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老狼那儿时，还可以看见它眼睛里凶狠的绿火渐渐熄灭。自那时起，我明白了，那只眼睛里有某种我前所未见的东西——某种只有狼和山知道的东西。我当时年轻气盛，动不动就手痒，想扣扳机；我以为狼的减少意味着鹿会增多，因此狼的消失意味着猎人的天堂。但是，在看了那绿色的火焰熄灭后，我明白狼和山都不会同意这个想法。[12]
——李奥帕德美国环境伦理家J。B。克里考特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我盯着褐色的淤泥堵塞的河水，看着一抹黑色的从孟菲斯来的工业、市政污水，跟随在后的是不断从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或圣路易斯飘来的一种不知名的混色线呢的碎片渣滓，我感到了一种明显的疼痛。它并不是清楚地局限在我四肢中的哪一肢上，也不像一阵头痛或恶心。但是，它却是真实的。我并不想在河中游泳，也不需要喝这里的水，也不想在它的沿岸买不动产。我的狭隘的个人利益并未受到影响，但是，不知怎么地我个人还是受到了伤害。在自我发现的那一刹那，我想到，这河是我的一部分。”[13]作家的意识和情感不是靠教化得来，而是从生命的体验中得来，生态文学作者几乎都有来自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创伤性体验”，这些体验及其伴随体验的各种情感是他们生态文学创作的直接源泉，是构成其生态意识和生命思考的直接原因。生态内容不能游离于生命体验之外，只能在自己的经验视野基础上来领会，人只有通过历史、现实、自身，才能认识世界和解答生命的谜底，并从历史和生命的现象中演绎出普遍真理和生活的意义，在生命体验的过程中，真切而内在地置身于自身生命之流中，并与他人和人类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使人的当下存在与人类历史相遇。绝大多数生态文学作家的创作都与他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他们的写作是关于他们生命经历的一种记录和表达。如梭罗、约翰·缪尔、蕾切尔·卡逊、李奥帕德、爱德华·艾比等。
感动我们的写作是那些发自生命情感的语言，它们犹如从大地上长出的庄稼、树木，这样的写作来自作者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发现，有生态情怀的作者会特别钟情大地上的生命和与这些生命有关的事，倾听来自这些生命存在的倾诉，领悟到他们的存在方式，感受到在大地、阳光、时间中存在的本质。在当代社会里，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体验自己生命和生存之外的存在，甚至自己的生命也陷入物质、金钱、地位的碌碌追逐中而不再与自己的本真连在一起。文学家并非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他的世界交付和呈现给我们，并非向我们描绘真理，而是向我们打开可以发现真理的世界。文学语言是内指性语言，作家是用自己的语言诉说自己在生命中的体验，是他的灵魂在诉说对这个世界的发现，读者可以从中窥见自我乃至人类的命运，使人们既超越现实的重负又能洞察存在的本质，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欠缺。当生态文学作家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建立在生态学思想和价值立场上时，他们的感知和体验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生态作家的写作之路是用他们的生命经历培植和丈量的，与他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为之写作的常常也是他们在践行的，写作是他们忠实于生活和自我内心的表现，如果作家的写作与他内在的需要和呼唤无法统一的话，对他们无疑是一种内在的分裂。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凸现的一个范畴，依其上下文关系可译为或理解为主体之间性、主观际性、主体（观）通性、共（多）主体性、主体间本位等。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14]传统文学写作大多是一种主体性写作，作家的叙述和立场一般以主体自居，作者站在自己的角度关照、认识、描述和评价世界，但在主体间性文本中，以语言的存在方式进入交流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间性代表着共主体性与互主体性，它展示的是一种主体——主体的结构和交流，其实就是互为主体的主体之间所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不是作者主体、形象主体或读者主体对某一方的构造与征服，而是不同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自由交往，没有主体和客体，只有在场与不在场。近代以来，主体性意识通过对自然的消解而确立、成就了其至上地位。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和生态思想的传播，一场以消解人类绝对主体意识的观念革新正在进行，这在客观上为主体间性的出场扫清了障碍。
