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天，是“二战”结束后的第16个年头，世界面临核毁灭的威胁。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和东方都在制造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这次威胁的原因则是一道墙的建立，这道墙将一座建于沙砾之上的城市硬生生地一分为二。
柏林，本来最不可能发生此事，却偏偏成为核武器对抗之地。这个建造在沙砾和沼泽之上的渔业和贸易集散地，后来成为当时欧洲最穷的君主国之一——普鲁士的首都。在普鲁士帝国逐渐由弱变强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贫乏迫使它不断进行武力扩张。随着普鲁士最终成为欧洲强国，柏林也随之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
那么，这座城市的崛起，始于何时，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柏林的分裂发生在20世纪。最初，柏林城是由两个城镇——或许更应该说两个大村落构成的：一个叫柏林，另一个叫科恩，两个村落分别位于北向流淌的施普雷河两岸的沙地上。科恩位于河西，其名字来源于罗马人建造的古代西日耳曼基督教城市科隆；柏林位于河东，也许并不像恋乡的本地人至今仍然坚持的那样，其名字来自一只高贵的熊。实际上，柏林这个名字更有可能来源于古代西斯拉夫人用于描述沼泽的词语brl，意为沼泽之城。
两条脉胳，都在各自的城名中得到了表达。科恩一词来自西日尔曼殖民者，征服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斯拉夫土地后，西日耳曼人蜂拥而入，在此建造了他们的殖民地。而柏林一词则表达了世代都居于此地的非日尔曼人那种坚忍的精神。这些非日耳曼人早已被日耳曼化，却仍旧以神秘的方式保持着自己的特征。这足以让后来的纯种族化理论家们大为沮丧，因为他们并非纳粹所谓的纯雅利安人。在柏林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移民从欧洲东部和南部涌入，使得柏林——德意志联邦的首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欧洲大陆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而这也是柏林“融合”的过程。
最初，这个双子镇的扩展是渐进的。尽管周围并没有肥沃的腹地用以销售港口的货源，但柏林——科恩却有极佳的地理位置；它以波罗的海河运贸易为基础，与闭塞的欧洲中部内陆进行贸易。于是，双子镇得以稳步成长。当地的黑麦和橡木沿水路向北运往水道纵横的德国北部平原，在那里交换从汉堡运来的鲱鱼和鳕鱼干。接着，图林根出产的铁、佛兰德斯出产的布料和油，甚至地中海出产的无花果和生姜，都在这里找到了市场。城墙被修筑起来，而且很快，一处磨房水坝横跨在施普雷河上。1307年，两个城镇合并了。
柏林——科恩的管辖权由当地一位权贵掌管，其君主是勃兰登堡的侯爵。权贵每年都要向君主缴纳赋税。尽管小城归属侯爵，但他通常都放手让它自由发展。
地方法官和同业公会由贵族家庭掌控，管理柏林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柏林的刑罚异常严厉，不仅谋杀和叛国会被处死或遭受致命的折磨，连投毒、修炼邪法或巫术、纵火乃至通奸也都会招致同样残酷的刑罚。1391年到1448年间，在这个常住人口仅约8000人的小城，有46人被指控罪大恶极而被绞死，此外还有20人被处以火刑，22人被砍头，11人被车裂，17人被活埋（女性更容易受到这种刑罚），13人被折磨致死。无数人因罪名较轻受到残体的酷刑，如砍手、割耳、拔舌。
然而，严酷的刑罚带给小城安全的生活和相对的自由。正如一句古老的日尔曼谚语所说：“城市空气让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
当然，与14世纪其他不幸的欧洲人一样，战争、瘟疫以及火灾同样折磨着柏林的居民。阿斯卡尼亚王朝统治勃兰登堡长达几个世纪，最终覆灭了；疾病、战争和饥饿在这片土地上肆虐。面对这种情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决定为这片被上帝忽略的土地另寻一位统治者。他选中的人是纽伦堡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霍亨索伦家族。作为世袭堡主，霍亨索伦家族在纽伦堡这个强盛而自由的帝国城市相当兴旺。现在，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将与柏林一起经历500年的辉煌与风雨。
1415年，纽伦堡伯爵腓特烈·霍亨索伦六世被册封为腓特烈一世，成为统治勃兰登堡地区的侯爵。柏林的居民为此欢呼雀跃，贵族精英们也很乐意，因为这位远在外省的大忙人根本就顾不上柏林。如此一来，贵族精英们可以继续统治这个地方，而他们已经掌控这个地方几百年了。柏林保留着它的特权，贵族精英们同样如是。
1440年，柏林的第一任统治者去世。其继任者腓特烈二世，就是臭名昭著的“铁齿”。事实证明此人正是这个城市的复仇女神。他挑起市民与贵族对抗，继而又转手镇压前者的反叛。整个城市由此落入他的掌控之中。他可以随意处置柏林居民的财产，也可以征收税款。
1486年，柏林成为勃兰登堡君主的正式居住地。从那时开始，直到20世纪20年代，柏林都由其君主亲临统治，并且完全是独裁统治。16世纪30年代，勃兰登堡的统治者约阿希姆二世（当时已经成为“选帝侯”，是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亲王之一）接受了新教。1539年2月，他参加了路德教会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宗教仪式，而他的臣民们，总体说来是自愿地，也跟随着他融入了这一宗教发展的新方向。
