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军事生产布局
曹魏后期，宗室衰落。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称帝，都洛阳，史称西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重新统一。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攻陷长安，西晋灭亡。建兴五年（公元317年），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两晋是战争十分频繁的时期，据有关资料统计，西晋有战争84次，东晋有战争272次。因此，两晋时期的军事生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从军事生产布局来看，军事农业相对集中，而军事手工业生产比较分散。
西晋时期，边境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即沿边内外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与汉民杂处。统治者在边境地区设东夷校尉、护羌校尉等军事机构加强管理。西晋来自边疆的军事压力减弱，周边的军事屯田没有大规模展开。军事农业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的南方，而且经常在用兵地区进行。
西晋建国前后，讨蜀伐吴，战费开支巨大。讨蜀战争中，司马氏用兵十五万。这次用兵，司马昭在军事经济人力，财力上准备了整整六年时间。尽管准备充分，时有财力不足支之感。如钟会所部在攻蜀中，屡攻不克，加之粮草不继，十万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后因魏军偷渡阴平成功，才转危为安。晋伐吴之役，使用兵力更多，共有二十多万。为了在战争中取胜，晋量其整个及诸郡武吏，并万余人造作，岁终可办，在东晋的一些州郡，就有数百上千的吏，从事官府冶炼手工业，为官家冶炼铜铁，锻造兵器。
此外，有的吏役还要要承担农业生产。当时吏承担的农业生产，耕种国有土地，其形式有屯田、公田、禄田三种。公田收获归政府，其中部分归国家，部分为地方官府所有，禄田收获则归官长所有。在公田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吏，大致分作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耕种公田，另一种是缴纳粮食。耕种公田者，要将收获物完全缴纳官府。后者是按政府规定量交纳，在西晋初时，规定“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既出限米，军出又从……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两晋时期的军事农业生产
1.占田制取代屯田制
在三国时期，屯田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是解决军粮的主要渠道。但随着屯田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屯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军粮的保障问题。所谓屯田使“仓廪皆满”，只是官府的储量丰富，获利者并非屯田民。屯田制的推行过程中，农民的原有土地被官府夺走，屯田民的身份显著下降。所以，农民并不愿意作屯田民。农民或以逃亡相抵制，或以武装起义以示反抗。再加上在屯田过程中，地主阶级大肆侵占国有土地，使得屯田制下的国有土地和劳动力，不断的私有化，从而使得屯田制逐步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在屯田上的收入不断减少，民屯在军事上的作用逐渐在减弱。司马炎在位之后，意识到了屯田收入的权宜性质，决定废除屯田制，运用租税手段来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以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军事财力的基础。
西晋“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占田制。占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对贵族和官吏的占田及荫附劳动力进行了限制；二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户调加以肯定，使之成为固定的财政制度，三是规定了占田课田的标准。按占田制度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其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占田只是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征收赋税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西晋在占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调制，即农民要按新的规定向国家交纳田租和户调。田租为50亩收租4斛，即4石，合每亩8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课田者输义米，户3斛，远者5斗。极远者输钱，人28文。户调为，丁男作户主的，每年交绢3匹，绵3斤。户主是妇女或次丁男的，折半交纳。边远郡县只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居民每户交麻布1匹，较远的地方可减到1丈，这是对边区征收的实物税。
