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大明律上并没有这一条，说是对皇帝的文字有许多禁忌，违反了就得杀头，但是，在明初，百无是处的文人，却为了几个方块字，不知道被屠杀了多少人，被毁灭了多少家族。
所谓禁忌，含义是非常广泛的。例如朱元璋从小穷苦，当过和尚，和尚的特征是光头，没有头发，因之不但“光”“秃”这一类字犯忌讳，就连“僧”这个字也被讨厌，推而广之，连和僧字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又如他早年是红军的小兵，红军在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士大夫的口头上、文字上，是被叫做红贼、红寇的，做过贼的最恨人提起贼字，不管说的是谁，总以为骂的是他，推而广之，连和贼字形相像的“则”字也看着心虚了。这一类低能的护短的禁忌心理，在平常人，最多是骂一场，打一架，可是皇帝就不同了，严重了，一张嘴，就是砍头、抄家、灭族。法律、刑章，不过为对付老百姓用的，皇帝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而且，还可以为自己的方便，临时添进一两款，弄得名正言顺；要不然，做皇帝的图的是什么呢？大明帝国的第一代皇帝，从小失学，虽然曾经在皇觉寺混了一些日子，从佛经里生吞活剥认了几个字，后来在行伍里和读书人相处在一起，死命记，刻苦学，到发迹了，索性请了许多文人学者来讲学，更明白往古还有许多大道理。可是，到底根基差，认字不太多，学问不到家，许多字认不真，加上心虚护短的自卑心理，凭着有百万大军的威风，滥用权力，就随随便便糊里糊涂杀了无数文人，造成明初的文字狱。
他的自卑心理，另一现象就是卖弄身份。论出身，既不是像周文王那样的王子王孙，也不是隋文帝那样世代将门；父亲、祖父是佃农，外祖是巫师，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为了怕人讪笑，索性强调自己是无根基的，没来头的，不是靠祖宗先人基业起家的。在口头上，在文字上，甚至在正式的诏书上，一张嘴，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白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尤其是“布衣”这一名词，仔细研究他的诏书，差不多很难找出不提这两个字的。强烈的自卑感表现为自尊，自尊为同符汉高祖，原来历史上的汉高祖也和他一样，是个平民出身的大皇帝。不断地数说，成为卖弄，卖弄他赤手空拳，没一寸地打出来的天下。可是，尽管他左一个“布衣”，右一个“布衣”，以至“寒微”之类，一套口头禅，像是说得很利落，却绝不许人家如此说，一说就以为是挖苦他的根基，又是一场血案。
其实，他又何尝不想攀一个显赫知名的人做祖宗，只是被人点破，不好意思而已。据说，当他和一批文臣商量修玉牒（家谱）的时候，原来打算拉宋朝的朱熹做祖先的。恰好一个徽州人姓朱做典史的来朝见，他打算拉本家，就问：“你是朱文公的子孙吗？”这人不明底细，又怕撒谎会闯祸，只好回说不是。他一想，区区的典史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堂堂大皇帝又怎么可以？而且几代以前也从没有听说和徽州有过瓜葛，万一硬联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不打紧，被识破了落一个话柄，如何值得？只好打消了这念头，不做名儒的后代，却向他的同志汉高祖去看齐了。
文字狱的经过如此：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县、卫所官，逢年过节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喜庆所上的表笺，照例委托学校教官代作，虽然都是陈词滥调刻板一套颂圣的话，朱元璋偏喜欢仔细阅读，挑出恭维话来愉悦自己。他当然也知道这些话只是文字的堆砌，没有真感情，不过，总算综合了文字上的好字眼来歌颂，看了也不由得肌肉发松，轻飘飘有飞上云雾里的快感，紧绷绷的脸腮上有时候也不免浮出一丝丝的笑意来。不料看多了，便出问题：怎么全是说我好的？被屠宰的猪羊会对屠夫讨好感谢？推敲又推敲，总觉得有些字在纸上跳动，在说你这个暴君，这个屠户，穷和尚，小叫化，反贼，强盗，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在折磨他的心灵。
他原来不是使小心眼的人，更不会挑剔文字。从渡江以后，很得到文人的帮忙。开国以后，朝仪制度、军卫、户籍、学校等典章规程又多出于文人的计划，使他越发看重文人，以为治国非用文人不可。百战功高的勋臣们很感觉不平，以为我们流血百战，却让这些瘟书生来当权，多少次向皇帝诉说，都不理会。商量多时，生出主意，一天又向皇帝告状，元璋还是那一套老话，说是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总之，治天下是非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说：“不过文人也不能过于相信，太相信了会上当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刺人，譬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儒生，好房子，大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有人取为士诚。”元璋说：“不错呵，这名字不错。”那人说：“不然，上大当了。《孟子》上有‘士，诚小人也’。把这句话连起来，割裂起来念，就读成‘士诚，小人也’，骂他是小人，他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白，真是可怜。”元璋听了这番话，正中痛处，从此加意读表笺，果然满纸都是和尚贼盗，句句都是对着他骂的，有的成语转弯抹角揣摩了半天，也是损他的，一怒之下，叫把这些作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
文字狱的著名例子，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瑕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他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有“睿性生知”，生字被读作“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的“取法象魏”，“取法”读作“去发”。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硬被念成“失君父”，说是诅咒。尉氏县教渝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更严重了，“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德安府县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永诏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有道”变成有盗“，”青门“当然是和尚庙了。都一概处死。甚至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贺万寿表》的”寿域千秋，念不出花样来的也是被杀。
象山县教谕蒋景高以表笺误被逮赴京师斩于市。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元璋读了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立刻逮来杀了。吓得礼部官魂不附体，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洪武二十九年七月特派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布天下诸司，以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公元1384—1396年）前后经过十三年。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编修张某，此人在翰林院时说话太直，被贬做山西蒲州学正，照例作庆贺表，元璋特别记得这人名字，看表词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发怒说：“这老头还骂我是强盗”，差人逮来面讯，说是：“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话可说？”张某说：“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死也不迟。陛下不是说过表文不许杜撰，都要出自经典，要有根有据的话吗？‘天下有道’是孔子的格言，‘万寿无疆’是《诗经》里的成语，说臣诽谤，不过如此。”元璋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头还嘴强，放掉吧！”左右侍从私下谈论：“几年来就见容了这一个人！”
