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20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冒着零下7℃的低温，一群显要人物和20000市民迎着“西伯利亚吹来的横扫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寒风”（引自《纽约时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肯尼迪发表的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说，燃起了美国政治的新希望。这一演说使他成为了自由的偶像。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说得过去的，虽然肯尼迪政府所承诺的改变并没有兑现，而是如同化妆品广告一样，不过是用来吸引眼球的。杰克和杰奎琳接替德怀特和梅米，优雅的、代表东部文化的秃鹰政治团体接替平庸的中西部老爸老妈（指艾森豪威尔夫妇），结果也不过如此。总统及其家人所卷入的政治真相相当复杂。
杰克·肯尼迪以及为他组织竞选的自负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都是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这位反犹太、反共的老爹，是参议员麦卡锡的忠实拥护者，家财万贯。但据说其万贯家财来得不明不白（有人说是走私得来的）。纵观肯尼迪家族的谱系，都是一些聪明而有抱负的男性后裔（长子小约瑟夫1944年英勇阵亡）。
当初，杰克还是个小小众议员的时候，就公开称颂过麦卡锡的反共警觉性。其弟罗伯特担任的是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随后又是拥有无上权力的常务调查委员会终身委员。杰克本人自1952年开始任参议员，在参议院就谴责麦卡锡的投票中，他是唯一一个投弃权票的民主党人，不过参议院还是以67：22的多数票通过了这个谴责法案，致使这位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权力在1954年12月土崩瓦解。
不过参议员肯尼迪也并非不屑于出“红色恐怖”这张牌。为赢得1960年的总统竞选，他大声疾呼苏联的军备竞赛远胜于美国。凭借其反共助推力，肯尼迪奇迹般地察觉到了赫鲁晓夫自我标榜的后火箭时代的虚张声势，于是他将“导弹差距”作为其总统竞选的主题之一。
如此看来，这位年轻而英俊的总统，这位在寒冷的1月发表充满才气的就职演说的总统，本身就是一个谜。他所在的自由派政党并不真正接纳他为“其中的一员”。然而，提醒美国人民警惕“军工联合企业”危险性的并不是这位世故并且有哈佛教育背景的肯尼迪总统，而是保守的军事将领、即将离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是在电视直播的退职演说中发出了这个警告的。
从表面看来，肯尼迪是一个文明的自由派，然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他支持自由事业。关于和平，他高谈阔论，但禁止反对“导弹差距”的激烈言论。而对于军工联合企业，他似乎根本就没有表示过反对。正如另一位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政治家评论的：
杰克身上有些我捉摸不透的东西，这种特别的东西使得人们希望信任他。保守党也好，自由党也罢，都认定他属于自己的阵营，因为他们愿意这样相信，因为他们想与他并肩作战。
肯尼迪当选总统数周之后，东德的领导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该如何与这位白宫的新总统周旋呢？
1960年9月，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威廉·皮克在85岁高龄辞世。没过几周，主席的职位便被废除，代之以“国家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主席当然非瓦尔特·乌布利希莫属。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1961年元旦，乌布利希的权力极度膨胀，成为了实质上的独裁者。
摆在这个有无上权力的独裁者面前的是一个大摊子，他得作出很多决定。在他面前有一份详尽的正式报告，上面用传统的马列主义词汇罗列出支持美国新总统的人，并且概述了肯尼迪与华尔街和大财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好，肯尼迪的仕途是用钱堆出来的，要是没有财团的支持，没有哪位政治家能走那么远。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罗伯特·S。麦纳玛拉被肯尼迪委任为国防部部长，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套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员也没有忘记把这点提醒给他们的老大，并添油加醋地说福特曾向希特勒提供财政支持。东柏林的分析人士同样预测到“顽固的共和党”也会出现在肯尼迪总统的政府中，而C。道格拉斯·迪伦就任财政部长证实了他们的猜测。迪伦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元老，作为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家，他为新的民主党政府提供了一种超越党派的吸引力，还让政府拥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此人，正如肯尼迪总统自己承认的，“可以对华尔街的某些人物直呼其名”。
