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上有注曰：“水师、水雷学堂之生徒自退者”（韩文），“铜冒厂之学习状况”（韩文）。
原文“伻”是使者的意思。颙，恭敬的样子。颙俟是恭敬地等候的意思。
原书“来学拉火及制铜冒·枪子之法于原厂之后、另建手器一厂”断句有误。
金允植看到了中国机器局的机械化军事生产。而朝鲜王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一下子购买如此贵重的制造机械。他倾心于小手器，并说“此中许、潘、文诸人及司事、工头等，皆言贵国不可不先买此手器，方有实益。”许其光等的劝告，是建立在他们长期经营洋务事业经验基础之上的。
“（闻南局霍良顺之言，铜冒机十件，银三千两。此指汽轮大机也。若小手器械，则价本当不至此。此间两国〔当为”局”字。笔者〕诸般机器，皆西国购来者。南局前后厂汽气三件。大大〔此字可删。笔者〕者银四千五百两，小者二千二百两。车床二件，二件代〔当为”价”字。笔者〕六百两。刨床二件，六百两。钻床二件，四百五十两。虎钳十件〔一件一部。原注〕为二百两。铜冒器十件，三千两。皮带则牛皮价廉，不足数。大汽机及带物论〔当为”轮”字。笔者〕，共计值银七千两。而若随手小具，不入。后门枪枝上品小者，九两八钱。七八两者亦有之。英国所制最精，可用至十年、十五年。惟法制相捋。俄、日、墺皆不卖。比兰秘或卖而不多。美制所谓花苗秀气，不可久用。日本或卖之，而品不中用，不足可称。公买与私买者，比价银悬少。）镪水厂金台善、工匠黄贵成隶焉。煮磺镪、硝镪、盐镪、水硝镪、盐镪（此二字可删。笔者），皆以磺镪水和煮。而磺镪水须用水火机、铅房、金缸，其所费亦甚大。此亦有小手器械，其价不过五十两银子。一日可煮得一二磅（十二两重为一磅。原注）。凡厂中诸火器及水雷、绵花、火药、洋毯染色、溶化、金银镀饰等，皆用镪水。最紧种也。若设手器，则煮之不难。此宜先购试习者也（原注：以上皆南国工头霍良顺之言）。”（〔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3～84页）
原书上有注曰：“镪水厂学习状况”。
原书“大汽机及带物论共计、值银七千两”断句有误。
原文“铅房”就是“铅室”。
原书“南国工头”应是“南局工头”。
原文“煮磺镪、硝镪、盐镪、水硝镪、盐镪，皆以磺镪水和煮”的意思大致是，硝酸、盐酸和亚硝酸等的生产，都需要硫酸。
南局朝鲜馆的工头霍良顺，与朝鲜学徒的关系很密切。他告诉金允植各个机器设备的价格，还比较了欧美日各国的产品优劣。金允植开始密切关心小手器的价格。他在估计朝鲜购买和安装各种器械的可能性。
霍良顺对朝鲜客人所说的话，是真实可信而且实事求是的。从他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东南局不仅可以生产军工产品，而且可以进行地毯染色、金银电镀等民用生产活动。
“机械厂，义州工匠崔志亨、宋景和、安应龙三人隶焉。于诸厂中，此厂最大，机器甚多。然皆修造各厂机器之器也。前后镗枪皆购买于西洋，而有病及久而生锈，则亦自此厂修改、磨炼，使复如新。我国虽买洋枪，不知修理，则便成弃物。此亦紧要之学。而名目浩繁，有难遍学。厂内学规，初头人（入。原注）学者，但令执习一事，或磨或凿。不知何年，略有领解。（中国之机器厂，始于同治元年，李中堂设置于上海。年增月加，规制渐广。其始也，亦欲派送工匠往学于太西。以其道远而事多难便，仍于中国近海通商诸处诸厂习造。始则以洋人为师，募洋匠为工。今则中国工匠多有能者。然尚时时质问于洋人。至于铜铁及各项器机药物，皆购于洋国。不惜重货，积如丘陵。以我国之财力，不可拟议。我国虽派人来学，诸厂之事，均非一二年可学。据此中人所论，”贵国宜量力而处之。择其最紧而有实益于国者。购买多少，设置于贵国，可为云”。此言似为有理。其最紧而有实益者，即从事尹友与南居工头霍良顺问答之诸小机及手器是也。其价不过三千两银子，较此中机器所费，为千百分之一。而具体而微，足为我国御侮之资。此外并计随手小具，诸般来物，铜铁、铅炭及输运之费，合前似下二万两。而千里馈粮，实为难继。假使学习有成，若无器械之购买设厂，则还国以后，无处可试。依上海初例，略设小厂于国中，似合便宜。而洋枪则优数购买于英、法诸国。而托中国买来，价值稍廉。李中堂期欲使我国变弱为强，凡于此等所请，必不无乐从。听于此中物议，参以我国事势，便宜阴雨之策，恐无逾此。）”（〔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4页）
原书上有注曰：“机械厂学习状况”“中国机器厂之沿革”。
原文里的“太西”，通常写成“泰西”，就是西洋的意思。“质问”在原文里是询问与咨询的意思。
