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柏林的边界障碍会最终变成柏林墙。关于边界障碍，报纸或闪烁不定的黑白电视图像会让整个世界注意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
意象之一是埃里希·昂纳克集权而充满机械化效率的“玫瑰行动”：荷枪实弹的东德士兵、警察和工厂战斗小组成员整齐划一地排列开来，伸展的带刺铁丝网把一个大都市的神经网络一分为二，混凝土柱子像指甲一样深深嵌进柏林那被征服的躯体之内。意象之二是惊恐和乱糟糟的人群。边界封锁时，人群四散奔跑，或试图逃亡。一些人受到围观群众的鼓舞，奋力冲向西柏林。边界两侧的人们相互挥手，高呼彼此的名字，还有人举起手里的孩子和宠物。他们竭力挣扎着接近彼此，但都是徒劳。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几年或者永远都无法见到彼此了。然而，最令人痛心的场面还是发生在贝瑙尔大街及其周边的情景。
贝瑙尔大街位于柏林市威丁区，在柏林法国占领区。这条很快就会变得臭名昭著的大街始于柏林北火车站，向东北延伸大概1.5公里之后，来到伊伯斯万德尔大街和希维德勒大街的交汇处。在这里，边界围墙转而向北，沿着东德边界继续延伸。多年前，这里是一个繁忙的铁路车场，现在则是东西德边界的无人区。这片区域的面积约为三到四个街区，几乎笔直地突入东德。
区域的三面都和共产主义国家东德接壤。依据1920年制定的多少有点怪异的大柏林区域边界协约，贝瑙尔大街成为威丁区和米特区（柏林中心地区）的分界线。威丁区位于西柏林，在法国占领区内；米特区位于东柏林，属于东德。
在这条街的前三四百米，即从柏林北火车站蜿蜒而来的那一段，东西柏林的边界沿着柏林索菲教堂的墓地边缘划定；而接下来的一段边界则沿着另一墓地的边缘划定，这个墓地属于伊丽莎白——升天（伊丽莎白升天节）教会。街两旁的居民以前或许并不关心自己属于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共产主义阵营，而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到了19世纪，公寓楼开始沿着街道两旁修建，随着居民人数的增加，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让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许多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东西柏林的边界线沿着贝瑙尔大街的南侧（从地理位置来说是南侧，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则应该是“东侧”）划定，大街北侧的建筑物和整条大街都属于西柏林，大街南侧的建筑物完全属于东柏林。
边界封锁之后，居住在贝瑙尔大街的西柏林人，蓦然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突然陷入了一团糟。以前，他们常常去东柏林购物，孩子们放学后会到花园大街旁的旱冰场溜冰，星期天他们会去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公园附近的童话泉野餐。他们的教堂——19世纪的复合教堂，入口朝向西柏林，但整体建筑却在东柏林。后来，教堂被拆除，成为边界无人区。
边界封锁时，埃尔珂·克尔伯格只有13岁，住在哈西顿大街和贝瑙尔大街相交处（如今仍住在这里）。埃尔珂是独生女，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住在街对面的表姐。对她来说，这位表姐就如同自己的亲姐姐一样。两家亲戚住得这么近，当然彼此经常串门。
亲朋分离的灾难迹象首先出现于8月13日星期天早上8点，埃尔珂的母亲去买报纸。回到家里时，她既愤怒又焦虑：向右拐弯通向柏林米特区贝瑙尔大街的三条街道，即阿克大街、花园大街和史特利茨大街，都被带刺铁丝网封锁起来了。东德警察持枪把守通道，而建筑工人似乎正在加紧建造永久性的路障。
本来，克尔伯格一家计划那天下午去亲戚家喝咖啡，但现在，住在大街南侧的人，包括埃尔珂的表姐一家，都被困在东柏林了。这个星期天被柏林人称作“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标志着大多数柏林人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普普通通的街道变成了陷阱，有时甚至是死亡陷阱。
边界封锁几小时内，人们就意识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柏林分裂了。几个小时前，进入西柏林只需轻松地跨过街道，现在，一条街道变成了天堑。那些被困在东柏林的人，在发疯般地做最后尝试，努力想要进入西柏林。
贝瑙尔大街开始上演这样的画面，被困的东柏林人纷纷从自家窗户跳到贝瑙尔大街上，因为贝瑙尔大街属于西柏林。东德人民警察和边境警察意识到被困的东柏林人有可能逃走，于是进入这些楼房展开搜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边界区域内“不可靠的”因素，但这需要时间。