占田制取代民屯制之后，在军粮供给上的作用并没有降低。西晋建立在占田制基础上的租调，比三国时期曹魏的租调要严密得多，负担数量也比曹魏时加重了。大体上田租高出一倍，户调约增加了三分之一，史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多记录。《晋史·成帝纪》中说，咸康二年“算军用税米空悬五十余万石”。这一情况，反映西晋王朝为了军国所需，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西晋在太康元年以前沿袭曹魏旧制，国家财政收入相当部分来自屯田，政府的军政开支主要仰给于屯田收入。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常常是设法扩大屯田面积，或者提供屯田征课的比率。对此，傅玄提出不同的看法。
傅玄认为，财政税收的增加当然不能离开屯田事业的发展，但只是靠增加屯田面积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要增加屯田的收获量，“不务多其顷亩，当务修其功力”。就是说，与其扩大屯田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如在现有的屯田面积的基础之上，多投入劳动和改进其生产方法，更能增加粮食收成。这种要求改变屯田粗放耕作，增加屯田垦殖的技术含量的农业生产管理思想，产生于生活在公元三世纪的傅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军屯制度的变革
实行占田制以后，国家财政固然在增加，但“百姓调敝，公私无储”的困境仍然存在。一方面“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却日益膨胀，政府开支与日俱增。这种局面不仅使西晋王朝面临入不敷出的严重财政困难，而且孕育着阶级矛盾尖税化的社会危机。所以，西晋在废除民屯之后，并没有废除军屯，而只是在三国军屯的基础上加以改革。三国时期的军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兵士本身屯田，表现为兵士一边作战，一边屯田，谓之“出战人耕”，或曰“且田且守”；另一种是兵士的家属屯田，亦称为“士家屯田”。这两种军屯剥削方式是不同的。兵士的装备与粮食由国家供给，耕种的土地属国有，兵士屯田的收获物，全部上缴官府或军队，这是劳役型军屯。“士家屯田”的耕种土地也属于国家，耕牛、种子、家具部分由国家解决，屯田收获物除解决士家所需部分外，其余上缴，这属于租佃型军屯。司马炎对军屯制度进行了改革，把租佃方式经营屯田的作法，由“士家”扩大到兵士本身。兵士和兵户的屯田，都可以从屯田的收人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获。
晋统治者之所以扩大租佃型军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通过改善士兵的生活进而稳定兵户，即所谓使“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西晋王朝建立之后，对屯田士兵的征课很重。司隶校尉傅玄认为，如果对屯田的征课比率过高，会打击屯田士兵的生产积极性。主张用租佃型军屯完全取代劳役型军屯，合理分配劳动成果。傅玄的主张被最高当局认可。所以，西晋把租佃方式经营屯田的作法用于军屯，兵士和兵户的屯田，都可以从屯田的收人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获。
另一个是通过租佃型屯田办法，增加军费来源。史载：租佃型屯田分配原则是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无论是官六兵四分成，还是官兵中分（各50%），对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实际上，这一征课比率和汉代农民耕种地主土地缴纳50%的地租没有什么不同。而是过重的征课比率不仅使”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反而会造成粮食减产，国家财政减收，”有损弃之忧，对民对国都不利。
司马炎改革军屯之后，增加了财政收入，减轻了国家养兵负担。如当时豫州佃兵用公牛3.5万头，收获后，屯田士卒每头牛上交谷200斛，国家每年收成谷700万斛。同时，也改善了军屯士兵的生活。因为军人的生活费用主要来自屯田上的收获，史载：世兵以租田方式耕种国有土地，“头责二百斛”即地租按计牛输谷方式交纳，数量为每头牛纳200斛地租。如果每户租地100倾，按“亩收三斛”，则屯田者除缴纳地租200斛之外，还可以有100斛的剩余。可见，这种制度对稳定兵户和保证兵户家庭生活来源都带来一定好处。
两晋时期的军事手工业生产