金允植本来要介绍的是机械厂里朝鲜学徒的学习情况，但他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里。他回顾了中国机器局的最早开始之情形，盘算着朝鲜可以承受哪些机械的价格。为未来朝鲜购买与引进技术，向高宗献计献策。
与霍良顺的说法比较起来，李鸿章等官员的说法就有了不同的含义。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样的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意思是不一样的。李鸿章给金允植的建议，虽然不乏希望朝鲜从弱小变强大的希望，却也不乏自满、自负的成分。在金允植即将回国之际，李鸿章与金允植的对话十分明显地显露了后一点。
即使在中国，李鸿章等也并不希望直接与世界接轨。他反对派人到西方去学习，然后进口机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就是在李鸿章“与其务精巧之虚名，不如获粗拙之实效”的指导思想下成立的。（见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25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江南制造局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成立的。到了金允植来天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近20年，天津的东局与南局依然在仿造西方的产品。而且是在西方的产品里寻找类似“小手器”之类的产品进行仿造。假如说，李鸿章等劝说金允植买的是“小手器”，则李鸿章等兴办天津机器局所生产的，也就是“中手器”而已。不管是“小手器”还是“中手器”，它们都无法与资本主义的“大手器”抗衡。金允植把“小手器”描绘为“具体而微，足为我国御侮之资”，显然缺乏说服力。
与李鸿章和金允植的“手器观念”不同，西方的“大手器”是全国性的生产产品。而李鸿章与金允植只是一厢情愿地要在他们的国内某一地方、某一工厂内进行此种军工产品的生产。说到底，李鸿章与金允植不希望此种生产触及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方式。他们仅仅是自己王朝的卫道者，不可能引领其国家展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与此同时，日本在天皇权威构架不变的前提下，展开了最大限度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虽然在金允植身处中国的时候，中国工匠还看不上日本的产品，随后的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就让中国人切切实实地领教了日本新的生产方式以及所培养出来的新式军人的厉害。此外，西方的“大手器”还是不停升级换代的产品。而李鸿章与金允植希望见到的，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进行重复生产的产品。不管是李鸿章还是金允植，都没有为产品不断升级的思想准备。他们所设计的产品，只是农产品的变形物而已。在他们看来，这些产品只要有了，就可以打胜仗了。在李鸿章的心目中，只要有了海军，就可以抵御日本和俄国的侵略了。在金允植的心目中，只要有了“小手器”，就可以了。朝鲜王国就可以和俄国、日本、美国进行周旋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会出现金允植把“小手器”说成“具体而微，足为我国御侮之资”之类的奇谈怪论。
木样厂，张荣焕一人隶焉。凡造各机，先出画本，送之木房，依画本成木样子，送之各厂，依样制造。亦最紧、最难之事。张荣焕在东国虽名木手，不知绳墨之为何物。入此以后，始学木事，便是初学、破蒙。此中人皆哂笑。然其为人，则颇良顺。无他所学，而成就未可必。
火药厂，金兴龙、金德洪二人隶焉。火药最多厂局，有烧炭局、煮硝局、砑药局、光药房（原注：光药等有八局，皆有大铁磨，激汽轮自磨。）二人初隶烧炭处，所观一两日，便谓烧炭则不足久学。此中人皆冷笑曰，烧炭亦多妙理，非目击手习两三个月，不可学云。故尚在烧炭之所，方改筑烧窑。此中人嘱令仔细观筑，异日还国，须依制筑灶云。筑毕，试习烧炭几日，将转往煮硝所，又将转往火药房。最可闷者砑药，若用人力，则磨碾之际，精粗不一，又易生火；若用汽机铁磨，则所费浩多，不可议到。