神圣罗马帝国各城邦都赞同一项政策，即相互包容。关于这点，有一句简洁的拉丁语口号：“宗教事务，谁的地盘谁做主。”就是说，德意志各亲王，有权决定以路德教还是天主教作为其国教。此后，德国的宗教和平与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17世纪早期。
其时，日益年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任命他的侄子——费迪南德大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位天主教死硬分子是匈牙利国王，并于1618年成为波希米亚国王。掌控“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民族”最高权力之后，他便开始在其领地上残酷地迫害新教徒。德意志的灾难开始了。
对于勃兰登堡地区的霍亨索伦家族来说，1618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普鲁士公爵是日尔曼骑士的后裔，也是波兰国王的封臣，统治着濒临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因为膝下无子，他便把公爵头衔留给自己的女婿，即勃兰登堡的“选帝侯”。1618年普鲁士公爵死后，勃兰登堡亲王继承了他的头衔。从那以后，“普鲁士式的”一词就与霍亨索伦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斯拉夫部族的称号（普鲁士土地上最初的居民就是斯拉夫人）从此变成了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结果是好是坏，谁也说不清楚。
与此同时，17世纪早期欧洲宗教和王朝之间的冲突也即将爆发。
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共同生活在波希米亚大地上。费迪南德迫害新教徒的行为激起了当地贵族的激烈反抗。反抗者宣布罢黜费迪南德，并选举了一个新教亲王做他们的国王。新国王和他的王后——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之女，在布拉格接受了加冕。这导致了皇帝与波希米亚新教徒之间的一场战役。
1620年，白山战役爆发。在这次战役中，皇家军队打败了波西米亚的新教徒，并且消灭了当地的上层贵族。费迪南德皇帝决定继续对德意志开战，抢占新教徒的北方城邦，夺回圣母教堂。
接下来发生的灾难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三十年战争”。这是中世纪以来最骇人的战争；以占当时欧洲人口的比例来说，“三十年战争”中丧生的人口要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的战斗和持续的围攻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唯利是图而又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雇佣军年复一年地游荡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强奸、劫掠、杀戮，毁坏庄稼。柏林，这个曾经让全欧洲都感到骄傲的城镇，也因此变成了废墟。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人们根本无法抵抗致命的黑死病和斑疹伤寒。1648年，精疲力竭的交战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德意志和中欧却永远地被改变了。
开始，战争并没有给柏林带来严重的伤害，但1627年皇家军队攻陷该城后，柏林城内漫长的恐怖之夜就开始了。几年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解救”了这个城市，但他的士兵在柏林城里随意抢劫掠夺，和皇帝带来的那些亡命之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柏林市民通常遭受的折磨是火烤、水煮以及断肢，以此逼迫他们说出“财物”或者食物的下落。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人最喜欢的办法就是把恶臭的污水灌进受害者的嘴里，后来，这种恶臭的污水被称为“瑞典人的饮料”。1631至1632年间，饥饿在柏林城内蔓延。为了寻找食物，人们去劫掠屠宰老病家畜的屠夫的后院，甚至还把城里的绞刑架都抢走了。据称有人在某个坑里发现了新鲜的人骨，而骨头里面的骨髓已经被吮吸一光。
庞大的军队到处游荡，寻找食物；而士兵也决意要夺取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块黄金和最后一粒谷物。与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勃兰登堡也异常贫困，而饥荒带来的各种暴行也极为猖獗。到战争结束时，整个柏林仅剩下845栋住宅。位于施普雷河西岸的科恩，在1641年被付之一炬，也几乎全毁了。此时勃兰登堡地区的人口仅剩60万。
和平协议签订后，柏林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运气才开始好转。16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即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且极有才能的统治者；他的继任者也如此。经过两代明君的精心统治，贫瘠荒芜的普鲁士变成了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
