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一个新兴的民族——美利坚民族——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上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1775年4月，美国人民开始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并在次年7月的大陆会议上通过并宣布了《独立宣言》，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自由独立的发展道路。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以及移民者开拓奋斗的精神，仅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在经济上超过了其原来的宗主国，并在19世纪末打败西班牙后崛起为世界强国；又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作为不断捞取红利的战胜国，最终登上了霸权之巅，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崛起得益于地缘优势、资源优势、经济商贸优势、科技创新优势、文化制度优势、军事力量优势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因素。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在其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全球争霸、全球称霸等各个发展阶段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独立战争到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是美国的大陆扩张时期。总的来说，大陆扩张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一种自保与扩张的战略，具体表现是对欧洲列强奉行孤立主义，对美洲奉行扩张主义。汶个时期，美国利用远离欧洲、东西为重洋、南北皆弱邻的地缘优势，避免卷人欧洲列强的争斗，积聚国力，奠定了崛起的基础；同时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随着实力的增强，不断升级在美洲大陆的扩张，终将西半球变成了美国的“后院”。这个时期，美国进行了独立战争（1775～1783年）、第二次美英战争（1812～1814年）、美墨战争（1846～1848年）和南北战争（1861～1865年）四次重大战争，巩固了独立地位，扩大了领土范围，维护了国家统一；同时形成了旨在自我保护、蓄势待发的“孤立主义”和旨在排斥欧洲势力、独霸美洲的“门罗主义”。这个时期，美国的战略运筹呈现出的特点是：目标与手段基本平衡，避“硬”欺“软”，善于利用列强间矛盾和“借力”，对列强斗争与妥协相济，霸权本质初显等。
一、利用列强矛盾，争取国家独立
16世纪末，英国开始涉足美洲，于1607年在北美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詹姆斯敦。到1733年，英国已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相继建立了13个殖民地，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前身。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结束后，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力图加强殖民统治，特别是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英国实行高压政策，加剧掠夺和盘剥，激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愤怒和反抗。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民兵抗击英军，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也被视为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并于7月9日宣布《独立宣言》，使北美殖民地的抗英武装起义转变为一场独立战争。1783年9月3日，美英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巴黎和约》，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美国独立战争是北美殖民地争取建立自由独立国家的正义战争。独立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北美殖民地人民英勇奋战的结果，同时也应归功于华盛顿等功勋卓著的军事指挥家和政治家。但是，还应当看到积极争取外国援助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中，“借力”和“借势”历来是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一种有力手段。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具有犬牙交错利益的战略棋手之间纵横捭阖，利用对手与第三方的矛盾，牵制和消耗对手，在有些情况下需要与第三方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看到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与英国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欲联合这些国家以抗英。但是，美国当时处于两难境地。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就存在孤立情绪，要求避开欧洲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独立战争本身就是一次切断“同旧世界的纽带”的孤立行动。与法国等国结盟，就有可能使美国将来与欧洲国家纠缠不清，甚至被拖人欧洲列强之问的战争。然而，独立战争爆发后，美英双方的力量对比明显是美弱英强。英国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有经过与法国的“七年战争”后被渲染为世界无敌的军队，有比较充足的财政和物质资源保障。美国则缺少中央集权政府统一组织和领导抗英力量，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甚至被视为“乌合之众”，而且财力和物资匮乏。务实的美国人，虽然渴求孤立于欧洲，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做出了利用欧洲国家的矛盾、寻求援助和建立反英同盟的战略选择。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为英国所击败，耿耿于怀，希望借美洲动乱之机削弱英国，报仇雪恨，恢复昔日的强国地位。美国人也认识到，法国是唯一能够提供决定性援助的国家。独立战争爆发后的翌年3月，第二届大陆会议成立的“秘密通讯委员会”（后更名为外交事务委员会）即派员以商务代表的名义赴法，争取军事贷款和物资援助。法国出于自身利益，以非正式名义为美国提供了一些物质援助，但因看到美国尚无取胜的把握，不想过早地介入美英战争。
