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云岘”即指“云岘宫”，是大院君的住宅。金允植记载的是，清军统帅吴长庆去拜访大院君，并在大院君回访的时候软禁了他。随后，派丁汝昌把大院君送往中国，经天津又送到保定。对此，金允植的解释是，吴长庆是不得已为之，“盖今番军变时，与日本人遘衅。大院君素力斥和洋，故各国人皆归咎于大院君。中国若无此举，则各国及日本皆有藉口，势难调停。故不得己为此云”。需要注意的是金允植原文里的“云”字。此字在金允植的日记里皆可以翻译为“据说”。那么，这种说法就不仅是金允植的，也包括了当时朝鲜与中国许多人。大家都认定，带走大院君李罡应是清军不得已的办法。
“余则还家。翌日，吴帅邀余及左右捕将，同坐究办。即诣阙禀告后，出东门外。时吴帅驻营于东关庙。至营，见吴帅及诸幕宾。见有十尸横于田中。盖昨夜，吴帅遣兵围枉寻里、利泰院，乱放洋枪。两村民皆抱头而伏。遂捕得百余人。搜其身边，无军兵腰牌者放之，有者解到军前。凡十人，皆己（当为”已”字。笔者）处斩。余与左右捕将，同坐观光。此十人未必是紧犯，然乱军事，不可细究。姑示惩办，继行大沛，以安人心之计也。以此入达，即下赦典。然嗣后入闻者，自捕厅拿治蔓延，屡年（此字当有误。笔者）吴帅以失信于民为言矣。
遂罢训练都监。继罢禁、御两营。新建亲军左、右营，继设前、后营。后变为四营：总御、统卫、壮卫、经理等营。江华、关西、岭南、春川、清州皆设营练兵。服色用华洋参半之制，器械用洋枪。（袁世昌，有废疾；世敦，两淮盐大使；世廉，候补知府；世凯系叔父后；世辅、世选，候补同知；世永，保龄长子，北洋银钺、候补知县；克定，年十五，慰廷长子，戊寅生；克昭二岁，辛卯生，慰廷庶子。原注）”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93～194页）
原书上有注曰：“吴长庆东庙驻屯”“枉寻里、梨泰院搜索乱兵”（韩文），“训练都监、禁卫、御营革罢”“左右前后营新设”“袁世凯之近族”（韩文）。
金允植记载说，“壬午军乱”的罪魁祸首是训练都监的士兵。他们大都居住在东门（今首耳市东大门）外的枉寻里（即今之“往十里”）与南门（今首尔市南大门）外的利泰院。利泰院今汉字名为“梨泰院”。
袁世凯在枉寻里和梨泰院两地搜捕乱党，共杀了十个军人。此次军乱就平息了。高宗开始改组军队。
金允植与袁世凯的友情，一直维持到袁的去世。金允植是一个标准的朝鲜文人，而袁世凯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两个人的私交达到如此的程度，似乎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金允植所醉心于其中的洋务，就可以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在金允植看来，朝鲜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但是，封建的社会制度不能在近代社会里达到富强。这就是他在《邦均店次壁上韵》“古来车赋转为马，国富今惟数海航”里的认识。朝鲜王朝一直向中国学习的是传统的陆地文化，尽管半岛三面环海。而现在，真正强大的国家恰恰是海洋文化。他要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寻找出路，中国天津就是他的第一站。而且，他与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一样，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奉为最高的教条。他明确提出的“东道西器”论就是明证。但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制度本身的中国洋务派改革并不成功。金允植所要学习的西方技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国家里也根本无法扎根。面对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压迫，以及近邻日本的武装吞并野心，金允植要的是袁世凯那样的军人。尽管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遵守中国与朝鲜自从明太祖以来就一直奉行的惯例。袁世凯等清朝军人粗暴干涉朝鲜内政，逮捕大院君，支持闵妃党，这些早已受到了现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批判。但我们在金允植的诗歌里，却看不到金允植对于袁世凯的任何指责。这只能理解为，金允植实在是希望朝鲜国能有一个能力挽狂澜的大将军，来改变当时处处被动的国家命运。