贝瑙尔大街上的逃亡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观看的人间戏剧。通过报社和刚刚建立起来的电视台镜头，这些逃亡画面很快就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视线。西柏林的人群、警察和消防队员都赶到了贝瑙尔大街。人群朝站在窗台上犹豫着是否要往下跳的东柏林人大喊，给他们鼓劲儿。消防队员在楼下铺开充气垫，防止跳楼的人摔伤。一名男子从二楼的窗户滑向地面时，突然发现自己被房间里的东德警察拖住了。楼下街道上的西柏林人在窗下抓住他的脚踝，狠命地想把他拉下来。这是一场激烈的角力比赛。这一次，靠着地心引力的帮助，逃亡者和西柏林援助者获胜了。
其他人可没这么幸运。许多准备逃走的人在公寓楼被清理前的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内悲哀地离开了这个世界。59岁的艾达·希克曼从楼上跳到西柏林的大街上，不幸摔死。47岁的鲁道夫·厄尔本从公寓楼的窗户跳入西柏林，结果受了重伤。在西柏林的医院内半死不活地躺了一个月后，终因伤重不治而亡。即使后来公寓楼的窗户被砖块砌死后，还有人试图从公寓楼的楼顶逃入西柏林。
贝恩德·兰瑟是贝瑙尔大街上最后一批遇难者之一。10月4号那天，兰瑟准备借助晾衣绳从贝瑙尔大街44号公寓楼的楼顶滑入西柏林。东德警察火速进入了这栋公寓楼，兰瑟只好跑向其他地方，东德警察追着他在楼顶上乱跑。奔跑的同时，兰瑟不断向西柏林呼喊求救。
在公寓楼下的大街上，消防人员已经铺好充气垫准备营救他；几百名旁观的西柏林人聚在街上。东德边境警察步步紧逼，兰瑟只能纵身一跃，从楼顶上跳了下去。遗憾的是，他没有跳到气垫上。他结实地摔在地面上，几分钟后就死去了。离开人世的时候，兰瑟只有30岁。
当时，东西柏林的边界线上还没有“围墙”，围墙是后来才出现的。然而，即使是8月12日到13日那个晚上临时树立起来的边界障碍，也惊人的有效。
西柏林的马林菲尔德接待中心挤满了东德难民。大多数难民是周日前来到西柏林的，他们正在等待接受审查。星期一，难民登记工作开始时，接待中心出现了几千个难民。他们是周末来西柏林走亲访友的东德人；边界封锁后，他们决定留在西柏林。星期二前来登记的几百名东德人也是同样情况。
根据官方数据，星期日晚上共有28人成功越境，第二天有41人越境。一些逃亡者游过泰尔托运河进入西柏林。一名50岁的铁路工人成功越境，名叫阿尔方斯·杜宾斯基。杜宾斯基设法溜过希特勒帝国总理府遗址附近的无人区，穿过布满带刺铁丝网的艾伯特大街，进入提尔公园和安全的西柏林。星期一的晚上，在守卫还相对松懈的泰尔托运河，一对夫妇朝对岸的美国占领区游去，东德军警朝这对夫妇开枪射击。幸好他们没有受伤，还安全抵达了西柏林。这次开枪事件对于今后还想通过这条途径逃往西柏林的人来说，不啻一个可怕的警告。
东德政府领导人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使命。他们可以欢欣鼓舞，庆祝自己的胜利。
党的官方喉舌——《新德意志》大肆报道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所代表的胜利。“对战争贩子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历史的轨道已经转向了和平……工人们对胜利的回应是刷新的生产记录。”该报头版社论的标题为“一目了然的局势”。文章中如此描述西柏林政府当局：“只需轻轻一击，就可看出他们的政策多么腐化，他们的境遇多么岌岌可危。”报纸报道勃兰特垂头丧气，在西柏林民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就像“在为人口贩子念悼词”。
该报年轻记者君特·沙博夫斯基是一名忠实的共产主义者，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这种胜利。他支持的政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智谋上击败了资本主义者。对他和同事来说，这是“伟大的一天”。
在欢欣鼓舞的表面之下，德国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国家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安全，和以前一样偏执。
共产党认为，有两类人不爱党，一类是明显的，一类是不那么明显的。明显不爱党的就是成千上万的边界跨越者，因为他们之前选择在西柏林工作。多年以来，东德政府采用了除明令禁止外的所有手段去迫害他们。同样明显不爱党的还有选择（或其父母选择）去西德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还有一类人，他们在工作单位和强制性政治会议上表现得很积极，但在背地里却抱怨不已。这类人对党的不热爱表现得很隐晦。
“边界跨越者”很好处理。他们被直接送往职业介绍所，在东德的工厂里找活干。作为可疑分子，“边界跨越者”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遭受排斥和歧视，在工作场所，不准“聚在一起”；而且，还不得应聘“重要职位，特别是关键生产领域的重要职位。”9月中旬，史塔西报告说已经登记了32000名以前的“边境跨越者”，其中的24000人已经在民主柏林（东柏林）接受了新的工作岗位。
