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吴淞口炮声隆隆，日军把侵略的战火延烧到锦绣江南，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旧中国的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据1936年官方统计，苏、浙、鲁、粤、闽及上海、南京、天津8省市的工厂共3178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70.75%。特别是上海的工业，无论是数量、设备、资本或技术力量，都居全国之首。日本人首先从这里开刀，摧毁中国的工业基地。
但当时的上海毫无准备，“八一三”前几天日军调动迹象已很明显，但中国人等着挨打！
当局模仿京剧《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山人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鹅毛扇一挥，十分潇洒。“七七”后，只派资源委员会下属技术合作委员会、技术合作委员会又下面的机械组的一名工商界委员到上海，转达“上峰口谕”：“让上海在野人士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内迁。”如此大事，政府不出面，没有具体打算和办法，简单捎句话：让民间自行组织，仿佛工厂内迁，比老百姓搬一次家还要便当，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此时的政府确实也正忙得昏天黑地，要成立名目繁多的“战时机构”，每个机构都有若干把“交椅”，光分配哪路神仙去坐哪一把“交椅”，就够操心的，这就是“抗日大计”。至于工厂内迁，只能交给平时无权无势，由各方专家组成的资源委员会去办理。7月24日，资源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企业内迁，再组织财务、矿冶、机器、棉业等8个小组分别研究。
事情往往经不起“研究”，一经“研究”，没事也会“研究”出事情来。果然，在7月28日的分组会上，有人说，上海民营工厂规模小，不值得搬；有人说，时间太紧迫，来不及搬；有人说，民营工厂规模虽小，但一切现成，搬到内地就可投产；也有人说，不妨先把技术骨干转移到内地再说……经过一通颇为热闹的争论，最后结论是：先派员去上海调查，看看有没有内迁的可能，估计一下，内迁总费用需要多少？
兜了偌大一个圈子，结论是从南京移到上海去“研究”。在中国官场，最不值钱的是时间，时间在研究和争论中悄悄溜走了。但负责上海工厂内迁的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却是个注重实干的人，他日以继夜地风尘仆仆奔波于京沪线（今为沪宁线）上，经过下面讨论，上面研究，各种文件足足可出一本厚厚的书。等到政府的《迁移须知》出台，通知内迁企业前往登记时，有些企业已经不需要内迁了。此时“八一三”事变爆发，工厂最集中的闸北、虹口、杨树浦都陷入战火，不少企业已被炮火摧毁无遗，“断壁残垣”是毋需搬迁的。
更困难的是，“八一三”战火一开，铁路全部用于军运，公路没有车辆，不久江阴长江要塞被封锁，惟一的水道，是从上海用小木船经内河到镇江，再从镇江用小火轮拖到汉口。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家内迁厂顺昌机器厂于8月22日用民船内迁；25日上海机器厂的民船出发；27日，新民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厂，用11条民船装载了150余部机床和80余名工人启航；30日，大鑫铁工厂和更多的内迁厂出发了……
这些内迁工厂的木船，为了躲避敌机空袭，各船保持半里左右距离，船上盖着树枝、茅草等简单伪装，船四周放些钢板，防止弹片。船到镇江，这里的火轮都已用于运输军用物资或机关搬迁，他们只得仍乘木船划向武汉。万里长江，风高浪急，只只木船张帆挂橹，顺着风力逆流而上，仿佛蚂蚁般地蠕动，在那些行动笨拙得可怕的木船里，竟满载着无数吨的机械。转移最现代的机器设备，使用原始的运载工具，历史仿佛在这里停留，那长江的水啊，不知是在东流？西流？还是不流？
就靠这些木船，中华辗铜厂从上海到汉口走了2个多月；中国实业机器厂从10月下旬出发，到汉口已是第二年1月中旬。
但更多的厂却无法内迁。1937年8月，行政院批准用56万元作为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的津贴，但财政部迟迟不拨款。当时战火已起，兵荒马乱，装箱、运输、旅费不断上涨，无一不需现金，各厂业务往来均已停止，进出款项也中断，一时无法自筹大笔现款。几经催求，财政部才于9月15日拨出15万元，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但支票刚刚开出，财政部又下令各家银行暂停兑现，并宣布限制提取存款。准备内迁的企业别说迁移经费没着落，一些大厂甚至连伙食也难维持。
如华生电器厂收支相抵尚余40多万元，但战争期间欠账讨不回，工厂日常开支不能间断，内迁要用钱，不去的工人要发遣散费，而银行里的存款，每星期只限制支取150元，老板束手无策，惟有“坐以待毙”。美成印刷厂总经理坐在机器旁边，哀叹道：“机器搬不动，要搬也得花上万把块钱，美成没有这笔现款，只好听天由命，我准备坐在机器旁边，跟机器共生死！”
敌机轰炸，炮声隆隆，政府当局原来拟定先迁走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机器、化工、橡胶等工业。然而执行起来障碍重重。由宋子文控制的上海运输委员会，强占了许多车辆、船只，并向兵站调拨了200余艘船只和30余艘小火轮，大量搬运私人财物，连门窗木板也都带走，即使是可从事军火生产的民营工业，也无法得到吨位，最后只分到2%的民船，其余要各厂自行解决。