然而，肯尼迪的顾问团（他所谓的智囊团）却普遍倾向于学术界，包括常春藤联盟中的显赫人物，J。K。加尔布雷斯，阿瑟·施莱辛格和西摩尔·哈里斯（均系哈佛毕业）、经济历史学家和致力于“超越落后”的专家瓦尔特·罗斯托（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肯尼迪政府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智囊团（尤其是兰德公司）打前锋的政府，任何一个领域以及学科的前沿信息都可以通畅地涌向白宫。
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迪恩·鲁斯克，不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式的顽固的冷战斗士，而是富有战斗力的、带有乔治王朝风格的自由党人士。他随时都准备着为总统独立制定外交政策；他的参谋就是他的弟弟罗伯特。约翰任人不避亲，毫不顾忌可能会有的微词，毅然地任命他的弟弟担任司法部长。
乌布利希的顾问团给他的建议是：虽然肯尼迪政府在西柏林问题上仍然会奋力捍卫西方的权利，但在如何处理柏林的整个地位这个问题上，肯尼迪可能会比艾森豪威尔更加灵活。在西方团结的阵营中还是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乌布利希的主人、雄辩机智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持类似的观点。大量调查之后，他认为约翰·肯尼迪骨子里应该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腰缠万贯的爹爹扔大把的钱把他送上高位，但约翰却可能无法胜任。况且这位总统年仅43岁，缺乏在总统职位上运筹帷幄的经验。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约翰，“比我儿子还嫩”。
那么，这位精明而极富攻击性的苏联领导人，是否能威胁肯尼迪就范并作出重大让步呢？或者从另一方面说，这位家世雄厚的年轻总统，是否可能成为他驯服华尔街资本家的工具呢？要知道，后者可是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苏联。
赫鲁晓夫在以上两种可能的场景中徘徊拿捏，甚至在总统竞选前对美国大使汤普森也坦言说他希望尼克松当选，“因为我知道如何应付尼克松，而肯尼迪却是个未知数。”
肯尼迪刚刚入主白宫，猪湾事件就破灭了人们对于即将出现光明未来的希望。1961年4月，在美国支持下，古巴发生了试图颠覆菲德尔·卡斯特罗统治的灾难性事件。猪湾事件让肯尼迪及其顾问团忙得团团转，也泼灭了美国用全新积极的外交政策结交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之火。而另一方面，这个事件却巩固了赫鲁晓夫的地位，从此，他就可以装腔作势地扮作第三世界的朋友和守护神，让他们免受四处滋事的美帝国主义的侵扰。
猪湾事件发生的前几天，苏联终于将中尉尤里·加加林送上太空，在那里待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又回到地球（因为担心他不能生还，他的军衔在航天途中就被升级为大尉）。苏联光荣而和平的技术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和赞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天之后，美国赤裸裸地入侵古巴。对那些尚未认清苏联潜在而可怕的暴力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而这显然对美国不利。
苏联的载人航天，尽管表面上说是为了公众利益，但也说明了苏联火箭技术的军事潜力。这种成功让赫鲁晓夫陷入导弹发送核武器的狂想，而祖国宇航员的成功更增强了他的这种想法。因为两者所涉及的是同一种高效技术。其实，加加林这位帅小伙身材并不高，只有5.2英尺，是个冶金人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两个孩子。尽管苏联只是把他送上太空，让其在太空停留108分钟，而没有利用火箭技术把核弹头发射到美国的匹兹堡，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其威慑的效果。
赫鲁晓夫曾公开声明要像“生产香肠”一样批量生产远程导弹。1959年底，他组建了骇人听闻的“战略火箭部队”。几星期后，他宣布大规模裁减常规军事人员（让250万红军军官退伍）。这充分显示出，尽管军事人员锐减，但苏联依然能够保持其军事优势，因为苏联的热核军事力量如今已无可匹敌。
因此，肯尼迪总统在竞选演讲中提到足以危及美国安全的美苏“导弹差距”。这位马萨诸塞州年轻而睿智的参议员，诚实地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走在美国前面。然而事实上，赫鲁晓夫的“导弹”一说根本就是虚张声势。他那骇人听闻的“战略火箭部队”，其实只是“在俄罗斯北部普列谢茨克附近发射台上布置的四枚笨重的R-7s火箭而已”。