不可忽视的是，因为东德政府的偏见，当然这种偏见并不让人觉得意外，所有在东柏林生活但曾经在西柏林授过课的教师，尽管有教师资格，却都被终身禁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教育系统工作。
“西方学生”（Weststudenten）在边界开放时选择在西柏林或西德求学，因而也要受到惩罚。这些“西方学生”被划为“阶级斗争”分子和“工农国家”的叛徒，将会受到严肃处理。此类专科生和大学生被“明确”禁止在东德继续完成学业。学技术类科目的学生直接被派往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们的知识可能会派上用场。一段时间后，经领导同意，他们可能获准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学习。
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将会受到特别的报复性惩罚。在政府颁布的命令中：“凡是在西柏林学习社会学科目的西方学生，包括大学即将毕业的西方学生，都将一律派遣到生产加工部门工作”。也就是说，只要在西德学习过政治类学科的学生都要被直接送往工厂，从事纯体力工作。
棘手的是那些8月13日前在西德入学的东德青年和儿童，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完成学业。“污染”一直是东德政府担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东德政府担心在政治上受到污染的边境跨越者会削弱无辜的社会主义工厂，同样，他们也担心腐化的年轻人会毒害纯洁的社会主义学校。东德政府“绝对禁止”在同一个班级或同一所学校集中安置大量的“前西方学生”。就近或方便上学的措施也不能违反这项政策。
至少多数少年儿童还被允许继续在校学习。随着这些少年儿童逐渐长大，事情就变得更加棘手。“西方学生”进入十一和十二年级时（高中的二三年级），会被禁止继续完成学业，而且他们会被指派去做学徒。他们没有上大学的资格，除非基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考虑“是合适的”，但这完全取决于孩子“父母对我们政府措施的态度，以及他们愿意依照我们的教育法规来帮助教育他们的孩子。”
要想孩子得到（可能的）继续学业的机会，父母必须付出代价，必须完全奴颜婢膝地服从。
十三年级（大学预科）的西方学生，以及那些误入歧途的大学文科生，都会被直接踢到劳动大军的队伍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或许这是因为东德政府极不信任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不管其年龄大小，知识分子的态度总是东德政府当局担忧的一个问题。
中央委员会已经收到以告密为基础的调查分析报告，报告中详尽叙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的言行举止。医生抱怨西德药品突然短缺，担心无法治疗自费以及享受国家医疗福利的病人；演员抱怨自己与德国文化遗产之间的纽带被割断了；一些中产阶级个体户害怕政府剥夺钳制他们的独立。“为什么现在才想起问我们呢？”有人抱怨说，“这件事情（即修建柏林墙）已成定局。政府应该先征询意见并展开讨论，看看我们是否同意。这才叫民主！”据报告，这种观点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蔓延”。
偶尔也会有民众公开批评边界封锁事件。在哈雷区一家化工厂，有人在会议中公开表示异议，认为应该“讨论”8月13日的边界封锁事件。工人们声称，“这种行为是一种犯罪”。报告简单地描述了这种直白的后果：“两名恶棍最终被逮捕”。
其他地方，某位“里克特同志”宣称自己不赞同这样的“措施”。当然，他说的话会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损害。他声称，不管怎样，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毁”（verpfuscht）。针对这一事件，政府情报人员在报告中提交了这位“被毁”人士的一些照片，展示了他舒适的公寓。报告中还附上几句讽刺的评论：“里克特有一辆特拉贝特牌豪华轿车”，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他舒适奢华的公寓内有冰箱、电视机、专为公寓添置的新家具，以及两头大肥猪。”
东德政府当局选择在周末封锁边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要让睡梦中的西方人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东德境内劳动大军的过激反应。
1953年6月，工人们扔下手中的工具，互吐苦水，然后冲出工厂和建筑工地，聚集在大街上。为了平息那次暴乱，东德政府甚至动用了苏联的坦克。那次暴乱让东德政府当局学乖了。经过精心策划后，东德政府当局决定在8月的一个星期天进行边界封锁。周末的时候，工人通常会和家人在一起，在家中休闲，或者去德国传统的小块菜地（Gartenlauben）耕作，或者去乡下度一个小假。总之，周末不太可能出现大集会和大罢工。
