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即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其国家安全战略随之进入了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发展阶段。40多年中，美国奉行的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是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遏制战略”，虽然其间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美苏力量对比有所调整。在美苏对抗中，双方实力此消彼长，攻守之势互为转换。战后初期，美国实力占有绝对优势，称霸世界的欲望极盛，主动向苏联发动强大的攻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由于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国内危机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走向相对衰弱，美苏之间形成战略僵持。70年代，美苏全球争霸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从尼克松到卡特都采取了收缩战略。80年代，里根奉行将苏联扩张“推回去”的强硬政策，扭转了攻守之势。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对抗最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虽然在两次大规模“热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失败，但却在与苏联的“冷战”中胜出。
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美苏对抗采取“冷战”，力避“热战”，争夺对象主要是不致引起直接冲突、位丁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美国彻底改变孤立主义传统，广结联盟，形成包围对手的网络，同时更加重视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宣传等战略手段的综合运用。此外，美国全球扩张，战线拉得太长，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出现失衡与脱节。
一、“遏制战略”与美苏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围绕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美国国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反对承担过多的对外义务，要求实施战略收缩、退回美洲，反映了传统的孤立主义情绪。另一种认为历史已经把“领导世界的责任”放在美国的肩头，美国的利益和安全与世界每个地区都有关联，鼓吹向全球扩张。催生后一种主张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自身的实力、经济需要和意识形态因素。战后，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依赖海外资源和市场。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历来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使命感”，而且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就有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这些以及其他冈素使美国许多人不满足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全球扩张、做世界霸主的欲望。
然而，美国人认识到，苏联是横亘在美国称霸世界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在战前列强中，德、意、日作为战败国，在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战后领土被占，殖民地被剥夺，势力丧失殆尽；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又受到严重削弱，元气大伤，不得不退出争霸行列。唯一能对美国称霸世界构成真正威胁的是苏联。苏联虽然战时承受了反法西斯主战场的沉重压力，但经过严酷战火的洗礼，军事实力大增，战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仅次于美国的海、空军，成为在欧洲最强大、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与苏对抗不可避免。他们的观点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大战结束前去世的罗斯福，虽曾为战后防范苏联扩张提前进行战略预置，但直到辞世前并未放弃战后与苏联维持某种合作的构想。战争结束后，包括政界人士在内的一些美国人仍留恋大战期间的美苏合作，主张对苏采取合乎情理的政策，争取与苏联继续合作。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一时难以在对苏政策上形成共识。这时，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于1946年2月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长电报”，他在分析苏联行为动机的基础上指出：苏联“狂热地坚信，它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它坚信，如果苏联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凯南在电报中提出美国应采取的对策包含了他后来多次阐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封电报与当时强硬派要求改变对苏认识和对苏政策的主张相吻合，对美国政界统一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次年，凯南化名“X”在7月号《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对“长电报”的基本思想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公开表述，把对苏政策明确概括为“遏制政策”。他提出，美国对苏政策“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凯南的“长电报”和“X文章”对苏联的战略判断和对策建议，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反共演说（即著名的“铁幕演说”），鼓动英美合作对抗苏联，揭开了“冷战”的序幕。1946年9月，曾任罗斯福政府副总统、时任杜鲁门政府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被迫辞职。他主张继续与苏合作共处，不赞成对苏推行强硬政策。无论从人事还是路线上，亨利·华莱士都是罗斯福政府的最后代表。他的去职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对苏持强硬态度者的一个重大胜利。1947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紧急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递交了两份照会，表示英国无力再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希望美国接过担子，以免他们落入苏联之手。作为对此的反应，杜鲁门3月12日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阐明了一项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称美国“必须支持那些自由民族，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这篇演说远不止是援助希腊与土耳其的一项具体的政策声明，而是一个在反共意识形态掩盖下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美国势力的总战略，标志着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定型，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