不过，在一个问题上，肯尼迪和他的顾问团是对的。由于在热核武器军备竞赛上领先，赫鲁晓夫不再那么警觉，相反，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冒险。赫鲁晓夫后来对自己的同事炫耀说，早在50年代中期，当苏联还仅仅拥有常规空运原子弹的时候，他就意识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称的大规模反攻的威胁是虚张声势——这是一种边缘政策，建立在双方都知道边缘在哪里，并且都将采取相关行动的基础之上。
现在苏联终结了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垄断，出于对共同毁灭的战争后果的担心，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地保持和平；这时，莫斯科在做的是“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将会削弱资本主义的力量，并在不久的未来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纳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根本不需要进行大决战。
同时，西方还得“尊重”苏俄。矮小而任性的赫鲁晓夫，曾被斯大林嘲笑为小丑，还因其不甚老练的农夫式作风被同僚暗加鄙视，不过他却热衷于得到“尊重”。因此，他很让人捉摸不透。侮辱赫鲁晓夫，后果不堪设想。
苏俄领导人经常作一些骇人听闻的公开声明。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宣言：“我们要将你们埋葬！”这倒并不意味着苏联计划铲除对手，而是指社会主义的胜利指日可待，资本主义终将覆灭，随后东方会为资本主义主持一个隆重的葬礼。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另一种更让人担忧的解释。赫鲁晓夫并非不屑于赤裸裸的威胁。在官方招待会上，这位惯常温和的苏联领导人会出人意料地打断会谈，转向西方的外交官，提醒他们只需要多少导弹就可以毁灭他们的大城市。
赫鲁晓夫可谓连连获胜。苏联不仅开始展现自己在太空和武器技术上的优势，而且很快，莫斯科就会向世界保证苏联将会在经济方面也展现同样的优势。
当然，这种乐观背后还是有瑕疵的，而其中一些尤为明显，比如东德局势。尽管官方文件中满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在削弱美国的官话，但东德政府却难掩日益加剧的经济困境，特别是人口大量向西部迁徙的问题。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乌布利希清楚地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而始终相信社会主义单从遗传上来说就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并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这个真理的赫鲁晓夫，却依然认为局势牢牢在握。
现在，距离赫鲁晓夫起草的柏林“最后通牒”已经两年。
让人讨厌的固执的乌布利希一直提醒赫鲁晓夫，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而赫鲁晓夫申辩事实并非如此，仍是西方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已经开始“动摇”，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继续支支吾吾，而乌布利希也不愿就此作罢。1961年1月底，一个东德代表团途经莫斯科。不同寻常的是，赫鲁晓夫只被告知代表团是去北京与中国人谈判的。在此之前他可是一点都不知情。
1960年初，苏俄将其顾问团撤出中国，并取消一大批合资项目。11月草拟中苏停战协议，两个月后东德高级官员的北京之行，意味着后者要走独立路线。看来，乌布利希与北京的关系更友好，而非只是对莫斯科言听计从。
1961年初那个事件的起因很简单。小人物开始练习如何以小制大，而且发现这并不困难。东德在这个东方集团内的位置很矛盾，一方面它是这个集团内力量最弱小的，而另一方面却拥有极关键的战略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乌布利希才能在1953年起死回生。6月17日的起义多半应归咎于乌布利希的僵化和固执。莫斯科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承受不起除掉他的后果。因为除掉他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不只是这方面的恐惧，苏联还担心不稳定的局面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向乌布利希表明自己会支持他，以及东德在东方集团中的重要性。
七年之后，乌布利希比以往更牢固地掌握着东德的政权，但此时这个国家自身却陷入日益加剧的困境。出路在哪里呢？
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自由化时期，莫斯科开始强迫东德进行经济改革。在勉强进行过一段时期的改革之后，东德又慢慢走上回头路。
