定建立喜马拉雅山安全屏障和将中国西藏变成“缓冲区”的基本战略构想。
印度的“安全屏障”构想，源自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安全圈”的设想。18世纪中期，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扩张的过程中，为了减少与强大对手的冲突，保障以印度为核心的殖民利益，先后将阿富汗、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家和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取得在西藏的驻军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英印殖民帝国与俄国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新一代印度领导人虽然对印度的屈辱史痛心疾首，但对于英国在次大陆设计的安全构想却十分欣赏。他们在接收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平移交的国家权力的同时，也自然地继承了殖民统治者留下的遗产，包括与邻国合法的或非法的疆界，以及为印度设计的安全战略构想。1949年和1950年，尼赫鲁政府先后通过“和平协定”，保持了同锡金、不丹、尼泊尔的“特殊关系”，建立起防范中国的喜马拉雅安全屏障。1950年10月，中国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12月，尼赫鲁在人民院公开宣布：“我们不能允许那道屏障遭到削弱。否则，我国的安全将面临危险。”1959年，中印两国因西藏问题关系紧张时，尼赫鲁在议会上再次重申与北部三国的特殊关系，并进一步加强对三个小国的控制和渗透。可见，印度建立喜马拉雅山安全屏障完全是针对新中国的。
印度的战略企图是想使西藏像英国殖民者所期望的那样永远成为一个“缓冲国”。早在1947年3月，印度临时政府就邀请西藏以一个“独立国家”参加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一届亚洲关系会议，企图怂恿西藏“独立”。同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后就绕过中国中央政府，接管了英印殖民者在西藏的一切特权。之后，印度驻藏代表在西藏策划了一系列有损中国主权的分裂和破坏活动，企图将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1950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时，印度政府横加干扰，还暗中阻止西藏代表团来北京谈判。1954年4月，印度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达成协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也是出于对既成事实的无奈之举。
当时，尼赫鲁在印度议会阐述政府对西藏决定的立场时说，“我们应该去得到那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友好的边界和中国对这个边界的绝对认可”。显然，尼赫鲁想以此换取中国对印度在南亚地位的认可，至少也要取得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让步。当时，中国在西藏地区的驻军非常有限，民主改革也没有开始，西藏地方政府还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在印度看来，保持自治的西藏实际上仍是“缓冲国”。1956年11月，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粲250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再次挑拨西藏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唆使达赖滞印不归，煽动西藏“独立”。直到1959年中国平息西藏叛乱后，尼赫鲁政府图谋西藏成为“缓冲国”梦想才彻底破灭。
与此同时，印度以外交为掩护，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做法，一边与中国奢谈友好，一边不断向北方扩张，悄悄向中国边境地区推进，企图尽可能多地抢占中国领土，造成既成事实。1950年，印度利用中国抗美援朝之机，迅速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51年2月，印度侵占达旺，赶走在当地的西藏行政当局。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印度占领。1954年，中印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协议不久，印度又出兵抢占了中印边界中段的几处中国领土。
印度还在出版的官方地图上，单方面地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变成国际线，将中国新疆与西藏交界处的阿克赛钦划在印度境内。1959年，尼赫鲁趁西藏叛乱之际，公开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的领土要求，并开始通过地面的军事行动来付诸实施。同年8月和10月，印度连续在中印边界地区制造了“朗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引发中印边境的多次流血冲突。
印度之所以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主要是因为印度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对印非常有利。当时，印度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大为增强，其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印度俨然已成为不结盟的领袖，就连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争相拉拢印度。而当时的中国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加之台湾当局在美国唆使和支持下企图反攻大陆，一度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这种形势下，尼赫鲁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中国既与美国对立，又与苏联失和，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地位，且中国面临国内严重经济困难，无力反击印度的进逼。这种错误的战略判断，导致尼赫鲁政府走上了以武力改变印中边界现状的道路。
1961年12月，尼赫鲁主持召开了国防会议，抛出了“前进政策”，指出“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印度领土的完整，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权利，也无疑是它的责任”。之后，印军在印中边界东段和中段全面向北推进。1962年初，尼赫鲁政府不仅拒绝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谈判边界问题的建议，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前进政策，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节节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最终导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
印度发动的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不但使其在战场上吃了败仗，而且也暴露出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弱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既损害了亚非团结事业，也使印度偏离了不结盟的轨道，更加倚重于超级大国，进而导致了其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印度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降了格”。中印边境战争失败后，印度开始同时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两线军事对抗，并在美苏两方的支持下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结果既影响其国内经济发展，更进一步玷污了其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