有一个和尚叫来复，巴结皇帝，作一首谢恩诗，有“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元璋大生气，以为殊字分为歹朱，明明骂我，又说“无德颂陶唐”，是说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又把这乱讨好的和尚斩首。
在戡乱建国声中，文人作反战诗也是犯罪的。佥事陈养浩有诗云：
“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甚至作一首宫词，也会被借题处死。翰林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云“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恨在心头。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被杀后，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写的，旧仇新罪都发，把高启腰斩。地方官报告就本身职务有所陈请，一字之嫌，也会送命。卢熊做兖州知州，具奏州印“兖”字误类“衮”字，请求改正，元璋极不高兴，说：“秀才无理，便道我兖哩！”原来又把“兖”字缠作“滚”字了。不久，卢熊终于以党案被诛。
从个人的避忌进一步便发展为广义的避忌了。洪武三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汉、晋、唐等字，洪武二十六年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只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违者都处重刑。
不只是文字，甚至口语也有避忌。传说有一次他便装出外察访，有一老婆子和人谈话，提起上位（明初人对皇帝的私下称呼）时，左一个老头儿，右一个老头儿，当时不好发作，走到徐达家，绕着屋子踱来踱去，气得发抖，后来打定主意，传令五城兵马司带队到那老婆子住的地方，把那一带的民家都给抄没了。回报时他还哑着嗓子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吴人到现在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这地方的老百姓居然叫我老头儿，真气死人，气死人！”。
其他文人被杀的如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误论死；太常卿张羽曾代撰《滁阳王庙碑》，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蒉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蒉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坐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论死。苏伯衡和王行都连两个儿子同命，一家杀绝。郭奎曾参朱文正大都督府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曾修《元史》，坐魏观案和高启同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和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何真幕府里的人物，岭南五先生之一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初定金华时，罗致幕中讲述经史的戴良，坚决不肯做官，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被谪罚做苦工，一直到死；乌斯道谪役定远；唐肃谪佃濠梁；顾德辉父子在吴平后，并徙濠梁，都算是万分侥幸的了。
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元璋晚年时，最喜欢的青年才子解缙，奉命说老实话，上万言书说：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椎埋嚣悍之夫，阘葺下愚之辈，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荚，右绾组符。是故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所说全是事实。迫文人做官则取之尽锱铢，做了官再屠杀，简直像泥沙一样，毫不动心；稍不如意便下刑部，一进刑部是没有冤枉可诉的。而且，不但罚延及嗣，连儿子一起杀，甚至妻女也不免受辱，听凭官家给配。真是任喜怒为生杀，和“臣下乏忠良”何干？解缙这么说，只是行文技巧，不给上位太难堪而已。元璋读了，连说：“才子！才子！”可见他自己也是心服的。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肢破胸，呻吟在血泊中。网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前朝老文学家杨铁崖（维桢）被征，婉辞谢绝，说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赋《老客妇谣》明志，抵死不肯做官，被迫勉强到南京打一转，请求还山，宋濂赠诗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胡翰、赵埙、陈基修《元史》成后，即刻回家。张昱被征，元璋看他老态龙钟，说是回去吧，可以闲一闲了，因自号为可闲老人。王逢是张士诚的馆客，吴亡，隐居不起，洪武十五年被征，地方官押送上路，亏得儿子做通事司令的，向皇帝磕头苦求，才放回去。高则诚（明）以老疾辞官，张宪隐姓埋名，寄食僧寺，丁鹤年学佛庐墓，都得逍遥网外，终其天年。开国谋臣秦从龙避乱镇江，元璋先嘱徐达访求，又特派朱文正、李文忠到门延聘，亲自到龙湾迎接，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称为先生而不名，有时用竹板写字问答，连左右侍从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儒臣中礼貌优厚，没人能比得上，陈遇在幕中被比做伊、吕、诸葛，最为亲信，元璋做吴王，辞做供奉司丞，称帝后，三次辞翰林学士，又辞中书左丞，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辞太常少卿，最后又辞做礼部尚书，元璋无法，要派他儿子做官，还是不肯；他在左右劝少杀人，替得罪臣僚说好话，密谋秘计，外人无法与闻。他越是不肯做官，元璋对他越敬重，见面称先生或君子，宠礼在勋戚大臣之上。这两人都不做官，都为元璋所信任尊重，都能平安老死，和刘基那样被猜毒死，宋濂那样暮年谪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元璋渡江以前幕府里的主要人物，还有一人名田兴，攻下后便隐遁江湖，元璋多方设法寻访都不肯回来。洪武三年又派专使以手书敦劝说：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仰。
两次诏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
昔者龙风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生，从此浪迹汀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
我故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才无德，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目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做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情辞恳切到家，还是不理。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实有其人，可说是第一流人物，也是最了解他小兄弟性格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