《独立宣言》发表后，大陆会议派遣本杰明·富兰克林赴法，谋求同法国正式结盟。富兰克林抵达巴黎后，多次敦促结盟，均无结果。1777年10月，美军在萨拉托加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军将领约翰·柏高英及其6000名官兵在萨拉托加投降，独立战争的局势渐趋明朗。英国开始谈论做出除独立以外的任何让步，派代表团赴北美谈判，并派特使同富兰克林等进行接触。富兰克林为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故意向法国人透露美英接触的消息，称美国人已被两年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有可能与英国和解。法国大为惊慌，担心战争过早结束，不能实现削弱英国的预期目的，遂转变态度，从观望变为直接参与。1777年12月，法国宣布承认美国独立；1778年2月，同美国签订两个条约，即《友好和通商条约》和《同盟条约》。美法同盟的建立使美国独立战争具有了国际性。
1778年6月，法国和英国开战。随后，西班牙于1779年6月作为法国的盟国对英宣战，荷兰也于1780年12月参加了对英战争。1780年2月，针对英国采取海上封锁、拦截中立国商船的做法，俄国联合丹麦、瑞典等国发布“武装中立”宣言（后来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等也相继加入），宣布以武装力量保护中立贸易。以俄国为首的“武装中立”各国对美国的命运并不关心，也不打算在外交上承认美国，美国派员赴俄请求参加“武装中立”也被拒绝，但“武装中立”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的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提供的资助和贷款分别达200万和635万美元，西班牙提供的资助和贷款分别为40万和25万美元，荷兰也提供了由法国担保的180万美元贷款。在军事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加勒比和直布罗陀等地牵制了英国，并虚张声势地要集结军队进攻英国。更重要的是，法国舰队1778年7月抵达美国，法国远征军1780年到达美国。1781年10月，美法联军在约克敦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结束了战争。美国利用英、法、西、荷等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特别是建立美法同盟，对于独立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黎和谈中，美国和谈代表又利用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矛盾，以及英国愿意单独与美国谈判以离间美法关系的心态，果断地抛弃大陆会议要求未得到法国理解和同意之前不得采取行动的训令，在谈判期间不与法国人磋商，缔结了有利于美国的《巴黎和约》。
二、选择孤立主义，巩固新兴政权
建国初期，美国内外矛盾交织，前途艰难；经济濒临崩溃，债台高筑；政治上各州自行其是，与邦联及随后的联邦争权夺利；欧洲殖民帝国在北、西、南三面虎视眈眈，伺机侵犯年轻的共和国，竭力阻止在北美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力孱弱的美国根本无力与英、法、西等欧洲列强抗衡，也无意卷入欧洲的纷争。其当务之急是巩固新兴的政权和发展经济。然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与法国缔结过《同盟条约》，在法国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美国因此把自己与法国捆在了一起。
1789年7月，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不久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进行军事干涉。1793年2月，英国对法国宣战，并组成反法联盟，由此导致了经年不息的欧洲战乱。欧洲列强忙于厮杀，给美国提供了外交上的回旋余地。但是，法国依据美法盟约，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华盛顿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极力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争漩涡，另一方面是履行美法盟约义务。为此，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盟约应随着法国波旁王朝的覆亡而失效；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则认为，条约是国家而不是政府问缔结的，政府的更迭不应成为中止条约的理由，但希望美国保持中立，尽可能只与法国保持商业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总统1793年4月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立宣言》，声明“对交战各国均采取并保持友好和公正的立场”，禁止美国公民参加、帮助或煽动对交战任何一方的敌对行动。这一宣言以事实上不履行盟约而宣告美法同盟的实际破裂，而《同盟条约》到1798年才宣布废除。1796年9月，华盛顿在致全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指出，“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自己卷人欧洲政治的是是非非，与欧洲进行结盟或冲突，都是不明智的”；美国的命运不应与欧洲的命运缠结在一起，“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是孤立主义作为美国对欧政策的开场白。特别是《告别演说》，总结了独立战争以来的外交经验，阐述了孤立主义的基本原则，把传统的孤立思想上升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孤立主义在华盛顿之后得到保持和发展，为美国增强国力、巩固政权、维护独立地位创造了条件。