经济再度斯大林化取得的成果也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微乎其微。20世纪50年代后期再度疯狂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粮食饥荒以及农村人口的逃跑（主要是逃亡到西德）。尽管“劳动定额”不断地增加，但是激进的工业重组和对私有公司的进一步攻击导致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降低。
1960年初，东德开始遭受原材料、优质工业成品和粮食短缺的痛苦，只得向苏联和西方盟国大举借债。最后东德非但没能取代西德的经济地位，反而远远地落在了西德后面。不过共产主义的经济词典里可没有这样的词语，就算有的话，东德的境况也只能描述成经济萧条。
东德的人口一直在向西德迁徙。自1955年以来，每年有将近25万人迁往西德。1959年略微下降，迁徙的人口仅为143000人，1960年又有回升，超过了199000人。1960年东德的境况急剧恶化，2月份迁往西德的人口还不足1万，然而5月份就已经翻了一倍多，达到20285人。这次迁徙的人仍然是技术娴熟的工人、医生（其中有20%在1954-1961年间逃往西部）、护士、教师以及工程师，他们都是自愿西迁的。
随着东德对西德的宣传越来越有攻击性，越来越恶意；同时，对东西柏林之间自由迁移的管制也逐渐加强，一种感受在东德弥漫开来，而这种感受只能用一个德语词来表达：Torschlusspanik。它的字面意思是：大门即将关闭之恐慌。
由于人口的流失，东德出现劳动力短缺。为此，在一次与赫鲁晓夫的私人会谈中，乌布利希建议苏联派遣“外来工人”帮忙承担东德人不能做或不愿做的工作。这一建议让赫鲁晓夫火冒三丈，他回绝道：“苏联工人会怎么想！我们打赢了战争，现在倒要打扫你们臭熏熏的厕所！”
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相识已经20多年。作为斯大林的亲信，赫鲁晓夫曾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任高级政委，乌布利希和其他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则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劝诱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的士兵投降。要是这些投降的士兵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加入其中一个苏联战俘组织，如“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
他们两人的关系即使在二战期间也让人觉得不自在。胖墩墩的政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洗刷这位冷酷的德国同志的机会。每次在前线，当军官们完成一天的任务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赫鲁晓夫便会阴险地笑着，频频拿乌布利希打趣道：“噢，乌布利希同志，看来你今天还没有挣到晚饭哦！今天还没有德国人投降呢！”
当然，虽说乌布利希在黑暗的战争时期没有把德国人带到赫鲁晓夫面前，可是在和平时期他却做到了，而且还留住了想要逃亡的数百万德国人。
不过，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多数苏俄人都认为他们和德国人打过仗，而且赢得光彩，因此有权利捕获战俘。
但苏联对东德的倚重还有其军事上的明智考虑。东德处于北约的心脏位置，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随着武器越来越先进，双方就更难放弃这个地方了。1959年4月，苏联在东德安装首批中程SS3核导弹，显然东德对此毫不知情。这是赫鲁晓夫在苏俄境外安置的第一批核导弹。自那之后，东西方的竞争就愈加明显。
根据情报，美国很快就怀疑苏联的导弹已经秘密地运到东德。联邦调查局已经获悉，最初的导弹部署就像是一场闹剧。尽管世界各地的武装部队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苏俄人闹出的笑话更特别。不仅导弹内的液态氧在30天内就蒸发干净，这是当时的苏联火箭常见的问题；而且还有士兵误将火箭燃料作为饮料饮用。“有些人……取走了浓度为92%的蓝色乙醇（火箭燃料），士兵戏称为“蓝色多瑙河”，再重新灌入一种典型的黄色甲醇。”这无疑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1961年初，赫鲁晓夫开始实施冒险的双面政策。一方面，他指使宣传机构大肆宣传苏俄压倒一切的核力量；另一方面，他竭力安排与美国新总统的高端会议，希望能在会上就一些世界问题达成和平共识。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给政治家提过一个建议，要“说话温柔，同时大棒在手”。赫鲁晓夫手里拿着大棒（或假装拿着大棒），但说话却一点都不温柔。结果就是西方世界，尤其是华盛顿都高高地竖起耳朵，唯恐他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简言之，赫鲁晓夫让肯尼迪和他的人心惊胆战，怀疑他到底想干什么。
瓦尔特·乌布利希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一阵子他一直在西德市民进入东柏林，以及西柏林人携带西德护照进入东德旅游的权利问题上做文章。到1960年9月23日，乌布利希突然宣布，所有派往西德的西方外交官，必须获得东德外交部的许可，方可进入东德领土。