“三十年战争”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因为谁也不能把自己的“胜利者道德”强加给对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这场战争。和约宣称，不应再去问责战争的过错究竟在谁，也不应对暴行作出惩罚。和约中使用的拉丁文短语为“Perpetua oblivio et amnestia”（即永远地遗忘和宽容，简言之，即“既往不咎”）。因为不包容宗教信仰，欧洲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和平时期，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攫取到了更多的领土：包括让普鲁士和勃兰登堡地区连成一片的东波美拉尼亚、前教区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斯塔特，以及德意志西部的部分土地。
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剥夺了民众传统的权利和自由，但深受战争折磨的臣民却没有起来反抗。勃兰登堡——普鲁士欣然接受了威廉一世高效、有规制，而且仁慈（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独裁统治，而这后来成为该地区显著的特点。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被后世尊称为“大选帝侯”，在其统治时期，他创建了普鲁士军队。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举对于普鲁士意义非常。即位之初，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军队数量很小，而且效率极低，因为这些军士大都是雇佣兵。他决心要打造一支专业稳定的战斗队伍，并且用它来为勃兰登堡赢得同辈的尊敬，因为那时，勃兰登堡被德意志其他地方的人们轻蔑地称为“沙盒”。到1648年，这位“大选帝侯”已经拥有了一支由8000名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这足以让他成为有益的盟友，并确保他在践踏和平的行动中可以分得一杯羹。
虽然奉行独裁主义，但在1648年之后，新即位的选帝侯还是推行了宗教包容政策。这项政策的推行有其现实原因：“三十年战争”中，人口灾难性锐减，毁坏和荒芜的农场以及废弃的领主庄园散布于空旷荒凉的土地之上。勃兰登堡——普鲁士渴望增加人口，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国籍和个人信仰如何。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的晚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因为极其虔诚地信仰天主教，开始迫害法国国内大量的新教徒少数派。1685年，路易十四公开宣布取缔新教，并开始拆毁新教教堂。法国的新教徒，就是人们熟知的胡格诺派教徒，都是些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和工匠。他们非常勤劳，工作努力，而这正是勃兰登堡——普鲁士最需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发布了波茨坦布告，公开邀请胡格诺派流亡者来勃兰登堡。
超过两万名胡格诺派教徒在勃兰登堡定居下来。到了1687年，即这位选帝侯去世的时候，来勃兰登堡定居的胡格诺派教徒已经占到柏林总人口的20%。柏林成了一个移民城市，而且直到21世纪都是如此。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驾崩后，其继任者与他在预算方面的严紧背道而驰。政府开始变得纪律涣散，而柏林周围的这种放纵气氛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位新选帝侯的唯一政绩是，170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奖励给了普鲁士一顶王冠。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普鲁士国王”（King in Prussia），（直到该世纪末，才用“of”一词代替了其中的“in”）。
宫廷花钱大手大脚，这使得很多钱在柏林流通，而柏林的人口也从“30年战争”结束时的4000人增加到了1713年的55000人。不幸的是，在此过程中，普鲁士却破产了。
新任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非常粗俗，并且心胸狭隘。对于艺术、科学（除了军事）或者其他王室成员喜欢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他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良。他改革教育和国家机器，让军队变得更强大。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出色的君主。奇怪的是，尽管他把80%的预算都用在军队建设上，而且还以“士兵国王”的称号载入史册，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在他统治期间，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人口超过了200万，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然而，国王的个人行为却不乏古怪、神经质，甚至有点施虐狂的倾向。他的官员遍寻欧洲，征召身高超过6英尺的人入伍。在他生病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便让这些“高家伙”（Lange Kerle）接受检阅，让自己开心；甚至还让他们排队走过自己的卧室。他把自己的军队看做社会的楷模，并且渴望社会能够秩序井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王对军队的纪律要求异常严苛。