到了周一，东德政府当局推断，边界封锁已成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他们走了一着妙棋。
此外，东德政府安排了一些集会，让统一社会党官员和鼓动家发表演讲，并让民众展开自由讨论。在讨论中，政府不加任何评判。只要有批评者做得太过火，就像哈雷区那些无畏的工人一样，他们立刻就会被认定为“暴徒”或“反动分子”，很快被秘密警察逮捕。
足有数千人被划为“暴徒”或“反动分子”。1961年上半年，大约1500名东德人因为政治罪被逮捕；1961年下半年，这个数字翻了5倍，人数达到7200人。专政仍在继续，但依然不能和1953年相提并论——当时的情况极其糟糕，所有的东德监狱都装满了叛乱者。这次清洗运动中被整肃出来的人去了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仅外人知之甚少，甚至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人都很少耳闻。但是，进入这个地方并侥幸活下来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里。
那个周末快结束时，19岁的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结束了浪漫的乡间约会。他回到东柏林米特区自己那舒适的家中。
与此同时，那个“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已经结束，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个人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新的“边界措施”并没有太激烈的反应，他爱着的女人也住在新边界墙以东，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生活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他考虑的只是去哪里学习，与爱人约会，和朋友相见，以及去这个城市的历史中心，在咖啡馆和酒吧中消磨时间。
事实并没有按他预想的方向发展。5天后，8月17号星期四，麻烦找上门了。
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舒尔茨·雷德伽斯特正沿着一条郊区公路散步。一辆汽车跟着他滑行，两个人从车上下来，挡住了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路。这两个人请他去“澄清一件事情”。他们客气的语言掩饰了逮捕他的真相。两人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架进一辆等待着的瓦尔特堡汽车。在抓捕他的过程中，车里的那个人让车子的引擎一直转动着。上车后，司机猛踩一下油门，汽车飞速离开，咣咣当当地压过鹅卵石路面，向无人知晓的地方奔驰而去。
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带去的地方，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禁区”。通常，人们乘坐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的有轨电车，沿着列宁大街宽阔的林荫大道向东前行约5公里，就会在根斯勒大街站下车。如果有人还要继续进入列宁大街北部迷宫一般的街道，那么他会发现寻找正确的方向是多么困难。
这是一个居民生活与轻工业的混合区，位于利希滕贝格的霍恩施豪森区。这是东柏林一个非常繁忙的外围区，但这样一块重要的区域在城市地图上却没有任何标志。附近的街道都有明确的标识，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东柏林出版的地图上却把这个区域标注为空地。即使在西德的地图上，也只显示了模糊的建筑轮廓，以及一些“二战”前就存在的小货运车站。
如果游客坚持从根斯勒大街有轨电车站一路往北前行，他们会看到一道高墙，墙上挂着警示标志牌。如果他们转入福里恩瓦尔德大街，会看到一个上书“禁止前行”的警示牌和一个武装守卫站，守护这个地方的是身穿东德国家安全部制服的守卫。一道高高矗立的镶嵌着钢铁的围墙封住了前进的路。这是进入禁地的主要入口。
这片工业区占地约0.5平方公里，1933年前归犹太人所有，后被纳粹征用。一些“雅利安”人的企业趁机扩张。一家大型纽扣生产厂家因为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军购合同而壮大起来。其他受到照顾的公司还包括生产肉类加工机械的赫克勒工厂和生产疫苗的爱施德制药厂。纳粹的社会福利机构（NSV）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食堂厨房（Grosskuche），依靠“冬季援助基金”的扶持，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