盟国外交官可自由来往于东西柏林之间，这是15年来的惯例。美国驻波恩大使瓦尔特·道林在听此消息后，打算直接飞往西柏林。道林乘坐一辆挂着外交部牌照的官方小车，车的前部飘扬着星条旗，来到东柏林边界；然而，东德的边防警察（Grepo）却拒绝让他通行。道林坚持自己有过境的权利。尽管车上的外交部牌照足以证明道林的身份，但东德边防警察依然要道林提供过境的身份证明。别无他法，道林只好屈从于东德边防警察检查证件的权力，放弃自己可以随意通过东德边境的权利，拿出自己的证件。对此，盟国认为，东柏林的边防警察（Grepo）只是苏联当局在当地的一个代理机构而已，所以四个盟国的基本权利并未受到威胁。但不管怎样，乌布利希在他的削弱战中又一次获胜了。
但乌布利希的苏联上司却很不高兴，因为乌布利希居然事先没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家，东德居然敢独立执行自己的政策，简直不成体统。
在东柏林深受煎熬的苏联大使米哈伊尔·波伏金，有点不屑但又轻描淡写地告诉莫斯科，“东德领导人在处理西柏林的实际问题上有着某种固执”。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要求乌布利希在11月底两人会面前停止进一步挑衅。乌布利希只得暂时让步。他们达成一致，东德不再要求西方外交官在进入东德之前必须事先获得许可。
1960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在莫斯科会面。在他们会面之前，刚结束一个长达3星期的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81个共产党和工人政党，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苏联与中国之间出现的问题。
在与赫鲁晓夫的小型峰会中，乌布利希哀叹东德国内持续的经济困境。他没有将此归咎于自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归咎于对西方进口（特别是从西德进口的机械与零部件）的过度依赖。此外，西德的政治干预和对东德娴熟劳动力的挖角，都是东德国内持续的经济困境的缘由。西德经常以高工资、重新安置补助以及更容易买到消费品这些诱饵挖走东德的技术工人。乌布利希最后总结道：“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不利因素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否则柏林的冲突将会越来越多……”
这位苏共领导人提醒乌布利希，他，赫鲁晓夫，刚与美国人达成协议。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他将与美国新任总统就世界局势举行会谈。这次峰会预计会在1961年夏天召开，而在此之前，柏林的局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能让西方有机会责备赫鲁晓夫没有信义。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让乌布利希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进西柏林。相反，赫鲁晓夫建议乌布利希：“我们将与你共同制定一个策略，以便逐渐将西方势力挤出西柏林，但要以和平的方式。”作为一个卫星国的领导人，乌布利希只能做出听话和顺从的举动。
不过赫鲁晓夫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乌布利希是玩弄政治的高手，善于运用一些微小的变化来造成既成事实，而这些细微的变化只有敏锐的人才能意识到他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表面上遵从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协议，但是暗地里却并不如此。
1960年到1961年冬天，东德继续侵扰那些穿越边界的人以及在德国跨区旅行的游客。经常会有过境站、现场检查点临时关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到达区域边界之后会被要求折返，而这些交通工具上的乘客是在西柏林工作完毕后返回住处的东柏林人。他们还被威胁如果敢于坚持往返的话，那下一次将会受到惩罚。但这一切都没有超越现行惯例的实施范围。
超级大国峰会的筹划还处于初期，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到乌布利希。1961年1月，他重提全面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并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3月底召开的华沙组织会议议程。
这位东德领导人已经布置好一切。他所需要的只是赫鲁晓夫的同意而已。
乌布利希那令人惊异的固执和顽强的作风（modus operandi）或许就是他获得东德最高权力宝座的法宝。但可惜的是，他那卓越的（绝非迷人的）才能仅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之上。而那舞台又没有什么生气，只有区区1700多万人口。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东德也存在着对乌布利希的个人崇拜，这甚至可以和苏联人对斯大林的崇拜相媲美。跟同时代马列主义国家之中赫鲁晓夫所拥有的相对朴实无华的地位比较，乌布利希所享受的个人崇拜则太过明显。