化学，李熙民自水师学堂以口钝自退，请学化学。候补知府承霖善化学。托总办使之教授焉。此学于配合物料、制造各项药物，极有妙理。若昧于此，则虽徒学镪水、电气，亦未尽其用。承霖之言，此学若细究至理，须费十年之工。今君远来，势难许久作客。当择其捷径紧要，悉心指导云。其手习器械，不可不先备。然后可以件件手习，使有进益。器械所入，若送买于上海，则当不过二百两银子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4～85页）
原书上有注曰：“木样厂之学习状况”（韩文），“火药厂之学习状况”（韩文），“化学厂之学习状况”（韩文）。
原书该注解有误。“化学”并无专门之厂，原书显然误解了金允植的意思。
原书“光药等有八局、皆有大铁磨激、汽轮自磨”断句有误。
原书“亦未尽其用承霖之言、此学若细究至理”断句有误。
原书“不可不先备然后、可以件件手习”断句有误。
金允植不仅要介绍在天津学习的朝鲜人的情况，也要向朝鲜君臣灌输一种在半岛还没有的科学精神。金允植不止一次地嘲笑学徒中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张荣焕在东国虽名木手，不知绳墨之为何物。入此以后，始学木事。便是初学、破蒙。”他要求来华留学生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并且对那些看不起简单工艺的留学生大加抨击：“二人初隶烧炭处，所观一两日，便谓烧炭则不足久学。此中人皆冷笑。曰烧炭亦多妙理，非目击手习两三个月，不可学云。”显然，金允植已经突破了儒家思想的局限。他试图用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中国人的近代科学观念。
电气，赵汉根自水师堂自退，改隶电机东局，则习电用之水雷炮者也。制药之法不甚难，而究解妙理，亦不容易。又须自买药物、铜线、铅 诸具。手试制法，东还时带去为好。
南局画图厂，赵台源、安昱相隶焉。此学最难。必尽解诸厂器械分合之妙，然后可以下手。又须解洋文字，可无窒碍之患。虽有才者，少不下五年工夫，方有就绪云。其所用器具，南局总办先自上海贸给，费银二十七两。此亦宜从速备报者也。电机南局，即阳电也。尚沄、安浚隶焉。此亦难学。若以捷径速学，则可至两年云。
翻沙（通”砂”字。笔者）厂，金泰贤、崔同顺两人隶焉。南局翻沙（通”砂”字。笔者）厂不及东局之大且备。当初以东局居处之狭隘，分处南局。因其所住而隶之。
机器厂，金元荣、韩得俊二人隶焉（原注：朴奎成亦姑隶）。
木样厂，金性元一人隶焉。木工稍胜于张荣焕（原注：皮三成亦姑隶焉）。
火器厂，李南秀一人隶焉。此厂学习较易。日前，因自来火爆发，厂舍六间被烧，方营改建。李南秀姑优游无业。”（〔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85～86页）
原书上有注曰：“电气厂之学习状况”（韩文），“南局画图厂之学习状况”（韩文），“翻沙厂之学习状况”（韩文），“机器厂之学习状况”（韩文），“火器厂之修学状况”（韩文）。
原文中“铅 ”当是“铅筒”。
至此，金允植把在天津的朝鲜学徒学习情况完整地介绍了一遍。其所提供的中国近代外国留学资料十分珍贵。
金允植向高宗介绍时，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在天津的南局里有“画图厂”。该厂的生产活动很特殊，也很难学习。可以说，金允植以其最大理解力诠释了近代生产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内，先设计然后生产是很晚近的生产模式。此类生产与农业社会里的生产是两码事。假如高宗要把朝鲜王朝带入近代社会，就要理解这样一种极其重要的生产模式。第二，金允植反复强调，近代实业绝非一蹴而就可以学好的。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
金允植与李鸿章的局限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国家正统教育的成本。以中国当时接近四亿人口计算，则中国当时约有一亿学生正在啃四书五经。这亿万大军需要耗费的时间与金钱，其数目都是巨大的。与一亿人相比，东南局和水师学堂里的工匠与学生数目是很可怜的。李鸿章与金允植的思想中有无形的禁区。他们不可能想到要改革国家的整体教育制度。
十二日，晴。
十三日，从事官尹友来宿。久阻之余，欣泄无己（当为“已”字。笔者）。
十四日，晴，暖。即送人玉河馆，付书函于使行回便。使行于十六日发程云。饭后，与从事官尹友同访许涑文、潘梅园、文芝轩。芝轩适对酒菜、点心，讨饮一两杯，辞起出城，送尹友还南局。
十五日，阴雨微洒而止。南局工匠等来见。与东局工齐诉粮绝，无计可施。倾箧中银子五十两，分给两局。亦不过支过几日，可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