“二战”时期，盟军的空袭彻底摧毁了这些设施。轰炸还毁损了盖世太保在根斯勒大街两旁修建的小型惩罚性集中营。如果犹太人和从东欧征召来的工人不服管，他们就会被送进这些惩罚性集中营。此外，空袭还炸毁了纳粹国防军的一个仓库，是用来囤积从欧洲掠夺来的战利品的。
4月22日，白俄先遣部队第五军在伯扎林将军的统率下，占领了霍恩施豪森。仓库内的大量物品和食堂厨房的大部分设备都不见了踪影。其实，那个时候德国郊区工业的命运大抵都是如此。
这个区域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就建在了这个地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是苏联安全委员会克格勃（KGB）的前身。在当地共产主义者和告密者的协助下，苏联政府开始在当地围捕那些支持过希特勒的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分子。
1945年4月23日，肉类加工机械厂的老板、80岁高龄的理查德·赫克勒被苏联巡逻队认出，当场击毙，尸横福里恩瓦尔德大街和根斯勒大街的拐角处。一同被枪杀的还有他的管家和一名世交。在战后混乱喧嚣的那几周，这种毫无征兆的复仇杀戮在整个苏联占领区都很普遍。很快，这种随意处决就换成了系统的清洗。小理查德·赫克勒，即死去的肉类加工机械厂厂长的儿子，突然被捕，并永远消失在苏联的一处劳改营中。厂里的其他几名经理也被捕入狱。很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起用了盖世太保遗留下来的集中营和食堂厨房。1945年5月中旬，这个地方被官方正式指定为“3号特别劳改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斯马罗达少校被任命为这里的指挥官。
成千上万的杰出人士和无名之辈，都在这里遭到了和小赫克勒相似的命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演员海因里希·乔治。作为20世纪20年代经典影片《大都市》和《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的明星，他曾经反对纳粹，但后来经不住戈培尔的引诱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电影文化中的主要人物。1945年6月和7月，乔治被囚禁于此，后被转移到柏林郊外的前纳粹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监狱；一年后，死于狱中。
1951年春天，“3号特别劳改营”已经扩大了很多，几乎将半平方公里的工业区都纳入其中；苏联将这个劳改营移交给了新近成立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曾经的食堂厨房和以前的盖世太保惩罚性集中营成为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主要的审讯监狱。
这个地区特别适合此类用途。它相对独立，易于封锁，建筑实用，（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一条铁路支线由此经过。运输来此的“货物”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械或耐用消费品。
1961年8月17日星期四，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史塔西从街上抓走，然后被带到霍恩施豪森。汽车刚开出不久，他的眼睛就被蒙上了，所以一路上他只能听到汽车驶离鹅卵石街道和大门打开的声音。接着，他听到汽车驶过一个石头铺成的区域，通过了另一道铁门。通过回声，舒尔茨·雷德伽斯特意识到他们来到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门哐当一声关闭了。
蒙在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眼睛上的布被摘掉，强烈的灯光让他头昏目眩。当他被从车里拖出来的那一刻，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声恐怖的叫喊声。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拽着经过这个充满恐怖喊叫声的区域，朝一扇门走去。史塔西“审讯监禁”，就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心理噩梦。
1961年，霍恩施豪森的审讯监狱只是史塔西复杂体系的冰山一角。这里不仅是一个监狱，还是史塔西的行政中心和一个特殊的劳改营。在这个复杂体系的其他地方，长期服刑的犯人还为在“海外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的东德特工生产假的西方车牌。此外，这里还有印刷所，专门印刷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文件、表格和身份证件等。20世纪50年代，间谍交易中的间谍工具，如微型相机和录音机，也在这里制造。后来因为消息泄露被西方媒体曝光，这个部门（“特别劳改营X”）才关闭。