年轻的东德作家布里吉特·莱曼当年在日记中写道：
个人崇拜从未像今天这样兴盛过。我们的作家不害臊地写出一些让人作呕的东西，居然将乌布利希与伟大而且是真正伟大的列宁相提并论。这里的“乌布利希神龛”，散发出类似宗教胡言般的恶臭。
莱曼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希望这种体制最终能获得成功。然而其他一些人并不是这样的空想主义者，也没那么有耐心，他们依然如潮水一般地涌向西柏林。特别是数月之后，乌布利希继续推行“针尖政策”，又促使更多的人逃往西柏林。
一旦越过边界，这些“叛逃者”就会将自己定位为东德难民，然后直接被送往马林菲尔德难民营。
马林菲尔德位于西柏林舍恩贝格区的最南端，是美国占领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封闭而且略显压抑的区域，里面是棚屋一般的住宿区和手续办理厅。1952年夏，乌布利希封闭东西德之间主要的边界，西柏林迅即成为东德难民的“逃生舱口”，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应运而生。1953年，就在6月17日起义前不久，这个难民营就正式开放了。起义之后，大量的人涌入这个难民营，很快这里就人满为患。马林菲尔德难民营也因此而闻名世界。
来到这里的人都要接受盘问，一方面是为了确定他们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剔除可能存在的东德间谍。这些人会待在马林菲尔德，直到住所和工作被安排好，他们就能以适当的方式流入西德。
希望留在西柏林的人会面临一些困难。西柏林的生活比东柏林要优越，却不如西德时期繁华。通常，来到西柏林的难民都会被送往西德，因为那里需要各种各样的熟练工人，而且，如果够格的话，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继续学习。
约阿希姆·特伦克纳来自图林根州的一个乡下小镇，父亲是一名医生。凭着一张“20芬尼的单程火车票”，他于1959年底来到西柏林。这位24岁的年轻人，认为自己过的是一种“充满恶臭的东德小资产阶级的乡村生活”，于是决定逃离这种生活。约阿希姆·特伦克拉此前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工程学，经常去柏林，而且喜欢柏林的一切。在西德，他本来可以继续学习自己喜欢的任何科目。问题是，他热爱柏林，想要留在这个分裂的城市。
在马林菲尔德难民营，约阿希姆忍受着西方盟国三个情报机关的连续盘问，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从一个官员到另一个官员，终于拿到了那张珍贵的西德身份证。有了这张身份证，他就可以在西德生活和工作。在成功地拖延了时间，没有被送上前往西德的飞机之后，约阿希姆发现有几类人是允许留在西柏林的。其中之一就是工业装配工，原因是西柏林紧缺这类人员。约阿希姆在去莱比锡上大学之前在工厂实习过这类课程。于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拿着之前在东德获得的证书，去了西柏林的工厂工作。这个工厂和东柏林只有一街之隔，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当然，还有适应的问题。一开始，因为明显的德国中部地区口音，约阿希姆在工厂车间受到那些柏林出生的尖刻的同事的嘲笑，被说成“萨克森狗屎”（Sachsenscheisse）。因为乌布利希是萨克森人，还有一些东德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是萨克森人。东柏林有那么多来自萨克森的野心家，于是柏林人鄙视地称他们为“第五占领国”。不出意料，约阿希姆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乡音，说话的口音已和柏林本地人相差无几。
约阿希姆终于从那个“绝望的、过分拥挤的”难民营搬进一个带家具的小房间，离他的新工作地点很近。他赚的是西德马克，而且他还发现穿过那条街道就可以进入东柏林，“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成了大富豪。”
西柏林人都知道，根据当时的汇率，一杯啤酒的价格在街道东边的酒吧内只有西边的1/4或者1/3.在东柏林，西柏林人只需要花上几个芬尼就可以理发，带上一点零钱就能在东柏林的国家剧院或柏林剧院待一个晚上。只要几马克，我们就能去国有商店买唱片或图书。东柏林简直就是一个购物天堂，是一个免税港口。唯一需要我们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能在带着这些战利品返回西柏林时被抓到。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东德继续允许这种“减价销售”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越过边界来到西德，东德必须处理劳动力流失如此之快的问题。不管怎样，1961年初，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在朋友和工友之间总有热烈的讨论，每个人都预感会发生大事。偶尔有人说会在柏林中心修筑一道墙。但是，这不堪设想。