人类迫切需要突破人与自然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壁垒和隔阂，跳出人与自然截然分离、对立的窠臼，以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交流和表达中，不同主体自己的情感和立场可以相互冲突、激荡，各个生命主体的独立价值和自由精神特征都能得到彰显。在生态观念构成的世界图景中，所有的动物都有生命的感觉，都是大自然母亲养育的孩子，它们都有存在的权利，同样以自己的态度、方式和立场演绎着属于它们世界的全部行为和感情，人类应该了解和尊重它们的世界、它们的感觉，让它们发出生命的呐喊。这种生命体之间“互生、互惠、互存、互栖、互养，应该成为大千世界的根本之道，意味着生命之为生命的最大可能是起源于不同物种之间的碰撞、拼贴、对话，这就是所谓有机共生。于是，对话而不是独白，就成为大自然演化中公开的秘密。”[15]主体间性写作方式为破解人类中心主义、彰显生命价值的平等找到了极好的途径，为生态文学写作叙述视角的转移和生态系统中不同生命间的沟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作者转换身份和立场，通过各种话语策略在文本中构建一个能充分实现主体间性的语意场，将人类从绝对主体和霸权的视阈中超越出来，让那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展示它的美丽，从而让人类麻木的心灵经受激荡，让大自然敞开自己的胸襟，看到供养我们的大地母亲已经伤痕累累、污垢满身，让生命在刀尖上忍着痛微笑着把自己展现在人们面前，让麻木的人类听到生命的震颤。因此，生态文学写作得以站在其他生命和大自然的角度来表达他们的立场和对人类统治的评价。当然，说到底，主体间性的写作也还是人为自然的代言，我们毕竟无法进入到物和其他生命的层面来与人类对话交流，但总体而言已经超越了人的主体性，遵循的是自然万物的尺度，是生命共同的尺度。这样，很多生态文学文本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视角，跳出了人类自我的立场，进入到属于其他生命的存在和感受中，体悟到了非人类世界的生命价值和它们在人类暴行中的疼痛。
翻开《梭罗集》里的每一篇作品，都看得到梭罗在大自然中的身影，听得到各种生命发出的声音和作者与它们的对话交流。《瓦尔登湖》、《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科德角》、《缅因森林》等都是梭罗在融入自然的湖畔隐居生活和与大自然交往的记录。他游行在河道中、栖居在岸上，但他更像是游行在生存的体验中、栖居在灵性的世界里，鲜活的生命像花一样开放，让梭罗的人生经验在这里聚合、奔涌，从而获得对历史与人类、幸福与智慧的体悟。这一切，都用一种生命共同的情感来预设和联系，都是在对大自然和生命的平等尊重中实现的。因此，梭罗的写作，是建立在大地之上的、生命共同体之上的写作。在康科德河流中航行漂流，如同在美丽的自然画卷中、在母亲的怀抱中，他能感受到大地之子——各种生命的激荡共存带给他的欢欣，他的心灵和情感世界得到了涵养和打开，他也从中感悟到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价值，以及简单、纯粹的自然生活的美好，同时为大自然及动物们正在遭受的暴虐感到痛惜和不安。在梭罗的眼里，“河流是所有国家的天然公路，不仅为旅行者铺平道路、扫除障碍、提供饮水、载舟而行，而且引导旅行者穿过地球上最富情趣的风景……”[16]传统的捕猎方式乃是人与动物在自然中公平的较量，在与大自然的相遇中，他的脉搏和大自然的脉搏一起跳动，带给了他对生命与存在的无限遐想，或者说是自然给了他生命的活力。梭罗欣赏恬静的河道，居住在湖畔美景中，到人迹罕至的湍流溪涧漂流，到丛林探险，再到荒凉峻峭的海岬沿岸领略大自然的洪荒和力量。梭罗寻找的生命体验是“太阳升起时你正好在场”[16]。他认为，人要在自然和其他生命中才能保持我们体内的生命的温度，因为是自然赋予了人现实的生命。他这样描写科德角海边的老居民：“风吹日晒褪尽颜色的脸上尽是皱纹，好像一张旧帆被赋予了生命，或者说像一片悬崖似的久经风吹日晒的皮肉，又像是上帝造人时掉在这块沙滩上的一团泥土……他严肃得毫无笑容，坚强到从不落泪，冷漠得如同蛤蜊——像戴上帽子、有两条腿的蛤蜊，爬到海滩上来走动。”[16]梭罗写作的时代是工业文明刚开始大举向自然进攻的时代，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在科技的支持下走向巅峰的时代，在这样一片欲望和征服的汪洋中，梭罗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疼痛，他漂流和跋涉在尚未被开发的河流和群山之间体验到了自然、平等、原初的生命状态。看到在河流上修建的电站大坝，他为河流、大地感到痛苦，为生活在河流中被阻断生命回溯之路的河鲱感到绝望和愤怒。梭罗写道：
它们以不受阻遏、不可理喻的本能依然旧地重访，仿佛它们严酷的命运将显显慈悲，而它们仍然遇上那公司建造的水坝。可怜的河鲱啊！哪里有给你的补偿啊！既然大自然给了你本能，她是否赐予你忍受自己命运的精神呢？你依然穿着多鳞的盔甲在海中漫游，到一处处河流入海口处谦恭地探寻，看人类是否可能已让其畅通允许你进入……你整群整群地移栖，完全凭本能，即你的信念，漂流，或许你并不了解时下哪儿是人类不居住的地方，哪儿没有工厂。你既无刀剑做武器又不能激发电流，你只是天真无邪的河鲱，胸怀正义的事业，你那柔软、哑口无言的嘴只知道向前方，你的鳞片很容易被剥离……人类肤浅而自私的博爱主义见鬼去吧！有谁听见了鱼类的叫喊？在某些人的记忆中将不会忘却：我们曾属于同一个时代。[16]
蕾切尔·卡逊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她的事业、与她关注的世界连在一起。作为从小就酷爱大自然的她在从事海洋生物研究工作的同时，她把对海洋实地考察所获得的感受和认识用优美的语言表现在读者的面前。她的《我们周围的大海》、《海风下》、《海的边缘》等具有生态思想的作品都曾位居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她的写作是与她对生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她写作的动力来自自然生命给她带来的神奇美丽和她要保持这份即将消逝的美丽的努力和呼吁，尤其是她去世前写的《寂静的春天》。正是她的努力引发了世界性的热潮，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真正开始深入人心。
爱德华·缪尔为世界环境保护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他的坚持努力使人们认识到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意义，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保留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中的那些自然风景和自由的生命。缪尔的写作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用他的描绘引诱人们到公园来，激发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他相信只要人们来这里看看大自然的样子，必然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护大自然的价值。他用激情和爱描绘了美国西部国家公园的壮观景色，以至于“所有到过伟大的西部国家公园的人们，以及所有有一天将要去探访的人们，都会被缪尔的描述迷住。这种天然的庄严、伟大被深深镌刻进约翰·缪尔的崇高精神之中。它照耀着这部非凡之作的每一页”[17]。