1730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建造了柏林有史以来功能最复杂的城墙。它的建造，不仅是为了防御敌人的进攻，保护柏林，还被作为“税收之墙”，以便向所有进出柏林的旅行者、船载货物或者生活消费品征税。除此之外，城墙还可以防止国王军队中频繁发生的士兵逃跑现象。城墙上每隔100米就有一个哨兵，如果发现某个不开心的士兵逃跑，哨兵就会点燃火炮，而炮声会通知附近的村民。逃跑士兵被抓获后，将面临非常野蛮的惩罚：夹道鞭打；第二次逃跑被抓获后，将会被处死。波茨坦附近也修筑了类似的城墙，以便更好地限制那里的驻军。
弗里德里希·威廉生养了10个孩子。依照霍亨索伦家族的传统，国王的王位将传给大儿子；而他的大儿子弗里德里希身体单薄、敏感，对艺术和哲学兴趣盎然。为了能让自己的继承人早日坚强起来，并能做一个合格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每天早上都会点燃一尊火炮来唤醒儿子。6岁的时候，年幼的“弗里茨”就有了一队儿童学员让他训练，而且很快就被允许使用父亲真枪实弹的军械库。弗里茨曾多次被父亲鞭打，原因就是他从急驰的马背上摔了下来，还因为他在大冷天里戴手套，显示出自己的软弱。
18岁的时候，王储试图和一个年龄稍大的贵族朋友一起逃离这个王国。贵族朋友名叫汉斯·赫尔曼·卡特。不幸的是他们被抓了回来。弗里茨被拘押在一个要塞内，并被强迫从窗户观看他的朋友在下面的练兵场上被砍头。大概两年之后，王储和一个文雅而且虔诚的公主结婚了。这位公主就是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克里斯汀。然而，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而且在他即位之后，他们就分居了。尽管婚姻生活不如意，但弗里茨并没有蓄养情妇。从那以后，他可能是同性恋也就成为人们闲谈的一个历史话题。
“士兵国王”归天之后，他的很多臣民都松了一口气。然而，欧洲历史上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出现了，“士兵国王”带来的是和平，而他的儿子，“哲学家国王”带来的却是战争和苦难。
弗里德里希于1740年5月即位，史称弗里德里希二世。那年10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六世驾崩，但没有男性继承人可以继承他的帝位。尽管从程序上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是选举产生的，但事实上这个帝位早就成为奥地利哈普斯堡皇室的私有财产。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权力真空的危险就出现了。因为没有儿子，查尔斯六世早就更改了法律，以便女儿玛丽亚·特里莎可以继承帝位。大多数的欧洲皇族都接受了这一点，但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哲学家国王”抓住时机，率领由他憎恶的父亲创建的强大军队侵入了哈普斯堡皇室控制的西里西亚省。西里西亚省是一个富饶的地区，曾经是波兰的一部分。如果弗里德里希能够牢牢控制这个地方，那么西里西亚省会为普鲁士——勃兰登堡带来无法估量的财富。西西里亚省拥有丰富的农业、工业和矿业资源，而这些正是普鲁士迫切需要的。借助于16世纪那份和约中的晦涩条款，弗里德里希把他对西里西亚省的占领合法化了；而这些条款正是弗里德里希的律师们在外交谈判中费尽心思挖掘出来的。
得益于其优秀的军队，年轻的普鲁士国王赢得了所谓的“奥地利继承权之战”，夺取了西里西亚省这片富饶的土地。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极其聪明和狡猾的玛丽亚·特里莎虽然被迫签订了和约，但并没有放弃复仇的计划。她开始编织一张新的联盟网，联合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共同对抗突然崛起的普鲁士。
“奥地利继承权之战”后的10年和平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柏林城外的王家宫邸所在地——波茨坦，用琉璃和石头建造了金碧辉煌的无忧宫（Sans Souci），并经常在此举办沙龙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高层人士。此外，他还进行了很多变革，其中的一些变革确实非常人性化。除了杀人依然会被处死外，他废除了其余的死刑以及市民所遭受的那些折磨。他拓宽了宗教包容政策，容许天主教徒在柏林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和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事事都要过问的人。因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努力，土豆成为普鲁士人的主要食物。
1756年，战争再次临近，弗里德里希二世狡猾地采用了先发制人的策略，侵入了富饶但军事力量却非常弱小的萨克森州。在占领萨克森州的那几年内，他疯狂地掠夺那里的财富和人力来为自己的战争增添筹码。“萨克森州”，他嘲讽地说，“就像一袋面粉。每次扑打它，总能弄出一点东西来。”萨克森州共有200万人，其中有10万人（大约为总人口的5%）因为普鲁士的入侵和占领而丧生，而在萨克森州美丽的首府德累斯顿，也有差不多相同比例的人死于非命。1760年，萨克森州1/3的居住区毁于普鲁士人的炮火和汽油弹。尽管他害死的德意志人和毁坏的德意志土地比任何一个军事首领都要多，甚至只有200多年后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亚瑟·哈里斯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但在柏林人的眼中，弗里德里希大帝依然是一位民族英雄。
然而，176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却遭受了几次惨败。柏林被俄国和奥地利占领，看起来投降是无法避免的了。正在那时，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驾崩，她的儿子继承了沙皇之位，成为彼得三世。彼得三世是普鲁士军事主义的狂热粉丝，这个意料之外的解围之人（deus ex machina）让弗里德里希二世交了好运。年轻的沙皇以相当优厚的条件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缔结了和约，结束了“七年战争”。