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是在欧洲战乱的背景下，面对国力弱小的现实，利用与欧洲地理上的隔绝，针对美法同盟提出来的。孤立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孤立，它具有相对的特性和多方面的内容。
首先，对欧洲政治上的孤立不排斥经济上的联系。美国的孤立是为了不卷入欧洲的争端，不与欧洲国家发生政治上的联系，从根本上不同于封建国家的闭关锁国。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深受欧洲尤其是英国重商主义的影响。这就使它面向世界，特别是面向欧洲，寻找广阔的商品市场，进行大规模贸易活动。因此，美国的孤立主义不是要画地为牢，而是为了更好地抓住商机，促进美国的经济。《中立宣言》的目的和实质是利用欧洲战争的机会从事中立贸易，维护和推进商业资本的发展。《告别演说》倡导：美国对外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同华盛顿一样，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杰斐逊等，也都表达了与欧洲所有国家保持和平与贸易而不介入欧洲政治纷争的思想。
第二，对欧洲政治上的孤立不是绝对的孤立。美国力求不介入欧洲的政治，但实际上又无法完全摆脱来自欧洲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羽翼未丰的美国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与其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平衡外交的手段趋利避害。为了巩固美国的独立，挫败列强对美国经济的损害与控制，美国必要时甚至不惜与英、法等国进行武力较量，如与法国“不宣而战”的海战（1798～1800年）、1812～1814年的第二次美英战争。
第三，孤立主义政策本身包含防御与扩张两重含义。这种政策是对欧洲不卷入，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美洲，积极进行干涉和扩张。这是美国在国力不强或有限的情况下避强欺弱的一种手段。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开始了对北非的军事入侵，迫使的黎波里等签订不平等商约；在美洲更是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
孤立主义政策是一种弹性变化和动态发展的政策。美国决策者往往根据利益需要和实力情况对其随意诠释和取舍，这充分反映了美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灵活和实用主义的战略特性。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步增强，孤立主义后来发展成为排斥欧洲势力、独霸美洲的“门罗主义”。19世纪末叶后，美国经济已发展起来，国力日盛，问或也喊孤立主义，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战略收缩的口号而已。到20世纪中叶，美国在全球广结军事同盟，孤立主义实质上荡然无存。
三、实行北美大陆扩张，改变地缘安全环境
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在一定意义上，北美殖民地就是欧洲商业资本扩张的产物。从西欧到北美大陆的第一艘船就带去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也带去了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和扩张意识。北美殖民地承袭的扩张意识不仅与商业资本主义相伴相生，而且与清教“宿命论”相联系。“宿命论”是英国殖民者带到新大陆的，认为血统高贵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具有上帝赋予的传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的使命，为扩张行径披上神圣的外衣。美国独立后自然把这些遗产继承了下来。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认为民主制度必须在“自由土地”无限扩张的条件下才能有保障，预言美国未来必将统治整个北美大陆。后来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811年在给其父的信中写到：“上帝似乎已经预定整个北美大陆要由一个国家的国民定居……”当然，美国建国时仅占有大西洋沿岸不到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三面有欧洲殖民帝国虎踞龙盘，客观上存在扩展地理边疆、改善安全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初，美国羽翼未丰就开始在北美大陆扩张疆域。
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标志着美国领土扩张的开始。路易斯安那原是法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七年战争”后转让给西班牙，1800年10月通过两国秘密协议归还法国。美国迟至1802年才获悉归还的确切消息。时任总统杰斐逊认为，路易斯安那从赢弱的西班牙易手强盛的法国，将后患无穷。为了排除威胁，同时也是为了扩张领土，1803年初，杰斐逊派员同法国谈判购买该地区的事宜。美国可谓赶上了购买的“战略机遇期”。此时适逢远征海地、镇压海地革命的法军遭到惨败，海地独立已成定局，重建法属美洲殖民帝国的计划破灭，路易斯安那对法国而言丧失了重大意义；欧洲局势重新紧张，法国急需资金准备与英国重启战端。1803年4月，美国与法国签订条约，购得整个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地区。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使美国领土扩大一倍多，密西西比河成为美国内河，新奥尔良成为美国独有港口，这对西部开发起到巨大作甩。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使法国势力从北美大陆基本消失。美国西部和南部主要与国力衰弱的西班牙领地为邻，在安全上得到一定保障。此外，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继续向北美大陆其他地区扩张，特别是向西扩张至太平洋沿岸，创造了条件。