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重新审查美国防务及外交政策。这两个政府部门提出了一份文件，于4月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发各有关部门讨论。这份编号为NSC一68的文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被认为是“遏制战略”的基本文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蓝图。NSC-68文件的主要观点包括：美苏对抗是两种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对抗，充满着战争危险；苏联威胁的特点是巩固专制权力和控制欧亚大陆；“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为美国价值观与制度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遏制战略”是全球战略，由发展健全的国际共同体和建立遏制苏联的体系两大部分组成；“遏制战略”是与苏全面对抗的综合性战略，其具体目标和措施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阻止苏联扩张和迫其就范；美国在对苏战备上要全面发展威慑能力和防御能力，奉行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实力中心”，应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遏制战略”的形成与冷战的开始，使美国走上与苏联对抗的不归之路。从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对峙与争夺，其间虽时起时伏，有张有弛，攻守之势时有转换，但互为主要对手这一点始终未变。
二、侵越战争与战略收缩
杜鲁门在包含“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巾宣称：“……无论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侵略，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民族，都将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也将破坏美国的安全。”杜鲁门提出的“间接侵略”概念，为美国随意干涉别国事务制造了借口。其逻辑是，任何国家内部局势的发展都可能与美国安全有关，只要美国认为危害其利益，不论此事有无苏联直接插手，美国都可以反对“间接侵略”为名进行干涉。这导致美国不仪与苏联直接抗衡，而且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到处伸手。美国追求的目标是“无限的”，而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必然带来战略上的被动和失败。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遭受其侵略史上的第一次大失败，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逐步加大在越南的干涉力度，结果在越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20世纪50年代初，杜鲁门政府出于扩张与反共之目的，就鼓励和支持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到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时，美国已经负担法国1/3的战争费用。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继续奉行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政策，到1954年，美国的援助已占法国在印支战争中军费开支的78%。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越南人民在抗法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忧心忡忡。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印支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印支丢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共产主义在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扩散，以此说明美国干涉印支的必要性。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于同年7月签订之后，法国军队撤出越南南方。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扶植和援助南越吴庭艳傀儡集团，并派出军事顾问训练南越军队。
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政府内部在越南问题上出现三种意见。前陆军参谋长泰勒将军等主张向南越派遣地面战斗部队；国务卿腊斯克等赞成扩大对南越的军事援助，但反对派遣地面战斗部队；副国务卿鲍尔斯等主张谋求政治解决。面对三种对立的意见，肯尼迪断然排除了政治解决方案。他强调，继老挝之后再在越南尝试政治解决，只会铸成美国软弱的形象，严重动摇东南亚各反共政权的意志，并使美国在柏林和老挝问题上无法从有利地位出发与共产党人打交道。考虑到刺激北越大规模参战的风险、柏林紧张局势的牵制、争取盟国支持的困难、美国现役兵员的不足、招致国内外广泛反对的可能性等因素，肯尼迪也不愿派遣地面战斗部队。1961年11月，肯尼迪决定用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军事手段，特别是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军事顾问，直接帮助南越西贡政权作战。这是美国对越干涉的重大升级，也是导致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一个重要步骤。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后，越南人民反对美国及其傀儡政权的斗争取得重大进展。12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甚至警告约翰逊总统，如不能在几个月内扭转形势，就会失去南越。在约翰逊及其顾问们看来，美国在南越能否守住防线，关系到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并对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战略地位具有重大影响。约翰逊政府决定加大对西贡政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结果于事无补。1964年8月上旬，约翰逊政府称美国军舰在东京湾遭到北越鱼雷快艇攻击，发生了所谓的“东京湾事件”，促使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正式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攻击，并阻止进一步的侵略……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援助求援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签字国”。《东京湾决议案》实际上是将宣战权从国会转移到总统手中，破坏了美国宪法原则。它实际上也是美国对北越的不宣战的宣战书。1965年3月上旬，美军开始了对北越持久的大规模战略轰炸，地面部队也正式卷入越战。自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行动一发而不可收，空袭规模越来越大，卷入的地面部队越来越多。侵越美军1965年底已达184300人，1966年底增至385300人，1967年底增至485300人，1969年1月达到最高峰——542400人。然而，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并未使美国赢得战场上的胜利，反而却使其付出高昂的代价。实际上，到1967年，约翰逊政府已经陷入越战泥潭而无法自拔，在国际上激起普遍的愤怒和抗议，在国内则遭遇不断高涨的反战运动，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逐渐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1968年3月初，约翰逊政府通知西贡政权，美国增兵越南是有限度的，并且美国的援助将取决于南越政府自己进行战争的能力。至此，美国对越政策开始从1965年以来的战争“美国化”开始向越南化方向转变。3月底，约翰逊被迫宣布限制对北越的轰炸并谋求和谈；10月底，又下令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越南战争对美国实力地位和国际战略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这场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巨额的战争开支使美国政府的收支状况严重恶化，财政赤字逐年扩大，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同时，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增加，导致美元地位衰落。