此时，作为普鲁士主要盟友的英国已经把法国赶出了北美（在北美，英法之间的冲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还成为了印度的主导力量。从此，英国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作为英国的英雄朋友，弗里德里希国王在英国广受欢迎，英国的很多小旅馆都以弗里德里希的名字命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普鲁士的名声抹了黑。19世纪，盎格鲁——普鲁士联盟还是两个国家都认同的事情。
在其统治期内，弗里德里希二世参与了瓜分波兰。波兰有近1000年的历史；由于内部意见的不合，这个曾经的东欧强国陷入了瘫痪状态，成为邻近国家眼中的肥肉，吸引着它们前来掠夺。177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奥地利及俄国达成协议，共同瓜分波兰。仅仅20多年的时间，波兰就从地图上消失了；直到1918年，波兰才再次作为独立国家出现在地图上。普鲁士从波兰获得了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
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孤独地驾崩于无忧宫，辞世时只有他的狗守在身旁。所有资料都显示，弗里德里希二世年老时非常厌世，甚至有点遁世。此时，柏林已经以非凡的速度从灾难性的战争中恢复过来了。柏林的人口已经达到15万；约有3万人从事工业和贸易，而在柏林公共机关工作的内勤人员达到了3500人；柏林的驻军人数为2.5万人，20%的柏林人都或多或少地和军队有些瓜葛。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府体系看起来还能存留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三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大陆广受欢迎的民主起义的第一次迸发，并像病毒一样四散开来，对欧洲大陆的整个世袭特权体系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普鲁士国王和欧洲大陆其他的君主一样，都信奉世袭特权，所以对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正当法国大革命的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一位新的独裁君主掌握了政权，此人就是拿破仑·波拿巴皇帝。
拿破仑·波拿巴来自科西嘉岛，是中世纪后期最伟大的将军和最成功的征服者，在其统治的20年间，创造了一个新欧洲。即便是在200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分辨出这个新欧洲留下的丝丝缕缕的痕迹。
拿破仑是普鲁士的世仇死敌，而且很快就会成为柏林的死敌。
1806年10月27日，拿破仑攻入柏林。两周之前，拿破仑已经两度重创了普鲁士军队。法军首先在柏林西南靠近魏玛的耶拿取得了胜利，然后又在奥厄施塔特大败普鲁士军队。奥厄施塔特就在耶拿以北，骑马只需要几个小时。在奥厄施塔特战役中，弗里德里希三世率领的普鲁士军队超过10万人，数量是法军的两倍，但在纪律严明的法军面前，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撒腿就跑。法军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拿破仑率领获胜的法军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宽阔的林荫道进入这个城市的心脏，并让自己的军队列队穿过雄伟的勃兰登堡门。
柏林的城墙长17公里，高4.2米，曾经用于防御和征收关税，现在依然环绕柏林的中心；勃兰登堡门是新建于城墙之上的壮丽建筑。勃兰登堡门由著名的建筑师卡尔·戈特哈德·朗汉斯设计，几年前刚刚竣工。大门新古典主义的立柱之上是雕刻家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创作的巨大石雕，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胜利的象征。雕像中，胜利女神驾着四马战车，手里拿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桂冠，看起来让人愉快，也许会有点让人过于乐观。
起初，柏林人，尤其是还没有获得选举权的中产阶级，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因此对拿破仑寄予厚望。这位皇帝许诺改革法律，甚至变更宪法。很快，柏林市议会进行了选举。
不久，拿破仑的真正目的暴露无遗。他只不过是希望利用柏林和普鲁士为他提供金钱和人力，并将其变成法国统治下的另一个傀儡政权。因为战争，普鲁士已经非常贫穷，并且丢失了大片领土，同时军队的人数也被缩减到4万多一点（其中的1.6万人还要随时接受拿破仑的调遣，充当他发动的军事战争的炮灰）；除此之外，普鲁士还被迫支付数亿法郎作为战败赔款和法国占领军的费用。法国人开始从普鲁士的首都劫掠财富，甚至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雕像也搬回了巴黎。而这些仅仅是官方的劫掠。柏林城内常驻有2.5万名粗暴的法国占领军，他们的数量是柏林人口总数的1/4.战争加上法军的占领，柏林陷入了150年来的最低谷。