美国自路易斯安那购买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土大扩张。1819年，美国以武力迫使西班牙让出东、西佛罗里达。19世纪40年代后，美国的领土扩张不仅进入快车道，而且还形成了扩张主义的理论——“天定命运”论。1845年3月，泰勒总统签署了关于兼并得克萨斯的参、众两院联合决议。当年7、8月间，《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在该刊发表关于得克萨斯问题的社论，首先推出“天定命运”一词。从此，渊源于“宿命论”的“天定命运”便成为美国扩张分子鼓吹领土扩张的口号。“天定命运”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必然性；二是美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三是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天定命运”不仅对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前期的大陆扩张高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为美国后来扩张领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美国之所以能掀起大陆扩张的狂澜，也是利用了当时国际形势存在的“机会窗口”。欧洲1848年革命之前，建立在列强之间均势格局下的维也纳欧洲体系已趋瓦解，东方问题也激化起来，欧洲诸强无暇西顾美洲。尤其是美国在美洲的强大竞争对手英国，从40年代开始缩短美洲战线，将殖民扩张重心转向北非和亚洲，在北美除保住加拿大外，无力抵挡美国西扩疆域的势头。继1845年兼并得克萨斯之后，美国又于1946年同英国瓜分俄勒冈，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逼迫墨西哥割让土地，并于1853年通过加兹登购买再次取得墨西哥部分领土。美国的领土扩张大多是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的。从路易斯安那购买到加兹登购买，美国50年间扩张领土5525959平方公里，与建国时的2301694平方公里相比增加了2.4倍，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本土版图。这一时期，美国领土扩张速度之快、成果之大、代价之小在世界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始于19世纪初的领土扩张，通过购买、兼并、战争等各种手段，把美国的西部边界推进到太平洋沿岸，南部边界推进到墨西哥湾，使美国从一个囿于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两洋和墨西哥湾交通之便利的泱泱大国，为其海外扩张和商业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领土扩张还使美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立国之初三面为欧洲列强环伺的态势，变为东西以大洋为安全屏障、南北仅有不构成威胁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为邻。更为重要的是，领土扩张使西进运动成为可能。西进运动扩大了美国的生产基地和市场，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工农业发展，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领土扩张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推行“门罗主义”，争夺西半球霸权
美国取得享有“第二次独立战争”之称的1812～1814年美英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独立地位。1816年詹姆斯-门罗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开启了延续10余年、史称“和睦时期”的历史阶段。此时，美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实力有所增加，因而有可能调整对外战略，在国际关系中寻求更适合自己的位置。美国政府开始把外交重心由单纯摆脱欧洲控制转变为在美洲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1810年，拉丁美洲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从1816年至1821年，西属美洲出现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等5个新兴独立国家；1822年，巴西摆脱了葡萄牙的统治。拉丁美洲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西半球的殖民统治，给欧洲其他列强和美国都带来了可乘之机。英法等国对拉美的觊觎，欧洲神圣同盟对拉美革命的可能干涉，都对美国向拉美的渗透和在拉美的商业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利用英国与神圣同盟在拉美问题上的矛盾，以及英国在拉美政策上的举棋不定，先于英国于1822年宣布承认新独立的拉美国家，争取了外交主动，为宣布旨在排斥欧洲势力、独霸美洲的外交原则创造了条件。
1823年8月，为约束和遏制美国在拉美的行动，提高英国在拉美的声望和影响，英国建议英美两国在拉美问题上合作并发表联合宣言，共同保证英美不占有拉美的任何部分，不允许原西属殖民地的任何部分转让给其他国家，并诈称神圣同盟不久将出兵拉美，催促美从速接受合作建议。这个建议使美国政府面临重大抉择，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主要争论焦点是：神圣同盟是否会武装干涉拉美，美国应接受还是拒绝英国的建议，美国是否应单独发表自己的美洲政策声明。门罗总统对神圣同盟干涉拉美的威胁表示担忧，并主张接受英国的建议，借助英国的实力来保全美国的利益，为此不惜背离传统的孤立主义原则。前总统杰斐逊同意接受建议，但以不妨碍美国兼并古巴和不违背孤立主义原则为条件。国务卿亚当斯认为，神圣同盟不可能武装干涉拉美，英国的合作建议是个圈套，接受建议不仅会给英国干涉和控制拉美创造机会，还会限制美国在拉美扩张的行动自由。亚当斯主张拒绝英国的建议，并由美国单方面发表对外政策宣言。美国政府最后采纳了亚当斯的意见。