“八月初二日，奉迎坤殿于忠州。吴帅派兵保护。余祗迎于果川。自是，国人皆脱素服，不胜忻忭之至。
时吴筱帅驻东关庙，后移下都监。袁慰廷为军司马，掌其军事。张季直管参谋机密。吴有兆，初营东门外，后移东别营；黄仕林，驻南门外；张光前驻南小营；方正祥，驻水原地。自南阳至京，声气联络。
派送修信使于日本。上使锦陵尉朴泳孝，副使从兄主（金晚植。原注）。从侄裕定，以子弟军官陪往。盖为军变后申修好谊，且议约条也。金玉均无使衔而偕行，以其前入日本，颇悉情形故也。闵泳翊亦无使喻（通”谕”。笔者）而先入。学徒十余名，随往信使行中。
送陈奏使于北京。上使赵宁夏，副使金宏集，从事李祖渊。盖为申好日本情形及祈还大院君事也。
闻大院君到天津。将向北京，旋有皇旨，免进。住保定府省城。”（〔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94页）
原书上有注曰：“闵妃还御”“中国军之配置”（韩文），“修信使朴泳孝”“向中国派陈奏使”（韩文），“大院君居留保定府”（韩文）。
自七月初十日以后，金允植的日记就不是按日期记录的了。他对此有多次说明。
在吴长庆派兵保护下，闵妃回到了汉城王宫。金允植没有到忠州去迎接，而是在汉城附近的果川去迎候。
金玉均（1851～1894），字伯温，号古筠、古愚。祖籍安东。1872年文科及第，被选为成均馆典籍。1874年（朝鲜高宗十一年）为弘文馆校理。后曾到日本。金允植所记“金玉均无使衔而偕行，以其前入日本，颇悉情形故也”，即1882年（朝鲜高宗十九年）9月金玉均陪同朴泳孝出使日本事。其间在日本考察政治，立志改革朝鲜政治，仿效日本进行维新。归国后，为外务衙门参议，承政院同副承旨。并成为“开化党”的实际首脑。1884年12月，策划邮政局纵火的“甲申政变”。在日本人的授意之下，大搞排清独立活动。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再次投靠昔日恩师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但在日本遭到排挤。随后，他又试图到中国投靠李鸿章，未成。1894年（朝鲜高宗三十一年）在上海流亡期间，被朝鲜人洪钟宇所杀。1910年被追赠奎章阁大提学。谥“文达”。著有《箕和近事》《治道略论》《甲申日录》。
“九月初八日，晴。余家时在司谏院洞。见带江华留守，课日来会于机务处。机务诸人，时多有故。惟与申校理箕善递直。
今日陈奏使一行，还到南阳。（上使赵宁夏，副使金宏集，从事李祖渊。原注）
初九日，晴。陈奏使一行复命。晡后出东门外东关庙，迎吴帅筱轩（长庆。原注）。吴帅为议军事往天津，留数旬而还也。见旗竿列植数里，军容甚肃。及吴帅之来，兵勇皆踊跃欢喜，可见抚循之素厚也。与筱帅相见。闻幕宾张季直留登州不来，甚帐（当为”怅”字。笔者）然。
初十日，连日倥偬，不能尽记。
十四日，都政为之。”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94～195页）
原书上有注曰：“陈奏使复命”。
金允植对于吴长庆很敬重。他最心仪的，还是中国的文人张謇。
“都政为之”的意思是，朝廷开始整顿汉城（今首尔）市的政务。金允植也参加了此次整顿。
“十五日，有”陈奏使赵宁夏、领选使金允植有商办事，前往天津。除下直，不日登程”之教。
十六日。先是，上虑宿卫单弱，命洪在喜、朴来卿选上下里民丁各千人。至是，托袁舍人世凯，选取编伍。先集上里民于训练院前，排立五十行，袁历行看貌而取之。大略取六百余人。余亦往会，至暮诣阙。
十七日，复往训练院。袁集民丁，更加详取。遇雨未毕而罢。是日，得日本修信使在东京书信。伏承兄主下书，八月念八出也。以日人欲议定税则，未可擅决。故欲禀定于本国也。
十八日，往南别宫。吴帅自东庙移营于此。今日袁舍人又约抄丁，故来会也。昨日，赵判书宁夏己（当为”已”字。笔者）发行赴南阳。登二十日船。而余则以咨文未及撰出，不得同发。退定于二十六日，由沁营赴马山浦，登晦日所发之船。
