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赫忍耶重视瓦克夫制度。哲赫忍耶的道堂、拱北大都占有大量土地。如解放初期，在金积洪乐府(现宁夏境内)一地道堂即占有土地(水地)600亩，羊9400多只，牛600多头，马120多匹，骆驼200峰，还占有一片20里宽60里长的草山。在西吉县有土地1万多亩，山林1.5万多亩，牲畜1万头左右。这些土地财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教民中“无人继承的绝户土地财产收归道堂、拱北的；有的是教民作为奉献送给道堂、拱北的”。这些拱北、道堂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三种：(1)道堂和拱北周围的土地多由“家里人”自耕。“家里人”是指为逃避国民党抓兵要粮，依附于道堂的贫苦教民。(2)大部分土地出租，以收取地租。(3)一部分土地由教民无偿代耕，可以由教民出工、出耕畜、农具，为其耕种，也可由教民集资出钱，雇工耕种。说明解放前哲赫忍耶的土地经营方式还是传统的封建制。
五、嘎德忍耶的经济思想
嘎德忍耶属于具有门宦制度的苏非派，于清康熙年间传入中国，它除重视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信仰外，还十分重视“道乘功修”。
嘎德忍耶具有禁欲主义的消费观。这是苏非主义的基本特点。但嘎德忍耶较中国其他苏非派门宦的禁欲主义消费观更浓厚。首先，它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中惟一以出世思想为指导的系统。主张以教主为核心的极少数“求道者”出家，要抛家离乡，入山辟谷，立身行己。认为要得到道祖的密传，就要走斩断万缘、辟谷入山、“单独独一的道路”。这就要求求道者以出世思想为指导，离开家庭、亲人和现实生活出家修行。如，大拱北主张要成为道祖必须是“童子出家”，即从儿童出家后再不娶妻室，并且要远离家乡，在深山密林中静修苦炼；灵明堂的教长马灵明生前以出世思想为指导，去世后也把“离妻弃子”立为一条教规，即接替人和求道者都不能娶妻育子，有妻室子女者则必须离弃；在其着作《四季清》中有这样的语句：“勿因杂念，勿贪名利，内忘其心，外忘其身……”这种禁欲主义的消费思想一方面使这派门宦较少出现以各种名义敛财的现象，从而使教民的负担相对轻一些，但另一方面，这种禁欲主义的消费观又易使教民产生崇尚节俭、苦行、苦修的行为，从而影响教民积极、合理合法地谋求今世经济发展(功利)的精神。
嘎德忍耶大拱北的清规中也体现出了一些经济思想：如清规中有禁止“囤积居奇、揣摩街头”，“放债吃利，计收锱铢”，“饮酒聚赌，问花寻柳”，“不惜公物，争多论少”，“私养牲畜，行同贩侩”。这些清规涉及到商业、金融、消费、财产等方面的经济行为。很明显，它大部分同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具有一致性。其中禁止“私养牲畜，行同贩侩”则同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不太一致，可能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所致。另外，它的不成文禁戒，按《后子河拱北的历史及近况》一文的介绍，又有对在家人和对出家人的禁戒要求两种，也包含一些经济思想。其中对在家人的要求有：各务其业，不许酗酒、吸烟、赌博等；对出家人则要求：除却欲念、吃苦耐劳、甘心清贫等。同上述清规一样，这些思想同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苏非传统以及佛、道的经济价值观有渊源关系。
六、虎夫耶的经济思想
虎夫耶门宦属于苏非派。最早出现于清初。它有20多个支系，分布于甘宁青以及新疆、云南等地。基本特点是“教乘”、“道乘”并重，既诚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和主要经典，遵行哈乃斐教法学派的主张，又力主在“现世的繁华”中用“闹中静”的办法进行道乘修持，这同嘎德忍耶不同。
早期虎夫耶的禁欲主义色彩消费观念很浓厚，反对享受和奢侈是它传教的宗旨之一。它的各级修士要封长斋，强调要少吃少饮多磨炼，夜间也要少睡觉。虎夫耶分支洪门门宦的规戒中有：戒烟酒、戒赌博、戒高利盘剥、戒贩毒等。这些规戒同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与伊斯兰教法的内容是相一致的。
为了表示禁欲、苦修、甘愿艰苦、不贪红尘，在干功方面强调静修参悟，在行为方面强调一些禁戒。在集中的静修参悟期间，每天多者只能进食半张饼(约四两)、三个枣、一杯水，少者甚至达到绝食的地步。
虎夫耶强调给教长(称老人家)的物质奉献，成为教民主要的宗教消费项目。如虎夫耶洪门“老人家”给教民举行“升道仪式”(指老人家给教民群众授道的活动)时，教民都必须付出较丰厚的礼物或现金，奉献给“老人家”。“老人家”每年要“转坊”一次，亲自到自己的教区，为教民举行这种仪式，“老人家”转坊的时候，教民要宰羊宰牛，设宴款待，并纷纷送钱送礼。宁夏虎夫耶鲜门门宦则“重道不重教”，认为道乘高于教乘，故一般不举办念、礼、斋、课、朝宗教功课。而虎夫耶临夏毕家场门宦不重视敛财，他们除拱北的土地外，再没有其它财产。他们没有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土地收入和教民所送“乜贴”基本上都用于每年的祷念活动上，主持人独得者微乎其微。这说明不同的虎夫耶门宦支系，其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不尽相同。
第三节 中国伊斯兰经济思想基本特点
将中国伊斯兰经济思想同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相比较，中国伊斯兰经济思想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有关生产、经营方面的纯经济问题探讨较少，比如有关商业问题的着述很少。这同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不同，在伊斯兰经典思想体系中，经济问题占据极为重要地位，有着大量的论述，其中包括有关生产、经营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有关商业问题的论述在经典中占据相当的比例。甚至有人说《古兰经》就像一部商业手册。中国伊斯兰教不注意探讨纯经济问题的特点同中国传统儒学相同。
第二，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所涉及到的有关经济问题基本上属于经济伦理的内容，如有关天课、施舍、积谷、利息、消费等问题的论述。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家们重视经济伦理问题的特点同原教旨义是一致的。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更为突出。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家完全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立场出发关心经济问题的，而不是从生产、经营、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关心、探讨经济问题。这一点又同伊斯兰教原教旨义有所不同。伊斯兰教原教旨义虽然在经济思想中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但也十分重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伦理化色彩同中国传统儒学有着相一致的方面。中国传统儒学不从生产、经营、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关注经济问题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这里无庸赘述。