在这种背景下，1823年12月2日，门罗代表政府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其对外政策部分全面阐述了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主要包含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美洲体系原则”。强调美洲与欧洲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发展了美国开国元老提出的孤立主义原则：不仅强调美国一国对欧洲的隔绝，还追求整个美洲的“集体孤立”，在新旧大陆之间筑起一道藩篱；不再只力求使美国摆脱欧洲列强的控制，而是强调从美洲这个“集体孤立圈”中排斥欧洲势力，为美国将来在其中经营霸业创造条件。二是“互不干涉原则”，即在美国原有的不介入欧洲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准欧洲干涉美洲的内容，其实质是把美洲划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许欧洲国家过问。三是“不准殖民原则”，即除现有殖民地之外，欧洲各国不得再将美洲大陆作为殖民对象，其实质是美国在美洲，的扩张垄断权。这三项原则构成了后来称为“门罗主义”的政策体系，为美国称霸美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方针。
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实力，要有军队作后盾。当时美国的海军力量仅为法国的1/4，俄国的1/8，与英国更难以匹敌。羽翼未丰、人微言轻的美国，无法用一纸宣言来约束欧洲国家的行动。欧洲国家对门罗咨文普遍持蔑视态度，未予重视，只有英国反应较为强烈，极力贬低和抨击咨文阐述的原则。美国当时也并没有将其付诸外交实践。门罗咨文在发表时和以后的20多年中，意义并不明显。“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并在排斥欧洲势力、独霸美洲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则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
19世纪40～50年代，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急剧发展，工业革命趋于完成，实力大为增长。这一时期，英国已把殖民帝国的经济重心移向东方，在美洲逐步实行战略撤退。美国抓住时机，自40年代中期开始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到40年代末期通过美墨战争大体上取得了北美的控制权，继而开始向南渗透，直至中美洲。北美大陆扩张计划的基本完成，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获得，使美国迫切需要在中美地峡打通一条海道，以加强美国东西海岸的联系。美国与英国围绕中美地峡运河的修筑和控制权展开角逐。由于双方旗鼓相当，最后相互妥协。1850年4月，美英缔结《克莱顿一布尔沃条约》，规定由两国共同保证运河区的中立，并规定未来的运河由两国共管。该条约标志着两国在双方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带的暂时妥协和相持，意味着美国在中美洲取得了与英国同等的地位，英国等于承认了美国在北美的霸权地位。然而，美国的扩张攻势到中美洲一带已是强弩之末。美国直到内战结束之后，才跨过中美地峡，问鼎南美。
北方在内战中的胜利，扫除了奴隶制度这一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经济呈现出罕见的高速发展。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不仅要求废除《克莱顿一布尔沃条约》，否认未来运河的中立地位，谋求独霸运河（20世纪初，美国才取得最终胜利，英国同意废除条约，将开凿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权利让给美国），而且开始积极干预拉美事务，同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展开角逐。其中，美国与英国围绕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在拉美展开一场意义重大的较量。1892年，委内瑞拉在边界纠纷解决无期的情况下，决定诉诸国际公断，并促请美国本着“不朽的门罗精神”进行调解。美国将此作为涉足拉美的大好时机，一再敦促英国让步，接受美国仲裁，但被英国拒绝。1895年7月，国务卿理查德·奥尼尔向英国发出一份关于边界争端的照会，对“门罗主义”做出新的诠释，宣称“不仅欧洲国家不应干涉美洲事务，而且任何欧洲大国这样做都将被看作同美国利益相抗衡，并引起美国的反对……现在美国是本大陆的主人，它的意旨就是它、干预所涉及的问题的法律”。几经较量之后，英国同意接受以仲裁方式解决边界争端。1899年10月，美英各两名法官和一名俄国法官组成仲裁法庭，在巴黎做出最后裁决。美英围绕争端进行的较量，以美国迫使英国退却而告终。它标志着英国默认了美国在拉美推行“门罗主义”，而且事实上承认了美国是美洲的主人。从此，美国更积极推行“门罗主义”，把它作为在西半球建立霸权的工具。
五、维护国家统一，进行南北战争
美国独立后，18世纪末一度衰落的黑人奴隶制，随着19世纪初植棉业的兴起又开始恢复活力，而且急剧膨胀。奴隶主阶级疯狂地向西部扩张，建立新的蓄奴州。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逐步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的进程中，以残酷剥削黑奴和大量消耗土地为基础的南部种植园奴隶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形成与北部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围绕奴隶制扩张等问题，南北双方经历了一个不断交锋、不断妥协和矛盾逐步激化的过程。1854年7月，适应联合一切可能力量遏制奴隶制扩张的时代需要，共和党正式成立。1860年11月，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竞选的林肯在大选中胜出。以林肯当选总统、共和党执政为导火索，南部蓄奴州自12月开始纷纷退出联邦，并于次年2月成立“南部同盟”（最后包括11个州）。4月12日，南部同盟军炮击联邦军守卫的萨姆特堡，挑起内战。北方未能制止联邦的分裂，并且在内战中先失利后取胜，其中战略运筹上的得失值得深思。