柏林仍然保持了几个月的开放。约阿希姆只是在这个最后时刻偷偷溜到西德的东德儿女之一。约阿希姆辜负了这个工农国家给予他的教育，违背了它的领袖的意志。跨越边界的决定是他自己独立作出的，原因只是边界的另一端可以提供更多他希望得到的东西。难怪乌布利希和他的同志要责备西德邪恶的诡计让他们流失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毕竟，他们是不太可能自责的。
1961年初，东德开始加强自己的宣传。在他们的宣传中，出现了“人口贩卖”的说法：他们控诉西德以贿赂引诱无辜的东德居民，甚至还说他们直接在街道上绑架东德居民。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些资本主义者潜入东德从事邪恶勾当。面对西德的阴谋诡计，东德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3月的华约组织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柏林问题。他声称：
在这场针对我们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之中（他告诉莫斯科会议组成员），西柏林就是一个渠；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渠道贩卖人口，而且食物和原材料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流出我们共和国的。西柏林是我们共和国中央的一个大洞，每年要花费我们10亿多马克。
在这次会议的实际记录中，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表明乌布利希提交了堵住这个洞口的实质性建议。后来叛逃到西方的简·瑟吉纳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他担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的高级助理。据简·瑟吉纳证实，乌布利希在另外一次会议中确实提出过防范措施。瑟吉纳称，乌布利希提议“用边界守卫，障碍，甚至带倒钩的铁丝网”来堵住这个洞口。虽然其他人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太挑衅了。然而，赫鲁晓夫准许乌布利希开始寻求军事手段来阻止难民流，包括关闭防区边界。
两个月之后，5月，据苏联大使波伏金报告，东德人（含糊其词地称为“我们的朋友”）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对苏联以全球事务为重的外交政策愤愤不平：
现在我们的朋友急切地希望掌控东德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如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掌控边界之后就可以“关上通往西德的大门”，减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人口外流，减轻经济阴谋对东德带来的影响，经济阴谋是由西柏林直接执行的。
赫鲁晓夫没有选择的余地。乌布利希深知这一点。或许这位苏联领导人也知道，但是他决心在探听出肯尼迪的口气之前让柏林维持现状。等待许久的苏美峰会终于确定，它将于6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维也纳举行。
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这次面晤，打探出肯尼迪是否愿意为柏林问题而战。他知道总统的周围有一些人赞成让西柏林变成“自由之城”。或许，曾是乐观主义者和赌徒的赫鲁晓夫奢望乌布利希关于柏林问题让人为难的解决方案能够完全避免掉。
即便是现在，大多数公认的西方智者还是不能相信赫鲁晓夫和其他的苏联领导真的想要理智地处理东德和西德之间灾难性的局势，和（从莫斯科看来）西德经济与军事日益强大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
苏俄怀疑阿登纳的西德正在等待时机，等待东德分崩离析，并且用各种各样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加速东德的崩溃。赫鲁晓夫有理由相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东德已经不能再独立发展。这就是从1958年以来他一直迫使西方行动的原因。他希望资本主义者能够给出合理的价格来换取和平。这位苏联领导人可不希望战争。实际上，他希望（也需要）国际关系能得到缓和（Détente），以便苏联有空隙去处理自己的经济问题。
赫鲁晓夫进退两难。如果他不咄咄逼人的话，那么西方必然会按兵不动，坐等东德（或东欧各国）崩溃；如果他做得太过火，那么西方一定会奋起反抗，在军事和经济上制裁东方。这样的制裁将会严重伤害所有华约组织国家的经济，东德尤其严重。现在，赫鲁晓夫仿佛站在一条悬空的钢丝上。这个智商极高而且天生就咄咄逼人的男人真的不太适合这样微妙的局势。特别是乌布利希还在下面不停地摇晃他站的那条钢丝。