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家所关注的经济问题同伊斯兰教旨义有渊源关系，天课、积谷、利贷问题上的基本主张也同原教旨义一致。但在具体的解释和阐发过程中，却又换上了儒学的伦理概念与内容，以儒学伦理的概念、内容和思想，来解释、阐发伊斯兰经济伦理的原则，其中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家自觉地将伊斯兰经典经济主张、命诫，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仁、义”伦理思想体系相融合。各人融合的程度和侧重点虽有某种差异，但总体上这种融合的特点却十分突出。
第三，在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融合之中，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许多特点，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淹没和改造，如经典中崇商、重商的思想特点，义利统一、人本主义精神等未完全地体现出来。而一向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特点的扬义抑利、节欲、禁欲等思想却在中国伊斯兰经济思想中体现出来。“既不悖西方圣人，也不悖东方圣人”的追求，使其忽略、掩盖了伊斯兰教原教旨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不同之处。读了王岱舆、刘智等人的着作，使人感到他们不仅是一个穆斯林，也是一个造诣颇深的儒士，有人称之为“回儒”，就是这种特点的概括。其经济思想是这种特点的一个侧面体现。
第四，中国伊斯兰教派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传播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内容，也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成分。特别是西道堂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的经济思想除了受到国外苏非主义的影响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经济价值观的影响。嘎德忍耶比较突出一些。所以，中国伊斯兰教派经济思想渊源的多元性也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多元性渊源特征，使中国伊斯兰教派的经济思想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1)有的教派十分重视商业等方面的经济发展，对现实社会经济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而有的则不太重视商业等经济的发展，对现实社会经济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2)有的教派不太强调聚敛财富，具有一定的体谅教民困难、减轻教民负担观念。而有的教派则重视聚敛财富，给教民增加了经济负担。(3)有的教派比较重视伊斯兰传统经济制度实行，而有的教派则不太重视伊斯兰传统经济制度的遵行。(4)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伊斯兰教均反对奢侈、浪费的消费观念与行为。但比较来看，有的教派在崇尚节俭、朴素消费行为的同时，也主张适度地享受现实的美好物质生活，既润心又润物。有的教派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禁欲主义消费思想。中国伊斯兰教派经济思想的多元化特征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经济实践有一定影响。
第五，中国伊斯兰经济思想受现代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影响不大，除了伊斯兰银行模式与思想对中国穆斯林的金融思想与行为有一定影响外，尚未有系统的现代伊斯兰经济理论影响的表现。一是由于中国伊斯兰教派经过长期的发展，已根植中华大地，自成体系，不易受外界的影响。二是由于中国为非伊斯兰国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教努力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它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比较平稳，不易受国外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因而也很少受国外现代伊斯兰经济理论的影响。
第六，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自成体系，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少，受突厥文化、萨满文化的影响颇深。新疆地区的伊斯兰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与中亚、中东的伊斯兰经济思想与制度比较一致。由于曾出现政教合一的政权，伊斯兰传统的经济制度曾出现法律化的现象，受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影响较内地要大。
第七，中国穆斯林在经济思想方面，受伊斯兰教“两世吉庆”观影响颇深。无论明清之际穆斯林着译家们的论述还是伊斯兰教派的经济思想，都体现出了既积极追求今世幸福生活的精神，又体现了希望获得后世美好报酬的愿望，注意合理合法地获得今世的物质利益：“不独润心润身，还润屋”。苏非主义各教派、门宦的经济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一特点。一方面，中国的苏非派主张通过修炼、苦行来达到理想的宗教境界，获得后世美好的报酬，另一方面，又发扬着伊斯兰传统的“两世吉庆”精神，在恶劣的外部自然环境中，积极奋斗、或经商、或农耕，以开拓现实中美好的生活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