（一）北方以妥协求统一，未能避免联邦分裂与内战
南北战争爆发前，北方试图以妥协来缓和矛盾，维护联邦统一，避免内战，但未能达成目的。1860年底，为寻求和平解决南北矛盾，新当选总统的林肯宣布：“自由诸州的人民完全没有权利或意图进入奴隶州去干涉奴隶制问题。”林肯对南方奴隶主的妥协未能削弱其分裂意志。南部七州脱离联邦成立南部同盟之后，林肯在186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虽然强调任何一个州单凭自己的动议退出联邦都是小合法和无效的，但重申共和党无意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要求南方分离分子不要发动内战，承诺政府将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已不做侵略者，冲突就不会发生。在南方奴隶主阶级已经造成国家分裂局面的情况下，林肯表现出的迁就，并没有让分离主义者回心转意。南北矛盾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这种妥协手段难以达成维护统一的目标。手段与目标的背离同样反映在战争初期。
（二）北方“以小战求统一”，造成战争初期失利
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政府宣布战争的最高目标是恢复联邦的统一。这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也是美国发展壮大的需要。但是，战争初期，林肯政府不想触动南部奴隶制，并担心过大的战争规模和太大的伤亡与破坏，会影响战后重建与南北和解，因此要求联邦军把战争控制为一场小战，以“有限战”恢复联邦统一。林肯政府缺乏对这场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殊死搏斗的清醒认识，缺乏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给南方奴隶主阶级以致命打击、摧毁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决心和意志。“以小战求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使北方不能采取主动果断的行动，不但没有达到恢复统一的目标，反而拖延了战争进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北方在战争初期的失利，与战略判断上的失误也有很大关系。北方对自身的综合实力优势估计过于乐观，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叛乱。战争打响后，林肯政府发布命令招募的第一批7.5万名志愿兵服役期仅为3个月，说明北方缺乏进行大战和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此外，用将不当，指挥不力，也是失利的重要原因。
（三）北方坚定“以大战求统一”的决心，胜利的天平逐步向其倾斜
1861年7月，联邦军在布尔河战役（亦称马纳萨斯战役）中遭受惨败后，3个月内结束战争的论调销声匿迹。林肯政府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采取一系列准备长期作战的措施国会通讨的决议也要求“使用一切资源去镇压、推翻及惩罚武装叛乱分子”。为了进行长期战争，北方开始工业转型，军事工业迅速发展，军事优势逐渐累积。北方一再失利的被动战局开始逐步改变。1862年，出现战事交错的局面，北方在西线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在东线却连遭败绩。1863年，随着《解放宣言》的发表和格兰特等一批英勇善战、具有战略眼光的将帅的起用，战局优势转向北方。以当年7月初的葛底斯堡战役为转折点，南方放弃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四）北方针对南方的致命弱点，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是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找准和利用战略对手的致命弱点，往往是达成战略目标的关键。奴隶制既是南方奴隶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也是北方可以打击的要害。南方是靠奴隶劳动来维持生产的，如果北方宣布解放奴隶，南方就会有大批奴隶逃往北方，这不仅可以瓦解南方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可以利用黑人这支强大的战斗力量。然而，林肯政府内战初期进行战争的目的只是恢复南北统一，而不是废除南方奴隶制。林肯一直是反对奴隶制的，但在战争开始时既担心边境奴隶州脱离联邦而投到南方叛乱者的阵营，又受制于大资产阶级保守派为一己利益要求与南部同盟妥协的压力，因此，坚持不触动南方奴隶制的政策。由于联邦军在战场上不断失利，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林肯政府实行解放黑奴的政策，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人民群众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逼迫下，1862年，国会通过一系列局部解放奴隶的法案，这些立法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打击、削弱、侵蚀、蚕食奴隶制的作用。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颁布《解放宣言》，宣布解放叛乱州的所有黑人奴隶。《解放宣言》发表后，不仅有大量奴隶逃往北方和在南方举行暴动，而且广大黑人满怀对奴隶制憎恨的怒火踊跃参军，成为一支勇不可挡的力量。《解放宣言》解放了南部同盟的奴隶，敲响了奴隶制的丧钟，同时也吹响了北方最终赢得胜利的号角。
（五）北方以斗争与妥协的方式妥善处理大国～干涉，是赢得最后胜利的有力保证
南北战争爆发后，欧洲人民对北方的正义事业给予很大同情。但是，欧洲列强的统治集团既害怕北方的胜利助长欧洲民主运动，危及其统治，又希望看到美国分裂，使美国不能成为欧洲国家的竞争对手，只能沦于附庸地位。因此，欧洲列强大体上站在南部同盟一边，并从一开始就试图干涉美国内战。尤其是英国，在美国内战开始不久，就承认交战双方为交战国，公然给南方叛乱集团提供军火物资援助，并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进行军事干涉。林肯政府一方面利用经济牌和欧洲国家内部的进步力量，与列强的干涉企图开展有效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为了恢复统一的目标向列强做出适当妥协。1861年11月，两名南部同盟代表前往英国购买武器和订造战舰，他们乘坐的英国邮轮“特仑特”号，在公海被联邦战舰拦截，两名南方代表被捕。英国统治集团企图利用特仑特号事件出兵干涉美国内战，要求联邦立即释放南方代表，并做出道歉和赔偿，否则将诉诸战争。林肯深知一，联邦此时应集中力量镇压南部奴隶主的分裂活动，不能同时打两场战争，于是力排众议，向英国让步，下令释放了南方代表。
