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尽管汉字书写在朝鲜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但由于不符合朝鲜语的发音规范，在民间出现一些用拼音符号记录朝鲜语的文字符号———吏读和乡札标记法。值得注意的是，1444年，李朝发布了由成三问、申叔舟、朴彭年、郑麟趾等人历时三年多创造出来的朝鲜文字“训民正音”，（又称“正音”，世称“谚文”，是符合朝鲜语音特点的一种拼音文字。辅音字母中，基本字母模仿发音器官之形，元音字母反映了朝鲜语元音和谐的特点，拼写的字，成方块形）。从此，朝鲜语能用自己的文字来记录，能够成为书面语言。李朝王朝虽然强调推广，普及这种文字，但是并没有进行书写的彻底改革。实际上，官方仍然继续使用汉文（集贤殿的授课、科举考试等）。李边编写《训世评话》，通过汉字书写进行启蒙教育，可见汉文仍被一般文人士人视为“正统文字”，朝鲜谚文“唯妇女常贱用之”。讁訛
尽管汉文对朝鲜来说是一种借用的外国书面语，但古代朝鲜人用汉文书写本国的启蒙教材，也是朝鲜社会的产物。李朝作为半岛上唯一的单民族国家，语言感情不同于中国，希望一种“符号”自由地表现本国的语言，这种用意在对朝鲜文字的命名上也有所体现———正音，但这种被创制的文字还被称为“谚文”。国文虽然制定出来，但汉文书写经历千年之后已有很强的独立性、排他性，在朝鲜文化中已掌握第一层文化，统治者、知识分子把汉文书写当作正式交流的工具。朝鲜国王与臣子用汉诗唱和，对于臣子来说是无上的荣耀。创建训民正音的《序言》中言明“欲使人人见习，便于日用耳”，也就是说，要让每个国民都能易学易用，然而谚文此时作为不成熟、不稳定的文字，只能在第二层文化即国文中心文化社会中去寻找发展道路，一些文人用谚文进行大众文学和平民文学创作，开始表现出民族性格。谚文很大程度上用于对经书和文学著述的谚解，这也使其读者范围限于特殊阶层，即以汉文为常用文字的汉文中心文化社会，所有这些翻译作品都不是以普通大众为读者目标的普及读物，充其量只不过是汉文学童们的参考读物。由于大量翻译的出现，使中国的汉文化更容易地为朝鲜人所理解和摄取。輥輮訛谚文作为拼音文字可以跨越距离而流传，但很难跨越时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广泛传播，作为立身之本也是半岛作家的愿望，汉字书写可以超脱现时语境，跨越时间而永存，同时用汉字书写也表明了可以与当时先进的意识形态之一进行超越地理位置的对话。朝鲜文学在接受中国文学影响，并在与朝鲜民族文学相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接受—模仿—再创造可以说是朝鲜古典文学发展的模式，朝鲜文人与中国文人有着广泛的交流。朝鲜派出的远接使、馆伴等，都是经过精心挑选，长于诗文的文士。朝鲜诗人们在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时候，总是要以诗歌唱和较量一番。在较量之中，最为突出的是要与中国使节一争高低的竞争意识。有时对于中国使节的创作才能不无轻视，可最终无外乎对中国使节的诗文大为叹服。在互相景慕之中中朝文人情感得以交流，也得以深化。
《训世评话》成书于1473年，李边生活于高丽末年及李朝建国初期。高丽统治阶级将佛教定为国教。佛教传入半岛后发生很大的变化，带有明显入世特性，僧侣享受和文官同样的待遇。尽管佛教盛行，在世俗社会中，依旧是儒学特别是性理学思想占支配地位。佛儒混合，致使当时的文学沾满佛气。李穑在高丽末期受汉文学者推崇，但在他的文集中收有许多与僧侣往来的记录和颂佛文字，这种现象在李朝是为学者难以容忍的，他们往往将此讥为佞佛。朝鲜王朝初期的汉文文学急需将此净化为儒学文学。在开国同时，确立斥佛崇儒为国是。开国功臣郑道传曾撰文从理论上阐述斥佛之道理，强调文是载道的工具，还树立应用文等书写范式。这些自太祖朝制定下的书写规范，后代的文人通常都不敢擅自更改。例如疏、笺、书等。
