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严酷的政治原则行政的标本。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曾经夸奖他：“（商）鞅一切不顾，真是有豪杰胸胆！”然而，商鞅对于文化的冷漠，也长期受到了历代文化人的批判。而儒家学者对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门户之见而予以轻视的。
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说，商鞅是用“三术”说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又说，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凶人”的说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倾向的。“三术”的说法，大概比较客观。那末，什么是“三术”呢，按照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是“王”、“霸”和“富国强兵”之术。这样看来，如果说商鞅有理论的话，他的理论，应当是以这种“术”作为结构主体的。而这种“术”，其实只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追求短期实效的一些具体政策而已。唐代人颜师古解释《汉书·武帝纪》的内容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说法。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的有罪的人，但是缺点是偏于严厉苛刻，不注意以宽厚之心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后来有人还说，秦国在道德方而名声不好，受到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有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的说法，商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朱熹也曾经批评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切地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也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国力的强盛，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
商鞅之政的这个特点，其实，司马迁在最早为他作传时已经有“刻薄”、“少恩”的评价了。太史公虽然笔法简略，可是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致的轮廓。
应当注意到，司马迁在这儿可不只是对商鞅个人进行什么道德品性和文化资质的分析，他实际上是表露了对商鞅改革的社会历史效应的一种文化感觉。
贾谊有一篇挺著名的政论文字——《陈政事疏》。这篇文章里面说商鞅丢掉了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竟然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已经被实际的利益追求刀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耱锄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咒骂。
秦人自商鞅之后，兴起了功利第一的时代精神。这虽然确实能够使得民众振奋起来，同心协力，致使秦国强盛，又运用兼并之法，完成进取之业，终于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等六个国家，占有了整个天下，可是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我们却看到秦人已经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败。
秦国风俗的败坏，用当时东方人重视传统道德的眼光来看，据说已经和禽兽没有什么差别。《韩非子·和氏》甚至说，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已经有烧毁诗书的恶劣行为了。也就是说秦始皇时代千古闻名的、极其严酷的、遭到世代人严厉唾骂的焚书坑儒的做法，已经先自有商鞅开了个坏头儿。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其实在商鞅时代就可以找到先行者了。
商鞅的文化观，带有特别浓重的实用主义的色彩。商鞅变法成功了，秦国富强了，“大一统”后来也终于实现了，但是因为文化的缺席，使得这一历史变化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社会文明应当取得的进步也没有到位。
有人曾经说，后来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实际上都是秦政的继续。商鞅这种极其短视的文化观，就是因为秦实现统一的政治上的成功，对于后来历代王朝上层执政者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
当然，以“刻薄”、“少恩”作为文化根基而建成的专制主义帝国的强固体制，也长久地成为扼杀和压抑中国文化之活泼生命力的铁牢。
作为最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的文化心理又是充满着矛盾的。他发起改革，起初却用非常陈腐的政治学说来试探君王，而引荐他的人，竟然是名声恶劣的宦官。
商鞅执法过于严酷，以致杜甫在他的诗句中有“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的评论（《述古三首》）。
拒绝听取批评意见，也是商鞅政治风格的特征之一。所以司马迁说，他最终在秦国恶名传播，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