内迁工厂离开上海，需上海警察局的通行证，经过上海外围军队防区，还要各防区的通行证，上海四周河道停满被扣留的内迁工厂船只，头顶飞机在扫射，地面上两军在交火，内河两岸，丢满了军队检查后散失的机器、原料和成品。后来转请上海市长出面，总算向淞沪前线总司令部领取到100张能够通过各军队防区的“护照”。这也称得上是“空前滑稽”，在本国土地上行走，居然用起了“护照”。不料，运输委员会派出的青帮喽们来个拦路打劫，100张“护照”只给留下1张，已算是“哥儿们讲交情”。
为解决内迁津贴兑现，听说财政部次长徐堪驾临上海，资源委员会代表好不容易在一家大饭店里找到“部座行踪”，徐大人正睡午觉，不许他人打扰，他们饿着肚子等到下午3点，等徐堪睡醒后，在财政部早就开出的15万元支票上签了名，这杯水车薪的部分“内迁津贴”才算兑现。
无穷的扯皮，无穷的委屈，无穷的损失。1937年8月14日，大中华橡胶厂经理徐福基，为迁厂湖南湘潭到处奔走，乘车经过“大世界”时，因日机轰炸，不幸受伤，抢救无效，伤重逝世，这位从日本回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实业家，想不到竟死于战火。
1937年9月16日，上海著名民族工业巨子荣宗敬、刘鸿生等32名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联名向政府写信请求内迁，但这封呈文到了南京，一转了之，连个回音也不给。
同月，上海轻工团体推举美亚织绸厂蔡声白、华生电器厂叶友才等前往南京面陈一切，请求内迁。但是，政府连上海重工业工厂都准备抛弃，对轻工业哪里会感兴趣？
从“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前的3个多月，上海内迁工厂近数百家，其中在资源委员会插手下内迁的工厂只有148家，其余都是自发内迁，没有要政府“津贴”1分钱，他们历尽艰辛，有的分段转移，机器设备丢失殆尽，几年后才到达四川。
但奇怪的是，在1939年的重庆，居然有些官方人士说：
“战争开始时，政府即努力于工厂内迁的运动……不过工商界人士多半看重本身的利益，眼光也很浅近……因此工厂的内迁未见大效。”把“内迁未见大效”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工商界人士”头上。也有些惯于“贴标签”的朋友，套用现成语句，“深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买办性”以及他们“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附关系”，所以“贪图一时之利润，不愿内迁”。一右一“左”，异曲同工，相映成趣。
中国民族工业为此事背了多年“黑锅”，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过去被湮没的许多官方文件档案、经办要员的书信、日记陆续披露，特别是各地修纂地方志，整理厂史，渐渐才真相大白，还历史一个公道。
在抗日救亡热潮中，上海工商界始终是一支活跃的力量。早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上海各机器厂就停止订货，改制军火，源源不断地将制造的手榴弹、地雷、迫击炮弹、穿甲弹等运往前线。如中华铁工厂生产了迫击炮弹5000枚和手榴弹5万个；十九路军修筑工事急需抽水机，新中工程公司立即赶制50台，不误战事。机器同业公会负责人、新中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日夜奔走于前线和各厂之间，忙得“须髯盈颊，无暇剃除，遂留髯以记国难”。
诚然，资本家的工厂内迁，不比小民搬家，他们面对一个极其不负责任、已不能取信于民的政府，当然顾虑会更多一点，加上工商界也良莠不齐，企业内部也很复杂。有些人使用惯常的推理方式：资本家私心重，私心重就不会抗日，不抗日就是反动。在他们心目中，资本家的财产最好被炸个精光，拎个小铺盖卷上山“打游击”，那才算是“进步”。在这些“私心不重”的人群中，还有一种奇妙的思维定式：“你有钱，我没有，你反动，我光荣！”“你懂技术，我不懂，你落后；我进步！”这种阿Q现象，是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循环往复的古老悲剧。
工商界中也有败类。如上海龙章造纸厂的董事傅筱庵，他早年投靠盛宣怀，后成为孙传芳手下红人，北阀胜利后他长期潜居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后来成为汪伪政权的上海特别市市长。他坚决反对内迁，但经理赞臣力主迁厂，由于傅的干扰，龙章厂到10月21日才开始内迁，这时苏州河已断航，结果只搬出部分机件。不过，像傅筱庵那样死心塌地当汉奸的，在民族工业资本家中，毕竟是个别的。在当时政府要员中，不也出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一大堆汉奸吗！
历史已表明，在这场浩劫中，绝大多数的民族工业资本家，都无愧于“中国人”的称号，他们拒绝和日本侵略者合作，历经劫难，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损失惨重。特别是那一场悲惨壮烈的内迁，展示出他们同祖国、同民族血肉相依的中国特色。
他们迁到武汉，但还有更多苦难在前头。正如《送春》一词中所写：“我已无家，君归何里？”“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