审讯监狱与一般的监狱不同，这里的审讯人员绞尽脑汁，从嫌疑犯口中套出必要的罪状，去证实早已为他们定好的罪名。秘密法庭将据此对他们进行判决。克劳斯就是类似的成百上千名嫌疑犯中的一员。负责政治犯监狱的史塔西第十四局，对待克劳斯的方式相当具有代表性。
刚一到达，克劳斯就按惯例经受一番痛苦的精神折磨，然后被剥光衣服，换上质地粗糙的囚服；接着被送到隔离室。在审讯监狱内走动是受到严密监控的，尤其在被监禁的初期，任何囚犯都不得与他人交谈，甚至不允许见到其他人。在迷宫般阴森恐怖的走廊角落有一个“交通信号灯”系统，当另一个囚犯和押他的护卫走近时，信号灯会发出警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那个犯人会被推进墙上一个人形的壁龛内，他必须站在那里，面朝着黑暗的墙砖，一直到其他犯人和护卫安全离开。
囚犯到达时，会发现牢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厕所。只有一点点自然光能透过窗户上的毛玻璃射进来，但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致。整个地方都透出绝望的寂寞，死一般的寂静。像克劳斯这样刚从自由而且空气清新的外部世界到达这里的囚犯，很快就会感觉到自己像是在一点点地被活埋。
克劳斯度过了4年的牢狱生活，先是在霍恩施豪森监狱，后来在萨克森州的鲍岑监狱。鲍岑监狱就是声名狼藉的“黄色苦难”。这段牢狱生活给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入狱的罪名就是故意向他的父亲介绍了一位西德情报机构的特工，而这个特工希望和他的父亲谈论勃兰登堡教区的事务。克劳斯的父亲先是竭力抵赖，最后只能承认。
那位西德情报人员非常严厉地告诉他们，父子俩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他们会面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克劳斯的父亲认为教会理事会中最好的朋友和同事应该不在任何人的范畴。在他看来，他们当然应该有共同的、类似的政治主张，所以他向最好的朋友谈论了与西德情报机构人员会过面的事情。然而，这位表面的知己实际上是史塔西的特工，专门派来给他当“保镖”的。所以，柏林边界障碍竖立5天后的那个星期四，在父子俩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克劳斯在街上被秘密逮捕了。
父子俩都受到了同样的隔离和审讯折磨。用在他们身上的折磨手段很相似。时不时会有温和的暴力威胁，尽管很少真正地使用暴力。20世纪50年代，史塔西刑讯逼供的方式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及苏联人民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野蛮的暴力刑讯手段极为相似。但在“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的暴行之后，东德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鼓励史塔西将野蛮的暴力刑讯手段转为以心理折磨为主。
经典的审讯场面就是“角对角”审讯室。审讯室在二楼，可以从窗户看到监狱的边界，被审讯的人可以偶尔瞥见外面的世界。审讯人员的桌椅与窗户成一定的角度，面朝室内。在审讯室远离窗户的那个角落里有一张小凳子，坐起来很不舒服。犯人被带进来后，会被要求坐在那条小凳子上；这样一来，他就相当于蹲伏在那里，面朝着十几英尺外，占据优势位置的审讯人员。经过仔细研究，这样的布置格局能造成一种心理效果。囚犯坐在小凳子上后，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及惴惴不安，会屈从于一种动物本能的不安。审讯人员可以轻易增加囚犯的这种不安，比如，死盯着囚犯，或者对他说一些诸如“我的时间很充裕，我其他的东西没有，但是时间很多”之类的话。囚犯视力所及的窗户向他展示着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前，他还自由自在生活的地方，然而此刻他却只能待在孤独死寂的牢房。这种情况下，囚犯通常会有一种希望倾诉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尽快从那条小凳子上站起来逃离这个地方。在这种压力下，很多人都屈服了。
克劳斯说了，但他说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审讯人员想要的。他本能地抵赖关于西德间谍的一切。他向审讯人员讲述了很多自己的生活，在东柏林像牛虻一样的生活场景，常去的一些时髦地方，比如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普锐斯咖啡馆”。幸运的是，西德特工从未给过他钱，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抓到证据。