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削弱，必然动摇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美国霸权地位。其次，这场战争严重侵蚀了美国的军事地位。苏联利用美国在越战中泥足深陷之机，大力扩充军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美国的洲际导弹以5：1的优势领先于苏联，1964年仍具有4：1的优势，但到1969年年中，苏联在数量上已赶上美国，使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也受到苏联的挑战。在美国因越战重负放慢海军造舰速度时，苏联则摒弃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迅速加强了远洋进攻能力。越战还造成美军装备费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难，并造成美国的全球兵力部署失衡。此外，这场战争还严重降低了美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美国侵越战争不仅遭到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而且牵制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60年代后期，苏联在美国为越战所困之时，显著增加了在中东、南亚和中美洲的影响。美国对盟国、联合国等的影响力也受到削弱。
从杜鲁门至约翰逊的四届美国政府，过高估计了美国的实力，宣扬世界上各个地区都与美国利益相关，任意解释并夸大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并以此为理由到处伸手，致使其实力与战略需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美国的霸权地位自战后初期的鼎盛状态逐渐衰落，而越南战争加速了这一过程。20世纪到60年代末，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已陷入严重困境，最终促使尼克松政府开始对其全球战略做出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首次重大调整。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就亚洲政策对记者进行非正式谈话时称：“美国在同我们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是着重强调下列两点的时候了：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就内部安全问题而言，就军事防御问题而言，除大国涉及到核武器的威胁之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待，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其责任将越来越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尼克松的关岛声明起初被称为“关岛主义”，后几经补充说明后被正式称为“尼克松主义”。在“尼克松主义”指导下，美国政府开始进行战略收缩，把军事部署的重点从亚洲重新转向欧洲，并推行多极均势外交，试图以退为进。美国政府逐步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侵越战争；在与苏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奉行缓和外交；改变了长期的反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道路；对西欧和日本推行分担负担的方针。
总的来说，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尼克松政府遵循现实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原则，注重利用均势达到战略目的，强调美国对付苏联的手段是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在制定战略时应重视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尼克松对苏实行缓和政策，并没有忘记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这是在美国扩张势头遇到苏联强大挑战情况下的一种策略，目的是争取在战略上赢得喘息的时间，进而伺机夺回主动权。
三、重铸实力与“推回去”战略
从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早期，“尼克松主义”一直是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核心。在此期间，苏联乘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实行战略收缩与缓和外交之机，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使美苏力量对比逐渐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在美苏争霸中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
这种形势在美国国内逐渐引起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尼克松时期以来的缓和外交遭到质疑和批评。早在卡特上台之前，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就不断积蓄了一股在缓和问题上持异议的对苏强硬派势力。在苏联扩张势头增强、美国内对苏强硬派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不能不发生新的变化。
1977年初，卡特执政后，虽然对苏继续执行“缓和战略”，但对苏展开了人权攻势。卡特政府企图以人权为武器，一方面支持苏联与东欧内部持不同政见者，挖对手的墙脚；另一方面改善美国形象，团结西方盟国，动员世界舆论，孤立苏联。但对苏强硬派仍认为，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虚多实少，并不能阻止苏联的扩张势头。事实证明，人权外交实难达到目的，时而还给美国造成被动局面。1978年下半年，卡特政府对苏态度开始有了明显变化。特别是1979年初伊朗巴列维国王垮台及同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终于被迫调整外交政策，于1980年1月下旬提出“卡特主义”。虽然“卡特主义”是针对苏联南下扩张危及美国的波斯湾利益提出的，但它标志着卡特政府从强调人权外交所体现的道义力量转向强调实力，标志着美国对苏政策从缓和走向强硬。但是，卡特主义的出笼，只能说是这次战略大调整的开始。真正实现战略调整、结束战略收缩的，是一向以鹰派著称的继任总统里根。
1981年初，里根入主白宫后，提出“重振美国国威”的口号，对国家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决心重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二是加强美国与西欧和日本的传统联盟关系；三是促进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四是在节制的基础上对苏强硬，遏制苏联的扩张，以夺取世界霸权。其核心目标是以实力为后盾，将苏联的扩张“推回去”。
为了“重整军备”、重建对苏优势，里根政府采取一系列改善实力地位的做法。一是重视发展常规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里根政府认为，美苏发生“同归于尽”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美国以往过于重视核威慑力量，忽视了常规武器，削弱了实战能力，因而无力遏制常规力量较强的苏联向外扩张。二是强调建立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体系，以夺取太空军事优势。1983年3月，里根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其目的是在太空和地面建立以定向能武器为主、辅以攻击卫星和截击导弹的多层防御网，拦截并摧毁来袭的导弹。三是强调以美之长，制苏之短，通过长期军备竞赛，拖垮苏联。里根政府认为，在美苏竞争中，技术领先是美国的最大优点，也是苏联的主要弱点。保持并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是抗衡苏联兵力兵器数量优势的重要措施。“星球大战”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凭借美国的雄厚科技实力及经济实力把苏联拖入一场它难以承受的军备竞赛之中。