两晋时期，社会经济总体水平较秦汉有了一定发展，农业、手工业、矿冶业、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煮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如矿冶业，北方的冶炼基地不断壮大，冶炼技术有了较大提高，铁、铜等产品的产量也有较大增长。在东晋时期，南方的冶炼业也迅速发展，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等地都有冶铁手工业。尤其是军事重镇扬州，发展成为冶铸业的重要基地。史载：“县南百余里，铁岘山广轮二百许里，山出铁，扬州令鼓铸之”。安徽的贵池、湖北武昌和四川益州的冶铸业也很发达。冶铸业的发展，为军事生产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两晋，兵器手工业仍由官府垄断，并为封建王朝服务。晋政权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管理兵器制造的机构。中央由少府总管，下属有制造、库藏等部门。除少府外，中央行政机关尚书省的下属机构，也有分工主管兵器之官员，“晋宋之世……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刑狱、兵器”。兵器制造工场的劳动者，主要来自“百工”，一部分是民间的手工业者，一部分是籍没人官的奴婢和刑徒。“百工”的身份仍然很低，他们世代相袭为官府手工业服役。在地方，军事生产由各地都督刺史掌管。掌军刺史各有军府机构。都督刺史不仅掌握军权，而且也掌握兵器生产制造大权。当时，凡掌握重兵的将领都十分重视兵器制造。如东晋权臣祖逖，在第一次北伐前，在扬州一带打造兵器。率兵渡江之后，又在淮阴铸造兵器和招募士卒。除杨州外，浙江会稽也是制造兵器的著名场所，“剡县（今嵊州）有三白（山），出铁，常供戍器”。在南方的广州，官府专设了冶铁，制造兵器的机构。组织和管理兵器制造事宜。史载：“时东土多赋役，而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
两晋时期，由于战乱不止，一方面社会生产力遭到一定的破坏，从而阻碍了军事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军事手工业又关系到统冶者政权的巩固与否，战争又促进了军事手工业的发展。在战乱中，冶铸业和兵器制造业工艺改进，技术提高。如东晋时，发明了横法钢，用这种新钢铁制造的刀剑，锋利无比。当时生产的兵器，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形制比前代复杂。统治者对兵器的质量要求很高，箭镞大多用钢制成，特别讲求穿甲力，如果箭镞穿透力达不到官府的要求，“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因而晋代的兵器质量比较好，尤其是弩和箭质量更优。弩比汉代大，有万钧神弩美称。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用万钧神弩，连破卢循。《晋书》载：钢制箭镞能将“铁厚一寸，射而洞子。”西晋生产的铠甲，主要是“筒袖铠”因主要继承三国时期蜀国的甲制，被名为“诸葛亮筒袖铠”，东晋沿袭西晋甲制，无大变化。
两晋的造船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对兵船的改进有着重要影响。晋武帝在平吴之前，针对西晋水军不足的情况，大力发展造船业，在各地兴办造船工场，从而使兵船质量和数量均大有提高。王氵睿在益州造的楼舰，可容二千余人，船上可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东晋时，由于南北对峙的军事形势，统治者非常重视修造船舰，建立水师。战船上两边新装了有作战用的拍竿，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装置的攻击武器，可在近距离拍击敌舰。随着造船业的发达，战时可出动大批的战船。东晋造船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南方的军事经济实力，在南北长期军事对峙中，有着重要作用。
两晋时期的军事生产管理机构
两晋时期的军事农业与军事手工业已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中央一级由主管经济的机构管理。两晋的财政官职体制大体与曹魏相似。度支尚书统一掌管财政大计。大司农、少府仍存在，分别掌管粮谷和布帛。所不同的是，大司农的地位进一步降低。晋武帝咸宁时，有人建议皇帝“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当时未被最高统治者采纳。但在东晋哀帝时曾一度罢省司农，反映大司农在财政方面已失去了重要作用。
晋朝掌理经济的也称为度支尚书，但是属官有些变动。武帝时罢农部、定课，置吏部、金部、仓部、客曹、驾部、屯田、度支、运部等35曹，军事农业生产由度支尚书属下的机构管理。东晋时减为10曹郎，康、穆以后为18曹郎。部门虽多有所更易，时增时减，但各曹之职能无多大变化。尽管大司农地位降低，但其属官仍掌以粮谷事宜。史载，大司农“统太仓，籍田，导官三令”。屯田粮食等收获物，送大司农下属的官仓储存。由于两晋时期实行分封制，各地的军屯管理大权落人军事官僚手中。西晋时，关中、豫州、冀州、青徐四镇属军事大镇，每地有兵4万以上，军事屯田规模很大，都督刺史派员管理屯田，“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中央机关对军屯管理逐渐失去作用。
晋政权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管理兵器制造的机构。中央由少府总管，下属有制造、库藏等部门。除少府外，中央行政机关尚书省的下属机构，也有分工主管兵器之官员，“晋宋之世……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刑狱、兵器”。东晋时，少府的地位也有降低，逐渐失去管理钱帛库藏之积，与财政管理脱节而成为专管官营手工业的机构。由于国家处于财政虚竭，“主弱臣强”状况，各地军事手工业生产大权落入封建割据势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