静脉点滴听起来很重要，但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让克劳斯保持了清醒和理智。另外两件事情也帮了他的大忙。首先，在到达监狱后不到一个月，克劳斯的胃开始剧烈地疼痛，不得不被送往医院。尽管在医院里他住的是隔离病房，但在那两周的时间内，他吃到了更好的食物，得到了相对正常的治疗，还有年轻可人的护士的照料，以及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疾病（很可能是源于心理方面的）治愈后，舒尔茨·雷德伽斯特回到了监狱，身体强壮多了。接着他被安排到双人牢房，狱友比他年长，曾经在纳粹德国的军队中服役。狱友教了他一些生存技巧，如何对付审讯人员，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遵守监狱规章制度的范围内保持重要的自尊。他告诉克劳斯，不要立即执行监狱警卫下达的命令。他们一起探讨如何判断监狱守卫下达命令后的瞬间停顿。这瞬间的停顿使得囚犯可以让监狱守卫等待，但同时又避免了因为不遵守命令而遭到惩罚。这样细微的行为细节承载着一个囚犯的自尊与存活下去的情感力量。
后来，克劳斯在史塔西的档案中发现，他本来要被判处8年监禁。由于应对审讯的技巧，他成功地把刑期减少到了4年。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克劳斯脸上流露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满足。
克劳斯在霍恩施豪森监狱存活下来。接下来又在鲍岑监狱过了3年。他再次踏上西德的土地是在10年后。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因为柏林墙的存在，他再没有见过那年夏天他热恋的那个女孩。
几年前，克劳斯的父亲就已经获得自由，其讽刺性在于，他父亲的自由是西德捐助者用钱“买”回来的。他的父亲是第一批通过这种途径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之一。这表明，东德的政治犯监狱已经变成一个交易机构，用人来交换坚挺的西方货币，而这在东方国家集团监狱体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封锁边界是一次突然的行动，虽然实施手段拙劣但效果显著。一旦铁丝网和守卫就位，防御工事就进一步加强，更加坚固的建筑将会出现，而这种更加坚固的建筑就是常说的柏林墙。
与此同时，持不同意见者和克劳斯这样的业余间谍可能会遭到秘密逮捕和处置。新的边界屏障建好后，所有不利于东德政府当局的东西都必须被清除干净。
1961年秋末，在贝瑙尔大街及其相邻的街道，尤其是在米特区，东德政府当局完成了与新边界屏障毗邻的房子和公寓楼内居民的搬迁安置工作。贝瑙尔大街共有497户人家，共826人，在5个星期的时间里，即1961年9月19日前已经有143户（276人）迁至其他定居点。按计划，10月21日前，其余的354户（530人）也要全部搬离。这样一来，这个地带就不会再有居民企图逃走，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居民了。
特雷普托边界区的情况也一样。8月13日，提尔·迈耶曾看到哈尔茨大街公寓楼里的东柏林人向铁丝网对面的西德亲朋挥手和高声对话。但这种场面在10月15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因为哈尔茨大街居民区内42户人家（108人）已经迁往其他地方。临近西柏林克罗兹堡区还有一些纵横交错的小街道，那里的134户居民也要限期搬离。
官方报告中引用的冰冷数据无法表达民众悲愤的心情和绝望的处境，他们被迫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园。柏林邻里关系的亲密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一切，与陌生人相伴，更糟糕的是，安置他们的是毫无生气的水泥板房。这些水泥板房是东德政府匆忙修建在柏林东部边缘地区的。
临近边界的很多街道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些居民还遭到武力驱逐。一位住在靠近西柏林斯班道区边界的居民，原本悄无声息地离开家迁往安置地，后来“醉醺醺地回到原来的住处，把几扇玻璃窗户和炉灶砸得粉碎”。有一户居民决定不理会东德人民警察早上6点的敲门声和叫喊声，“于是公寓门被强行打开”。另一位年轻女士因为抗议而被逮捕，官方的解释是“挑衅行为”。
最后，就像东西柏林边界上其他的建筑物一样，贝瑙尔大街上的建筑也被拆毁。再也不会发生跳窗逃走的戏剧性一幕了，也不会有沿着房顶下滑，或者绝望的逃亡者直接跳到下面的鹅卵石街道上死于非命了。
在固若金汤的柏林墙前，没有什么能够通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柏林墙将把国民禁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就像审讯监狱内的囚犯一样，直到他们屈从命运，放弃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