十九日，与袁舍人慰廷招集上里选丁五百名于三军府。更正队伍之次。立哨官五人，名为新建亲军营。仍定教练处所于三军府。慰廷督同王副将教习。又将选下里民丁五百名，朱提督元民督同何总兵增珠，教习于东营。皆吴帅长庆之所划也。”（〔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95页～196页）
原书上有注曰：“朱元民、何增珠”。
原书“先集上里民于训练院、前排立五十行”断句有误。
原书“与袁舍人慰廷、招集上里、选丁五百名于三军府”断句有误。
原书“念八”即“廿八”。
金允植与赵宁夏接到了高宗的旨意，要他们再去天津。赵宁夏先出发了。金允植准备于九月二十六日出发。金允植的此次天津之行，是要走海路的。
“二十二日，有馆录之命。余蒙副学首拟，蒙点。金昌熙、金声副末望也。感极惶凛。
二十三日，牌肃拜。
二十四日，夜。玉堂书吏来机务处，邀余参联札。盖时有幼学金炳卨劾六月礼判李会正、文任任应准。台阁联札，方张故也。鸡数鸣，往会玉堂。应教郑寅鹤入来。其余惟入直而己（当为”已”字。笔者）。札草尚未出，相与出草缮呈。大（天。原注）明归家。
今日监试会试初场。
二十五日，以将有出疆之行，且余以中批除玉堂，例不得主馆录。故陈疏乞递副学之任。蒙恩谅。
闻鱼承旨允中，还到马山浦。自上有”待鱼允中入来，相见后发行”之教。明日之期又退。且日子即（通“急”字。笔者）迫，不得由沁营，而将直向仁川矣。
京中各营，裁减老弱。沁营亦减半兵数。以兵饷不足也。历辞左领相。往别吴筱帅。仍领护照。
二十六日，鱼承旨复命。闻通商章程略己（当为”已”字。笔者）讲定。陆路税则，待明春两国派员踏勘更定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96页）
原书上有注曰：“副提学任（此处一字不清。笔者）”，“减军”。
原书“盖时有幼学金炳卨劾、六月礼判李会正·文任·任应准”断句有误。
原书“蒙恩谅闻鱼承旨允中、还到马山浦”断句有误。
原文“余蒙副学首拟，蒙点”的意思是我被指派为弘文馆副提学。“金昌熙、金声副末望”的意思是，金昌熙与金声作副提学的可能性虽没有我那么大，也还是蒙主上恩典，批准了。
《高宗实录》对金炳卨劾事有相关记载。幼学金炳卨于九月上疏，弹劾吏曹判书与艺文提学任应准。高宗对此上疏很有感慨，也十分欣赏。九月二十四日，大司宪洪钟轩与大司谏申奉宽等四人联合上札，再次请求高宗，重新审理六月兵变时任吏曹判书的李会正与任艺文提学的任应准。这里的“文任”实际上是对任应准等负责文章的主要大臣的称呼，类似我国的“文胆”之说。随后，金允植等人也以玉堂联札的形式上书高宗，对任应准、李会正进行了谴责。任应准、李会正被高宗流放到了海岛。
原文称鱼允中为“鱼承旨允中”。这是因为在农历九月的十五日，高宗刚刚任命鱼允中为同副承旨。《高宗实录》壬午十九年九月有记载说，“十五日，特除副司果鱼允中为承政院同副承旨”。副司果为四品官，同副承旨是正三品官。
金允植被高宗任命为弘文馆副提学。此亦朝鲜王朝的正三品官。弘文馆又称“玉堂”“玉署”“瀛阁”。与司宪府、司谏院合称“三司”。“余以中批除玉堂”的意思是，我被任命为弘文馆的负责人。
“二十七日，今日菊制，春塘台命官尹秉鼎。领选从事官，昨日以户曹佐郎金桢均（改名明均。原注）差下。与问候官李载德今日先发。而余以日晚，不得发。
二十八日，平明发行。盖此行为领选学徒尚在天津，奉公文，欲为撤还地（当为”故”。笔者）也。只带随从李顺得、郑仁石而行。又有问候及（官。原注）李承旨载德将保定，问候于大院君。译官金奭准、通事郑仁升也。
至杨花渡，家儿及景有、永叔为送余而来。仍随至仁川。中火于富平五柳村。吴帅幕宾袁恕堂名鸿来会。将与我同舟者也。因与同饭。
暮抵仁川济物浦。从事官及问候官一行先己（当为”已”字。笔者）来到。仁川府使任荣镐、富平府使金孝均、花鸟别将金宏臣来见。
游玩港口形胜，历入日本人所住处。但草创而姑未建馆宇。然亦精洁宽敞。日本官员水野诚一、铃木忠知二人相接，劝以茶果。少话而归。夜，风浪大作，不得登船。”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96～197页）
原书上有注曰：“领选使从事官金桢均”“天津学徒撤还”。
原文里的“菊制”是指高宗以菊花为题的制科考试。《高宗实录》壬午年九月有记载说，“设九日制于春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