在重铸实力地位、特别是对苏军事优势的基础上，里根政府极力改变美国在同苏联进行地区争夺中的不利态势。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大范围的扩张，特别是从1975到1979年几乎每年都人侵或控制一个国家，其扩张势头于1979年末以10万重兵入侵阿富汗而达到顶峰。里根在总统竞选期问就声称要扭转这一趋势，上台后逐步形成了所谓“里根主义”的地区争夺政策。1985年2月，里根在国情咨文中鼓吹：“美国的使命之一是在所有地方保卫自由和民主，广泛支持‘自由战士’对抗苏联支持的侵略。”这可以说是“里根主义”的正式宣言。“里根主义”认为，苏联在70年代的扩张势头到80年代已经难以为继，扩张成果难以巩固，美国应当适时地将苏联的扩张“推回去”，将苏联势力逐渐从第三世界推回到苏联国土范围之内。为此，美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支持和援助亲苏国家中的反抗力量，对抗苏联占领军或推翻亲苏政权，并促进第三世界的右翼独裁政权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避免这些国家发生动乱而被苏联所利用。
1988年初，里根在发表其最后一个国情咨文时称：“7年前美国是软弱的……今天美国是强大的；经过努力，‘崇敬美国’已取代了‘谴责美国’，我们重振了美国的防务。”里根当政8年期间，确实改变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在全球争夺中取得了优势。但是，里根“重振国威”的努力在使美国总体防务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却因巨额的国防开支而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
四、“超越遏制战略”与苏联解体
1989年1月20日，乔治·布什继里根之后就任美国总统。布什政府在任4年，是冷战时代向冷战后时代过渡的时期，因此其国家安全战略也具有跨时代的特点。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在里根当政的后期已经孕育和发生。
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肆扩张，给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使其在国际上陷入危机四伏和孤立的境地。1985年初，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提出“新思维”，推行改革，并主动发出缓和美苏关系的呼吁。但是，改革效果不佳，导致政局动荡，经济滑坡，民族矛盾深化，综合国力每况愈下，国际影响力不断缩小，苏联被迫改行“防御性”军事战略，从海外全面收缩，并放松对东欧的控制，从而在军事上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也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大规模扩充军备，加紧与苏对抗，不仅加剧了美苏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引起欧洲盟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感，而且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其陷入“三高一低”（财政赤字高、贸易逆差高、内外债务高和美元比值降低）的严峻局面。里根执政8年，联邦财政赤字累计达13382亿美元，比历届总统在204年中累积的财政赤字总和还多；1985年，美国自一战结束以来首次沦为净债务国，而且是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众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会动摇美国在西方经济中的领袖地位。到1988年，59%的美国人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而言，经济竞争者比军事对手，是更大的危险。
这种安全环境促使美国政府再度做出战略调整。实际上，在里根当政的后期，特别是1987年之后，里根对苏态度已经开始发生改变，美苏关系已经开始由对抗转为以对话与缓和为主。布什继任总统后，顺应这种趋势，开始审查和调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接着于1989年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题为《苏联的变化》的演讲中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
布什政府认为，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对苏联扩张主义实行的遏制战略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作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超越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也就是“消化”剧变之后的苏东国家，将其纳入西方社会体系。在威胁判断上，布什政府认为，美苏发生军事冲突的威胁如今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因此，军事力量虽然是“超越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但它不再像以前“那么醒目”。“超越遏制战略”更加强调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宣传等手段，特别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乘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机，促使其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超越遏制战略”不是对“遏制战略”的抛弃，而是对“遏制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它由突出军事对峙转向侧重政经渗透，由强调“硬对抗”转向注重“软进攻”（和平演变）。
美国实行“超越遏制战略”之后，苏联与东欧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剧变。1989年下半年，6个东欧国家政权相继垮台，新政府宣称要实行民主政体，走向市场经济。1990年11月，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巴黎宣布冷战结束。1991年6月，苏联领导下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12月25日，在沉沉的夜幕和瑟瑟寒风中，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悄然落下，已度过70多个春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解体，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在其自身内部。同时也应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遏制战略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行对苏“遏制战略”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用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等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促使苏联“和平演变”。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加快了对苏以压促变的进程。布什政府推出“超越遏制战略”，对苏联采用多种非军事手段诱压兼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促使苏联推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思想、文化、价值观领域的渗透，演变苏联的工会组织；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力量，鼓励地方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推动东欧国家改旗易帜，以此对苏联施加影响。这些虽然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但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美苏两极对立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崩溃。没有了旗鼓相当对手的美国，开始盘算起如何维持独步天下、独霸世界之单极格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