看到普鲁士这么快就被征服了，拿破仑自己也感到非常吃惊。进入柏林之前，他去拜祭了位于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地下室中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坟墓。他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墓前命令自己的军官：“请脱帽，先生们！如果他还活着，我们不可能来到这里！”
面对法军的占领和柏林的灾难，普鲁士人民和他们的统治精英都被迫认真地审视自己的生活体系。
为了改善现状，普鲁士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的一些改革与重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有关。重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所以沙恩霍斯特将军采用了一个非常狡猾的策略，招募并轮流培训地方志愿军。所谓地方志愿军就是兼职的市民军队，但市民军队的数量受到拿破仑的限制。或许普鲁士的官方军队从来没有超过拿破仑的限制；但不管怎样，到1813年，普鲁士已经有一支28万人的军队可以听候国王调遣了。
被法国占领的柏林，表面看来很平静，但一种激烈的反抗正在酝酿之中。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的反法武装力量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1812年6月，拿破仑集合全欧洲的100万军队，其中也包括普鲁士提供的士兵，入侵俄国。这位皇帝几乎赢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在这次战役中却严重失误。1812到1813年那个严酷的冬季，拿破仑的皇家军（Grande Armee）将莫斯科付之一炬，然后冒着寒冷的冰雪朝安全的欧洲撤离。撤退路上，他们不断受到哥萨克人的骚扰，还时刻受到寒冷、饥饿和疾病的困扰。当他们跨过尼曼河进入波兰的时候，拿破仑的百万大军只剩下了区区的18000人。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曾经卑躬屈膝地为拿破仑这场惨败的莫斯科远征提供了两万名士兵，现在他开始站起来对抗拿破仑。整个普鲁士的军队都和他站在一起，而那些曾经偷偷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也聚在他的麾下。为了鼓舞士气，建筑师辛克尔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勋章。不管是否有官阶，任何一个英勇作战的英雄都会获得这种勋章，这就是铁十字勋章。
普鲁士、德意志，以及欧洲其他地方都起来反抗法国的统治，这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浪潮，就是人们熟知的“解放战争”。经过激烈的战争后，拿破仑战败并遭到流放。战后，柏林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在期待着一个全新而强大的德国崛起。
为柏林、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这样。接下来的几年里，到处都充斥着倒退的现象，得意洋洋的专制君主妄图让时间倒回到18世纪。40年之后，他们几乎成功了。所有关于国家解放和公民自由的言论都遭到了压制，普鲁士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然而这些都无伤大雅。普鲁士已经不再是弱小的“沙盒”，已经不再局限于德意志的东部边境。它已经获得德意志西部的大片领土，包括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两个地区的人大都信奉天主教，同时这两个地方又是富饶的农业区；对普鲁士的未来至关重要的是其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藏资源。
很快，普鲁士西部的这些新城就成为普鲁士工业的能源供应地。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境内已经开通铁路。1840年，柏林城墙开始了最后一次修葺工作。20年内，整个17公里长的城墙都被拆除，柏林终于突破了自身的藩篱。于是，在大约100年的时间之内，柏林城没有任何城墙。
尽管柏林的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经济衰退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1848年，法国爆发了革命。革命浪潮席卷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在普鲁士，打败拿破仑之后处于休眠状态的所有激情再度显露出来：人们渴望德国统一，渴望选举权和思想自由。
柏林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包括中产阶级和快速成长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起义队伍和城市卫戍部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一个仁慈的反动分子，他同意进行选举，组建自由政府。
自由主义者组建了“公民警卫队”，相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志愿军”来说，“公民警卫队”要承担更多的任务。他们的军旗不是旧政权的黑白旗，而是黑、红、金三色条纹旗，这是革命战争之前激进分子所使用的军旗；此外，他们的制服也是依照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普鲁士军团的服装制成的。他们期望全新的统一德国，也期望民主自由的柏林成为统一德国的心脏。
这些乐观主义者注定要再次失望。公民警卫队只不过是政府当局的一个工具，被用于对付要求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工人。几个世纪以来，柏林都或多或少地愿意用公民自由换取其安全；而且有迹象表明，当时，柏林人对民主实践非常谨慎。