在林肯政府的领导下，北方在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维护了联邦统一，摧毁了南部奴隶制，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社会生产力开始迅速发展。
六、提出“新天定命运”论，进行海外扩张的舆论准备
内战之后，美国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并持续到19世纪末。在这个时期，美国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经济呈现出罕见的高速发展，扩大商品输出和对外贸易、夺取原料供应地的欲望不断增强。同时，美国发生了1873年、1882年和1893年的三次经济危机，这既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也表明美国生产力迅速发展与市场相对不足的矛盾。随着美国拓展边疆的西移和逐步消失，特别是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告“边疆的消失”，这些矛盾日益突出，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扩大海外市场的诉求。另外，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出现日趋拉大的反差。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仅占10%。这种情况也促使美国渴望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世纪80～9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股新的扩张思潮。这股思潮与40年代中期流行起来的“天定命运”说有共同之处（都鼓吹美国的扩张乃上帝赋予的使命），也有不同之处（分别着眼于海外扩张和在北美大陆扩张），因此，被称为“新天定命运”说。这股新的扩张思潮有着更加庞杂的内容，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边疆学说、海权论等。
种族优越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联系，以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为依据，力图证明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宣扬美国注定要肩负起“文明的传播者”的使命，有能力将其制度传播于全人类，将其统治扩大到全球。例如，身为牧师的乔赛亚·斯特朗1885年出版《我们的国家》一书，宣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优秀种族”，具有先进文明，肩负使世界“基督教化”的使命，认为美国是“具有向四面八方扩张传统的种族”，而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伯哲士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一书中认为，只有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具有可以统治世界的民族性格，因此注定应该向全世界发展，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统治落后种族。
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1893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宣读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系统地阐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奠定了特纳“边疆学说”的基础。他强调，美国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边疆不断扩展的基础之上，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为东部工人和贫穷农民提供了谋生和致富的机会，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为美国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安全阀”。他认为，国内边疆的消失宣告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美国历史新的一页应该是向海外扩张，寻求海外边疆，这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必然结果。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是一个扩张主义军事理论家，也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是其海权论的奠基之作。马汉认为，海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海洋和控制海洋对以商业立国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他指出，掌握制海权有赖于强大的海军，美国应建设一支具有进攻能力的强大海军。他提出，美国应首先控制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进而向太平洋扩张，在大西洋上则与海上强国英国相互协调，以左右欧洲形势。
19世纪末叶的这些扩张思潮，为美国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做好了舆论和理论准备。特别是马汉的海权论，为美国建设海军强国、适应对外扩张需要勾画了一幅蓝图，对美国的决策者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叶的美国已成为列强中的“后起之秀”，“美国之鹰”在海外扩张思潮的鼓噪下，渴望展开已经丰满的羽翼，按照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