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治边理念的中心内容，是强调维护中央权威，巩固封建集权统治体制。对于历代明君贤相来说，“王者无外”、“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格局的造就，就是治边战略得以圆满推行的具体表现。
历代中央王朝为了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目标，为了改变边疆经营上的被动局面，往往从“王者无外”的认识出发制定边疆经营战略，这主要表现在积极经营边疆、“多事四夷”，以积极开拓边疆、平定边患为实施国家边疆战略的根本保证。这其中，汉、唐的开边活动和成绩就非常典型。
汉朝初年，匈奴帝国严重地威胁着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和中原人民的安全，而东南和岭南的百越也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边疆形势非常严峻。汉人韦贤就说：“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西汉自立国以来，也确实把解决边疆问题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考虑。只是因为实力悬殊；难以争锋于战场，于是隐忍待机，专力于富国强兵。但是，汉朝方面对匈奴帝国实行的卑辞求和政策，以及对东南、南方、西南边疆分治现实的无奈承认，显然不符合传统的“王者无外”、“以夏变夷”思想，也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汉武帝即位之后，来自北方的威胁依然存在，所谓“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为了改变边疆经营中的被动局面，解除来自边疆的安全威胁，一代雄主汉武帝以“王者无外”思想为依据，秉承汉初以来70年的物资积累，积极“多事四夷”。史载汉武帝即位之初，即下诏贤良询问如何才能“德润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举兵围攻东瓯，后者向汉廷求救，汉武帝征询大臣意见时，一些元老重臣从传统的“夷夏之防”出发，反对汉朝出兵相助，如淮南王刘安就认为，自从三代以来，中央政令就不及于胡越，并不是当时兵威不足于制服之，而是“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大臣严助站在“王者无外”的立场对刘安的这一意见予以反驳，认为：“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又何以子万国乎？”汉武帝对严助的这番话十分赞赏，毅然命严助率领大军前往救援，并渐次用兵，彻底平定了百越。安定了东南和南方边疆后，汉武帝又派唐蒙、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进行招抚，将西夷和南夷纳人中央的行政管辖，并降服昆明，将汉朝的西南边疆推进至今高黎贡山和裒牢山一线。与此同时，汉朝加大经营东北边疆的力度，出兵灭亡了汉人卫满所建立的卫满朝鲜，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稳定了东北边疆。然后，汉武帝又集中力量反击匈奴，通过三次规模空前的战略反击，“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基本上摧毁了匈奴贵族发动战争的军事实力，夺取了其出入中原的战略跳板，使匈奴再也无力与汉室抗衡。到汉宣帝时，北部边疆更出现了“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兴旺景象。为配合反击匈奴，汉武帝又着力经营西域，破楼兰、车师，设立西域都护，驻军屯田，最终将西域纳入了汉帝国的版图。可见，汉武帝正是通过“多事四夷”，才“攘夷斥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敦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卒定南越，武军所向，无不夷灭”，基本解决了汉王朝的边疆危机。
唐朝在经营边疆过程中更将大一统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唐初以来，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奚、契丹等族，时附时叛，内犯频繁，给中原造成了极大威胁，唐朝必须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内犯，树立中原王朝的正当权威，加之国力空前强盛，解决中原王朝的安全，也顺理成章。所以唐太宗抱着“王者无外”的信念，“以天下为家”，通过“多事四夷”，终于建立起了空前强大的帝国，所谓“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比如，为了解除突厥的军事威胁，唐太宗在巩固内部后，抓住东突厥灾荒连年、内部矛盾重重的良机，大举反击，使“单于稽首，交臂蒿街，名王面缚，归身夷邸。襁负而至，前后不绝。被发左衽之乡，狼望龙雄之地，萧条万里，无复王庭”。经此一役，原来臣服于突厥的漠北各族纷纷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承认唐廷的宗主地位。为了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唐太宗又于贞观八年（634年）下诏讨伐吐谷浑，打通了河西走廊，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当西域的高昌叛唐而臣服于西突厥，阻挠西域各国归附唐朝，成为唐朝统一西域的最大障碍时，唐太宗立即派侯君集率大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火的长达二千里的沙漠地带，进入高昌境内，灭了高昌。在稍后朝廷举行的治理高昌的方针讨论中，唐太宗不顾魏征、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断然于当年将西昌州改为西州。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下《巡抚高昌诏》，称“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虻，咸出中国，自因隔绝，多历年所。朕往岁出师，应时赳定，所以置立诸县，同之诸夏”。从诏书看，唐太宗之所以坚决将唐之律令制度等中原体制推行到西州，一方面固然出于对边疆战略要地的重视，另一方面也确实基于大一统理念。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唐太宗所理解的“大一统”，还包含着中央应对“四夷”的最高裁判权，即中央有义务维持边疆的“四夷”和睦共处。比如，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以龟兹国王白诃黎布失毕“漫失臣礼，侵渔邻国”，诏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军前往征讨，次年十月，唐军攻下焉耆，擒斩其王，并乘胜攻下龟兹，招降70余城。龟兹平定的捷报传到长安，唐太宗喜不自禁地对大臣说：“战无前敌，将帅乐也；四海一家，帝王乐也。朕今乐矣！”
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时代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对边疆的积极经营，也就是说，统一边疆、开拓边疆与中华帝国的强盛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对边疆的积极开拓，就没有封建盛世。当然，这些“多事四夷”不能说没有统治者好大喜功的私心，但是，个人欲望变成一种政治行为，必有其客观社会基础和历史合理性。毕竟，中原王朝在内部稳定，国力发展后，适时实行战略转变，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多事四夷”，往往是改变边疆经营上被动局面的有效途径。如汉武帝大破匈奴之后，汉朝的边疆地区得到了长期稳定，“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单于守藩，百蛮服从”，所谓“功业既定至今累世赖之”。对此，宋朝的军事理论家何去非更从“天下之势强弱”即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汉武帝的开边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徒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被远矣。”相反，如果没有汉武帝大肆挞伐，“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所以，历代大一统王朝基于“王者无外”而进行的统一边疆和开边拓土活动，不仅增强了国防，保障了帝国的安全，而且也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因而是积极正义的边疆经营活动。