失势的反动分子正在自己的庄园内生着闷气，密谋着要如何复仇。很快他们就看到了自己的机会。1848年11月，国王把军队召回柏林，解散了选举出来的议会。面对保皇党人、男爵弗兰格尔将军和他的军队，卫戍议会大厦的自由警卫队领袖宣称他会“诉诸武力”。男爵简单而蛮横地回答：“哦，武力就在这里。”
让人悲哀的是，从那以后，不管是来自左翼还有右翼，武力就一直困扰着柏林。
普鲁士保留了名义上的议会，但为了保护贵族和富有阶层的利益，议会被暗中操纵，最重要的是，议会没有控制内阁成员的任免权。
由于哈普斯堡皇室的强烈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刚刚兴起的统一德国的一点激情也慢慢消退了。20多年来，德意志境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皇帝还在维也纳对着德意志发号施令；现实情况就是，长久以来德意志境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向普鲁士发生了倾斜。
而让这一切经济和政治优势都变成现实的是德国历史上最足智多谋的一位反动分子。此人就是奥托·冯·俾斯麦，1861年成为普鲁士的首相。
很快，德意志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这个统一的德国与1848年柏林革命者想象的并不一致，而且显然也完全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1861年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驾崩，他的弟弟，威廉一世继承王位，但也面临着宪政的僵局。尽管议会的选举偏向富有阶层，但自从1848年以来，自由主义者，或者“进步人士”已经获得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他们开始要求一些权力，而普鲁士政府根本就不打算给予这些权力。他们开始限制政府的年度预算，其中包括用于重组军队的预算。
面对这样的情况，威廉一世并没有任命自由主义者担任首相，而是把这个职位交给了46岁的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是一个非常直率的波美拉尼亚地主，强烈地支持国王的神圣特权。
作为曾经派驻俄国和法国的大使，俾斯麦是一个玩政治游戏的老手。他找到了一些巧妙解决预算问题的方法。他在办公室里待了18个月，尽管遭人憎恨，但最终赢得了国王的支持。
丹麦国王驾崩时，俾斯麦迎来了转机。丹麦国王归天之后，关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问题，各邦国的意见并不一致。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毗邻丹麦，归丹麦国王所有，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片土地应该属于德意志邦联。新上任的丹麦国王提议将石勒苏益格北部的领土直接合并到他的王国中，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相当复杂，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曾诙谐地评价，全欧洲只有三个人能明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复杂性：一位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艾尔伯特亲王，但他已经归天了；一位是德国教授，但他已经发疯了；还有一个就是帕默斯顿本人，但他已经忘记了。
1864年，普鲁士代表所有德意志邦国，和奥地利联手占领了上述两个地区。双方签订协议的工作大约持续了一年，然而在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最终命运上，双方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结果，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爆发了战争。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一次战争中，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都支持奥地利。战争中，普鲁士军队轻松获胜，在7周的时间内就打垮了奥地利及其盟国的军队。
战争胜利之后，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境内的爱国热潮，立刻进行了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进步人士大败。终于，保守的首相有了一个完全置于自己掌控之下的保守议会。
为了德意志的统一，俾斯麦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而最后一次战争是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对决。迎来最后的胜利之后，德意志于1870年正式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而俾斯麦则成为德意志帝国总理。
1862年，俾斯麦严厉地告诫柏林议会：“当今的重大问题并不取决于大多数人的言论或者决议……而是取决于铁和血。”让人遗憾的是，事情都被他一语言中。不仅19世纪如此，20世纪依然如此。
被一些人称作“自上而下的革命”舞台已经搭建完成，设计这个舞台的人就是俾斯麦。在国家变革的过程中，柏林将会越过几个世纪以前看起来荒凉而且没有任何前途的沙滩和湖泊，向外扩展。它将成为一座伟大、在黑暗中散发着微光的世界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