虽然美苏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已被大肆报道，但显然，6月3日到4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美苏峰会带来的只是失望。第一天的谈判，由美国大使馆承办。两国领导人在宽敞的音乐厅碰面，这里被典雅地装饰成灰色和红色；之后，他们在中立地界进餐，就是奥地利政府的所在地——美泉宫。第二天，谈判地点改在苏维埃大使馆。
会议变得很紧张，火药味十足。和前一年取消巴黎峰会相比，尽管苏美两国的关系并不如那时那么糟糕，但是会晤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得到改善，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肯尼迪，都没能达成自己的既定目标。
洲际弹道导弹时期的个人外交政策看来还是有问题的。肯尼迪似乎对赫鲁晓夫十足的蛮干精神有点感到迷茫。然而，如果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威胁让这个年轻而且经验略显不足的男人作出让步，那么事实会证明他大错特错。他威吓美国的企图只会适得其反。
同样，肯尼迪想对赫鲁晓夫使用他那有名的无限魅力，结果也只能是失败。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不成功便成仁，在他看来，对手柔弱的个性特征只意味着一点：软弱。
无论是在柏林问题还是在迫近最后时刻的德国和平协议的问题上，必须说明的是，肯尼迪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赫鲁晓夫还是一如既往地咆哮和威胁。他不断地提醒肯尼迪，他要终止盟国在柏林的占领权和进入柏林的权利，他还要和乌布利希签订单方面的和平协议。
“那天，赫鲁晓夫把这个要求重复了不下10次，”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自传作者告诉我们，“仿佛是为了说服肯尼迪和他自己。”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会晤的最后一天，他们即将分手的时候，赫鲁晓夫最后一次重复自己的威胁。肯尼迪说了那句著名的答复语：“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寒冬将会降临。”
在这次峰会上，莫斯科交给美国一份备忘录（aide-mémoire）。它就像一颗慢慢发射的淬毒子弹，莫斯科又恢复了要求在6个月内签署德国和平协议的最后通牒。从1958年11月开始，最后期限来了又走，然而现在赫鲁晓夫坚持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在1961年底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他将与东德签订一份独立的和平协议。是的，他确实会这样做。
维也纳会晤之后，肯尼迪曾向一位美国记者坦称“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事”：
我想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想，他觉得任何一个年轻而且经验不足的人卷入到这样的混乱中都可能会说……我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胆量，那么在他消除这些观念之前，我们是不会和他达成什么协议的。所以我们必须得采取行动。
维也纳会晤之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伦敦见到肯尼迪，说他看起来精疲力竭。这位总统告诉麦克米伦，那位苏俄领导人“几近野蛮的坦白和自信让自己感到担心甚至惊讶”。肯尼迪总统承认，那次会晤“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中占了上风。而赫鲁晓夫自己也这样认为，并且相信在未来事务中也能远远胜过肯尼迪。他如此笃信自己的优越感，以致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的外交政策都很冒进。
维也纳会晤期间以及之后苏美双方的误解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一直到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前，苏美双方的领导人都在估量对手的力量；而当这次危机来临时，失败者却是赫鲁晓夫。
此时的柏林，所有事情都在朝着对乌布利希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位东德的领袖成功地把自己的劣势转变成了自己的优势。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互掐脖子，这正是他想要的。
维也纳峰会后第二天，乌布利希的内务部长卡尔·马隆命令在柏林成立一个所谓的“特殊安全单位”，由1500名东德警察组成。另外，东柏林专属的“预备警卫队”（负责控制集会和暴动）的人数增加到4000.这就意味着要从东德的各个营队抽调人马来柏林，将会使东德地方精英安全警察的总体实力削减30%左右。这些加强措施必须在1961年6月30日前执行。这样激进又昂贵的手段只能表明柏林即将发生一次大的安全行动。
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伟大时刻终于来临。就是那道墙出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