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场中无父子”，商场争斗是激烈的。
天地间的好处从来不会让一个人独占，人们素来就有“一窝蜂”的毛病。就像物资供应紧张时，商店前排着长长的行列，有些排队的人并不知道供应些什么，就自觉地排进这“一字长蛇阵”，惟恐错失良机，自己吃亏。商场的“一窝蜂”更厉害，因为在金钱和利润面前，人们更敏感，更容易失去理智。例如20世纪面粉业利润丰厚，大大小小的面粉厂就多如牛毛；70年代末机械产品走俏，以“车钳刨”为主体的机械配件厂遍地开花；80年代中期针织品出口畅销，城乡针织厂便星罗棋布……
这种“一哄而上”的结果，是供过于求，是酷烈的竞争，是优胜劣汰。
我们的祖先很看不惯竞争，他们提倡“仁恕”，儒家经典《论语》中引用曾子的话说：“犯而不校”，人家侵犯你，也不必计较。事实上，在历来的宫廷和官场，一向就是明争暗斗，尔诈我虞，桌面上握手言欢，台底下狠狠踢脚，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好斗，不是什么“犯而不校”，而是“不犯而校”。尽管有些人将“商场竞争”骂得狗血喷头，但他们自身却是名利场中角逐的好汉。倒是外国人爽快，清光绪二十一年（1898年）出版的赫胥黎《天演论》，就坦率地承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指出任何生物都是在竞争中完善，在适应中进化。
这种说法，貌似残酷，等于公开宣判了不能适应自然环境者的“死刑”，遗憾的是，它却是真理。竞争，固然会带来伤害、淘汰，甚至灭亡，但也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很难想像，一个失去竞争能力的企业能够久远地存在下去。我国的民族工业，从出生之日起，就要跟洋商争，跟同胞中的同行斗，大小数百战，最后“一将功成万骨枯”。
难办的是，商场竞争不像运动场上比赛那样，有比赛规则，有裁判在场，一举一动都受到规范的制约。而商场竞争则不然，明枪暗箭，几乎是十八般兵器全部用上，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诚”、“信”二字早已抛向九霄云外。早期的商场竞争是“价格战”。
20世纪30年代，湖北裕华、大兴纺织公司老板徐荣廷等在黄石市投资利华煤矿，为了解决煤炭运输，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铺设铁路到江边，需打穿黄荆山3000米的山洞，路线长，成本高。于是他们采用了一家德国工厂设计的空中运输索道，由德国工程师前来指导安装，每天工作20小时可运煤1200吨，虽然投入较大，但效果很好。
但是，山前的富源煤矿的股东们却动了另外的念头，他们认为：“利华煤矿在山后，我们富源煤矿在山前，成本比他们低，如果放价一年杀垮利华，将来就可由我富源独销。”这正如俗话所说：“一山不容二虎。”于是，他们将武汉富源煤的市价从原来每吨12元，逐步降低到每吨7元；上海富源煤市价从每吨11元降低到6元，并以丰厚佣金拉拢汉口、上海的大煤商，拒绝进销利华煤。
利华无奈，只有奋起应战。他们也跟着跌价，在武汉设立分号，将利华煤直接送到各小煤球店销售；在上海，他们同一家大煤商义泰兴号签约包销，上海很多煤球店也开始卖利华煤。特别是利华煤矿在煤运出前，增加了筛煤工序，将煤中杂质筛尽，沪、汉等地用户均乐意用利华煤。
从1935年到1936年，富源煤矿亏蚀白银20余万两，利华煤矿也无利可图，杀价竞销，闹得个两败俱伤。
这种采用削价倾销的手段，挤走对方争夺市场的竞争，在当时商场十分普遍。例如，无锡丽新布厂的“常胜王”精元布，和常州大成纱厂的“征东”精元布，在争夺郑州市场时，就几次削价，最多时每匹蚀本0.6元，也要挤垮对方，等霸占市场后再逐步回升价格，损失就能收回。
不过，“富源”和“利华”、“丽新”和“大成”，双方都势均力敌，结果虽然伤筋动骨，但还不至于伤残或致命。如果竞争的双方强弱悬殊，而强者又手段毒辣咄咄逼人，其结局就不是比较顺乎客观规律的“优胜劣汰”，而成了完全是人为的“弱肉强食”了。
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和祥和毛纺厂的竞争，就是一场强者对弱者的鲸吞。
天津的东亚毛纺公司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创树“抵羊”名牌毛线，击败英商“蜜蜂”、“学士”和日商“麻雀”牌，声威大震，生意红火。于是，1934年天津又新开了一家祥和毛纺厂。这家毛纺厂的经理袁绍周，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美专攻纺织，回国后创办祥和毛纺厂，生产“飞艇”牌毛线。
袁绍周精明干练，在天津工商界有一定影响，但年轻气盛，精明过了头。刚开始办厂，就用高薪挖走东亚的职员和技工，这无疑在拆东亚的墙脚，职工“跳槽”，令东亚老板宋蓒卿大为恼火，决心要和祥和拼个你死我活。
这时，“抵羊”毛线已经打开销路，东亚公司生产稳定，全厂正充满信心大展宏图，新生的祥和厂一下子就撞到枪口上。一场激烈的商战开始了。