儒家主张“道德（充实）文本”，后来被推演为“文以载道”，这一观点为儒家占统治思想的国家文本观念制定了很难改变的“心理定势”。文本以道德为指归的倾向在古代中国和朝鲜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具体到文艺领域，就是《乐记》所说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文艺本体历来是要被超越的。本体必须超越到道德领域才被看作是真正的本体。輥輯訛《训世评话》的编写，不仅为后世的汉语教学，也为古典小说发展树立起一个书写范式，崇儒抑佛，宣传忠孝节义。文本对和尚极尽讽刺意味，和尚贪婪好色最终被豹子咬杀。随着家长式的****君主制度的萌发和展开，儒家关于“忠”的思想得到弘扬；同时关于“孝”的思想维护的是大家族秩序的根本伦理道德，“孝于家”。孝被理解为人的社会本性的基础，“孝于家”与“顺父母”是相一致的。性理学中人的自然本质展开既是子女，又为父母，又是孝家忠国的社会一员，有欲而不滥用欲，即“天欲自然处无为之事”，与自然和谐。《训世评话》将孝排在首位：虞舜孝父、文王每日向父亲问安、姜诗孝母、董永卖身葬父等。
三
纵观朝鲜文化，开放合和是其总体特点，虽然半岛存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但主要有三种思潮：其一是在庶民阶层中有深厚基础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巫神教；其二是佛教对朝鲜人的思想意识的深远影响；其三就是中国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几乎统治李朝思想领域达五百年之久。产于民间的风流道发展中也吸收儒释道三教精神，并使其本土化，最终形成了合和风流的传统文化。开放合和也意味着文化的可塑性，这当然也与朝鲜半岛紧邻的发达的华夏大地的地理位置有关。自箕子入朝后，彼此间交往不断，在自然交流的文化背景下，朝鲜王朝接受和融合外来先进意识形态呈现出自然状态。但两种文化的化合往往有一个“文化过滤”过程。任何接纳的外来文化，都会有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这种选择也是出自“受方”民族的需要，符合其审美要求，选择的重担自然也落到掌握书写权力的上层士大夫肩上。“选择的载体是士人文化界自身，大凡不是无这种选择和判断能力的阶层。即使是像性理学那样，有明显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文化，也是高丽朝末安 、白颐正等人发现佛教文化偏离经验，实践文化主旋律的缺陷，而引入宋学重塑儒学辉煌的。”輥輰訛他们移植儒、释、道，在自己传统和乐文化的基础上重塑，导出孝、忠、真的文化人格，并为这种深层的文化理念寻找一种文化形式载体，这就是传统的礼仪，将礼仪完全生活化，融为生命内容。朝鲜族以自然为精神乐园，以自然为美的花园，所以常载歌载舞，民众从小受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教育与熏陶。中国汉民族的音乐，在他们看来并不比本民族的音乐高明，因此，“词”和“曲”在他们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朝鲜性理学在发展儒家学说时，剔除君权绝对化、神化的因素，强调忠国，忠国不忠君，君主从宪，君主是元首，而不是神化的天之子。所以在《训世评话》中看不到君王的权威，君王可能是一个无德之人。如百济国王好色不成，滥杀无辜。
作为接受者，他们拼命汲取汉文的精华，作为传播者，他们把汉文化和佛教传入日本。但在十四世纪七十年代，朝鲜受到倭寇的侵扰，这也给朝鲜民族敲响警钟。作为单一的民族，必须用一切办法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家族，进而提高自己的国家（乌里那拉）。民族意识的觉醒，书写者们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也进行重新构建。汉文化与自身文化相异，始终是“他者”，他们把“他者”看作是构成本民族文化的精神参照，看作是反观自身、回归自己的一面镜子。《训世评话》后几乎官方不再下令重新制定汉语启蒙教材，类似的《华音启蒙》《五伦全备》出自民间，成书较晚，影响也不大。人们开始热衷于给《老乞大》《朴通事》做谚解，即用谚文给每个汉字注音并用谚文将每句话翻译成朝鲜语，第二层文化圈慢慢渗透到中心位置。可以说，在用外来的汉文化来承载官方文化与以谚文书写的民族文化的互相交错发展中，《训世评话》以其特殊的书写范式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在朝鲜文化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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