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商鞅有他的历史观。
商君反对厚古薄今，反对把夏商周三代神化。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一代不同于一代，因此，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不同的情况，没有必要照老黄历办事。
然而，有人却不是这么看的，他们总觉得老经验可靠，老办法保险，既然老祖宗一直是那么做的，为什么要改变呢？
不用说，在中国，这样考虑问题的人真还不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代，出了一本书叫做《淮南子》，是其时淮南王刘安筹划并组织门客编写的。书中就指出当时一种“流行病”——“好古”：“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宣扬道学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或者黄帝才能立论成说，假如是当时人所写的书，要是说成说是孔、墨所著，就会有人毕恭毕敬地学。书中还举了一些令人发笑的例子，有人新创作了乐曲，说是古时的善作曲者李奇所作，就吸引了众多的人来学，一时非常流行，但当他们得知并非李奇所作时，就不再喜欢它了。一把剑，有很多缺损，但有人把它说成是楚国的顷襄王的宝剑，连那些很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争着佩带。一架琴，简直是不成样子，但要是说成是楚庄王用过的，连很有身份的人物也会争着去鼓。
这正是说出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病：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喜欢到经典史籍或者圣贤的语录中去找根据，如果没有可靠的依据，那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没准会搞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
你就看那王莽、王安石、张居正，这些历史上的改革家，有哪一个不是用尽心思，到古书、古人、古事中去为自己的作法找根据作证明？虽然这更多的是一种策略。
偏偏商鞅没有，他连策略地虚晃一枪也省略了。你看他说得多直接又有道理：“三代不同理而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情况，只要因时制宜，都可以办好事情，为什么偏要死脑筋呢？自然，这一思想乃至做法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他自己死于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