发动这场商战，东亚公司的决策层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东亚公司先以“砸价”、“甩货”的泼皮手段，倾销“抵羊”毛线，顾客买“抵羊”毛线，买两磅送一磅，以后干脆买一送一。其实，他们奉送的一磅都是次等货，而且分量不足，但买主们并不知情，纷纷竞购“抵羊”毛线。宋蓒卿又利用天津商会势力，成立线业公会，推荐经销“抵羊”牌毛线的商家经理刘纯甫为会长，控制天津大部分百货店，只准销售“抵羊”牌毛线，不能销售“飞艇”牌毛线。所以，祥和毛纺厂一开张，产品就受到冷落。
东亚公司副经理赵子贞还别出心裁地出了个主意，他们生产了一种名为“高射炮”的毛线，质量较次，但价钱便宜。“高射炮”是“飞艇”的克星，他们大肆宣扬“高射炮打飞艇”，这充满敌意的口号，俨然是两个敌国之间的生死之争。
东亚公司吸取职工跳槽的教训，还想出了一个“蹦蹦利”的办法，从工人的每月工资中扣除1元，作为存款，共扣6个月，到年底加倍归还为12元，利息等于是一倍，跳了几跳，故名“蹦蹦”。倘若职工中途辞职，这笔钱就全部没收。他们用这个办法来防止职工外流。
经过一年多的商战，新成立的祥和毛纺厂被杀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无力再支撑下去，只得高挂免战牌，举起白旗。经过社会名流们出面调解，祥和的全部机器设备、资金等作股30万元，并入东亚公司，改名为东亚公司第一分厂，祥和厂经理袁绍周被聘任为东亚公司营业部主任。这场商战，以东亚大获全胜、祥和惨败而告结束。
从这场商战来看市场竞争，决定胜负的，是“财”和“势”，很难说他们所采取的手段都是合法合理的。“同行是冤家”，其他行业中的民族工业集团得以生存和壮大，也都兼并或鲸吞了一批中小企业，其手法和东亚公司也几乎大同小异。洋商排挤和吞噬中国民族工业，而民族工业的大企业兼并小企业，几乎是一场混战。后人称这种现象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切都是那么无情，一切都是那么冷酷。
如今，当人们摒弃了“大锅饭”后，“竞争”一词，变得越来越时髦了，它打破一潭死水，激发了人们进取和拼搏的意识。然而，当年商战中的那一套，除“砸价甩货大拍卖”这一条不大好办外，其他手段也几乎都被引用到各个领域中来了。有些不属于商品的事物，也都被打上深深的商标烙印；有些不是生产经营的单位，也都笼罩着浓浓的商业气息，人，于是也和“抵羊”毛线、“兵船”面粉、“大中华”火柴一样，在“自我推销”中，先要创“名牌”，然后才能“畅销”。
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不光需要竞争，也需要协作；不光有角逐，也需要有和谐；不光有刀光剑影的“赤壁鏖兵”，也需要似水柔情的《春江花月夜》；不光需要敏锐和锋利，也需要浑厚和宽容……
成天生活在计算别人或怕别人计算的氛围中，也属于“自我禁锢”，属于契诃夫笔下“套中人”的另一种类型，内心苍白，色彩单调。而生活，则应该是五彩斑斓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一语中的”。做生意就是以利为轴心，本无可非议。但是，赚钱不能不择手段。为了利，有些人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以“鸡鸣狗盗”行径，牟取不义之财，这就有悖常理。
譬如，在旧时企业中，有的勾结官府，借助官威以欺行霸市；有的贿赂官吏捞取特权以攫取暴利；有的偷工减料制造伪劣坑害顾客；有的买空卖空扰乱市场以“倒”发财；有的甚至收罗一些吃、喝、嫖、赌的“专家”，作为对外“公关”的“人才”。这里，滋长的是豪华奢靡的风气，繁殖堕落腐败的毒菌……
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廖仲恺先生，看八大山人朱耷的《松壑图》，曾填《金缕曲》一首，他在下阕中写道：
繁华歇尽何须吊！且由他嫣红姹紫，一昏收了。地老天荒浑不管，空谷苍松独啸，经几度风狂霜峭！如此江山归寂寞，漫题名，似哭还同笑……
这是对名画《松壑图》的题词，也似乎是那个时代面貌的写照。那是个江山寂寞、令人哭笑不得的时代，虚假繁荣转眼消失，姹紫嫣红瞬息凋零，只有空谷苍松，在接受着“风狂霜峭”的考验。在这严酷的岁月里，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风狂霜峭”的环境中，挣扎，煎熬，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也不能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外资卷土重来，他们“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力图在博大而孱弱的中国土地上赚够捞足，去填补自身的“窟窿”。他们以加倍的贪婪和疯狂，在中国争夺市场倾销商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魔影笼罩全球，列强在中国市场的争夺更是变本加厉，中国民族工业首当其冲。
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在银根紧缩中勒紧裤带，在百业萧条中独辟蹊径，在对手咄咄逼人的势态下挣扎生存，少数企业家从一场又一场生死搏斗中走向成熟。但更多的企业却经受不起这漫天而来无休无止的“冲击波”，一批又一批的工厂破产倒闭。
在倒闭企业中，有些经营者并非平庸之辈，而是本行业内具有创业气魄和经营才干的“能人”。上海的穆藕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