爱德华·艾比是美国另一位杰出的生态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沙漠独居者》就是在他多年沙漠生活的经历中写出的。他的生命和大自然紧紧连在一起，以至于他一直无法长久在城市中生活而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荒野和山林中。正如他所说：“感受而没有行动，是对心灵的摧残。”他和梭罗一样喜欢在自然中的生活并懂得欣赏自然，对人类粗暴干预自然的行为深恶痛绝。他的长篇小说《有意破坏帮》叙述了以海都克为代表的四个生态行动主义者以有意破坏的方式阻止破坏生态行为的故事：当海都克看到昔日美丽的故乡已被工地、垃圾场、有毒气体、巨型水坝等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生态保护行动中，与各种破坏和掠夺开发行为作斗争。他和朋友们捣毁推土机，割断电线，炸断桥梁，甚至试图去炸毁格兰峡谷大坝。尽管他和朋友们成为被四处通缉的罪犯，但他们依然不懈地为恢复大自然昔日美好的景色而努力奋斗。虽然由于保护生态而实行有意性破坏行为违反了法律而使艾比的这部作品引起了很大争议，然而艾比却承认自己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有意性破坏，基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认为抵御、反对甚至破坏那些危害自然生态的行为是一种自卫，是属于生命的一种权利。
作家主体间性的写作与他们的生命体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态文学作家几乎都是有过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对生命中生态恶化景象和自身自然感性的物化、压抑和削弱有切身之感，童年的记忆和现实的反差往往成为他们生态写作的内驱力，他们对正在被理性、机器和图像分割得支离破碎的自然的思考成为他们生态情感和题材的直接来源。他们在生命经历中展开了对存在价值和写作意义的追问，对文学创作进行反思和主动选择，力图通过自身的语言将生命的意义从被遮蔽、损伤的世界中解救出来。正是这些来自生命的经历让他们可以超越人类自我的独白和呓语，进入到自然生命的共同命运休戚中。20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作家，童年的教育与纯净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嬉戏是分不开的，污染这个概念在他们儿时的语汇里是找不到的。现在呢，记忆中的美好被现实粗暴地夺走了，田园诗意只在老人的追忆和遥远的世界中，人们只能在充斥着水泥和沙尘污浊的周遭中展开对自然和生命美丽景色的空漠怀想。中外最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作家几乎都是在亲眼目睹生态破坏的现实苦难中开始他们生态写作的。其中，非虚构的生态文学文本占了很大比例。中国生态文学界最有影响力作家，如徐刚、哲夫、李青松、王治安、沙青等人的写作大多都是建立在采访、实地考察之上，现实灾难性的生态危机和童年大地上美好的记忆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与强烈冲突激发了他们的写作热情，他们的写作几乎都是关于他们生命历程和记忆之乡的写作。
无论是虚构文本还是非虚构文本，作家的写作都要依赖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同时通过写作立场和思想观念的确立拓展其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的观念是由不同的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决定的，生态的恶化实质上是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欲望）开始的，人们走得太远，太贪婪了，只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毫不顾及其他的生命存在和获得需要的代价，以至于最后连自己最真实的需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实的生态体验带给作家们关于生命、存在、大地、文明、发展等问题的反思，他们在写作中进一步认识到了生态文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走向自觉的生态文学写作获得了越来越广阔的创作天地。当代生态文学经过从现实批判、行为揭露到文化反思，作者的精神品格和话语方式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而极大丰富了生态文学的表现方式，拓展了生态文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从问题关注到文化反思，表现出生态文学作家生态观念、生命意识、忧患意识的深化，从个人的天地转向对人类共同境遇的关注、忧虑和思考，实现从自然生态的思考到文化生态的构建。生态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现实生态问题不仅是它的写作背景，而且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对象、作家感情和认识的基础，只要人的生命在场，对人类的生存的关注就不会被淡然。作为一种文学景观，它的出现是诸多因素的合力的结果，生态题材可以成为新时期作家反映时代生活与人生百态、关照自我与内心的极好角度和参照，生态文学把生态话题带入人们精神和文化视野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